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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師強烈呼吁:馬克思主義歸來兮!

趙磊等 · 2015-02-03 · 來源:烏有之鄉
為了推動《意見》的學習和貫徹,部分高校教師(尤其是青年教師),就《意見》進行了筆談。希望高校師生積極行動起來,為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在高校的指導地位鼓與呼!

  馬克思主義邊緣化是人為運作的結果

  趙磊

  (西南財經大學教授,博導)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我在拙文(見《高校重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8條拙見》),已經談了初步看法,不贅述。這里要補充的是,《意見》能否得到貫徹落實,馬克思主義能否重新占領高校意識形態陣地,我認為至少有以下問題需要澄清:

  (1)馬克思主義邊緣化并非“學術自由競爭的結果”,而是人為運作的結果。雖然《意見》在高校教師中引起了積極反響,但我總的感覺是,很多高校以及很多教師在這個問題上,仍然是反應遲鈍,態度曖昧。這種“麻木”與高校多年來,任由甚至縱容反馬克思主義理論顛倒黑白,逐漸占領講臺不無關系。很多人說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是“學術自由競爭的結果”——我必須澄清一個基本事實:這純屬胡說八道!馬克思主義在高校被邊緣化、妖魔化,并不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缺乏說服力,而恰恰是高校在學科建設、人才培養、課程設置以及科研導向上制定各種顯規則和潛規則屏蔽封殺馬克思主義的結果,是人為運作的結果!把這種人為運作的結果說成是什么“學術自由競爭的結果”,不僅是對馬克思主義科學性的侮辱,更是當下中國學術界的悲哀。

  (2)學術競爭的“自由”是相對的“自由”,背后總有立場的糾結。馬克思說:“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不僅政治經濟學,但凡涉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科學,均是如此。學術自由是相對的,高校并不存在純粹的學術自由真空,尤其是社會科學,并不存在絕對“中立”的學術。思想意識形態之爭不僅是前30年高校的“老常態”,也是后30年以來高校的“新常態”。后30年的現實清楚地表明,高校學術競爭的背后一定有意識形態的選邊站隊,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中國高校把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奉為主流范式,就是選邊站隊的注腳。我曾經給理工科的研究生做講座時說,別說社會科學了,即使自然科學也擺脫不了“立場問題”。自然科學有一個“觀察者效應”,在量子力學中,“觀察者效應”的意思是:“一個量子力學系統在某個特定狀態被觀察得越頻繁,該系統就越可能保持原來狀態。”換言之,我們觀察者的立場幾乎沒辦法不影響我們觀察的事物——只不過是程度高低不同而已。自然科學如此,更何況社會科學。

  (3)學界和高校必須制定有針對性的規定和措施,認真貫徹落實《意見》精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思想意識形態的斗爭是長期復雜的較量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馬克思主義重返高校主流意識形態,不是一個《意見》就可以搞定的事情,需要歷史和現實的說服教育,需要科學的理論對比和分析,需要實踐的發展和深化,對此要有耐心,要有持久戰的思想準備。但是,決不能因此就任由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和理論在高校肆無忌憚,泛濫成災。要把“有針對性的措施”和“長期的宣傳教育”結合起來。就當前高校的現狀而言,針對性的措施尤其重要,怎么強調都不過分。我認為,教育部和有關部門應當借鑒中央反四風的“8項規定”,盡快制定相關措施,在學科建設、課程設置、人才培養、成果鑒定、科研導向上糾正并清理各種邊緣化馬克思主義的顯規則和潛規則。否則,中央下發的《意見》再好,最終也只能是茶杯里的風暴——空談而已。

  (4)“能不能作為”與社會存在有關,“愿不愿作為”與認識和立場有關。在跟其他教師討論《意見》的時候,我們談的最多的一句話是:“《意見》能不能貫徹落實,就看教育部能不能有所作為了。如果教育部的大人們沒有誠意,面對高校亂象不愿或者不敢作為,中央要想加強和改進馬克思主義在高校的地位,沒門兒!”我在想:“能不能有所作為”,這件事情與社會大環境有關,也就是跟“社會存在”有關,說白了,“經濟基礎”是“能不能”的物質前提。然而,隨著世界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尖銳化,“馬克思主義歸來兮”正在成為當下時代的強勁呼聲。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有沒有誠意”、“愿不愿作為”和“敢不敢作為”,仍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這恰恰是“能不能作為”的精神前提。而這既是一個認識問題,更是一個立場問題。

  《意見》會不會被懸置?我的回答是:謹慎樂觀,拭目以待。

  讓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回到經濟學院

  駱 楨

  (四川大學經濟學院,講師,經濟學博士)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體現了黨和政府對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關注,也提出了系統性的改進措施。然而,在新形勢下堅持和弘揚馬克思主義理論,并不是把思政課搞好,搞活潑,搞得學生喜聞樂見就夠了。

  馬克思主義理論在高校各人文社科領域越來越少,才是當前最嚴重的問題。學術無禁區,思想多元化,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當然是高校人文社科發展繁榮的基礎。然而,百花齊放中,馬克思主義理論卻越來越少。甚至在經濟學領域,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已經出現全面退出經濟學院的趨勢,百花齊放變成了西方經濟學一枝獨秀。政治經濟學研究生越來越多是考西方經濟學落榜調劑的,政治經濟學博士生越來越多只能進入馬克思主義學院講思政課。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經濟學院消失的時候,還有人會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經濟學”嗎?

  有人安慰我說,這是“大環境”造成的。言下之意,我們發展市場經濟,必然包含大量資本主義經濟成分,這勢必要在意識形態領域得到體現。但是,難道這不正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芽、生長的土壤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分析對象恰恰是市場經濟。其理論將生產過程中的勞資關系、收入分配、技術進步、資本積累以及市場需求等因素的聯系在一起,對市場經濟的內在矛盾運動和危機的分析深刻而獨到,對理解我國當前出現的內需不足、收入分配失衡和制定相應宏觀政策都具有很大的價值。然而,在這些問題上沒有聽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聲音。一本《21世紀的資本論》居然可以引來驚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勞動過程中資本權力、工人階級的相對貧困的形成和生產關系的再生產等分析早就將問題說得很明白了。

  誠然,“大環境”確實有很多不利因素,比如媒體上的經濟學家,政府的經濟高參都是一水的海歸,中國經濟問題討論中只能聽到西方流行經濟理論的聲音;高校里不出國留學,似乎就是沒有本事,不能發表外文主流期刊就是沒有水平等。

  當然,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自身的發展也有很多問題。首先,我們的本科生除了政治經濟學外(部分學校還開《資本論》選讀),其余課程幾乎都是與西方流行理論無縫銜接。這是否意味著,馬克思的理論不能分析財政問題,不能分析金融問題,不能分析宏觀經濟政策?如果回答是否定的,為什么沒有相應的課程?在市場經濟建設階段,社會需要更多更細的經濟運行規律的指導,需要通過把握經濟規律推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然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并沒有提供足夠的理論工具,大部分研究仍然停留在理念、觀點,而不是深入研究經濟變量和經濟現象之間的規律。

  此外,我們在馬克思理論指導下,學習西方經濟學好的東西,摒棄其糟粕,成了一句空話。這么多年過去了,我們學習了西方經濟學什么好的東西?我們連對西方經濟學的批判都做得不夠,以至于我們的學生在學習西方經濟學的時候缺乏批判的啟發和引導。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意見》也遠非春風。打鐵還需自身硬,要改變現狀,我們只能加倍努力。

  政治理論教師要有主體意識

  石冀平

  (北京信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關于政治理論教育重要性的認識,是基于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與私有制及其觀念徹底決裂這樣一種理論前提的,它訴諸的是一種與私有制歷史軌跡完全脫軌的社會主義。而處于初級階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由于多元化的所有制結構和受其制約的多元化的社會意識形態的長期存在,決定了這是一種“在軌”狀態的社會主義。但是,只要這種社會主義是以“脫軌”為方向,或者說仍以科學社會主義對私有制的徹底否定為最終歷史選擇(提出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可以看做是對此的一種嚴肅的政治承諾),那么,多元化的現實不但不能否定政治理論教育的重要性,而是更加確證了它的重要性。因為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這種多元化的本質還是二元化:社會主義與非社會主義。這是兩種歷史指向,它決定著中國的兩種歷史前途。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種“在軌”狀態的長期性,或者說多元化現實的長期性,決定了以社會主義為指向的歷史任務長期需要傳承者來承當,尤其需要一代代認同社會主義歷史指向的文化精英來承擔。這種傳承一旦斷裂,社會主義指向的歷史性探索就會功敗垂成,蘇東之變已為前車。然而,多元化現實的合法性存在確實使這種斷裂具有現實可能性,并且也會使這種可能性大于當年的蘇東國家(因為在蘇東國家多元化并不合法,起碼直接宣傳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不合法)。

  應當實事求是地承認,以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為本質特點的所謂多元化狀態是市場化后的一種無奈的現實。對它的包容并不意味著對它的倡導。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就必須倡導社會主義,這必須是毫不含糊長期堅持的,尤其在培養文化精英的高等教育領域更是如此。應當清楚認識并且明確指出,高校政治理論教育就是一場爭奪戰,這是其重要性的本質之所在。

  關于體認高校政治理論教育重要性的主體性問題,是指哪些人或那些群體應當體認政治理論教育的重要性?這也是決定政治理論教育成效的重要前提。然而,這個問題的研究即使不是盲區也幾乎是空白,至少是處于邊緣地帶。原因可能在于,高校設置政治理論教育始終是以威權操作的形式進行的,所以體認政治理論教育重要性被認為是領導或決策層的事,或者說,體認主體就是領導或決策層。只要他們體認政治理論教育的重要性就行了,所以這個問題沒有理論意蘊和研究價值。然而問題遠非這么簡單,目前高校政治理論教育的現狀沒有實質性改觀,在一定程度上與這個前提性問題沒有解決有關。而之所以沒有解決,又與對這個前提性問題的研究和認識不到位密切相關。

  高校政治理論教育主要涉及四個群體:決策者,執行決策者,具體實施者和實施對象。決策層對高校政治理論教育重要性的認知是毋庸置疑的。因此長期以來一般比較強調執行決策者對政治理論教育重要性的認知程度,既各高校領導層對政治理論教育的重視。把對政治理論教育重要性的認知主要與高校領導層掛鉤并非沒有道理,但卻存在巨大的視角偏差。實際上,政治理論教育重要性的最重要的認知主體應當是政治理論教育的直接實施者和實施對象,即政治理論教師和學生。如果這兩個群體并不真正體認或認同政治理論教育的重要性,那么再好的決策意圖和領導方略其實效性也會大打折扣。因為讓我講和我要講,讓我聽和我要聽,這種主動和被動的區別所產生的效應是有很大差異的。

  可是目前有多少高校政治理論教師和學生真正體認政治理論教育的重要性呢?實事求是地講,答案應當是不樂觀的。相當一部分教師和學生連政治理論教育的必要性都不真正認同,何談重要性!當然,這并不是為高校領導層開脫,他們在這方面的問題同樣嚴重。我國的基本制度決定了我們應當辦的是社會主義大學,因此,高校的領導應是有堅定社會主義立場和高度政治覺悟的教育家。任何國家的主流教育都不可能是反體制的,而是為維護社會體制培養人才的。那種所謂純學術的沒有政治立場和政治傾向的教育家根本不存在,近年來被主流學術界捧的山響的胡適,在中國社會大變局中所采取的政治立場和政治選擇不是眾所周知嗎?可是,現在連辦社會主義大學都不敢理直氣壯地提,單純提教育家辦學。以至于借反對大學行政化之名從而為大學非政治化開路(注1)的喧囂此起彼伏,甚至一些不明就里的高校領導(個別人可能是知其就里的)也跟著起哄,毫無政治敏感性。

  目前高校領導層的任用,事實上也是以具體工作能力和學術地位作為標準。在此背景下選任的高校領導,有多少真正認知政治理論教育的重要性?但是盡管如此,筆者還是認為,政治理論教師和學生對政治理論教育重要性的認知還是最重要的。目前領導層的所謂重視無非是多給幾個錢考察考察,多給幾個課題項目等等,政治理論教師似乎也頗重于此。這是沒出息、沒能力的表現。政治理論教育的功能是以理服人,與錢無關。只要教師和學生真正認知政治理論教育的重要性,真正成為教與學的主體,不管領導層重視程度如何,搞好政治理論教育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上面的認識符合實際的話,那么如何使教師和學生體認政治理論教育的重要性就確實是一個前提性課題,在當前的大環境下也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但首先要指出的是,使學生初步認識到接受政治理論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應是政治理論教師的首要任務。有效完成這個任務是真正高水平政治理論教師素質的首要體現,也會為其后的教學打下堅實的基礎。而目前的教學程式往往一上來就是這門課的研究對象或教學內容。可是政治理論課與其他課程不同,學生對該課重要性的認識幾乎不可能自發具備,也就是說,政治理論課在學生中的基礎認知并不理想,所以這種教學程式是有缺陷的。那么有無可能使學生初步認識接受政治理論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回答是肯定的。關鍵在于政治理論教師自身要有這種主體意識,成為政治理論教育重要性的認知主體。而這在根本上取決于教師的政治素質。

  注1:為證明此判斷并非空穴來風,特引著名自由化刊物《鳳凰周刊》2010年第9期所刊曹保印“對《國家教育綱要》的10點建議”一文第7點建議:“在明確的時間內,一刀切式清除高校行政化現象,還大學以本來的尊嚴,還學術以本來的自由。對現代大學制度,《綱要》中的提法是‘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這真是太奇怪了。現代大學制度還有中國與外國之分嗎?所謂‘中國特色’事實上是‘中國限制’——‘公辦高等學校要堅持和完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在這類限制下,現代大學制度在中國的成功建設,可能是遙不可及的夢。”筆者認為,這才是由自由化學者發起的大學去行政化呼吁的真實目的。

  建議壓縮《西方經濟學》課時

  劉明國

  (貴州財經大學教授,經濟學博士)

  1月19日電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最近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簡稱《意見》)。該文件指出,高校應“以立德樹人為根本任務”、“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這才是社會主義中國的高校的正道,這才是中國的大學之道。《意見》吹響了我國思想意識形態“撥亂反正”的號角。但是,究竟應該如何去做,作者在此不揣冒失,就經濟學教學提幾點建議。

  第一,建議壓縮《西方經濟學》這門課程的課時。越來越多的人已經看清楚,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基本上就是在忽悠、欺騙,很多內容甚至就是偽科學——在虛構的假設基礎上推導、構造出虛假的命題。你要是沒有看出貓膩,你會以為它是真理,你若看出其非真實性,宣揚者告訴你,這是一個“參照系”(注:虛構的參照系,有什么意義?能把鬼影當作我們行為的參照嗎?我們需要的是對真實世界的了解、對真實世界運行規律的把握)。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主義國家的高校,居然還大肆傳播西方主流經濟學者編造的謊言及其非科學的經濟學研究方法,這實在是太“特色”了!強烈建議:大大壓縮《西方經濟學》、《當代西方經濟學》等類課程的課時。

  第二,編寫開設綜合性的、具有中國風格的《經濟學》教材。首先,必須打破學界現有的狹隘觀念。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實事求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所有對經濟世界的真知,都應該納入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范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應該是科學經濟學的化身,還應該是經濟真相的載體。也只有從這個意義上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才會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吸引力和感染力。只有這樣的經濟學,也才有對實踐的指導意義。

  其次,必須恢復經濟學的歷史性特征。而這又要求我們,必須拋棄西方新古典綜合派的范式和前蘇聯政治經濟學的范式,而以歷史和問題為線索來展開經濟學的編寫。比如說,我們可以將經濟學的問題歸納為三個基本問題:財富的生產、財富的分配、財富的消費。財富的生產,又可以分為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微觀生產和宏觀生產。財富的分配,又可以分為不同群體之間、不同產業之間、不同區域之間乃至不同國家之間的分配,基礎性分配、初次分配、再分配。進一步,我們可以按照不同社會形態來闡述這些問題,比如說,西方奴隸社會、封建農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夏商封建領主制社會、春秋戰國至清、殖民地社會、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北歐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同時,我們還必須盡可能避免陷入單純的抽象的思辨,而要將理論和歷史事實結合在一起。有爭論的理論和觀點,就擺明不同的觀點及其論據。中國風格的《經濟學》教材必須徹底拋棄虛構的范式、拋棄虛構的命題。必須改變用某個人的話或觀點作為批判他人觀點的依據這種范式,當然,也不能用自己的話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

  第三,中國版的《經濟學》應該包括世界和中國的過去、現在四個部分。這樣以來,中國風格的《經濟學》才能讓學者了解過去的經濟、現在的經濟、中國的經濟、外國的經濟及其運行的規律。只有通過這樣的《經濟學》的熏陶和培育的經濟學者,才可能為如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出真知灼見。試想,一個不了解過去、不了解世界的人,怎么可能具有應對現實問題的高超智慧;一個不了解過去的經濟、不了解世界經濟的經濟學者,怎么可能提出經世濟民的方略;一個不了解過去的經濟學智慧(不僅包括西方的,還有中國古代那博大精深的經濟學智慧),怎么可能續先賢之絕學?中國經濟學的繁榮也必然是遙遙無期。

  第四,中國版的《經濟學》教學體系,可以由以下幾門課程構成:《經濟學學科導論》(大一新生、初學者)、《經濟學說史》(必須包括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并結合經濟史有所比較、凸顯歷史唯物主義,適合大一和大二學生)、《經濟史》(主要包括中國古代經濟史和西方近現代經濟史兩部分,適合大一、大二學生)、《當代經濟學流派》(大三、大四)、《當代中國經濟》和《當代世界經濟》(大三、大四)

  當然,中國大學要真正成為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還必須壓縮并簡化《大學英語》這門課程(甚至可以考慮取消官方的英語四六級考試)。學習西方先進的東西,翻譯過來加入相應的教材應當是主要的內容。否則,大學相當多(多的甚至達到三分之一)的時間都費在了機械背單詞、做英語四六級應試練習,學生的智慧豈能得到啟迪?大學時間基本上浪費在學英語上面(注意,這并不是學習西方先進知識,而是在學一門語言),是中國高校教育的一大毒瘤,必須糾正。

  “碎片化”的教材亟待改變

  易 淼

  (重慶工商大學講師,經濟學博士)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1月19日在網上掛出,雖是寒冬出臺,但有春風拂面的感受。《意見》中方方面面的“干貨”不少,作為一名政治經濟學專業教師,我想談一下其中的教材使用問題。

  《意見》強調,“要統一使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個人認為,這一點對于當前政治經濟學教學尤為重要。政治經濟學教材的版本繁多,良莠不齊。雖然某些教材編者隊伍可謂“大牛”云集,但是質量卻得不到師生認可,結構亂、小錯多——比如前后章節邏輯不通,需要先講后面再講前面,再比如刻意追“新”,將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聯不緊的理論知識嵌入,弄得整本教材“碎片化”,等等。

  這樣的教材,發行了N版,在許多大學的教學中使用,個人感覺不是在展現而是在遮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魅力。同時,近年來的一些好教材,比如程恩富版《現代政治經濟學新編》、丁堡駿版的《現代政治經濟學教程》、以及已經問世三、四年頭的馬工程重點教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概論》等,依舊未能進入許多高校的政經課堂。

  初略分析,有此情形發生,一方面恐怕是因政治經濟學學科發展的大環境所致,政治經濟學已經在諸多學校特別是所謂范式轉型快、國際化程度高的“牛”大學那里,被視為“沒落學科”,有些學校甚至一度要取消政治經濟學課程,既然如此,哪還顧得上選好教材、選對教材呢?另一方面,在政治經濟學凋敝的過程中,一些離馬克思主義越來越遠的人卻成了學科“大牛”、“權威”,擁有話語權,所編寫的教材哪怕質量不佳,也依舊會有不一般的市場。

  一本好的教材,對于政治經濟學學科復蘇,意義非同一般。三十多年的大浪淘沙,能夠站在講臺繼續講授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教師們實屬不易。這就像有位反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對我說的,在這些年的環境下還能繼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學研究的人,絕大部分應是信仰支撐。但是,沒有一本好的教材,這些有信仰、有理想的教師們難免在傳播發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時無所依仗,力不從心。

  毋庸置疑的是,薩繆爾森版、曼昆版、斯蒂格利茨版等經典教材對西方經濟學的學科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所幸,教育部當下已緊跟相關精神,開展對全國高校使用馬工程教材的摸底工作。具體到政治經濟學的教材使用上,個人認為:一方面,要以《意見》出臺為契機,統一使用馬工程的政治經濟學教材。另一方面,馬工程的政治經濟學教材建設不能止步于已有版本,而是要進行不斷發展和完善,一是對過去蔣學模版等,以及當前程恩富版、丁堡駿版等好教材版本進行充分吸納;二是要注重對國內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前沿研究的轉化和吸收;三是形成通暢有效的反饋機制,從一線教員對教材使用的反饋中吸收養分。

  意識形態領域的反腐

  魯保林

  (貴州財經大學副教授,經濟學博士)

  2014年11月14日,遼寧日報致高校教師公開信《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刊登之后,迅速被各大網站及新聞媒體轉載、報道。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其關于“不要抹黑中國”的倡導頓時在高校教師中炸開了鍋。支持者認為,它確實反映了廣大學生和老百姓的心聲;反對者認為,這是打壓言論自由,欺負柔弱書生。

  令人感到振奮的是,大約兩個月后的2015年1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在千呼萬喚中始出來,盡管它在某些地方還 “猶抱琵琶半遮面”,但敏感的人們仍能感受到變革的清風徐徐吹來。如果這股風能夠刮的更猛烈一些,那么它將不亞于一場教育領域和思想文化領域的反腐,其給國人帶來的震撼和影響將絲毫不遜于十八大以來官場領域的反腐。

  高校教師,作為傳道、授業、解惑,理應受學生和社會尊重的一個群體,為何會被推向風口浪盡呢?筆者是高校教師,對其中的緣由深有體認。這些年來,一些高校教師,社會輿論私下里稱他們 “磚家”、“叫獸”、“禽獸”、“老板”等等。表面看來,大學是大師云集的場地,實際上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大家熟知的高校存在的各種腐敗現象我就不說了。我經常目睹一些老師在餐桌上、QQ群或小型會議上,罵社會主義制度多么糟糕,罵國有企業多么低效率,罵中共執政多么不合法,為蔣介石國民黨的黑暗統治歌功頌德,為資本的殘酷剝削辯護洗地。這些喜歡抹黑新中國的教師,以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專業的居多。眾所周知,這些學科帶有鮮明的意識形態。更為讓人驚訝的是,一些教授思政課的教師也隨波逐流,跟著起哄,甚至有些還被推選為思政課“教學名師”。

  為什么這些人“端共產黨的碗”,卻要“砸共產黨的鍋”呢? 如果說他們吃里扒外,到處挖社會主義墻腳,也并不為過。但是,估計有人要指責我,說我作為一個學者不夠理性。那我就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略加分析:

  第一,“隨意抹黑中國”是社會存在的變化在高校教師思想意識形態中的反映。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精神從一開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質的糾纏”,“ 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改革開放以來,私有化進程在經濟、文化領域不斷展開,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基礎及其載體不斷消弱,堅守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人被說成是“左”,處處受到封殺排擠;向資本主義生產、生活及思維方式靠攏的人被認為是“敢于吃螃蟹”,有“開創精神”,受到重用提拔;獲得洋文憑,尤其是在美國高校獲得學位的博士、碩士被認為“會念經”,中國高校培養出來的博士、碩士在待遇方面要差人一等;在國際英文期刊發表論文被認為學術水平高,大獎特獎,在國內中文期刊發表論文被認為是“三流學術”;那些言必稱“歐美如何如何”,擅長用數學公式和計量經濟學模型分析問題,在“國際頂尖”期刊發表過論文的海龜,來到中國大陸倍受禮遇,不少已成為“長江學者”講座教授,賺得盆滿缽滿。在“識時務者為俊杰”的年代,你讓那些思想活躍,且尚未與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等小資產階級思想一刀兩斷的的高校教師如何選擇?

  第二,必須承認,改開以來,中國共產黨對高校意識形態領域的引導越來越無力。有人說知識分子已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我不這么看。至少在我看來,現在的高校教師不是這樣。如今的高校教師不少過著跟工人和農民工差多的物質生活,在“資本家”的監督下勞動,卻時刻夢想著成為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座上賓。也有部分高校精英成了資本代言人:元芳,你說說張維迎是工人階級嗎?吳敬璉是工人階級嗎?反正我打死都不信。這些人經常打著為工人農民辦事的招牌,實質上是為資產階級獲取利益作辯護。

  比如,一位某重點高校教授在QQ群里轉載了一段話:“……在黨的領導下,他們和全國人民一道,正向著共同的目標——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奮勇前進-摘自《富饒的興仁》,貴州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這位教授并不是在回顧過去的光榮時光,他想要說的是:“向著共同的目標——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奮勇前進”——這不是癡人說夢話嗎?一群傻帽。

  搞歷史虛無主義,捕風捉影,傳播野史,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大肆涂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向中共開國領袖潑臟水,一直是這些人特別愛干、特別想干的事情。

  對于那些別有用心的“叫獸”,“公知”,不改造思想意識形態不行。至于改造的手段,對于問題嚴重的,特別是那些混跡學術江湖多年,游走在洋、官、學、商中間,“妖言惑眾”的“精英”,要堅決揭露,讓全國人民看看他們光鮮的外表下隱藏著多么丑陋的靈魂。高校教師有良知有正義感的是大多數,由于長期的潛移默化,不少人存在糊涂認識,需要正確的理論引導。意識形態要有紅色的輿論導向,我認為是必要的;讀馬列經典,參加與工人農民“三進三同”等活動,尤其是必要的。這些活動不僅不會干擾他們正常的工作,而且會促進他們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因為了解國情、體察民情本身就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實踐出真知,大家都明白這個道理。

  《意見》已經發布了,有多少高校的黨委和領導干部,會及時組織大家學習領會文件的精神呢?我不得而知。我衷心希望高校采取切實有效措施,來一場轟轟烈烈的思想領域的反腐。

  羞于承認政治經濟學專業何來理論自信

  于開紅

  (重慶三峽學院副教授,西南財大政治經濟學專業博士生)

  作為一個從事《政治經濟學》等相關課程教學近10年的大學教師,看到《意見》的第一瞬間,有“久旱逢甘霖”之感。之所以這么說,主要是《政治經濟學》課程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處于被《西方經濟學》等課程“排斥”的困境。

  第一,許多政治經濟學或馬克思主義相關專業的教師“身在曹營心在漢”。當前,無論是在大學講臺上,還是在學術研究領域,唯“西方經濟學”馬首是瞻的人占了絕大多數。作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重要內容的政治經濟學,已經從主流經濟學成了非主流經濟學。西方經濟學搖身一變,登堂入室,成了主流經濟學。很多從事《政治經濟學》或馬克思主義相關課程教學的老師也隨波逐流,甚至有的老師羞于提及自己曾經攻讀的政治經濟學或相關專業。當問及“當初為什么要選擇政治經濟學或其他馬克思主義相關專業”時,最多的回答就是“容易畢業”。至于其研究方向,也早早地轉入了西方經濟學領域,而且還經常用西方經濟學來批判或攻擊政治經濟學。由此可見,一個沒有馬克思主義信仰的西方經濟學“代言人”根本無法完成培養社會主義接班人的任務。

  第二,在大學,特別是二三流大學的課程設置中,《政治經濟學》的課時量不斷縮減,已經不能體現其專業核心課程的地位。一方面是課程開設越來越多,另一方面是《西方經濟學》的課時量有增無減。有的大學經管專業甚至取消了《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教學。無論是學校還是教學院系,都以《西方經濟學》(或《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等西方經濟學課程為重點,且是教師們爭相講授的熱門課程。而《政治經濟學》則成了冷門課程,一味地照本宣科或“填鴨式”的灌輸,是許多政治經濟學教師的無奈之舉。

  第三,由于大的環境所致,多數人認為,《政治經濟學》課程的講授沒有什么價值,而且大多數學生也覺得該課程枯燥無味。多數學生,特別是文科學生,在中學時代已經學習過相關課程,以至于他們對再次“灌輸”,或“照本宣科”自然而然地覺得索然無味,甚至產生抵制的情緒。大多數學生認為,只要期末考試前幾天死記硬背就沒有任何問題,完全不去領會該門課程所揭示的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由于學術導向的原因,教師和學生更多的時間都放在了對西方經濟學諸專業的學習上,他們對西方經濟學專業興趣的濃厚程度遠遠超過了《政治經濟學》。

  從以上分析可見,《意見》的出臺,對《政治經濟學》及馬克思主義相關課程的教學和研究而言,無疑是“甘霖”。那么,應該如何利用和吸收好這場“甘霖”呢?筆者認為,至少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最重要的是要提升和強調《政治經濟學》以及馬克思主義相關課程在大學課程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增加課程的專業設置范圍和教學課時,要恢復以前經管類專業必須開設《政治經濟學》以及馬克思主義相關課程的做法,鼓勵其他非經管類專業開設該門課程;同時要增加該課程的教學課時,使之真正成為經管類專業第一核心課程,嚴格控制《西方經濟學》及相關專業的課時。

  第二,要加強對《政治經濟學》及馬克思主義相關課程師資隊伍的建設,這是又一重要環節。在課程設置的專業范圍、課時量做相應調整的基礎上,必須加強對師資隊伍的建設,將非政治經濟學及馬克思主義相關專業的教師請出或調入其對應的專業,同時還要將政治經濟學及馬克思主義相關專業科班出身的有志于從事政治經濟學教學,但又在從事非政治經濟學及馬克思主義相關專業研究的老師,調入與其研究專業相近或相關的專業。從師資隊伍建設的角度,真正做到專業化。

  另外,定期或不定期地加強對教師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保證教師隊伍的純潔性。可以通過學術沙龍、組織生活、政治教育等方式,不斷提高《政治經濟學》及馬克思主義相關專業教師的學術研究能力和思想政治素質。

  第三,改進教學方法,注重對學生興趣的培養,提高學生的馬克思主義素養。當前大學生缺乏對《政治經濟學》及馬克思主義相關課程學習興趣的原因之一,就是教師教學方法的失當。必須改變那種“照本宣科”、“填鴨式”的灌輸等死板的方法,應從理論和現實相結合的角度,特別是結合當前西方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中的熱點、難點及突出矛盾等問題,以及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取得的成績等多角度,去引導學生、啟發學生,讓他們不僅要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還要掌握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李巧華

  (西北民族大學副教授,管理學博士)

  《意見》強調,意識形態工作是黨和國家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高校作為意識形態工作前沿陣地,肩負著學習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任務。我認為,這個強調事實上點到了高校多年來在意識形態上的重大失誤。

  在學習《意見》的同時,我正在為下一學期的課程做備課準備。思考當前高校的課程設置和科研導向,高校作為意識形態工作前沿陣地,又當怎樣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呢?

  在我承擔的課程中,有一門課叫《微觀經濟學》。對于西方經濟學浸泡出來的我來說,微觀經濟學應該是再熟悉不過的課程了。且不說本科學習時,就有過費時費力的知識灌輸和訓練,單是在碩考、博考的大考中,也是必不可少的最為重要的科目,可以說,“微觀經濟學”就是我們80后的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可縱使如此,備起課來居然依然十分困惑。

  比如,在課程導論中提及的經濟學發展歷程,一涉及到重商主義、古典經濟學、庸俗經濟學和庸俗經濟學后階段,我頭腦中竟然是一片混沌,只有一些碎片化的現象堆積,完全沒有清晰的分析框架和能夠深刻把握本質的認知系統——其實,這種茫然在80后的經濟學專業學生中,具有相當的普遍性。這時,我才感慨自己所學的所有課程中,竟沒有一門課程能夠提供厘清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的邏輯!——雖然自己也課外瀏覽過,因不是考試內容就草草讀了一下。而幾乎擠占了全部學習時間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雖然本碩博學了一遍又一遍,美其名曰初級、中級、高級都上了三個臺階,可如此系統的高級讀完之后,卻只是應試的高手,現實和歷史仍然一盆漿糊。

  究其原因,高校以西方經濟學為主要知識內容的碎片化教學范式和現象化的學習導向,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缺乏馬克思主義立場和方法的深刻性,最終培養出來的是混沌膚淺、似懂非懂的學生。這些學生畢業后到高校從事教學工作,也只能是盲人摸象,不懂裝懂。真成了:你說這個我知道,你再問為什么,我就真的不知道。如此培養出來的教師,又怎能不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我們不禁要問:高校以庸俗經濟學為主流并刻意排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知識體系,真的科學嗎?其實,任何一門社會科學,都是意識形態的產物。只是在資本統治的世界中,眾多學者們久居其中,云深不知處,也真的忘了自己身處何地,自己是誰了。

  加強和改進馬克思主義在高校的地位真的很必要,真的是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因為,我們不能繼續毀了我們的下一代。

  我國高校迫切需要馬克思主義武裝

  戚桂鋒

  (中共山東省委黨校講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專業博士)

  為什么今天我國高校迫切需要馬克思主義武裝?一是因為歷經160多年中外理論與實踐的反復檢驗,馬克思主義是迄今為止唯一能夠科學解釋世界的真理;二是因為高校嚴重弱化的馬克思主義教育現狀遠不能適應民族復興的需要。

  馬克思主義從創立之日起就曾被她的敵人誣蔑為歪理邪說,也曾一再被宣布過時,甚至逼得她的敵人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打入內部加以破壞,但都沒能阻止她更為迅速更為廣泛的傳播,足見其真理的力量。直到去世,馬克思恩格斯都堅持認為:“不管情況發生了多大變化,《宣言》中所發揮的一般原理整個說來都是完全正確的”。這已被160多年的世界科學社會主義運動史所反復驗證。160多年來,要說影響世界的理論學說莫過于馬克思主義、新、老自由主義和新、老凱恩斯主義了。然而,在“百年一遇”的國際金融危機面前,新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的解釋是多么的蒼白、荒謬,甚至用荒謬的解釋來掩蓋自身恰恰是危機元兇這樣一個基本事實。

  可悲的是,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這些資本主義的思想理論正充斥在中國大學課堂和教材里,誤導著學生,影響著政策,損害著我國經濟社會健康發展。這使我們清楚地認識到,離開馬克思主義指導就無法科學認識中國和世界;就無法找到走出國際金融危機以致經濟危機陰霾的正確辦法;就無法找到解決當下中國諸多問題和挑戰的鑰匙;就無法建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道路、制度自信,也就更談不上科學改變世界了。正如列寧所言:“沿著馬克思的理論的道路前進,我們將愈來愈接近客觀真理(但決不會窮盡它);而沿著任何其它的道路前進,除了混亂和謬誤之外,我們什么也得不到”。這是高校迫切需要馬克思主義武裝的根本所在。

  不僅如此,在十八大以來的新的歷史條件下,高校嚴重弱化甚至邊緣化的馬克思主義教育不但不能適應實現民族復興的迫切需要,甚至走向了它的反面,蘇聯后期接受大學政治課教育后學生反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情形正在逐步出現。因此,我們必須深刻反思,深入踐行《意見》,采取有效措施,重新造就馬克思主義教育深入人心的局面,推動實現馬克思主義與十八大以來的中國具體實際新的成功結合,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呼喚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高校和高校工作者勇敢擔當起這一光榮使命的時候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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