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政治體制改革”必是死路一條

——簡評《炎黃春秋》新年獻詞

東方紅網編輯部

    《炎黃春秋》2012年第1期，發表了該刊編輯部的“新年獻詞”，題目是：《允許看，大膽試，可討論》（以下簡稱“獻詞”），文字不多，1600多字，可謂言簡意賅。“獻詞”的核心議題是政治體制改革，目標是西方的民主憲政。

    為了能夠“積極穩妥地推進”所謂“政治體制改革”，“ 獻詞”借用了“十二五”規劃提出的改革要搞“頂層設計”這個口號，并把總設計師1992年1月在“南方談話”中的三句話“允許看，大膽試，不爭論”作為“頂層設計”的旗幟打出來，借以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獻詞”對這三句話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所發揮的決定性作用，作為政治改革應該借鑒的經驗進行了解讀。

    關于“允許看”。“獻詞”說：“允許看，是對懷疑或反對者的寬容。”并借用鄧小平的話說：“允許看，比強制好得多。我們推行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搞強迫，不搞運動。”獻詞說：“在鄧小平的頂層設計之下，最后闖關成功。”這里，“獻詞”把鄧小平的“允許看”，解讀為是對反對者的“寬容”，并且是“不搞強迫，不搞運動”。但歷史事實完全不是這么回事。所謂“允許看”是假的，“不搞強迫，不搞運動”也是假的。30多年來的經濟體制改革，一直是以高層的名義作決定，發指示，有計劃、有目的地自上而下地強力推行，哪有什么“允許看”，“不搞強迫，不搞運動”？！

    關于“大膽試”。“獻詞”說，這“是對改革者的鼓勵。”這話不假，豈止是“鼓勵”，簡直是號令。是號令“改革者”們“大膽”地向經濟私有化的資本主義進軍！

    關于“不爭論”。“獻詞”引總設計師的話說：“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復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么也干不成。”“獻詞”說：“不爭論”是為了“避開‘姓社姓資’的責難。”這就等于說，“不爭論”是怕遭到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民群眾和馬克思主義者的反對而“干不成”。“不爭論”就是不允許人們去問“姓社姓資”，也不允許人們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開放路線和政策進行批評和反對，即所謂“責難”。對此，“獻詞”也不得不承認，改革開放阻力很大，它引鄧小平的話說：“對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不只是經濟特區問題，更大的問題是農村改革，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廢除人民公社制度……”等等。這說明搞私有化，走資本主義道路，很不得人心和黨心。

    “獻詞”說總設計師的“三句話一出，穩住了兩個不利因素，調動了一個積極因素，三五年間，局面一新。”這話也不假，但對其內涵須要根據馬克思主義進行階級分析。列寧說過：“別相信空話”。又說：“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團或者社會集團、勢力和人物在維護某些提議、措施等等，那總要提出‘對誰有利？’這個問題的。”（《列寧全集》第19卷第33頁）所謂“穩住了兩個不利因素”，其實就是壓制了人民群眾和黨內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兩部分人。這樣做對誰有利？所謂“調動了一個積極因素”，其實就是支持和培植一個新的資產階級。這樣做對誰有利？所謂“局面一新”，其實就是公有制變為私有制。這樣做又對誰有利？明擺著的事實是：對資產階級有利，對無產階級和廣大群眾不利；對復辟資本主義有利，對堅持社會主義不利。

    1992年總設計師的南巡談話已經整整20年了。20年后的今天，我們再回過頭來用南巡談話對照今天中國的現狀，會有更深刻，更準確的認識。在總設計師南巡談話這個“頂層設計”的號召和推動下，使我國在較短時間內，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取代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兩極分化、貧富懸殊的局面迅速形成，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超過了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重新淪為雇傭勞動者，由國家的主人變為資本的奴隸。

    “獻詞”在宣揚了一通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經驗”之后，就回到它的主題——政治體制改革。它說：“經濟體制改革如此，政治體制改革也應如此。”為什么政治體制改革“也應如此”？“獻詞”擺出下面這樣幾條根據和理由：

    一是針對所謂“中國社會的基本格局是官強民弱”的“利害格局”，突破個人或部門利益的重重“阻力”，可利用鄧小平那三句話來“穩住大局”，來尋找“局部突破”，來“碎步前進”。如果有誰能在“局部突破”中獲得“成功”，就讓他“擔負重任”，給予他“獎勵”。需要指出的是，“獻詞”避開階級問題而提出的所謂“官強民弱”的這個“民”的含義，并非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民”，應是資產階級“市民社會”的“民”；所謂“中國社會基本格局”與“利害格局”，也不是指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這個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格局”，其所指不過是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之間，以及他們內部不同派別和勢力之間的矛盾和權利之爭的“格局”罷了。

    二是為了“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可“順勢而為地將‘不爭論’改為‘可討論’。”讓改革者“獲得輿論的支持”和主導權，造成政治改革在“阻力最小、動力最強的地方突破”的輿論環境，并說，“這是鄧小平的頂層設計的精髓。”這個“可討論”，值得分析。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們提出的“可討論”，是這些“西化派”的改革精英們用來爭奪發言權和輿論主導權、為其推行西方的民主憲政服務的，而這種“可討論”的權力他們是絕不會恩賜給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

    三是，提出“實現民主憲政依然任重道遠。”因此，“獻詞”呼吁，在中共十八大“交接之際”，不要“為維穩而維穩”，不要把維穩當成“頂層設計”，不要“停滯倒退”。“獻詞”希望高層的老班子在“離任之年”，“推出一個促進民主憲政的頂層設計”，為“心懷改革理想的”新班子“提供一個機會”，這樣，就是“善始善終，繼往開來”了。為了增強說服力，該文還要老班子以18世紀的奧地利女王泰蕾西亞“在王室領地上取消農奴制”和俄國貴族在“自己的莊園里嘗試廢除農奴制”的做法為榜樣，不能“在封建貴族面前自慚形穢”。最后獻詞以急不可待的迫切心情，用“翹首期盼”一語煞尾。

    以上就是這篇帶有導向性的“獻詞”的主題思想和主要內容。這一期的《炎黃春秋》為了突出這個“頂層設計”和“政治改革的路徑”主題，圍繞“獻詞”同時刊發了多篇文章，其中尤以《中國改革論壇會議綜述》（以下簡稱“綜述”）一文配合得最密切，把他們主張的民主憲政鼓吹得更具體、更直白。“綜述”提出：要把中國共產黨“由搞階級斗爭的革命黨、專政黨，轉型為實行憲政民主的執政黨”； “要把黨的領導分解一下，一個一個地來往前突破、漸進式地一步步往前推進”；要給高層一個“要求民主憲政法治的壓力”；要建立一個所謂“超越型政府推動頂層設計”。對于“改革路線圖”，“綜述”提出：“第一步是由以黨治國向憲政治國來發展，第二步就是憲政文化環境形成后，再邁向憲政民主”；要用出版法、新聞法和結社法來促使“中國公民社會”的產生和 “憲政改革道路”的開啟。“綜述”還提出：“要堅持普世價值”，要讓“普世價值深入人心”，“要把思想啟蒙運動當成一個長征來看待”，等等。

    在“獻詞”和“綜述”兩文中這些先生們竭力兜售并作為政治改革目標的這個民主憲政，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政治制度呢？辭典是這樣解釋的：民主憲政，也稱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立憲主義、立憲政體或民主政治。民主憲政作為資產階級的重要理論體系，是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架構的根本原則。這就是說，在西方的辭典里，民主憲政，就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實質上就是資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主義認為，民主憲政，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階級斗爭的產物，因此它具有鮮明的階級性。不同社會性質的國家，就會有不同性質的民主和不同性質的憲政。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和憲政是建立在維護少數有產者階級利益之上的，而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和憲政是建立在維護無產階級和大多數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的。《炎黃春秋》的文章所泛泛列舉和推崇的民主和憲政，顯然不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憲政，而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和憲政。
 
 

    毛澤東同志當年針對蔣介石的所謂實行“民主憲政”的欺騙宣傳曾經說過這樣一些話：“憲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我們現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它不是舊的、過了時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所謂民主政治。”“中國的頑固派所說的憲政，就是外國的舊式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則確實想要這種憲政，想要在中國實行資產階級的專政”，而我們“目前準備實行的憲政，應該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什么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呢？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奸反動派的專政。”“現在的英、法、美等國，所謂憲政，所謂民主政治，實際上都是吃人政治。” （《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關于西方的憲政民主，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指出：“許多國家都掛起了共和國的招牌，實際上卻是一點民主也沒有”，“他們口里的憲政，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他們一面談憲政，一面卻不給人民以絲毫的自由。”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針對美國的民主政治也有過精辟的論述。毛澤東說：“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美國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治的別名。”幾百年來，資產階級走上歷史舞臺以來的歷史證明了毛澤東的分析和論斷是完全正確的。

    作為憲政前提的憲法，同樣是階級斗爭的產物，因而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憲法最集中地表現和維護著統治階級的意志和利益。列寧指出：“憲法的實質在于：國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關于選舉代議機關的選舉權以及代議機關的權限等等的法律，都表現了階級斗爭中各種力量的實際對比關系。”(《列寧全集》第15卷，第309頁)社會主義的憲法是記載“無產階級群眾反對國內和全世界剝削者的斗爭經驗和組織經驗”的憲法。(《列寧全集》第28卷第129頁) 1954年，在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和主持下制訂了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在這部憲法里明確規定了我國的政治體制和國家政權的性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1975年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2004年又修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炎黃春秋》的那些先生們所大肆宣揚的分權制衡、言論自由、保障人權、公民社會、憲政體制、政黨政治、普世價值等等，都是與我國的憲法規定的政治制度相違背的。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在我國全盤搬用已被美國“華爾街占領者”所唾棄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憲政，就是進一步加強資產階級專政，使我國完全倒退到以半資本主義和半殖民地為特色的吃人的社會。

    《炎黃春秋》如此賣力地鼓吹西方的民主憲政并不是第一次，多年來他們一直在喋喋不休地宣揚西方這個民主憲政，讓人聽得耳朵都生了繭子。

    人們還記得，5年前的2月，也即十七大召開前，炎黃春秋所推出的謝韜的反動文章《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的前途》，公開打出“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旗幟，猖狂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叫囂要中國走西方民主憲政道路。謝韜提出要把“黨內三權分立”，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提出要“在一些地區試點”，提出從執政黨領導體制到國家政治體制的改革“兩步走的戰略”，最終實現“憲政道路”等。與“獻詞”和“綜述”對照一下，它們是何等地相似乃爾！再對照一下2006年3月“改革精英”們召開的“西山會議”所提出的口號，以及2010年劉曉波等人所炮制的《0八憲章》，可以說，都是一脈相承、一路貨色！

    毛澤東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炎黃春秋》對所謂民主憲政和普世價值的推崇，提出的所謂“頂層設計”和“政治改革路徑”，就是在制造這樣的反革命輿論。

    許多人可能不理解，為什么在號稱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竟然允許這些反革命階級的輿論存在呢？其實，《共產黨宣言》早就給出了科學的答案：“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統治階級已經伴隨著經濟基礎的改變而改變，而統治階級的改變必然導致統治思想的改變。這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又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道理和規律。

    毛澤東說：“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馬克思講無產階級專政，是一言興邦：赫魯曉夫講三無世界、全民國家、全民黨、是一言喪邦’”。（《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92—93頁）可見意識形態和輿論工具對于一個政黨和政權來說，是多么重要啊！這些年，我們親眼目睹了那些妄圖推翻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政權的敵對勢力是怎樣利用輿論工具制造一個又一個“喪邦”言論的。前一個時期，他們把進攻的重點放在私有化上，當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改變了經濟基礎之后，他們就把矛頭指向上層建筑。他們要更加徹底地改變我國憲法第一條莊嚴規定的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體制和政治制度。《炎黃春秋》大力推介的“頂層設計”和“政治改革路徑”，就是這樣的目的。

    報刊等新聞媒體，向來是革命階級與反動階級都爭奪的陣地。在這個領域“誰勝誰負”的斗爭也異常的激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聞戰線出現一個說法，即“媒體是社會公器論”，主張媒體的“首要功能是進行社會監測”。還說，“當務之急的是應該發揮媒體社會公器的職能，抵制各種利益集團對它的侵蝕”。其實這個東西也是個舶來品，來源于西方民主憲政體制下的傳播學。媒體是“社會公器”，為“社會公眾效力”這些口號，如同西方的“民主”、“自由”一樣，聽起來似乎很是公正，很超脫，似乎可以不偏不倚，實際上根本不是這么回事。他們比誰都更靠近和代表“利益集團”，只不過這個“利益集團”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炎黃春秋》那些鼓吹民主憲政的先生們哪個不是為資產階級這個“利益集團”服務的？！

    有人也許會問，中國有沒有實行西方民主憲政的可能呢？應該說這種可能是存在的。如果我國不回到公有制這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性質的改變是難以避免的。事實上，在總設計師南巡講話的推動之下，伴隨著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逐步占居主體地位，政治制度上的改革或曰改變早就“漸進式”地大力推行了，允許共產黨員當資本家，允許資本家加入共產黨；制訂《物權法》，保護資本家財產；在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中排除毛澤東思想；意識形態多元化、文化商品化、新聞出版市場化，等等這些改革，都是在向西方政治制度靠攏。我國的政治制度的階級屬性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改變。盡管如此，《炎黃春秋》的先生們還不以為足，要求進一步實行政治體制改革，以達到他們“全盤西化”的罪惡目的。

    古人云：以史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蘇聯和東歐亡黨亡國已經過去整整20年了。當年戈爾巴喬夫這個無恥的叛徒提出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搬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取消憲法第6條中關于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的規定，引入多黨制，通過所謂重新劃分黨和蘇維埃的權力關系，從根本上取消蘇共的領導地位，動搖了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最終導致黨被解散、國家分裂、紅旗落地。還有十幾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多米諾骨牌般地相繼倒臺。這些慘烈的場面和教訓，至今還歷歷在目。

    目前的中國的確是多病纏身了，并且病得不輕。中國需要救治，但是，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現在，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只有一條生路，那就是：恢復社會主義制度，恢復公有制這個經濟基礎，恢復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恢復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最近，某公還在鸚鵡學舌般地騙人，叫喊什么“不改革開放就只能是死路一條”。蘇東的教訓和中國的現實告訴中國人民，與某公的說法恰恰相反，如果中國繼續在西化的道路上“改革開放”下去，那才真正是“死路一條”！

（2012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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