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知識騙子，知識婊子，知識痞子，知識鬼子，知識漢奸狗腿子

　　黎陽

　　2013.5.28

　　一.知識騙子：用“知識”招搖撞騙

　　二.知識婊子：用“知識”賣身賺錢

　　三.知識痞子：用“知識”撒潑耍賴

　　四.知識鬼子：用“知識”殺光、搶光、毀光

　　五.知識漢奸狗腿子：用“知識”賣國求榮

　　六.自命“精英”是總禍根子

　　何謂“普世公知”?知識混混，知識潑皮，知識無賴，知識惡霸，知識土匪，知識賣國賊——名為“知識分子”，實為知識騙子，富人面前是知識婊子，老百姓面前是知識痞子加知識鬼子，帝國主義面前是知識漢奸狗腿子。

　　一.知識騙子：用“知識”招搖撞騙

　　騙子的特征是什么?看看專在街頭行騙的混混就行。核心本色：專拿空話忽悠人——自己啥也沒有，啥也不會，啥也不干，一天到晚全靠賣嘴皮子騙吃騙喝騙財騙色。

　　知識騙子的特征是什么?跟街頭的混混一個樣，只不過所賣的嘴皮子加了個“文明”包裝，美其名曰“知識”——專用“知識”招搖撞騙。

　　知識騙子其實跟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里的那倆騙子一個德性。琢磨透了那倆騙子的行為特征，就能舉一反三，觸類旁通，把握住現實社會中知識騙子的要害伎倆。

　　第一，專拿空話忽悠人：自己啥也沒有，啥也不會，啥也不干，一天到晚全靠賣嘴皮子騙吃騙喝騙財騙色——給出去的全是空空洞洞、華而不實、徒有其表的玩藝;撈回來的全是實實在在、貨真價實的“干貨”;留給受害者的全是實實在在、貨真價實的傷害：

　　——“皇帝的新衣”里的騙子：給出去的全是空空洞洞、華而不實、徒有其表的玩藝——“最美麗與奇特的布料”、“多么美的花紋!多么美的色彩!”、“在空空的織機上忙碌地工作”……撈回來的全是實實在在、貨真價實的“干貨”——絲綢、金錢、珠寶……

　　——知識騙子：給出去的全是空空洞洞、華而不實、徒有其表的玩藝——“民主”、“自由”、“普世價值”、“先進文明”、“精英”、“學位”、“學者的良知”、“學術研究成果”、“改革”、“為富人講話、為窮人做事”……撈回來的全是實實在在、貨真價實的“干貨”——“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專家學者說了算”、“話語霸權”、“學者型官員”、“高薪養廉”、“先富起來”……

　　——留給受害者的全是實實在在、貨真價實的傷害：古代的知識騙子忽悠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如今的知識騙子忽悠說，“亡國事小，民主事大”;南方都市報忽悠說，“和自由相比，強奸算得了什么呢?”——對受害者來說，知識騙子所謂的“節”是空空洞洞的東西，而“餓死”失去的則是是實實在在的生命;知識騙子所謂的“民主”是空空洞洞的東西，而“亡國”帶來的則是實實在在的家破人亡;南方都市報所謂的“自由”是空空洞洞的東西，而“強奸”所帶來的則是實實在在的傷害。

　　“專拿空話忽悠人”、“啥也沒有，啥也不會，啥也不干”、“給出去的全是空空洞洞、華而不實、徒有其表的玩藝;撈回來的全是實實在在、貨真價實的‘干貨’”、“用空空洞洞的忽悠給受害者造成實實在在的傷害”——這是一切騙子共有的行為特征。掌握住這條就把握住了一切騙子行騙的大方向大規律。

　　結論一：不管是誰，不管用什么方式，不管用什么理由，只要朝著“虛的換實的、沒的換有的、假的換真的、賤的換貴的、賒的換現的、虛無飄渺的換實實在在的、天花亂墜的換貨真價實的、模棱兩可的換確切無疑的、看不見摸不著的換看得見摸得著的、他說了算的換人所共知的”方向演變，那就該長個心眼：這可是騙子行騙最典型的特色。如果導致的最終的結果是別人吃虧他占便宜，那不用說，百分之百的騙子。

　　第二，用騙子自家說了算的主觀夸張取代切切實實的客觀存在

　　——“皇帝的新衣”里的騙子所謂“最美麗與奇特的布料”、“多么美的花紋!多么美的色彩!”等等全是“騙子自家說了算的主觀夸張”;而“切切實實的客觀存在”則是根本不存在什么“皇帝的新衣”。“用騙子自家說了算的主觀夸張東西取代切切實實的客觀存在”的結果就是憑兩個騙子的一番信口開河，楞是憑空捏造出了“皇帝的新衣”。

　　——知識騙子所謂“失節”、“民主”、“自由”之類同樣全是“騙子自家說了算的主觀夸張”——什么叫“失節”?全憑知識騙子滿嘴里跑舌頭——對別人是“烈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從一而忠”，對自己則是“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仕”、“順天意”、“應天命”。什么叫“民主”?;全憑知識騙子滿嘴里跑舌頭：自己說了算才叫“民主”，老百姓說了算就叫“民粹”，毛澤東的民主集中制就叫“獨裁”。“民主”不“民主”全看知識騙子的舌頭怎么翻。什么叫“自由”?還是全憑知識騙子滿嘴里跑舌頭：他欺負老百姓就叫“自由”，老百姓反抗壓迫就叫“極左”、“暴亂”。“自由”不“自由”還是全憑知識騙子隨心所欲的主觀夸張。“用騙子自家說了算的主觀夸張東西取代切切實實的客觀存在”的結果就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亡國事小、民主事大”、“和自由相比，強奸算得了什么呢?”——讓騙子用“自家說了算的主觀夸張”給受害者造成實實在在的禍害。

　　騙子行騙的要害不在名義而在實際。魔鬼都在細節中，騙局都在過程中，名義上總是冠冕堂皇的。騙子行騙的一大訣竅就是誘導受害者接受騙子制定的游戲規則，按騙子定義的標準判斷是非。而只要按騙子制定的游戲規則辦事一定是他贏，按騙子定義的是非標準判斷問題一定是他占便宜。

　　結論二：不管是誰，不管用什么方式，不管用什么理由，只要企圖用他說了算的主觀夸張來取代你建立在切切實實客觀存在基礎上的是非標準，那就要小心點：這可是騙子行騙的標準手法。

　　第三，不干實事

　　騙子的本質是不勞而獲。不勞而獲者豈能實實在在創造財富?豈能干實事?因此“干不干實事”是判斷是不是騙子的一大法寶。

　　——“皇帝的新衣”里的騙子：“假裝在在空空的織機上忙碌地工作”。

　　——知識騙子：連“假裝在在空空的織機上忙碌地工作”這類裝模作樣都不肯干，不做一事，不設一謀，卻整天挑剔實實在在干實事的人這不對那不對：中國老百姓“愚昧無知”，社會主義錯、公有制錯、“兩彈一星”錯，整個中國革命特別是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更是一無是處：抗美援朝錯、援越抗美錯、解放戰爭錯：“千萬軍民的死亡，換來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原來卻沒有道理，被改革開放否定了”、抗日戰爭錯：“不打又如何?讓日本人管理中國，滿族人入主中原，中華文明依舊，滿族沒有了，日本和族未必不是這個下場”、土地革命錯：“打土豪分田地，有什么道理?符合什么原理?什么法理?”、辛亥革命錯：“不革又如何?君主立憲，未嘗不可”——整個中國近代史全部都是錯、錯、錯、仍然錯、繼續錯、尤其錯!(陳有西學術網：“熱帶水果”對“茅于軾：戰爭與和平——人民需要覺醒”的評論)。

　　有點生活常識就可以知道，沒什么正經職業、好吃懶做、游手好閑、一天到晚什么正事也不干、專門張家長李家短撥弄是非專門說別人的壞話的長嘴婆娘、街頭混混之類不是職業騙子也決不是什么正經貨，說出的話決不可信。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一切都是自己實干出來的：從一開始的幾十個人發展到上千萬黨員奪取天下、把中國從任人宰割變成核大國，全靠一步一個腳印踏踏實實地實干。“普世公知”們半分實事都不干，卻整天指手劃腳說三道四、沒完沒了地指責實實在在干事的毛澤東共產黨這錯那錯，這跟那些一天到晚什么正經事不干、專門張家長李家短撥弄是非說別人的壞話的長嘴婆娘、街頭混混有多大區別?你說毛澤東指揮打仗不行，你打過哪怕一仗沒有?你說毛澤東搞建設不行，你搞過哪怕一個建設項目、有過一磚一瓦的貢獻沒有?你說毛澤東做事這錯那錯，你做過哪怕一件實事沒有?根本不敢下水的人指責游泳冠軍不會游泳，根本不敢上戰場的人諷刺常勝將軍不會打仗——諷刺不諷刺?從不勞動的人決不會懂得珍惜別人的勞動成果，從不干實事的人決不會懂得尊重別人的苦干實干。大筆一揮，大嘴一張，不由分說一下子就把多少億人流血流汗拼命努力創造的歷史一筆勾銷。如此“普世公知”比長嘴婆娘、街頭混混都不如——長嘴婆娘、街頭混混胡說八道還有可能是為了圖一時的嘴快而不一定是存心坑人，而“普世公知”則完全是為了謀私利蓄意害人。他們的行徑一象奴隸監工二象匪——只有奴隸監工才自己什么實事都不干、整天光盯著實實在在干活的人拼命挑毛病、狠命抽鞭子。“普世公知”可不就是整天用筆當鞭子專門抽人的“奴隸監工”?至于說匪——從不建設、從不創造財富、專門用硬刀子到處搶劫破壞的是土匪;從不建設、從不創造財富、專門用軟刀子到處搶劫破壞的是文匪。“普世公知”就是一群文匪。說他們是知識騙子實在太客氣。

　　結論三：象好吃懶做、游手好閑、一天到晚什么正經事不干、專門撥弄是非說別人的壞話的長嘴婆娘、街頭混混那樣從不干實事卻整天指責實實在在干實事者的人必是騙子。

　　第四，說一套做一套

　　凡騙子必定“己所不欲，偏施于人”，因此騙子決不會言行一致，決不會以身作則，必定說一套做一套。

　　——“皇帝的新衣”里的騙子：決不穿自己吹得天花亂墜的“神奇新衣”。

　　——知識騙子：決不遵守自己鼓吹的一切“原則”、“道義”、“普世價值”，強迫別人干的事自己從來不干——要別人下崗，自己卻吃皇糧;砸別人的飯碗，自己卻端鐵飯碗;要別人當“改革代價”，自己卻“先富起來”;罵別人“從來沒打過仗”、“臨陣脫逃”，自己卻躲得遠遠不上戰場;口口聲聲“民主自由”，卻對反對意見蠻橫聲稱“正確觀點不需要投票”、“我不跟無恥的人辯論”……

　　真理一開始往往被看成空話、謊話。如何區分究竟是招搖撞騙的騙子，還是宣傳真理的先驅者?簡單得很：就看是否以身作則——中國共產黨如何使絕大多數老百姓把自己同土匪軍閥騙子強盜區分開來?理論聯系實際、親身實踐、身體力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同甘共苦”、“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密切聯系群眾”……任何其他政黨軍隊都做不到這些。就憑這一條就可以檢驗出“普世公知”們是不是騙子——“普世公知”們不是整天高叫“公平”、“公正”、“機會平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嗎?既然如此，那他們就應該以身作則，要求別人做到的事自己必須先做到：要求別人犧牲，自己必先犧牲;要求別人奉獻，自己必先奉獻;要求別人艱苦奮斗，自己必先艱苦奮斗;要別人沖鋒陷陣，你自己先帶頭上;要別人出生入死，你自己先到死亡線上轉一圈;要別人下崗，自己先下崗;要砸別人的鐵飯碗，自己先放棄公務員鐵飯碗待遇到私營企業打工去，到私營煤礦下井挖煤去;要罵別人臨陣脫逃，自己先上戰場走一遭;要指責別人“沒打過仗”，自己先去至少打上一仗……張鳴們不是指責羅援“沒打過仗、臨陣脫逃”嗎?那他們自己就該先上前線至少打一仗——別的干不了不要緊，志愿幫助中國的“維和部隊”，自己掏腰包到戰亂地帶趟地雷去。趟上一年半載的回來才有資格罵別人“沒上過戰場”、“臨陣脫逃”了。沒游過泳的沒資格諷刺別人不會游泳，沒打過仗的沒資格嘲笑別人“沒打過仗”，沒經歷過生死考驗的沒資格罵別人“臨陣脫逃”。整天拿自己不敢干、干不了的事諷刺嘲笑別人，只能證明一條：騙子。

　　結論四：凡說一套做一套、理論脫離實際、在理論和實際的結合部上搗鬼、“己所不欲，偏施于人”、導致自己占便宜別人吃虧者必騙子。

　　第五，制造“不上當罪”

　　這是“知識騙子”與“普通騙子”最大的不同之處——普通騙子碰上堅決不上當的人就沒轍了。除非有條件改騙為搶，否則沒辦法逼對方上當。而知識騙子則“天才”地發明了個“不上當罪”，專門用來迫害一切些不肯上當受騙的人——誰拒絕上當受騙就制造出種種嚇死人的罪名把人家妖魔化，用話語霸權強迫著人家不上當也必須上當：

　　——“皇帝的新衣”：誰不上當受騙順從自己誰就是“不稱職的人或者愚蠢的人”。

　　——知識騙子：誰不上當受騙順從自己誰就是“腦殘”、“智障”、“無知”、“劣等”、“愚民”、“暴民”、“屁民”、“極左”、“毛奴”、“改革失敗者”、“別有用心”、“民粹主義”、“愛國賊”、“狂熱極端分子”、“文革余孽”……

　　這一切其實很自然：騙子豈能靠“擺事實、講道理”行騙?一旦要被揭穿豈能不狗急跳墻?制造“不上當罪”，即便不能用倒打一耙逼覺悟者上當受騙，至少也能殺一儆百把水攪混，迷惑住其他人別跟著醒悟。

　　結論五：只有辱罵和恐嚇、沒有擺實事講道理、臭架子十足、不容分說、動不動就給一切不同意見者人扣上種種大帽子和罪狀者即專門制造“不上當罪”的知識騙子。

　　把以上五條一綜合——“專拿空話忽悠人”、“用自家說了算的主觀夸張取代切切實實的客觀存在”、“從不干實事”、“說一套做一套”、“制造‘不上當罪’”，是不是知識騙子立刻一目了然。

　　“普世公知”上述五條一條都不缺，說他們是“知識騙子”實實在在“姓何的嫁了姓鄭的——鄭何氏(正合適)”。

　　二.知識婊子：用“知識”賣身賺錢

　　風塵婊子是誰給錢就用身體為誰服務，無所謂真情。知識婊子是誰給錢就用“知識”為誰服務，無所謂真理。風塵婊子總是傍大款，知識婊子同樣總是傍大款。在“嫌貧愛富”這點上二者是“哥倆比JB——一個屌樣”。

　　比如“模范黨員律師”陳有西，言必稱法律，只是他的“法律”有點象孫悟空的如意金箍棒，可以根據情況“迎風一晃”變大變小：

　　——碰上窮人的案子就毫不留情，可丁可卯“嚴格按法律辦事”：“(趙紅霞的行為)符合刑法‘敲詐勒索罪’的構成要件，出賣色相錄制視頻，是敲詐的一個主要環節”、“應當受到刑罰追究”、“如果敲詐的是500萬，并已經拿到，那就不是一般的罪行，可以重判。”(陳有西：趙紅霞與雷政富的罪與罰)

　　——碰上富人的案子如果法律有空子可鉆，同樣可丁可卯“嚴格按法律辦事”：“而雷政富的問題，僅是因為不雅視頻，還無法對他進行刑罰追究”、“在刑法犯罪構成上，中國法律目前還沒有規定性賄賂犯罪。因此雷政富接受性服務，不構成受賄罪”、“在目前中國法律環境下，同趙紅霞的性行為不構成犯罪。”(陳有西：趙紅霞與雷政富的罪與罰)

　　——碰上富人的案子如果法律沒空子可鉆，則立刻態度大變，堅決反對可丁可卯“嚴格按法律辦事”，而且義正詞嚴舉出一大堆有法不依的理由：“中國民企從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環境中自發成長，很多的民營企業有一定的原罪，幾十年的企業和個人的毛病，集中清算累加，沒有一個企業家能夠經得起這樣的審查。”“民營企業財富的累積總有一些先天的毛病，三四十年下來，總有一些保安打人，自己偷稅漏稅，賬目處理上的不當……找幾個罪名易如反掌。累積一堆罪名，就可以套上黑社會的帽子。而這個帽子一套，人可以殺掉或者判無期，財產可以全部沒收。”(陳有西在浙江通衡企業家俱樂部的演講)“中國民營企業絕大多數謹小慎微，比國有企業更守法、更靠自力更生起步。目前面臨的突出司法風險，不是因為他們不守法、故意違法，而是因為很多的觀念基礎，都天然地存在著抑制民營經濟、私營經濟的基因”、“以前的絕對平均主義思潮重新抬頭，寧可共同貧窮，也不能讓別人先富。認為為富肯定不仁，滅盡天下富人才有社會公平。‘均貧富’是他們的樸素理想，不能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仇富心理，仇官心理普遍流行，回到改革開放前的空想社會主義”、“刑法規范只是最后的、最嚴厲的手段。一般不能輕易動用”、“為私人合法財富和私有制正名，確立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原則和價值觀念”、“考慮經濟刑法簡化問題，刑罰入罪標準要提高，防止全民違法的泛懲罰主義現象”“經濟刑法這一部分，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刑法標準，有的罪名分割過細，不利于按吸收犯和牽連犯原則來定罪”、“刑罰的起刑點，在當前的物價條件和經濟行為標準來看，已經嚴重背離現實。如受賄罪貪污罪的‘一萬判一年’問題，就是嚴重同現實脫節的”、“不能將正常企業中涉及的犯罪行為逐年進行累加”、“即使在手段上有瑕疵，也并不屬于詐騙。”(陳有西：中國民營企業面臨的“司法風險”)

　　看見沒有?一碰到富人，根本不等立案就已經來了個“赦免原罪”：“有一定的原罪，幾十年的企業和個人的毛病，集中清算累加，沒有一個企業家能夠經得起這樣的審查”、“絕大多數謹小慎微，比國有企業更守法、更靠自力更生起步。目前面臨的突出司法風險，不是因為他們不守法、故意違法，而是因為很多的觀念基礎”、“刑法規范只是最后的、最嚴厲的手段。一般不能輕易動用”、“即使在手段上有瑕疵，也并不屬于詐騙”……一句話：富人無罪，審都多余，誰起訴富人誰就是“絕對平均主義思潮重新抬頭”、破壞“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原則和價值觀念”……

　　陳有西對趙紅霞可丁可卯“嚴格按法律條文辦事”——“應當受到刑罰追究”、“應予重判”、對雷政富可丁可卯“嚴格按法律條文辦事”——“中國法律目前還沒有規定性賄賂犯罪”、“雷政富接受性服務，不構成受賄罪”、“在目前中國法律環境下，同趙紅霞的性行為不構成犯罪”。此時他顯然不認為“目前中國法律環境”影響判決公正。但一碰上“民營企業家”，陳有西馬上就變了，宣布“目前中國法律環境”影響司法公正，反對可丁可卯“嚴格按法律條文辦事”，要求“赦免原罪”——“刑法規范只是最后的、最嚴厲的手段。一般不能輕易動用”、“即使在手段上有瑕疵，也并不屬于詐騙”……這難道不是對窮人一個樣、對富人又一個樣?

　　而對于“超級公知”茅于軾呢?那就更不用說了。

　　茅于軾公然宣布自己就是要違法：

　　——“犯法的事情，我也仍然在干。我相信不是我錯了，是法律錯了。”

　　——“小額貸款吸收存款是犯法的，這是要坐牢的。人民銀行給我來信，讓我停止，提醒我這是犯法的，但是我不去管它。”

　　——“憲法都改了幾回了，法律為什么不能改?我不怕，大風大浪我也經過了，再說也不會出什么大問題的。”

　　——“我就敢于吸收存款，不合法啊，但我不怕，認為它利人利自己就行。改革就是要打破不合理的規矩，我們的憲法都改了很多回，還有哪條東西不能改啊。人家為我擔心，說你吸收存款，要坐牢的，我就不信，是我坐牢還是你改法律?”

　　茅于軾如此明目張膽公然挑戰法律，陳有西們連屁都不放一個。什么“目前中國法律環境”、“嚴格按法律辦事”、“程序正義”、“公平正義”，全讓這些“法律精英”就著狗屎吃了。

　　陳有西如此一往情深的“民營企業家”究竟是什么貨色?從他推薦的“溫州‘走路老板’：從數億身家到欠債3億”可見一斑：

　　——“暴富錢滾錢炒樓身家數億”、“炒房的錢太好賺，以至于做其他任何行業，沒有想利潤多少，風險多少。完全憑自己的想法。比如說太陽能公司，我就是跑到我表哥辦公室問了一兩個小時，知道‘民生工程’、‘朝陽產業’，第二天就去申辦營業執照了”、“這個錢好賺。躺著睡覺都在賺錢”。

　　——“包括我，包括溫州很多知名企業在內，當時做實業只是擺樣子，提供一個平臺，融資的平臺，人際交往的平臺。比如珠寶店，我投入了幾千萬元，擺個門面，好看而已，賺不到錢。別人說，老潘你在做什么?我說，我做的行業很廣，包括鞋、珠寶、建材什么都做。實際上是把實業作為一張名片，宣傳我自己。”

　　——“當預期中的銀行貸款無法獲批的時候，潘曉勇感到了危機”、“羊城晚報：你認為，在你破產的過程中，銀行起了什么作用?”“潘：推波助瀾!我覺得罪魁禍首就是銀行!我被銀行害了。我的理解是，罪魁禍首就是銀行!”

　　……

　　上述事實說明了什么?這個陳有西吹捧的“民營企業家”的成功訣竅一不是技術二不是管理，完完全全是瘋狂而輕率的投機——“問了一兩個小時，知道‘民生工程’、‘朝陽產業’，第二天就去申辦營業執照了”、“投入了幾千萬元，擺個門面，好看而已，賺不到錢”、“把實業作為一張名片，宣傳我自己”……有如此輕率盲目的“先進生產力”嗎?之所以能發財全靠拿銀行的錢炒房地產。只要有關系能從銀行拿到貸款，蠢驢都能發財，一旦銀行斷供馬上土崩瓦解。如此瘋狂的盲目賭博居然會被報刊吹捧為“企業家開拓精神”、“仍然能夠深深感受到他身上閃現的企業家理想和企業家精神”，陳有西還“覺得是個很好的案例”，要拿來作為“絕對平均主義思潮重新抬頭，寧可共同貧窮，也不能讓別人先富”、“迫害‘民營企業家”的典型，還要大聲疾呼“對溫州潘曉勇這樣的民營企業家，應當如何進行拯救，有沒有辦法拯救”——如何“挽救”?讓國有銀行繼續無條件給這些投機家巨額資金，任他們肆意用人民的血汗投機倒把謀暴利。憑陳有西的常識，不可能不知道如此盲目輕率的瘋狂賭棍投機客根本成不了器，根本代表不了“先進生產力”。為什么知道還要死保到底?“為富人服務”。知識婊子的本性使然。

　　不光陳有西，其他“公知”都如此——“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對富人一個樣，對窮人一個樣，富人犯了罪必定千方百計為之辯護開脫：

　　——剛宣布反貪、“蒼蠅老虎一起打”，馬上有人跳出來鬧著赦免貪官：“對貪官實行大赦和豁免鼓勵官員財產公開”(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

　　——剛揭露張藝謀破壞計劃生育，馬上有人跳出來為他辯護：“沒有一個孩子是多余的，當然包括張藝謀的孩子。許多罵張藝謀的人其實是因為嫉妒，嫉妒套上正義的偽裝也還是嫉妒。這種逼迫人弄死自己孩子的法律、法規、規章、辦法必須蔑視它。”“必須擊退通過煽動仇官、仇富來維護‘領導的看法和打手的辦法’的偽民意。”(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副教授楊支柱)、“張藝謀是違法了，但他違的是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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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普世公知”何曾為窮人的事如此爭先恐后過?說他們對富人的事如此積極主動上心來勁不是為了錢誰信?說他們是知識婊子半點不冤。

　　如今連“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韓志國也承認，中國社會正普遍流行著“妓女意識”：“金錢已經成為整個社會活動的萬能通行證，這是社會陷入迷惘和混亂的一個主要標志。‘妓女意識’對社會風氣的危害要比妓女本身更為深重也更為負面。”

　　中國社會的“妓女意識”從何而來?“普世公知”——沒有他們大肆鼓吹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自私是人的本性”、“金錢是成功的獎章”、“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笑貧不笑娼”，沒有他們以身作則帶頭當“知識婊子”、“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妓女意識”怎么可能在中國社會泛濫成災?

　　風塵婊子只賣一陣子;知識婊子一賣就是一輩子，“生命不息，賣身不止”。風塵婊子絕大多數的最終目標是從良，換句話說雖然眼下靠賣身為生，但內心深處仍然認為“不管是誰，給錢就賣自己”不正當、不正常、不得已，向往著有朝一日回歸正當正常;知識婊子則毫無這種向往，從內心深處就認為“不管是誰，給錢就賣自己”很正當、很正常、很愜意，心甘情愿死心塌地賣到底。風塵婊子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干的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行當，從不大張旗鼓理直氣壯給自己立貞節牌坊;知識婊子則無此自知之明，見錢眼開賣身求利還要聲嘶力竭給自己披上道德外衣。風塵婊子老了賣不動了就不勉強賣了;知識婊子再老再丑再臭也照賣不誤，一大把年紀了還老來俏、老來騷，變本加厲濃施脂粉滿頭插花自吹自擂滿世界吆喝招攬生意——七老八十的風塵婊子沒見過，七老八十的知識婊子屢見不鮮。由此可見風塵婊子比知識婊子高尚得多，自尊得多，干凈得多。

　　三.知識痞子：用“知識”撒潑耍賴

　　魯迅說：“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并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

　　“普世公知”正是如此：“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并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

　　——國有企業不賺錢是“效率低下”，賺錢是“壟斷”;不賺錢也罵，賺錢也罵;

　　——要漲價就“國際接軌”，要砍老百姓的福利就“中國特色”;

　　——大罵毛岸英上戰場是“鍍金”，捏造了個羅援“逃兵”再破口大罵他“不上戰場”：上戰場要罵，不上戰場也要罵;犧牲了要罵，沒犧牲也要罵;

　　——捏造出“羅援鼓吹轟炸東京”再破口大罵“無知狂徒”，對美國“轟炸北京”的公然叫囂卻裝聾作啞;

　　——罵中國沒北歐國家福利好，卻又罵中國不減稅;罵政府專制不代表民意，卻又罵民眾是民粹義和團;罵政府不注重環保，卻又罵油價太高不能肆意開大汽車;

　　——造謠毛澤東出賣外蒙古再破口大罵“喪失領土”，卻又主張放棄釣魚島;

　　——大罵外交部在領土問題上表態軟弱，又大罵中國軍人發出強硬聲音是好戰;

　　——歡呼到司馬南宣傳毛澤東的講座砸場子扔鞋;大罵到茅于軾污蔑馬克思的講座抗議;

　　——歡呼群毆吳法天，大罵嚴懲污蔑毛澤東、歌頌日本侵略的漢奸，為此鍥而不舍喋喋不休“每日一呼”;

　　——毛澤東1956年退居二線，反右擴大化、大躍進浮夸風、餓死人、大饑荒等是一線主持工作的人搞的。先罵毛澤東未立即懲罰這些人是“縱容包庇”、“一把手必須總負責”，又罵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清理門戶是“迫害老干部”、“極左”——毛澤東沒清理門戶要罵，清理門戶也要罵;

　　——一邊破口大罵青年人上街鬧“文化革命”，一邊拼命煽動青年人上街鬧“顏色革命”;

　　——帶頭鼓吹腐敗有理，帶頭鼓吹寬恕腐敗，卻又帶頭指責腐敗的根子是共產黨：“腐敗不是最好也是次優”、“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創造價值的腐敗”、“腐敗的過程當中，也是釋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權利。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也推進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十八大之后不再腐敗的官員就既往不咎”、“反腐敗問題應進行全民大討論建議設立試點”、“全民公決投票”、“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沒有理性就沒有未來”(張維迎);“不要一提到利益集團就覺得是貶義。其實利益多元化、利益獨立化，才能出現一個多元的社會”、“利益集團的形成是一個好事情”、“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腐敗和賄賂是人們的一種理性行為”、“腐敗和賄賂行為不僅有正負兩種功能，而且有收斂和發散兩種趨向和兩種結果”、“對貪官實行大赦和豁免鼓勵官員財產公開”、“實行大赦和豁免，懲治后，不咎既往，才能使官員解除顧憂，公布財產一事才能啟動和實行”、“中國政體的最大弊端是黨國體制，黨政不分，黨和政府控制了大量資源，直接干預社會經濟生活，在這種體制下，官員權力無限且不受約束，貪污猖獗，腐敗盛行。”(張曙光)

　　——一邊口口聲聲“人權”、“人性”、“人道主義”、“關愛生命”;一邊津津樂道邱少云、賴寧是“烤肉”、毛岸英是“掛爐烤鴨”;

　　——鼓吹“自由選舉”，卻預先規定“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借柳傳志之口宣布“不能一人一票”;

　　——說的是“言論自由”，做的是“不爭論”、“不允許毛左蠱惑人心”、“我不跟無恥的人辯論”、“正確觀點不需要投票”、“那些批評罵我的人，他的道德連我一個腳后跟都沒有!”

　　——一邊鼓吹“民主是個好東西”，一邊大罵“民粹主義”——“精英”說了算叫“民主”，老百姓說了算就叫“民粹”;

　　——“到天津只說去廊坊”、“打左燈向右拐”、“能做不能說”、“增量改革”、“騙出一個體制來”;

　　——對死了22人的7.23動車事故歇斯底里掀起傾向性輿論狂潮，對死了23人的7.22私營客車事故裝聾作啞只字不提;

　　——大罵國有企業如何如何壞，只字不提假冒偽劣有毒有害食品藥品幾乎全來自“民營企業”，拖欠工資、無視安全生產、工傷迭出、肆無忌憚制造污染的幾乎全是“民營企業”;

　　——口口聲聲“為底層人民代言”，南方報系送報工起來抗議拖欠工資時卻一致裝聾作啞視而不見，而且在網上拼命刪貼封鎖消息;

　　——鼓吹西方法制，卻反對把西方法律中無不具備的“欠薪有罪”內容列入中國刑法;

　　——義憤填膺大喊大叫反貪腐，卻對“潘仁美”官商勾結事件顧左右而言他;

　　——提到南京大屠殺、保衛釣魚島、參拜靖國神社時便拼命呼吁“放下仇恨向前看”、“決不延續仇恨”，習近平訪問俄羅斯取得進展時卻大肆宣揚與俄羅斯的歷史邊界問題;

　　——剛剛一付牛氣沖天一臉不屑鐵飯碗的模樣聲稱“敢跟單位鬧翻，我還真不在乎這個單位”，緊接著就死皮賴臉斬釘截鐵發誓“就不辭職”;

　　——連萬噸輪沒撞壞南京長江大橋都成了罪狀：“是早期設計保險系數過大”、“這表明不計成本，南京大橋建設浪費巨大”、“如果把浪費的成份提高十倍，則十萬噸海輪撞上去也會不沉”、“應該拆掉”、“南京長江大橋被大型船舶碰擊已經多次了，即使大橋再結實再穩固終歸是個隱患”、“阻礙日益繁忙的長江航運暢通”、“十來個墩子戳在江里，破壞黃金水道的完整性，阻礙航運，其造成的損失遠遠大于其收益”、“南京橋現在拆都有點晚了，事實證明，南京橋的修建極大限制了長江航運”、“應該炸了這座毛左的圣物，使之無所寄托”;

　　還有比上述無賴行徑更流氓的：

　　我說：“文科類知識分子自命‘精英’即與民為敵”，馬上一口咬定我“否定全部文科類知識分子”、“把所有文科類知識分子視為敵人”、“反知識精英以愚昧整個民族!以讓你們毛左這群無才無德之人胡作非為!”、“一竹篙打翻了一船人”、“標準的文革大批判文風”、“毛算文科還是理科?”——憑興師問罪的這些人的語文常識，豈能連“文科類知識分子”與“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的區別都不知道?明明知道卻故意胡攪蠻纏混為一談，明擺著是存心撒潑耍賴，挑明了就是不講理了。這是什么戰術?“蒼蠅蚊子癩蛤蟆，潑婦瘋狗黑老鴰”的戰術——不由分說一擁而上歇斯底里起哄架秧子要打群架。

　　不過“普世公知”的知識痞子本色也并非個個都掛在臉上讓你一目了然，有些還隱蔽得挺不錯，不來點認真分析一下子還真看不出來。比如茅于軾的“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如果不假思索光看字面還會覺得挺合理。然而稍微動動腦子就能明白這其實無賴之極：“為窮人辦事”——“普世公知”們是干實事的人嗎?“三斤鴨子兩斤半嘴”，光知道吹，什么時候干過實事?真正實行起來只有“為富人說話”，沒有“為窮人辦事”，其真正含義是“只為富人說話，不為窮人辦事”。茅于軾所謂的“為窮人辦事”不過是個空頭支票假人情。用虛的掩護實的，用假的掩護真的，用根本不可能的“為窮人辦事”掩護“全心全意為富人服務”的真面目，這手段無賴不無賴?

　　有人會說，不對，茅于軾為窮人辦了事了——“小額貸款”和“保姆學校”。茅于軾到處吹“近20年來我致力于扶貧工作，投入家庭儲蓄百萬多元。幫助了成千上萬個窮人”，仗的就是這兩個“樣板項目”。

　　然而這兩個“樣板項目”真是“為窮人辦事”的樣板嗎?

　　先看“小額貸款”——這其實是放高利貸。茅于軾早就宣布：“小額貸款必須高利息”、“高利貸很好，這是資金優化配置的結果”、“放高利貸是為社會創造財富，是利人利己、利國利民的大好事，對繁榮經濟有非常大的作用”……放高利貸賺錢的生意哪個銀行不會做?為什么別人做就是商業行為，茅于軾做就成了“為窮人辦事”?憑什么?憑的就是茅于軾的特權——“小額貸款吸收存款是犯法的，這是要坐牢的。人民銀行給我來信，讓我停止，提醒我這是犯法的，但是我不去管它”、“我就敢于吸收存款，不合法啊，但我不怕，認為它利人利自己就行。改革就是要打破不合理的規矩，我們的憲法都改了很多回，還有哪條東西不能改啊。人家為我擔心，說你吸收存款，要坐牢的，我就不信，是我坐牢還是你改法律?”

　　這足以證明茅于軾所謂的“小額貸款”其實是利用法律黨擅自給予的獨家特權做違法生意，打著“為窮人辦事”的旗號從窮人身上榨油水。明明是“為自己謀利”的私人生意，卻硬說成是“為窮人辦事”的大公無私——無賴不無賴?

　　再看“保姆學校”——第一，茅于軾不是口口聲聲說“怎么解決貧富問題?不是打倒富人，而是幫助窮人變成富人”嗎?就這么個幫法?讓窮人靠當保姆變成富人?第二，如果茅于軾當真想幫窮人掌握一技之長，為什么不搞技工培訓卻搞什么保姆培訓?難道他原來所學的專業不是機械而是保姆?難道他對保姆技能比對機械技術更熟悉、更有研究?一切背景條件都跟保姆八竿子打不著還偏要特地辦什么保姆學校，這只能證明一件事：八九十的糟老頭子了還專打窮人家女人的主意——用“為富人說話”、“改革代價”、“城市化”、“房地產瘋狂”、“下崗三千萬”、“強制拆遷”等把上千萬老百姓逼入絕境還不算，還要專門弄出個“保姆學校”來，一則培訓窮人女子登堂入室伺候闊佬，二則為富人玩弄窮人妻女創造條件。分明是“為富人服務到家”，卻一口咬定是“為窮人辦事”——無恥不無恥?

　　茅于軾的保姆學校說一共培訓了2萬多保姆，為保姆爭取到了每月休息四天的權益——好大的善舉：先用“為富人說話”造成下崗幾千萬，失地農民上億;再用“為窮人辦事”把兩萬多婦女弄進富人家當保姆，還“皇恩浩蕩”賞你每周休息一天——面對這種知識痞子，你還能說什么?

　　再看看茅于軾其它的“為窮人辦事”：

　　——“收入差距擴大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中國不能搞太多福利”;

　　——“我不贊成犧牲自己造福別人”;

　　——“勞動不創造財富，交換才創造財富”;

　　——“幾千萬人下崗，結果怎么樣呢?全社會的經濟效率提高了”;

　　——“豬肉為什么不漲價啊，價格提高了，農民才有積極性養豬啊”;

　　——“最好的方法應該是提高學費，通過提高的學費，以增加更多的獎學金和助學貸款，來解決窮人上學的問題”;

　　——“贊成電費提價，然后用提高最低生活標準的辦法補助窮人”;

　　——“經適房只有毛病沒好處”、“廉租房不該有私人廁所”;

　　——“餐館剩食放窗口請路人取用”、“讓約占總人口5%的富人把吃剩下的剩飯免費給95%的窮人吃，以保護窮人不挨餓的人權，還節約了糧食”;

　　茅于軾說：“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但是精英必須公正地為全體人民的利益著想”——從茅于軾上述的“為窮人辦事”種種可以看出“精英”是如何為“公正地為全體人民的利益著想”的：徹底否定你的社會價值、砸你的飯碗、砍你的福利、肆無忌憚漲價、將你置于困境，再賞你碗殘湯剩飯、恩準你住貧民窟——這就算為你“著想”了。

　　而為茅于軾自己呢?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2012年7月16日，6位來自全國各地的競拍者以25.9萬元的價格與茅于軾夫婦“品茶論道”;

　　——“天則茅于軾學術思想傳授班”：學制7個月，每月集中學習2天，第一天上午茅先生親授課程，下午舉行“師生論壇”，第二天上午由輔助教師授課，下午自由活動。授課地點：北京、桂林、上海、重慶、佳木斯、滕州;結業條件：缺勤不超過2次。每位學員入學前，須一次性繳納學費6萬元。報名費為1000元。

　　看明白沒有?這個“天則茅于軾學術思想傳授班”每個月實際“學習”一天半，即使按一天8小時算，每個月滿打滿算12小時，7個月一共84小時。如果算上2天的“合法”缺勤，那一共只有72小時。這72小時收費61000元，平均每小時收費847元。7個月跑六個地方，等于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旅游——這是“為窮人辦事”呢還是“為富人說話”?恐怕更恰當的說法是“茅于軾辦班騙錢”，恬不知恥做暴利生意。

　　綜合上述“普世公知”的特色種種，什么結論?“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并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知識混混、知識潑皮、知識無賴、知識流氓、知識潑婦、知識惡霸、知識土匪……以一言而蔽之：知識痞子——說形象點，不過一群套著西裝革履、架著金絲眼鏡、揮舞著文憑、掄著筆桿槍橫行鄉里的“沒毛大蟲牛二”而已。

　　四.知識鬼子：用“知識”殺光、搶光、毀光

　　當年日本鬼子對中國人搞“三光”——用“硬刀子”殺光、搶光、毀光。

　　如今“普世公知”對中國人搞“三光”——用“知識”這“軟刀子”殺光、搶光、毀光。

　　1.用“知識”殺光：

　　茅于軾說：“不是勞動創造財富，而是交換創造了財富”——既然勞動不創造財富，那勞動就一文不值。既然勞動一文不值，那勞動人民就一文不值。既然絕大多數中國人是勞動人民，那絕大多數中國人就都一文不值。既然勞動一文不值，那勞動就多余，勞動人民就多余，絕大多數中國人就多余。既然多余，那原則上就可以消滅——“勞動不創造財富”這句話看似簡單，實際一筆勾銷了絕大多數人中國人的生存價值，內含無限殺機。

　　既然“不是勞動創造財富，而是交換創造財富”，那就不是窮人養活富人，而是富人養活窮人(所以茅于軾會說“讓約占總人口5%的富人把吃剩下的剩飯免費給95%的窮人吃，以保護窮人不挨餓的人權，還節約了糧食”)。只要被人養活，命實際上就不是自己的——家畜被主人養活，所以家畜的命實際上不是自己的，而是主人的，主人對所豢養的家畜有實際上的生殺予奪之權。根據茅于軾的“理論”，既然窮人被富人養活，那窮人的命實際上就不是自己的，而是富人的，富人對所養活的窮人同樣有實際上的生殺予奪之權——可以養，也可以不養;高興就養，不高興就不養;養得起就養，養不起就不養;乖乖聽話就養，不識抬舉就不養，不但不養，而且要消滅——茅于軾宣布中國富人只占5%，剩下的95%“懷念毛澤東是當前的主流”，而且“是一個非常有破壞力的思想，是和諧社會的主要對立面”。所有這一切聯系起來，合乎邏輯的結論就只能是：95%的中國老百姓應予消滅——“不創造財富”、“純粹多余”、“靠富人養活”居然還“懷念毛澤東”、“非常有破壞力”、成了“和諧社會的主要對立面”——如此不識抬舉，如此不知好歹，如此恩將仇報，如此危險恐怖，那還留著干什么?當然該徹底消滅——就憑“勞動不創造財富”這一句話，茅于軾就奠定了“富人有權消滅窮人”的理論根據。

　　茅于軾不但論證出了“95%的中國人應予消滅”，而且論證出了“中華民族應予滅絕”——他于2011年12月25日13時54分在給“北方狼至尊”的信中宣布：“必須把人口降至5億以下，這樣才能實現人類的永久生存和可持續發展，這就是共濟會的目標，這個目標是正義而偉大的，因為他是為了挽救人類!能繼續留在這個星球上的自然是優等民族，也符合‘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自然法則就是天意，不可違背!就算是犧牲我的后人(當然我的后人也未必會犧牲)，那也值得!為了顧全大局，舍小家為大家，有何不可?不能顧全大局的做法是自私的，是不可取的!轉基因食品能在中國迅速推行，且有法律保障，說明我們的領導人是顧全大局的(雖然他們自己及家人并不吃轉基因食品，而吃特供食品)，可敬可親!”“轉基因食品是一個偉大的發明，他能讓人慢慢失去生育能力，和平地斷子絕孫!它沒有血腥的殺戮，卻與殺戮殊途同歸，是一種可以把地球人減少至5億的絕佳手段。轉基因食品，不讓人流血，不讓人痛苦，體現了一種人道主義精神，這樣的科學家不服不行!”

　　中國“普世公知”里那么多“經濟學家”、“法律專家”，難道都不懂邏輯?難道都看不到茅于軾的“勞動不創造財富”的“理論”與“勞動人民多余、可以消滅”的邏輯關系?難道都看不出茅于軾提出“勞動不創造財富”的險惡用意?根本不可能。然而這么多人中有誰站出來從這個角度反過駁茅于軾?一個也沒有。這說明什么?說明他們跟茅于軾是一氣的，都不反對“95%的中國人應予消滅”——雖然沒有茅于軾那么大的胃口要把十三億中國人一勺燴，但也個個都是大手筆：“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中國不應該建成福利社會，否則人們便沒有危機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叢林法則，弱肉強食，適者生存”、“河南人如何如何”、“東北人如何如何”、“上海人如何如何”、“誰讓你不幸生在中國?”“中國的老年人群體真是卑劣之極”、“丑陋的五十年代生人”、“中國人的劣根性”、“中國人素質低劣”、“文革毒素已進入中國人的血液中”……都是輕輕松松一句話就把整個階層整個階層上千萬條人命成批成批地一筆勾銷——老百姓再“極左”，追求的不過是跟“普世公知”們平等。而“普世公知”們的追求呢?不但是把老百姓踩到腳下，而且是把億萬人命當成沒有生命的數字一般隨隨便便想抹就抹，抹了還不當回事——冷酷無情，草菅人命，一筆勾銷成批成批鮮活生命的生存價值就跟鬧著玩似的。

　　茅于軾是頭有屁憋不住的多嘴老叫驢，一來勁就忍不住讓許多“普世公知”們“能做不能說”的東西順嘴溜了出來。雖然他不打自招出來的已經極其駭人聽聞，但更令人毛骨竦然的是：還有多少“消滅95%”的措施是雖沒有被他捅出來、但被更老練的“普世公知”們正在“能做不能說”地默默付諸實施的?

　　已見端倪的“冰山一角”：無限制地毀滅可耕地(連“確保十八億畝耕地紅線”都不提了)、荒廢水利設施、打擊農民務農積極性、全面摧毀中國農業，蓄意把中國人都餓死;無限制地揮霍破壞中國的水源，蓄意把中國人都渴死;無限制地制造環境污染(首都成“首堵”、北京變“霧都”，霧霾蔽日，伸手不見五指……)一步步把整個中國都變成巨大的奧斯威辛死亡集中營毒氣室，蓄意把中國人都熏死;無限制地包庇保護假冒偽劣，放縱有毒有害食品藥品泛濫成災，蓄意把中國人都毒死;無限制地制造豆腐渣工程，蓄意把中國人都砸死;無限制地摧毀醫療保健體系和養老福利制度，使中國老百姓看不起病、養不起老，蓄意讓中國人都病死;無限制地揮霍破壞中國的能源、礦產等要害戰略資源，剝奪未來的中國人的生存必需，蓄意把中國人都困死;無限制地強制推廣能毀滅生殖能力的轉基因主糧，蓄意消滅中國人的后代，讓中華民族斷子絕孫……“中國現在什么東西都有毒”、“中國人吃的是毒食，喝的是毒水，唿吸的是毒氣，已到了忍無可忍、讓無可讓的地步”、“中國毒食品網站記錄逾2千種”、“從三聚氰胺奶到地溝油，從牛肉精到鼠肉串，從水銀刀魚到蘇丹紅蛋，從瘦肉精到鎘大米……中國出現一種接一種駭人聽聞的化學食品，食品安全防線一步步走向崩潰”、“嚴重的重金屬污染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導致各種莫名其妙的致命疾病，形同對中華民族的慢性大屠殺”……

　　任何人，只要還沒打算不讓中華民族生存下去，對上述種種驚心動魄中的任何一種都豈能無動于衷?豈能不斷然制止?不但聽之任之，而且包庇保護，那只能證明是蓄意而為：不聲不響就把“勞動不創造財富”、“勞動多余”、“勞動人民多余”、“95%的中國人應予消滅”、“中華民族應予滅絕”等“頂層設計”付諸實施。

　　沒有滅絕人性的理論，就沒有滅絕人性的行動，就不能容忍滅絕人性的事物。沒有“普世公知”這群“奪命書生”的“奪命理論”，上述種種“能做不能說”的慘無人道駭人聽聞絕不可能發生發展泛濫成災——悄悄決定強制推廣轉基因主糧、取消轉基因作物養殖和過境行政審批、年復一年縱容有毒有害食品泛濫成災……從這些事實可以發現，每逢涉及中國老百姓生死存亡的決策，就能看到茅于軾們“95%的中國人應予消滅”的惡魔理論在露猙獰。

　　(有些小青年實在很可憐：為“普世公知”們空空洞洞的天花亂墜如醉如癡，楞是視而不見自己的生死簿已經被人家毫不留情地一筆吊銷這個嚴酷事實——別的不說，你能超脫如今已經無孔不入的毒食毒水毒氣毒環境嗎?)

　　當年日本鬼子用有形的鋼鐵屠刀屠殺了幾千萬中國人;如今中國“普世公知”們用無形的“知識”屠刀正在屠殺十三億中國人。他們比當年的日本鬼子更兇更狠更毒辣。日本鬼子沒做到的他們要做到——殺光中國人。跟他們的殺人技藝一比，日本鬼子的那一套簡直是小兒科。

　　2.用“知識”搶光

　　窮人只有什么?勞力。窮人靠什么生存?出賣勞力。如果出賣勞力得不到報酬呢?立刻一無所有。搶劫了窮人的勞動報酬——工薪，就把窮人搶了個精光。

　　“普世公知”通過鼓吹“欠薪有理”、反對“欠薪有罪”，專門用“知識”搶劫窮人工薪——“改開”以來，“民營企業家”拖欠、拒付工人工資成了家常便飯。“普世公知”們對此從來置之不理，堅持反對刑法規定“欠薪有罪”(以至于西方一家報刊公開說：“我們沒辦法跟你們中國人競爭，因為你們的工廠可以不付工資!”)。足足拖了三十多年，中國刑法中才總算有了條“惡意欠薪罪”。但這條“惡意欠薪罪”剛一提出，“普世公知”們立刻氣急敗壞暴跳如雷群起而攻之：

　　——2010年8月23日，包含“惡意欠薪罪”的刑法修正案被提請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第二天(2010年8月24日)，北京大學法學院的賀衛方便跳出來叫嚷：“解決勞資糾紛并不需要上升到刑法層面”、“勞資雙方應通過協調、談判、調解等方式解決,盡量避免刑法的介入”、惡意欠薪入刑會“從外部刺激勞資對立”。

　　(注：“民營企業家”普遍拖欠克扣工資三十多年都沒見吭過一聲，“惡意欠薪罪”草案剛出來一天就迫不及待跳起來了——對比何其強烈，愛憎何其分明);

　　——同一天，彭光華聲稱：“刑法應該謹慎介入民事糾紛,慎用國家暴力干預勞資關系”;

　　——一周后(2010年8月30日)中國政法大學何兵撰文聲稱：“惡意欠薪罪很可能成為政法機關尋租的法律工具”;

　　——2012年1月1月18日，“財新網”在主頁顯要位置推出其記者藍方的文章《打擊欠薪政府何為?》宣布：“現實，使中國現行法律法規要求按月領取工資等規定變成一紙空文。”(根據此文，“民營企業家”可以理直氣壯欠薪，因為這是“現實”的必然!)

　　——2012年1月19日，南方周末借盤點“2011年中國十大影響性訴訟”的機會來反對惡意欠薪入刑，稱要“謹防‘猛藥’副作用”;

　　賀衛方把“拖欠工資”定性為“勞資糾紛”完全是惡意歪曲問題性質。“談判工資待遇不果”是勞資糾紛，“拖欠工資”是犯罪——工資是什么?使用勞動力的代價。欠了工資，意味著已經使用了勞動力。市場經濟里勞動力是不是商品?使用了勞動力，就是已經獲得了商品。拿走商品而不給錢是什么性質的問題?搶劫。搶劫是“糾紛”還是“犯罪”?搶劫商店的商品算“買賣糾紛”還是算犯罪?難道可以說白白拿走物質的商品不給錢才算搶劫犯罪，而白白拿走勞力這種商品不給錢就不算搶劫犯罪而只算“勞資糾紛”?賀衛方號稱“法律專家”，難道連這樣的基本概念都不懂?憑什么買東西不給錢刑法就要介入、買勞力不給錢刑法就不能介入?這是什么狗屁強盜邏輯?

　　如果搶劫勞力這種商品不算犯罪，那就不是“商品經濟”而是奴隸經濟——只有奴隸經濟才可以白白奴役而不給錢。把“搶劫勞力”定性為“勞資糾紛”這一件事就足以證明“普世公知”們開口閉口的“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純粹是掛羊頭、賣狗肉，實際上實行的是不折不扣的奴隸經濟。

　　把“欠薪”定性為“勞資糾紛”是用文字游戲掩護搶劫犯罪;故弄玄虛弄出個“惡意欠薪”是更進一步的玩弄文字游戲掩護搶劫犯罪——搶劫就是搶劫，還有什么“善意搶劫”和“惡意搶劫”?難道“善意搶劫商店”不算犯罪、“惡意搶劫商店”才算犯罪?如果搶劫商店的商品不分善意惡意都是犯罪，那憑什么搶劫勞力這種商品卻要分“善意”“惡意”、“善意搶劫”不算犯罪、“惡意搶劫”才算犯罪?搶劫商品可以讓搶劫犯和被劫者“通過協調、談判、調解等方式解決,盡量避免刑法的介入”嗎?如果不可以，那賀衛方主張的搶劫勞力可以“勞資雙方應通過協調、談判、調解等方式解決,盡量避免刑法的介入”算什么法治?

　　“普世公知”狂熱鼓吹西方國家的法制，卻硬是堅決拒絕把西方國家法律中毫無例外都有的“欠薪有罪”內容列入中國刑法，對肆無忌憚的搶劫勞力的罪惡無動于衷了幾十年，最后面對老百姓越來越強烈的反抗才勉強加上了一條“惡意欠薪罪”，卻又馬上把“欠薪”定性為“勞資糾紛”、實際排除在刑法適用范圍之外：“解決勞資糾紛并不需要上升到刑法層面”——這不是用“知識”搶劫窮人又是什么?

　　“普世公知”用“知識”對老百姓的搶劫決不限于搶劫工資：

　　——“在改革過程中，國有資產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驚小怪”;

　　——“國有資產要就是一碗飯，要往上面吐吐沫”;

　　——“國有企業遲早要賣。既然如此，得先賣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沒人要了”;

　　——“不妨把這些公共財產看成無主之物，誰先把它拿來賣，這公共財產的產權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當一家國有企業的廠長，就可以和主管部門合伙把這家工廠賣給有錢人，產權就變成私有了。

　　——“釘子戶損害了開發商的利益，是房價上漲的原因之一”;

　　——“春運鐵路一票難求是因為票價太低”;

　　——“起征點太高剝奪了低收入者作為‘納稅人’的榮譽”;

　　——“無固定期合同結果是維護懶人”;

　　——“我們不能提高勞動者的工資。低工資是我們的比較優勢;否則，外國投資都跑到越南等工資比我們低的地方去了。”

　　——“教育就像買衣服，買不起就不要買”、“媒體呼吁援助窮孩子是無知”、“沒錢就別接受高等教育”

　　——“公民應繳‘呼吸稅’每人每月20元保生態”;

　　——“只做蛋糕不分蛋糕”、“共同富裕是亡國之道”;、

　　——不準討薪、不準罷工、不準組織工會、不準上訪、不準請愿、“不準惡意自殺”;

　　所有這一切無不圍繞一個核心：用“知識”把老百姓搶光。

　　3.用“知識”毀光

　　“對環境的污染勢必難免。但我們獲得了收益”——厲以寧。

　　國有資產搶光、經濟主權賣光、環境毀光、資源毀光、傳統毀光、神州上下一片殘山敗水、滿目瘡痍、土地危機、環境危機、經濟危機，糧食危機、水源危機、道德危機、信仰危機、婚姻危機、家庭危機、誠信危機、人口危機、風氣敗壞、腐敗化、流氓化、冷漠化、愚昧化、奴才化、無恥化、黑社會化、易毒而食、我害人人，人人害我……

　　任何東西，不管原來多么美好，只要“普世公知”一過手就全部變味，全部毀光，哪怕僅僅是名詞，比如：小姐、同志、教授、專家、學者、公知、頂層設計、改革……

　　結論：“普世公知”用“知識”這“軟刀子”對中國人搞殺光、搶光、毀光。他們比當年用“硬刀子”對中國人搞殺光、搶光、毀光的日本鬼子有過之無不及，是不折不扣的“知識鬼子”。

　　五.知識漢奸狗腿子：用“知識”賣國求榮

　　——為外國侵略喝彩叫好：“先進文明征服野蠻文明”、“八國聯軍代表先進文明”、“三百年殖民地”、“帶路黨”、“國際接軌”、中國要“大規模地融入全球化進程之中”、“中美國”、“救美國就是救中國”、“迎外以安內”、“量中華之物力，結美國之歡心”、“戰略伙伴關系”、“消氣外交”、“中國的改革成果將與世界分享”……

　　——鼓吹賣國有理：“賣國并不是什么嚴重的錯誤，出賣人民才是嚴重的錯誤”、“在某些情況下，失掉一點領土，但是那兒的百姓能夠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對百姓是有利的。這樣的領土完整就沒有必要去追求”、“清人入關與日本人入關，性質上有什么不同?”“不打又如何?讓日本人管理中國，滿族人入主中原，中華文明依舊，滿族沒有了，日本和族未必不是這個下場”(陳有西學術網：“熱帶水果”)、“投降文化中，有著一種情感，這種情感叫愛”、“投降是戰爭中的一種選擇”、“與敵人妥協，甚至向敵國投降肯定是并不偉大的漢民族的一個選項。通過屈服甚至屈辱，獲得一個民族的生存權”;

　　——美化漢奸賣國賊、妖魔化民族英雄：“秦檜站起來”、“岳飛不是民族英雄”、“秦檜投降金朝，相當于促進中華民族的‘歷史大融合’”、“李鴻章憂國憂民”、“汪精衛忍辱負重”、“義和團式愛國”、“愛國賊”、“袁氏在對日‘二十一條’交涉中固然飽含屈辱，但實在談不上賣國”、“若一味斥責其喪權辱國而對其外交努力視而不見，的確有失公允”。(騰訊歷史)、“二十一條的簽訂，未必能真的滅掉中國”(張鳴);“章詒和說：汪精衛的‘漢奸’罪名，總有一天是會推翻的!”(高伐林：“汪精衛顯示出自己的魅力”)、“漂亮，才情，人品”、“汪兆銘是美男子，最美的是那帶著俠氣的一雙眼睛。男人看著也動情”、“汪兆銘詩文可以選入教科書!臺上是領袖，提筆是文人”、“人品上，可以說他一輩子無可挑剔。不貪錢財，不近女色，不抽不嫖不賭。他有政治欲望，若和老蔣、老毛相比，是個沒有太大政治野心的人”、“出于‘曲線救國’的政治路線與‘主和’思想，在民族危亡時刻，汪精衛希望能保全淪陷區一部份民眾和土地，他就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了。”(章詒和：“銜石成癡絕，滄波萬里愁”)

　　——否定中華文明中國人，鼓吹中國分裂：“普世價值”、“中國人的劣根性”、“文化劣等”、“民族自決”、“區域自治”、“七塊論”、“臺灣獨立”、“西藏獨立”、“新疆獨立”、“內蒙獨立”、“香港獨立”、“廣東共和國”、“沒有政府比有政府好”、“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

　　——“普世公知”兩大一觸即跳：第一，不準提“愛國主義”，誰提誰是“愛國賊”;第二，不準講“民族主義”，誰講誰是“義和團式愛國”、“法西斯式愛國狂熱”——世界上一切國家中唯有中國的“知識分子”有此條件反射;

　　——“愛國賊”、“帶路黨”、“救美國就是救中國”、“三百年殖民地”、“當兵要當美國兵”、“人權高于主權”——同樣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舉世無雙;

　　——“看色戒，當漢奸”(吳祚來);

　　——為日本開拓團立碑;

　　——說“狗漢奸”被罰，說“草泥馬祖國”則被吹捧為“行為藝術”;

　　——日本明目張膽把釣魚島“國有化”后，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張千帆于2013年2月4日跑到日本早稻田大學宣布中日關系緊張一切責任在中國：“憲政民主有助于改善中日關系”、“中日都是大國，尤其是中國，目前這點領土糾紛就和這一瓶水一樣，只要是理性人就不會為這點事動手打架”、“最近兩國關系卻因為領土糾紛出現了一些問題。有些中國喪失理性的表達方式，簡直是文革的重現，這非常可怕”、“如果中國也能實現憲政，那么領土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只有實行憲政民主，只有廢除一黨專制，才能讓兩國政府之間的關系徹底正常化”;

　　——吳建民：極端民族主義泛濫將致災難;

　　——2013年2月4日，羅援撰文《應用五大舉措破日本包圍，拉攏俄韓圍堵日本》;2013年2月18日，羅援稱：“憑什么東海游戲規則只能由日本一家說了算?”“我們也可以設立防空識別區，我們也可以打警告彈。我們還可以根據國際社會的通用規則，宣布我們的交戰規則。”一貫聲稱反對死刑的賀衛方當天立即殺氣騰騰發表微博“戈登贈言李鴻章”稱：“英國軍人戈登助清政府剿滅太平軍，之后歸國。臨別前有贈李鴻章建議二十條，其中有云：‘中國有不能戰而好為主戰之議者，皆當斬首。’個中含義，頗堪玩味。”

　　所有這些無不說明一條：“普世公知”=知識漢奸狗腿子。

　　六.自命“精英”是總禍根子

　　毛澤東說：“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不過反過來說，一個人一輩子只做壞事、一件好事也不做也挺不容易的。然而“普世公知”們就有這本事，一輩子一件好事也不做——不信把“普世公知”們說的話全濾掉，看還能剩下什么?

　　然而問題的要害不僅要知道“普世公知”多么多么壞，而且要弄清他們為什么這么壞，根源何在。不弄清究竟壞從何來，頂多知道提防這一代、這一套的“普世公知”，碰上下一代、另一套的“普世公知”照樣抓瞎。

　　“普世公知”們為什么那么壞?為什么“名為‘知識分子’、實為知識騙子、富人面前是知識婊子、老百姓面前是知識痞子加知識鬼子、帝國主義面前是知識漢奸狗腿子”?并不是因為他們基因壞、胎里壞、天生壞，而是因為他們的社會存在——“存在決定意識”、“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普世公知”們特有的、不會改變的共同社會存在是什么?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包括學理工出身但不務正業改行專搞文科類行當的知識分子)。

　　“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是一切壞水之源，是總禍根子。這一條決定了“普世公知”們的如下利害關系：

　　第一，與人民群眾為敵：

　　文科類知識分子不直接創造物質財富，只能從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人民群眾那里獲得生存必須;途徑只能有二：第一，提供平等服務等價交換;第二，通過權力巧取豪奪。自命“精英”意味著相應的文科類知識分子規定自己與直接創造財富的人民群眾的關系不是平等關系，而是“優等”與“劣等”、“高貴”與“低賤”、奴役與被奴役的不平等關系。既然不平等，那就沒有平等服務——不平等的人之間不可能有平等服務：“優等人”不可能為“劣等人”平等服務;“貴族”不可能為“賤民”平等服務;奴隸主不可能為奴隸平等服務。既然沒有平等服務，那就沒有等價交換，要獲得生存必須就只能通過權力巧取豪奪。只要自命“精英”，文科類知識分子跟直接創造物質財富的人民群眾的關系就只能是掠奪與被掠奪的關系。掠奪即敵對，因此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只能是敵對關系。

　　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對人民群眾從來只有鄙夷不屑和冷嘲熱諷，從無半分尊重。這不奇怪。狼不可能尊重羊，否則還怎么吃羊?強盜不可能尊重受害者，否則還怎么搶劫?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不可能尊重人民群眾，否則還怎么掠奪?毛澤東早就指出，辨別人的關鍵是看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只要看他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的關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這一個辨別的標準，沒有第二個標準。”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對人民群眾充滿鄙視輕蔑這一事實足以證明他們和人民群眾的關系是掠奪與被掠奪的敵對關系。

　　第二，與中華民族為敵：

　　要證明自己是“精英”，就必須證明自己比別人高明、高等、高級。人們的習慣性思維是通過“正向競爭”來證明自己——實實在在做事，用客觀成果來比較：用“跑得比別人快”來證明自己是賽跑冠軍;用“跳得比別人高”來證明自己是跳高冠軍;用“打得比別人準”來證明自己是射擊冠軍;用“做出別人做不出的成就”來證明自己比別人都優異……但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從不做實事，不可能用客觀成果來證明自己比做實事的人優等。但要證明自己是“精英”、實現高人一等的目標，他們又必須證明自己比別人高明、高等、高級。解決辦法：“逆向競爭”——用主觀的夸張貶低別人來抬高自己：用“讓人們以為別人都跑不快”來證明自己是賽跑冠軍;用“讓人們以為別人都跳不高”來證明自己是跳高冠軍，;用“讓人們以為別人都打不準”來證明自己是射擊冠軍;用“讓人們以為別人都把事辦砸了”來證明自己比別人優異……

　　用“逆向競爭”證明自己是“精英”的結果是靠用主觀的夸張貶低別人為生，靠罵人為生——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不創造任何物質財富，不干任何實事，卻對創造物質財富的人、對實實在在埋頭苦干的人從來看不上眼，從來不屑一顧，從來指責挑剔，從來冷嘲熱諷，從來開口就罵——毛澤東要罵、共產黨要罵、工人要罵、農民要罵、城鎮平民要罵、工程技術人員要罵、軍人要罵、民族英雄要罵、中華文化要罵、連“普世公知”自己相互之間一言不合也要罵……(你什么時候見過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真誠正面肯定過工農兵群眾工程技術人員?他們拼命吹捧的人有幾個不是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整個社會無一不罵，整天娘天娘地的誰都看不上眼，一開口就是指責、指責、指責、罵、罵、罵(自我吹捧、小圈子里的相互吹捧和對洋大人的肉麻吹捧除外)。離了指手劃腳到處罵人，離了用主觀的夸張貶低別人干的實事，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就幾乎沒事可干了。

　　“用‘逆向競爭’證明自己是‘精英’”的發展結果是把整個中華民族都貶為“劣等文化劣等人”：一個群體一個群體、一個階級一個階級地否定得絞盡腦汁分門別類一樣一樣地找理由，太麻煩、效率太低、太不徹底。用“劣等文化劣等人”把整個中華民族一勺燴多省事?所有的中國人一下子都劣等了，自己不就立刻高等了?——當然，得給出個自己例外不劣等的借口。什么借口?“普世價值”——“普世價值”的實際含義是什么?“西方文明是先進文明”、“超越世界，放之四海而皆準”。言外之意的邏輯關系是什么?“中華文明是劣等文明”。中國人只要認同“普世價值”，就不知不覺認同了中華民族是“劣等文化劣等人”;不知不覺認同了鼓吹“普世價值”的“普世公知”是“高于別人”、“代表先進文明”的“精英”;不知不覺完成了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最大的“逆向競爭”——把整個中華民族都貶為劣等、讓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成為高人一等的主宰。由此可見“普世價值”是用“逆向競爭”把別人都踩在腳下、實現自己“高人一等”極巧妙的手段。

　　把整個中華民族一筆勾銷貶為“劣等文化劣等人”是不是與中華民族為敵?如此喪心病狂不為別的，就因為這些文科類知識分子啥也不干還要證明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精英”。

　　第三，毀滅一切：

　　“正向競爭”是用實干競爭，用實實在在的實干結果證明一切;“逆向競爭”是用空話競爭，用處心積慮的主觀夸張瞞天過海。“正向競爭”是用行動改變客觀世界;“逆向競爭”是用語言制造虛擬世界。“正向競爭”是建設性競爭;“逆向競爭”是破壞性競爭。“正向競爭”是“道”;“逆向競爭”是“術”而非“道”。“正向競爭”堂堂正正光明正大;“逆向競爭”全是陰謀詭計權術伎倆邪門歪道旁門左道。

　　“逆向競爭”只有破壞性，毫無建設性——財富要靠實干才能創造，世界要靠實干才能改變。靠吹牛夸張創造不了財富，靠冷嘲熱諷指責詛咒建設不了社會。任何精神的東西不跟實干的物質力量結合就等于沒有——也許愚公做過許多無效甚至是可笑的動作，也許智叟說過許多正確得無可挑剔的漂亮話，但改變世界的是愚公，不是智叟;世界上有愚公跟沒愚公不會一樣，但世界上有智叟跟沒智叟不會有區別。

　　沒有建設性的東西沒有凝聚——不建設，光破壞，整天肆意貶損別人、否定別人的勞動成果可能帶來一時的勾結，但不會帶來永久的凝聚。“靠‘逆向競爭’當‘精英’”這條決定“普世公知”們只能靠指責別人生存，只有破壞性，沒有建設性;只有瓦解，沒有凝聚。他們帶給人的從來只有指責破壞，從來不教人如何建設，從來不能給任何人任何正面的有建設性的東西，甚至不能給任何人以希望——既然他們的哲理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優勝劣汰、弱肉強食”，那么任何人都不該指望從別人那里得到任何希望：“有本事用不著把希望寄托在別人身上，混得不好是你自己沒本事，死了活該”。不管是誰向他們咨詢人生之道，答案都萬變不離其宗：想成功就必須是強者，是強者就必須“弱肉強食”。換句話說，不剝削，不掠奪，就是“失敗者”——這樣的答案能給需要希望的人帶來希望嗎?整天指責別人的人，連希望都不能帶給別人的人，能有凝聚嗎?如此毫無凝聚的人一旦把持社會，社會豈能不瓦解崩潰?豈能不毀滅?

　　“逆向競爭”靠用語言制造虛擬世界迷惑人頂多管用一陣子，但管不了一輩子。主觀夸張的虛擬世界再完美也不能與現實世界抗衡——對電子游戲再如醉如癡，餓急了還得回到現實中來。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用語言制造虛擬世界就象吹肥皂泡，只要氣足人眾，完全可以吹得又大又多又五光十色把一切真相都掩蓋住，讓置身于五顏六色的幻覺之中的人暈頭轉向。但這一切只能管一陣子，一陣風就刮沒了。“普世公知”當年拼命吹到天上的美麗肥皂泡——“先富帶后富”、“一包就靈”、“一私就靈”……今安在?雖然他們不斷地吹，拼命地吹，前赴后繼地用新的肥皂泡掩蓋破滅的肥皂泡，但最終改變不了一個規律：靠美麗的肥皂泡不能永遠掩蓋無情的現實，靠“逆向競爭”不能永遠維持“精英”的神話。

　　“普世公知”最缺德之處正在這里：他們明知自己是“精英”的神話遲早破滅，明知自己不是治國的料，明知自己根本沒有凝聚社會、建設國家的能力，明知自己幾十年來的倒行逆施已經激起了中國老百姓的一致眾怒，明知自己一旦當權國家必定四分五裂毀滅一切，但為了自己私利愣是不顧一切把欺騙進行到底;而且為了推卸責任處心積慮故意要把中國搞垮，決意毀滅一切：

　　1.制造“民主萬能”神話：為“民主”而“民主”，為“選舉”而“選舉”，以不變應萬變，對按照他們的“民主”蠻干必然導致的一切實實在在的實際問題——社會分裂、動亂、外敵入侵、全面危機……等等一概用“民主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之類連他們自己都不相信的空話搪塞，因遲遲沒有等到“民主騷亂”、“顏色革命”而遷怒于全民族，破口大罵“中國人的奴性”。

　　2.先發制人，預先推卸責任，把自己一旦當權必然造成的社會動亂的責任提前賴到文革頭上：“當今中國社會一切難解的癥結，都與文革深刻地聯系著，甚至互為因果”、“文革徹底切斷了炎黃子孫與中華歷史、傳統和文明在文化上的聯系，顛覆毀滅了五千年中華傳統和價值觀，對中國人心靈和道德的摧殘破壞一直延續今日”、“文革依然活著，它有著深遠的封建文化的背景，有生存土壤。究其根本，是因為我們一直沒有對這塊土壤徹底清除”、“我們缺乏對文革的徹底的思想批評”“在廢墟上很難建立堅實可靠的大廈，只有對它掘地三尺”……

　　怎么才算“清除了文革土壤”?怎么才能“掘地三尺”“對這塊土壤徹底清除”?無底洞。“徹底否定文革”三十多年都不算數，再來三百年照樣不夠格。既然如此，“普世公知”當然可以敞開了用“民主”瞎折騰，不管把中國搞成啥樣都沒責任，反正“天塌下來有個高的頂著”，社會崩潰了責任有文革頂著。

　　3.大肆為中國崩潰分裂制造輿論準備和理論準備：

　　“亡國事小、民主事大”、“劣等文明劣等人”、“三百年殖民地”、“專制的大一統傳統根深蒂固，分裂成幾個小國反而更好”、“劣等文明劣等人”、“中國人口多、素質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進入現代化”、“能繼續留在這個星球上的自然是優等民族，也符合‘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自然法則就是天意，不可違背!”

　　如今對文革咬牙切齒耿耿于懷的人除了“普世公知”就是貪官污吏，有幾個工農兵?回首總結毛澤東所做的一切，從國家利益、百姓利益的角度看沒一樣錯，從“普世公知”私利的角度看沒一樣對;而“普世公知”所做的一切呢?從國家利益、百姓利益的角度看沒一樣對，從“普世公知”私利的角度看沒一樣錯。這一切說明了什么?

　　西方國家主流知識分子與中國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最大的不同在于人家有底線：不把國家搞垮，不把民族搞垮。而中國自命“精英”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沒這個底線，只要自己能高人一等當“精英”，亡國就亡國，滅絕中華民族就滅絕中華民族，根本就沒把十幾億老百姓的死活當回事，根本就沒把中國的存亡當回事。在他們眼里，人命不過是數字，可以隨便加加減減;國家不過是符號，可以隨便涂涂抹抹。

　　“普世公知”得不到的就讓別人也得不到。明知自己當權會導致中國滅亡，為了推卸責任、逃避懲罰，他們不惜殺人滅口，不惜把一切知道他們責任的人都消滅——“消滅95%”。這導致他們蓄意毀滅一切，蓄意與中國為敵，蓄意與中華民族為敵，導致他們生存就為禍國殃民，明確以滅亡中國、滅絕中華民族為目標。

　　結論：

　　1.自命“精英”是總禍根子。

　　2.公知=公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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