2015年2月3日，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朱善璐在中國教育報刊文指出，高校宣傳思想工作必須把理想信念教育作為首要職責，深入細致地做好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信仰教育。從黨內和黨員干部抓起，把樹立信仰、堅定信仰、踐行信仰作為解決黨員思想作風問題的總開關、總閘門，凈化黨員思想和心靈，純潔黨的組織，為全校師生員工做出表率。

　　同時文章還指出，要切實加強意識形態建設和管理，牢牢把握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政治責任和要求。

　　文章稱，高校各級黨組織和領導班子必須切實肩負起政治責任和領導責任，旗幟鮮明地抓，理直氣壯地管，不斷提高領導意識形態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擴大黨在高知識群體中的影響力。高校領導干部和宣傳思想工作者必須深入學習研究黨的意識形態工作理論，認真研究意識形態領域的熱點問題，增強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筑牢思想防線，堅決批判、抵制各種錯誤思想，幫助師生員工劃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認識，不為表面現象和個別言辭所迷惑，清醒地看到這些錯誤思想的本質和危害性。

　　文章還強調指出，對政治原則問題，要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敢抓敢管、敢于亮劍，把握好學術研究無禁區、課堂教學有紀律這個重要原則，嚴肅處理公開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歪曲黨史國史、造謠生事的言行，著眼于團結和爭取大多數，有理有節地開展輿論斗爭;對境內外敵對勢力的意識形態滲透，必須始終保持高度警惕、加強防范，決不掉以輕心、聽之任之。

　　文章最后還強調，高校各級黨組織和領導班子要經常分析意識形態領域的形勢，加強對師生思想動態的信息掌握和分析，建立一套完整的輿情收集、整理、分析和報告機制，及時發現傾向性、苗頭性的問題，管好導向、管好陣地、管好隊伍。加強國家安全教育，加強國家觀和民族團結教育，依法加強對境外資金和非政府組織資助的監管。加強校園網絡安全管理，強化高校課堂教學紀律，完善宣傳思想陣地管理制度，建立形勢報告會和哲學社會科學報告會、研討會、講座、論壇一會一報制，不給各種錯誤觀點在校園傳播提供渠道。完善意識形態領域重點對象工作制度。

　　對此，輿論普遍認為，北大教授中，存在公開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歪曲黨史國史、造謠生事言行的人物很多，如賀衛方、張維迎等等，但近期最突出的是賀衛方。

　　以下附網友三峰揭露的賀衛方系列反共反社會主義言行

　　賀衛方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之一：中國應該搞多黨制，中國共產黨“沒有注冊登記”，是非法的

　　自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賀衛方屢屢在媒體上發表過激言論，但是真正讓他轟動一時的，則是他在2006年3月4日北京西山杏林山莊舉行的新西山會議上的發言。杏林山莊隸屬于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曾多次接待過國家領導人在此辦公、休息，接待過各種類型的高級別會議。據紐約時報的報道，這次新西山會議，是國務院下屬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召集約40位學者、專家和政府官員，就中國市場化改革進程下一步應采取的行動進行討論，會議希望在不公開的情況下，聽取這些人士的真實想法，以便為中央領導建言獻策，這些意見將在匯總之后，直接向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匯報。由此可見，這是一次有高層背景的高級別的專家會議，其意圖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對中國的改革進行頂層設計。賀衛方實際上是作為高級智囊和學者，被國務院智庫請去為改革開放做政策建議和制度設計的。

　　然而，賀衛方的發言卻引起了浩然大波，并讓會議組織者著名新自由主義官員、前國家體改委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后來狼狽不堪。

　　賀衛方教授針對當時的政治局勢說：“站在右邊的人，遮遮掩掩、躲躲閃閃，甚至個別的時候畏畏縮縮，因為有些話亮不出來，我們說圖窮匕首線，我們的匕首是一大堆地圖，把匕首包起來我們沒有力量，我們天機不可泄漏，我們不敢說。到底往哪方面走?我們都有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實際上現在說不得，將來一定要走這個道路，比如說多黨制度，比如說新聞自由，……比如說臺灣現在的模式，我們現在想中國應該朝這個方向走，但是現在我們說不得。這樣一說不得，顯得我們跟別人打架就是好人打不過壞人，好人一打一個死掉，就死在戰場上。所以，左翼的東西在網上多少的猖獗，但是這邊人沒有辦法說透，說清楚，所以，我們現在尤其是體制改革這些年一直在推動，在座的前輩或者同輩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這個過程中都是艱辛甘苦的。”

　　賀衛方教授說：“我想我們能不能慢慢的形成小的群體，這和改革的群體人有差距。比如說我個人追求這樣的目標……我告訴你，我的幾篇演講在網上傳播的比較多，我明確的說希望共產黨形成兩派，希望軍隊國家化的問題，希望解決大是大非的問題……有一個在法律上沒有任何機構，不斷的行使媒體的生殺與奪之大權，這樣的體制是什么樣的體制?嚴重違反了《憲法》說的，任何的活動都是在憲法的基礎上活動，自己打自己的耳朵，中宣部、團中央宣傳部，我們整個黨沒有注冊登記。……我們參加了這個組織，我在這個組織20多年，但是它沒有注冊登記……胡錦濤同志說，我們要嚴格糾正全國人大和各級人大都要嚴格的糾正各種違憲的行為，但是他本身就是一個法律之外的機構，怎么違憲呢?”

　　賀衛方還指出，“民法上的基礎就是私有制，尤其是農村的土地問題，下一步一定要推動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體所有制這種不倫不類的方式，否則農民最受損害。”

　　很明顯，在賀衛方看來，中國應該搞臺灣模式、搞多黨制、搞美式憲政、搞軍隊國家化，搞徹底的經濟私有化，因此，整個社會主義制度是非法的、中宣部是非法的、連黨中央自己也是非法的。因為不符合賀衛方青睞的美式法律體制和法律程序，所以就是共產黨就是非法的。賀衛方的邏輯是如此的簡單明了。

　　賀衛方當然知道，公開地宣傳這些觀點存在一定的風險，但是為了對抗左翼的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的復興，他們應該積極向民眾廣泛傳播這些反共思想，以積累起足夠的推翻中共的群眾性和底層力量。因此，賀衛方對以高尚全為代表的高層智囊們說：我們這樣遮遮掩掩、躲躲閃閃、畏畏縮縮，我們天機不可泄漏，我們不敢說，到底往哪方面走，我們都有目標，就是美國憲政，就是臺灣模式，就是經濟徹底私有化，但是我們不敢說不敢宣傳，沒辦法說透，不敢說清楚，于是打不過左翼，使左翼的東西在網上猖獗。為了與左翼爭奪群眾，我們應該勇敢地、公開地、系統地、廣泛地宣傳我們的反共思想，發動群眾搞顏色革命，而不是僅僅寄希望于上層漸進式的顛覆。這就是賀衛方說給高尚全們的心里話。而后者，則心領神會!

　　由此，賀衛方為中國未來的顏色革命進行了這樣的設計，由賀衛方這樣的人，“慢慢的形成小的群體”，欺騙和蒙蔽群眾，在體制外進行顛覆中共的激進革命，這些人“和改革的群體人有差距”，也就是說，另一批賀衛方的同黨，仍然潛伏在體制內，以改革的面目與賀衛方們“里應外合”，最終推翻中共。

　　賀衛方反黨反和會主義言行之二：全面否定共產黨和新中國的歷史，稱“社會主義體制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2004年7月，《中國改革》雜志、廣州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南方都市報》等聯合邀請賀衛方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做了一場名為《憲政的趨勢：世界與中國》的講座。賀衛方在講座中全面否定共產黨和新中國的歷史，鼓動全面西化的政治體制改革。他說：“社會主義體制在過去的一個世紀的實驗……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教訓，……給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爭執不存在了，一定會在將來給我們未來的制度帶來一個很大的發展。比方說我們心中越來越，我們現在不僅僅信服的相信在堅船利炮或者科學技術方面學習西方，我們還要在制度方面學習西方，這就是為什么這些年來中國共產黨的許多官員到西方去留學，這就意味著上一輪我們的學習以失敗告終，現在我們要進一步學習，我們要建立一個更加合理的，更加公正的政治法律體系，我們相信對今后的憲政發展將會產生深遠的影響。”[7]

　　顯而易見，賀衛方的政治改革，其實就是要搞全盤西化，就是要全面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推翻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不過一開始，他是以欺騙和漸進方式來進行的。賀衛方在2004年的講演中提到了兩種顛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漸進戰略，一是地理空間上的由外而內的路徑。賀衛方認為，美國的憲政在中國大陸本土化涉及很多的問題，可以通過臺灣和香港的過渡，臺灣、香港先試行，然后再滲透到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的確用他們的實踐來證明了中國的社會可能的一種憲政的模式”。

　　另一種則是具體政治架構上，從邊緣入手進攻中心敏感部位。他說：【我過去一直想到從邊緣開始，而不是從敏感的部位開始。我小時候看樣板戲，在座的跟我年齡差不多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以前有一個樣板戲叫《智取威虎山》，說威虎山上有一個坐山雕，很難攻打，解放軍想打就是打不下來，后來他們去找獵戶老常，獵戶老常說，后山還有一條小路。后來果然是走了后山的這條小路，把坐山雕給端掉了。后來，我就一直企盼著中國司法改革成為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后山小路，司法的改革是不敏感的……說得再天花亂墜，政府說司法是應該搞體制改革了，但是說歸說，就是不行動，這是一個問題。但是我自己相信，通過這種程序性的變化、技術性的改革，最后能夠成為一種政治性的變化。】

　　可見，社會主義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是賀衛方最終要消滅的“座山雕”，為了消滅這個最難打的“座山雕”，賀衛方找了一條后山小路，就是通過司法體制改革來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再最終推翻中共。然而在2004年的賀衛方看來，這種推進速度仍然還是有點慢了——“說歸說，就是不行動”。而且很顯然，美國情報機構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遲遲不崩潰十分著急，因此賀衛方逐漸不再寄希望于通過鉆進體制內的方式進行漸進顛覆，而是開始直接鼓動民眾搞顏色革命，在體制外形成強大的民眾壓力，與體制內的西化派官員“里應外合”盡快推翻中共。

　　賀衛方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之三：要“里應外合”對“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根基進行改造”，最終瓦解中共

　　到2012年，賀衛方已經公開地申明他們的“里應外合”的戰略。2012年末，賀衛方的第一本英文著作被有美國情報部門背景的布魯金斯學會出版。在布魯金斯學會11月28日于華盛頓為賀衛方舉行的新書發表會暨中國司法研討會上，賀衛方公開表示：“不要要求在職的中國官員們說老百姓希望他們說的話，而學界人士則可以大膽諫言，和政界‘里應外合’，各司其職。”賀衛方再一次提出了其反共戰略主張：“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質讓司法無法得到獨立，中國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了……要對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根基進行改造，……將中國共產黨改造成西歐的社會民主黨是比較可行的選擇之一。中國共產黨必須承認其他黨派的正當性……以及軍隊不由黨來控制而是忠誠于國家。……有的時候民意對這個國家起到重要作用，網絡時代幾十萬人同時感到很憤怒的事情，他們會很緊張”。

　　賀衛方在這里十分明確地表示，體制內不止有千千萬萬個西化派自由派的官員們正在成長起來，體制內還有大量內心認同賀衛方理念，主張推翻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高級官員(如高尚全之類)。賀衛方也不主張這些高官發表激進言論來鼓動和組織民眾造反，這些工作由賀衛方來完成，體制內的反共官員的職責是，利用其權力與賀衛方“里應外合”，最終瓦解中共。

　　賀衛方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之四：共產主義在中國帶來了各種運動和災難，“六四”一定要平反

　　2013年3月21日，應德國伯爾基金會邀請，中國知名學者、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出席了在柏林舉辦的"中國和諧社會夢想"研討會。會后，賀衛方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將共產黨在中國的歷史，類比成德國法西斯那樣的災難：“最近兩次都是應伯爾基金會邀請，重要是考察德國怎樣處理自己的歷史問題。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特殊的歷史問題，中國也需要反思過去六十年來，共產主義在中國所帶來的各種運動和災難，但是直到今天我們還面臨反思歷史的巨大困難。作為法律學者，我也從德國的相關實踐中，了解到如何通過反思歷史，把自己國家相關制度設計得更合理。”賀衛方還提出要給六四平反：“"六四"是改變中國歷史的重大事件，它對統治者的合法性產生很大的損害乃至摧毀，卻至今還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這是中國走向未來繞不開的問題。”賀衛方認為，六四事件是“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悲劇之一”，“在我看來，"六四"一定要平反，時間不會拖得太長--不光是平反的問題，也要借機反思歷史。”[10]

　　賀衛方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之四：要在中國實現憲政民主，憲政之路不是執行現行憲法

　　2013年10月4日賀衛方在香港中文大學進行演講時十分張狂地說：“北大沒七不講，我們七個都講。憲政之路不是執行現行憲法，而首先是司法獨立，然后是新聞自由，逐步實現土地私有、軍隊國家化……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憲政民主的中國。”很顯然，在賀衛方看來，北大已經不是中共的北大，而是賀衛方的北大，所以北大一直沒有開除賀衛方。這種局面得不到扭轉，很快人民的中國就成為賀衛方的“憲政中國”。對此，賀衛方們信心滿滿，野心勃勃。

　　賀衛方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之五：替西方帝國主義殖民歷史辯護

　　2013年9月賀衛方做客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主辦的“新民說”文化沙龍時發表了一番十分無恥地替西方帝國主義殖民歷史辯護的言論：“我認為，西方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欺凌，是中國欺負西方人的結果。中國在近代和西方人交往過程中，從來沒有平等地對待西方。西方人想要商務談判，中國根本不派像樣的人去談。為什么西方人到了中國見皇帝必須三拜九叩?這不是欺負人?……我們的屈辱感是誰搞出來的?是我們昏聵的政府，導致國家領土丟失、軍事失敗、人民受難，最后告訴我們說，都是西方人欺負我們。但這完全怪西方人嗎?況且我們也要看到，西方帶給了我們很多了不起的文化成就，大學制度也好、現代司法制度也好、醫院制度也好，哪個不是西方帶來的?”[11]

　　在賀衛方看來，因此中國皇帝要讓西洋人和東洋人下跪，這等于羞辱西方人和日本人，于是中國老百姓活該被人家屠殺、強奸、掠奪、滅絕。國土丟失人民受難，全是中國政府的錯，不是西方帝國主義侵略者的錯，西方不僅沒有錯，反而有大功，給中國人帶來了先進的文化和制度。這種辯護，恐怕連正常西方人自己(如雨果)都汗顏。很顯然，賀衛方已經是一個徹徹底底的西奴、美奴、金奴，比純種西方人更加親西方，更加能夠服務于西方的利益。

　　今日中國共產黨內就有一小撮賀衛方這樣的共產黨員，他們不僅不是合格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也不是合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他們十幾年如一日地違背黨章、憲法，搞顛覆中共的活動，中共不僅把他留在黨內沒有給予任何黨紀國法的懲處，還給他北京大學教授這種最高等級的待遇和禮遇，讓其名利雙收。關鍵原因是，他在體制內有保護傘。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