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為無產階級專政吶喊

　　毛澤東說：“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義論》)

　　什么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無產階級專制!

　　有人憤憤不平：魯迅被專制利用。

　　錯了!

　　不是魯迅被專制利用。而是魯迅的根本屬性——專制。

　　毛澤東激烈地反對專制。然而他是專制的。

　　魯迅激烈地反對專制。然而他也是專制的。

　　魯迅與毛澤東的心，是相通的。

　　魯迅傾畢生心血，開拓一條文化專制之路，為工農大眾，為無產階級，也為毛澤東。

　　魯迅是中國封建社會政治專制與文化專制的產物。他潛在地認同專制。

　　在魯迅筆下，中華子孫并非只有對奴性的認同。

　　《阿Q正傳》中，阿Q仇恨剝削者的專制，卻將自己的專制施之于比他弱的小尼姑;《祝福》中，祥林嫂為自身的解放反抗專制，卻最終跪倒在專制的淫威下;《離婚》中，愛姑盡管激烈地抗爭低檔次的專制，卻由衷地認同高一級的“七大人”的專制。

　　穿長衫的農民和穿西服的農民同樣如此。

　　《在酒樓上》的呂緯甫、《孤獨者》魏連殳，其反專制的摧枯拉朽之暴烈，無愧五四運動猛士之列，然而，最終也以不同方式認同了專制。

　　呂緯甫、魏連殳，不就是另一個魯迅嗎?

　　專制與奴性是對立的同一體。

　　魯迅以對家長專制的奴性屈從，吞咽下母愛塞給他的無愛的婚姻;同時以專制的無情，與舊式妻子分居，逼迫母親終生的奴性承受。

　　魯迅以對舊禮教的奴性屈從，接納了朱安這位舊式賢妻;同時以專制的無情，給予朱安，也給予自己無愛的冷漠。

　　那么魯迅對新式妻子呢?

　　許廣平，那是魯迅愛的烈焰。許廣平婚后想尋一份職業，卻被魯迅灌注一份情感的專制，留做了家庭后勤總管。

　　魯迅是封建家庭的長子，他的雙肩，早已被安放了家長專制的重擔。長兄如父。魯迅對兄弟的專制明目張膽。它給予魯迅終生咀嚼的苦果，也給予魯迅終生的精神自殘。

　　那是童年往事：幼弟沉迷于天上遨游的風箏，卻無錢買，饞涎至極，自己動手做，費盡心血，終將完成，卻被魯迅發現，一陣手扯腳踏，弄得稀爛。看著幼弟悲痛欲絕，魯迅揚長而去。

　　童稚的心靈是單純的。成年后的周建人早已忘卻了兄長的專制虐殺。然而魯迅不能忘：“二十年來毫不憶記的幼小時候對于精神的虐殺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開，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時變了鉛塊，很重很重地墮下去了。”(《野草·風箏》)

　　不同于周建人。二弟周作人的反抗則激烈至于畸形。兄弟參商，終身絕交，排除那些偶然因素，深層次的原因是不是周作人長足發展獨立意志后，對兄長專制的忍無可忍。

　　然而，魯迅專制是偉大的專制!

　　那是愛的專制——

　　因為愛母親，所以接受母親無愛的婚姻;

　　因為愛的責任，所以不強迫舊式妻子離婚，反而承擔朱安終生的生活贍養;

　　因為愛的使命，所以鼓舞許廣平共同擔起抗爭舊勢力的自覺;

　　因為愛的崇高，所以折殺幼弟的玩物之心，強迫培養周建人的向學之志。

　　因為愛到深處，許是包辦乃至強迫了周作人的個人意志。當魯迅為周作人病重而擔驚受怕、急迫尋醫時，當魯迅放棄自己的學業而打工資助周作人的學業時，當魯迅無怨地支撐周作人新婚的經濟負擔時，給予周作人的，該是怎樣傾心付出的兄弟情濃;而周作人的坦然接受，又該萌生怎樣的嬌縱!

　　周作人以自利為中心的平和，未始沒有兄長溺愛的性格養成;而他恥辱的漢奸之囚，則不能說沒有兄長溺愛所埋下的嬌縱種子。

　　能夠施以溺愛者，是怎樣的專制——

　　情愫深深深幾許?浪跡天涯的魯迅，曾灑盡一片月白，傾瀉下懷念親弟的悲苦：“夢魂常向故鄉馳，始信人間苦別離。夜半倚床憶諸弟，殘燈如豆月明時。”(《別諸弟》)

　　愛的專制——私有制下照暖人間世的太陽!

　　《舊約》中的耶和華以對猶太人的懲惡揚善，展示“父愛”的專制與威嚴;釋迦牟尼禮贊的轉輪圣王，以通天通地的愛，灌注下懲惡揚善的專制;伊斯蘭世界更以“真主”的專制之愛，諭下一部懲惡揚善的《古蘭經》。

　　愛的專制，同樣是中華儒學傳統的深刻內涵。

　　魯迅是中國舊文化的承載者。好的和壞的，善的和惡的。“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肩住黑暗的閘門”——沒有新專制之偉力的自信與自許，如何“肩住”舊專制之“黑暗閘門”的千鈞迫壓?

　　“背著因襲的重擔”——那是專制和奴性的重擔。然而，“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專制并非只是惡，也有善;奴性并非只是屈辱，也有崇高。

　　魯迅期待專制：“此后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陽，我們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不但毫無不平，而且還要隨喜贊美這炬火或太陽，因為它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內。” (《熱風·隨感錄四十一》)

　　為著愛的專制!

　　這是耶穌的“救世主”訴求，這是耶穌前驅施洗約翰的訴求。

　　魯迅絕望于舊中國惡的專制：“中國大約太老了，社會上事無大小，都惡劣不堪，象一只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什么新東西，都變成漆黑。”(《致許廣平》)

　　魯迅深陷于社會變革的焦慮：從黑暗向光明，只需跨過一個門檻。“他們可是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師生和各不相識的人，都結成一伙，互相勸勉，互相牽掣，死也不肯跨過這一步。”(《吶喊·狂人日記》)

　　魯迅為中國的“國民性”而悲哀：“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墳·娜拉走后怎樣》)

　　在散文《野草·復仇》中，魯迅更冷冷地嘲弄了大批擁擠著期待目睹赤裸勇士或廝殺或擁抱或悲壯或滑稽的無聊看客。

　　魯迅喟嘆：“人群之內，明哲非多，傖俗橫行，浩不可御，風潮剝蝕，全體以淪于凡庸。”(《墳·文化偏至論》)

　　魯迅期待：“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茍不能然，則在英哲。……與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眾人而希英哲?”(《墳·文化偏至論》)

　　朱壽桐質疑：魯迅的“‘英哲’是要能‘一導眾從’的，是能統治‘凡庸’之輩的，這豈不又有導致新的專制政治之嫌?”(《孤絕的旗幟》)

　　不錯。魯迅正是服膺著“新的專制”。他熱烈地擁護尼采，期待幾個卓異之人橫空出世救中國：“‘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 (《熱風·隨感錄三十八》)

　　英雄創造歷史。

　　那是怎樣崇高的英雄觀呵!

　　從柏拉圖的哲學王、釋迦牟尼的轉法輪、孔丘的圣人、耶穌的救世主、穆罕默德的安拉，直到加爾文、克倫威爾、拿破侖、華盛頓和埋葬上帝的尼采，以及近現代中國的洪秀全、康有為、孫中山，英雄們以傲視天下的豪情，書寫下歷史的鴻篇巨制。

　　所不同的，唯心史觀僅僅看到英雄的光彩，唯物史觀則從英雄的背后看到了人民意志、人民力量。英雄是人民創造歷史的表現形態。

　　人民呼喚英雄，創造英雄，于是英雄出。

　　五四時期是一個呼喚英雄的時期。在這樣的時期，“以先覺者自負的，亦不惟魯迅。以獨斷論的方式倡導政治民主，懷疑一切而不懷疑自己，幾乎是五四知識分子的共性。” (辛曉征：《魯迅》)

　　從對先覺者專制的期待，到激情四溢地為“人權、民主、自由”吶喊，五四運動在外來文化的沖擊下，張揚著顛覆舊文化的徹底革命精神;然而這“革命精神”卻曇花一現。

　　20世紀的中國，不具備“人權、民主、自由”的社會土壤。

　　當五四運動從呼嘯奮進轉而平靜，再轉而彷徨與迷茫，然后必然地向中國現實社會的深處下潛時，它便在一聲無可奈何的長嘆之后逐漸清醒：中國社會是一個遍布封建關系、遍布分散小生產者的專制社會。

　　那么，專制能不是五四運動的歸宿嗎?

　　被抽象的自由與人權所激動的五四精神，別無選擇，只能回歸專制。或者向資產階級專制脫殼，或者向無產階級專制脫殼。換句話說，或者是新剝削階級的專制，或者是被壓迫階級的專制。

　　魯迅是新專制的倡導者。

　　五四運動的主將胡適、陳獨秀同樣是新專制的倡導者。

　　什么是“新專制”?

　　就是開明專制。即遵從民眾意志、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專制。梁啟超定義：“以新專制之客體利益為標準，謂之開明專制。”(《飲冰室文集》 轉引自胡適：《再論建國與專制》)

　　陳獨秀以家長獨裁為初生的中國共產黨涂滿新專制底色，共產黨元老李達便曾“為表示對陳獨秀獨斷專行的抗議憤而脫黨”(見嚴昌、陽雪梅：《劉少奇謀略》)。

　　胡適為他“民主、自由”之革新精神開道的，也是新專制。他的《在北大開學典禮上的講話》慷慨激昂：“我想要做學霸，必須造成像軍閥、財閥一樣的可怕的有用的勢力，能在人民的思想上發生重大的影響。”(轉引自錢理群：《與魯迅相遇》)

　　——文化專制!

　　不能說胡適沒有救中國、救人民的崇高理想。他的專制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殷殷目光期待好皇帝的變通!他說：“現代政治的問題不是如何限制政府的權限的問題，乃是如何運用這個重要工具來謀最大多數的福利的問題。”(《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

　　錢理群評論道：胡適主張“依靠國家強權和強有力的政治領袖，實行社會總動員和高度組織化，以集中全國人力物力實現現代化。”(《與魯迅相遇》)

　　胡適的國家觀與毛澤東的國家觀有區別么?

　　胡適的“開明專制是特別英杰的政治”，是“新式獨裁”;“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現代式的獨裁是研究院的政治。”(《中國無獨裁的必要和可能》) 他說：“專擅一個偌大的中國，領導四萬萬個阿斗，建設一個新的國家起來，這是非同小可的事，決不是一班沒有嚴格訓練的武人政客所能夢想成功的。”(《再論建國與專制》)

　　錢理群評論道：“胡適并不回避，他所提倡的‘專家政治’就是‘開明專制’，他稱為‘現代式的獨裁’或‘新式的獨裁政治’。”(《與魯迅相遇》)

　　胡適的專制與毛澤東的專制是不是殊途同歸?

　　反抗不民主的舊專制，需要為民主的新專制。中國資產階級思想領袖并不沉迷于“民主、自由”的空談，而將立論放在對中國現實的深邃把握和清醒認識上。

　　然而，胡適冀望少數“政治精英”，毛澤東冀望人民群眾;胡適為少數“政治精英”代言，毛澤東為人民群眾代言。

　　于是，資本主義專制與社會主義專制也就涇渭立現。

　　那么，魯迅是毛澤東同道，還是胡適一黨?

　　胡適強辯：“魯迅是我們的人……是個自由主義者”(見張寧：《無數人們與無窮遠方：魯迅與左翼》)

　　不錯。魯迅與胡適，不失同一性。

　　他們有著相同的對人類解放一以貫之的追求。胡適晚年，并不放棄他的政治主張：“一個國家的統治權必須放在多數人民手里。”(《自由主義》)

　　胡適不失對被壓迫階級的由衷關懷，甚至在蔣介石白色恐怖的1928年，著文《五四運動紀念》，公然表達對被迫害的共產黨人的真摯同情。

　　然而，魯迅與胡適，又是對立的。

　　魯迅與被壓迫階級血肉相連，終生仇視“闊人”， 抗爭“上等人”，鼓動底層“愚民”造反，冀望人民革命顛覆特權專制，自己解放自己。

　　胡適則終生以“上等人”的自負，傲慢地俯視“下等人”， 他寄托于舊的特權專制的改良，訓導“知識精英”們從上面將“民主、自由”賜給下層“愚民”。

　　胡適不能放棄剝削階級的既得私利，他的呼吁 “約法”和“人權”，他的“人類之愛”和“自由主義”，必然向特權剝削傾斜，終于墮入偽善。

　　1934年，胡適言之鑿鑿：“我可以斷斷的預言：中國今日若真走上獨裁的政治，所得的決不會是新式的獨裁，而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專制。”(《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

　　話音剛落，胡適和他的“專家”們就一頭扎進蔣介石獨裁政權的懷抱，做成了大資產階級統治集團的高官。他們背棄理想的崇高，背棄“民主、自由”，背棄“最大多數的福利”，成為“舊式專制”的幫兇，乃至帝國主義強盜的同謀。

　　“文化班頭博士銜，人權拋卻說王權。……虐政何妨援律例，殺人如草不聞聲。”(《偽自由書·王道詩話》) 這是魯迅對特權剝削專制之幫兇胡適的恨恨之聲，胡適和他的偽自由主義者“之徒”們難道沒有掂量掂量嗎?

　　更甚者，“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竟向侵略者獻出“出賣靈魂的秘訣”。什么秘訣呢?胡適寫道：“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魯迅：《偽自由書·出賣靈魂的秘訣》)

　　尖刻的魯迅入木三分，在一瞥之間，將胡適和他的“知識精英”們與舊專制沆瀣一氣的陰暗心理昭然天下。

　　“新專制”墮落為舊專制的附庸，五四主將倒戈為大資產階級專制捧場，怎不令魯迅唏噓：中國的革新，“難道竟不過老是演一出輪回把戲而已么?” (《華蓋集·忽然想到·四》

　　冷眼覷著向國民黨獨裁政權屈膝而矮了半截的胡適，魯迅頂天立地，向舊專制擲去投槍。

　　——魯迅對封建專制的攻擊是兇猛的。

　　因為從舊營壘中殺出，魯迅的反戈便如毒龍噴火：“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吶喊·狂人日記》)

　　一部中華史，一部專制吃人史!幾千年積淀給炎黃子孫的竟是厚重的屈辱：“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魯迅：《墳·燈下漫筆》)

　　魯迅期待著歷史上第三樣時代，即被壓迫人民翻身解放新時代的到來。

　　——魯迅對軍閥專制的攻擊是兇猛的。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槍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愿……至數百人之多……如此殘虐險狠的行為，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魯迅：《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二》)

　　報仇!報仇!

　　魯迅直面屠刀，拋卻安危，怒吼著雪恨的誓言：“如果中國還不至于滅亡，則以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的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二》)

　　——魯迅對蔣介石專制的攻擊是兇猛的。

　　在《二心集·“友邦驚詫論”》中，魯迅怒斥“中國國民黨治下的連年內戰，空前水災，砍頭示眾，秘密殺戮，電刑逼供……好個國民黨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東西!”

　　在《偽自由書·文章與題目》中，魯迅迎向滴血的鋒刃，痛罵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不是人話”!

　　在《南京民謠》中，魯迅辛辣諷刺國民黨最高層：“大家去謁陵，強盜裝正經，靜默十分鐘，各自想拳經。”

　　在《南腔北調集·答楊屯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中，魯迅猛烈攻擊蔣介石集團：“國共合作時代的闊人，那時頌蘇聯，贊共產，無所不至，一到清黨時候，就用共產青年、共產嫌疑青年的血來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闊人。”

　　魯迅的詩，是對蔣介石專制的強烈控訴：

　　“風波一浩蕩，花樹已蕭森。”(《無題》)

　　“風生白下千林暗 ，霧塞蒼天百卉殫 。”(《贈畫師》)

　　“云封高岫護將軍，霆擊寒村滅下民。”(《二十二年元旦》)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南腔北調集·為了忘卻的紀念》)

　　魯迅更將伶仃瘦骨，化為向蔣介石專制抗爭的厲鬼：

　　1933年，戰友楊杏佛被國民黨特務暗殺，魯迅亦列名暗殺黑單，但他蔑視專制的槍口，毅然為楊銓送葬。他出門不帶鑰匙，準備喋血街頭，“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魯迅對共產黨潛在專制的憂慮則是深廣的。

　　革命勝利，魯迅能逃避悲劇命運嗎?1928年，他在《三閑集·“醉眼”中的朦朧》里寫道：“連我也會升到貴族或皇帝階級里，至少也總得充軍到北極圈內去了。譯著的書都禁止，自然不待言。”

　　人民的天下，魯迅能不再睹貧闊兩極分化的的橫暴嗎?1933年，他在《準風月談·“推”的余談》中祈禱：“但愿未來的闊人，不至于把我‘推’上‘反動’的碼頭去——則幸甚矣。”

　　新中國崛起，魯迅將受到怎樣的迫壓?1934年，他在《致曹聚仁》信中說：“倘當崩潰之際，竟尚幸存，當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

　　共產黨政權建立，魯迅會得到大恐怖嗎?1936年，臨終之前，他對從陜北來的馮雪峰說：“你們到來時，我要逃亡，因為首先要殺的恐怕是我。”(李霽野：《憶魯迅先生》 轉引自錢理群：《與魯迅相遇》)

　　歷史，真的會輪回嗎?

　　特權剝削，真的是人類肌體上永遠割不掉的毒瘡嗎?

　　那是歷史的教訓：從來的農民革命，都不能免悲劇結局。成千上萬人埋骨溝壑，最終卻“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了。”革命鼓動起人民的激情，然而，“貌似‘民魂’的，有時仍不免為官魂。”(魯迅：《華蓋集續編·學界的三魂》)

　　那是刻骨銘心的記憶：辛亥革命吞下多少先烈的血，才聚起推翻舊專制的熱能。然而，酷虐依然。“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后不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許多烈士的血都被人們踏滅了。”(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三》)

　　那是“戰友”的冷箭：創造社、太陽社以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左傾”畸形力的可怕爆發，展開對魯迅的圍攻。郭沫若寫道：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余孽，資本主義對于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對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文藝戰士的封建余孽》，轉引自孔慶東：《正說魯迅》)

　　那是來自革命陣營的壓迫：魯迅從共產黨派駐“左聯” 的“元帥”周揚等“四條漢子”身上，分明感受到專制的巨大陰影。穿長衫和穿西服的“農民”革命，不能免對特權的貪婪。他們“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 因此，“首先應該掃蕩的，倒是拉大旗作為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孔慶東寫道：魯迅加入左聯后，“深刻地感到革命陣營內部仍然有等級，因為本來是為了奴隸求解放，大家是要求自由，結果奴隸們結成了一個反抗組織后，組織內部又產生等級了。”(《正說魯迅》)

　　張寧寫道：魯迅“在這些新的革命者那里，再次看到了‘奴役’和‘被奴役’的內在結構，看到了似乎永恒輪回的歷史。”(《無數人們與無窮遠方：魯迅與左翼》)

　　永恒輪回的歷史——專制!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南腔北調集·自選集序言》) 魯迅真的陷于絕望與虛無主義的黑洞中嗎?

　　并不!

　　魯迅抗爭周揚，不是因為周揚的“新專制”;而是“新專制”向舊專制的異變，是革命熱情背后的國民劣根性：“秀才想造反，一中舉人，便打官話了。”(《致曹聚仁》)

　　魯迅擔憂并深深焦慮的，是革命黨人重蹈特權剝削的老路，背叛新專制的理想訴求——人民主權。

　　魯迅鼓動被壓迫階級奮起革命，用人民專制砸碎特權專制：“要中國得救，也不必添什么東西進去，只要青年們將這兩種性質的古傳作法，反過來一用就夠了：對手如兇獸時就如兇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華蓋集·忽然想到七》)

　　——救中國，不必添加別的方法。

　　中華民族能夠崛起一個鎮壓特權剝削、掃蕩官腔官話官風官氣的人民專制嗎?

　　那是魯迅的期待。紅軍到達陜北后，他致電毛澤東：“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人類和中國的將來。”(轉引自王士菁：《魯迅傳》)

　　魯迅從蘇聯十月革命，切實地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新的’社會的創造者是無產階級……蘇聯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確切的相信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 。”(《且介亭雜文·答國際文學社問》)

　　魯迅為蘇聯辯護：“假裝面子的國度和專會殺人的人民，是決不會有這么巨大的生產力的。”(《南腔北調集·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

　　魯迅借筆為蘇聯專制引吭：“是的，我們是專制魔王，我們是專政的。你看這把劍，它是和貴族的劍一樣，殺起人來是很準的;不過他們的劍是為著奴隸制度去殺人，我們的劍是為著自由去殺人……我們在這個短期間是壓迫者……因為我們的壓迫，是為著要叫這個世界上很快就沒有人能夠壓迫。”(《集外集拾遺·〈解放了的唐·吉訶德〉后記》)

　　這是對蘇聯無產階級專制的歡呼!

　　這是對蘇聯無產階級專制的捍衛!

　　因為，“十月革命后六年，世界上盛行著反對者的種種謠諑，竭力企圖中傷的時候，崇精神的，愛自由的，講人道的，大抵不平于黨人的專橫，以為革命不但不能復興人間，倒是得了地獄。”(魯迅：《集外集拾遺·〈解放了的唐·吉訶德〉后記》)

　　魯迅奮起反擊，保衛革命專制：“我們反對進攻蘇聯。我們倒要打倒進攻蘇聯的惡鬼，無論它說著怎樣甜膩的話頭，裝著怎樣公正的面孔。這才也是我們自己的生路。”(《南腔北調集·我們不再受騙了》)

　　自己的生路——魯迅期待中國革命勝利后的無產階級專制。

　　反右——新中國成立也是六年。中國革命與蘇聯革命的命運何其相似!中國無產階級專制與蘇聯無產階級專制何其相似!

　　魯迅將主張專制的熱烈，獻給列寧——斯大林，也獻給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

　　從期待英雄救天下到訴諸人民革命的自覺，魯迅實現著世界觀的升華：“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種民眾，就沒有天才。”(《墳·未有天才之前》)

　　從期待個人專制到歡呼無產階級專制，魯迅堅持著世界觀的統一：“以深廣的慈母之愛，為一切被侮辱和損害者悲哀，抗議，憤怒，斗爭。”(《且介亭雜文末編·〈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序目》)

　　魯迅批評清末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奔走革命，所向披靡，慷慨赴獄，舍生忘死，斥罵袁世凱，“世無第二人”;然而晚年“漸入頹唐”，那原因就在于“既離民眾”。(《且介亭雜文末編·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魯迅則終生兀立于人民革命的風口，感應著人民革命的強勁脈搏。他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吶喊〉自序》) 他在求索中深化自身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無產者是對于政治的改造最有意味的階級。從那境遇上說，對于堅執而有組織的革命，已比別的階級有更大的才能。”(《二心集·〈藝術論〉譯本序》)

　　魯迅由衷地喊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二心集·序言》)

　　那是怎樣的將來?

　　當魯迅集中起人民的苦難、人民的憤怒、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力量，那該是洶涌澎湃、排山倒海足以壓倒和吞沒世間一切特權剝削的巨大力量吧。這力量，難道不足以促成千古人類蘊積在最底層的最不可抗拒的新專制的崛起?

　　那是人民專制!

　　人民專制的文化形態，便是魯迅專制。

　　魯迅專制是無敵的。

　　魯迅怒筆橫掃孔孟舊文化和尊孔派，橫掃封建軍閥、蔣介石政權、帝國主義以及胡適、林語堂、徐志摩等“現代評論派”、“新月派”、“論語派”、“自由人”、“第三種人”，乃至革命隊伍內部的創造社、太陽社……魯迅自嘲：“這兩年來，水戰火戰，日戰夜戰，敵手都消滅了，實在無聊。”(《致章廷謙》)

　　孔慶東慨然：魯迅笑傲江湖18年，打遍天下無敵手，“連一個對等的知音都沒有。”(《正說魯迅》)

　　郭沫若認同魯迅專制。他指責魯迅以“一手遮天一手遮地的大本領”，證明在“中國的新文學中無論革命的與反革命的，都只有我魯迅一個人。”(《創造十年》 轉引自辛曉征：《魯迅》)

　　瞿秋白認同魯迅專制。他指責魯迅為新文化之“學閥”。(見吳騰鳳、許航：《蔣光慈與魯迅筆戰始末》，轉引自張寧：《無數人們與無窮遠方：魯迅與左翼》)

　　瞿秋白很快糾正了自己，并視魯迅為知己;但“學閥”之謂，足見魯迅在文壇壓倒一切之氣勢，這“氣勢”，堪為“專制”別稱，瞿秋白凜然有感。

　　魯迅專制是無奈的。

　　魯迅感言：“我其實是知識階級分子中最末的一個，而又是最頑強的。我沒有照著同階層的人們的意志去做，反而時常向他們挑戰，所以舊的知識分子如此恨我。”(見許廣平：《元旦憶感》 轉引自田剛：《魯迅與中國士人傳統》)

　　不僅如此。在頹敗的中國知識階層中承擔希望和新生使命的左聯，竟也難以從舊文化中脫殼。魯迅哀嘆：“一覽了薈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來，皆茄花色。”(《致章廷謙》)

　　在《致蕭軍、蕭紅》的信中，魯迅語調蒼涼：“常常有獨戰的悲哀。” 他禮贊高爾基，也自我慰藉：高爾基“是‘底層’的代表者，是無產階級的作家，對于他的作品，中國的舊知識階級不能共鳴，正是當然的事。”(《集外集拾遺·譯本高爾基〈一月九日〉小引》)

　　踽踽獨行。魯迅踐履著對舊文化專制的深沉抗爭。

　　林賢治說：“在中國知識界，魯迅是一個孤獨者。”(《魯迅的最后十年》)

　　孤獨者不孤獨。

　　魯迅專制是歷史的呼聲。

　　資本主義為生產力創造出無限解放的前景，無產階級的興起則為人類“大同世界”的千古追求插上科學的翅膀;人民，終于看到了以自己的專制鎮壓特權專制的曙光。

　　代言著釋放和匯集每一個人平等權力的渴望，引吭著人類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顛覆一切特權剝削的“新專制”的呼求，形成孤獨魯迅的文化專制。

　　房向東說的對：“魯迅是屬于窮人的、屬于無產者的，而不是屬于闊人的、不是屬于資本家和他們的走狗的。”(《魯迅：最受污蔑的人》)

　　中國知識階層，不管 “精英”還是非“精英，不管穿長衫還是穿西服，不管敬仰還是詆毀，誰能達到魯迅的深度呢?

　　魯迅專制為毛澤東開辟文化專制之路。

　　蘇聯十月革命，使魯迅看到了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蘇聯“新文學正在努力向前進，……已經離開怒吼時期而過渡到謳歌的時期了。贊美建設是革命進行以后的影響，再往后去的情形怎樣……大約是平民文學吧，因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結果。”(魯迅：《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

　　什么是“平民文學”?

　　“如果工人農民不解放，工人農民的思想，仍然是讀書人的思想。必待工人農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學。”(魯迅：《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

　　1927年，魯迅已經斷言文藝的工農兵方向，已經為10余年后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設定了主調，他期待著工農兵的真正解放，期待著工農兵對特權剝削的政治專制和文化專制。

　　張永泉在《魯迅雜文選講》中寫道：魯迅“以工農大眾的利益為最高出發點。這樣的認識，在中國新文學史上還是第一次出現。”

　　馮雪峰在《諷刺文學與社會改良》中寫道：魯迅“既往以及現在的凈除地方的工作，都是為了使工農大眾在地上建立起新世界及其文化起見的。”(轉引自閔開德、吳同瑞：《魯迅文藝思想概述》)

　　日本學者伊藤虎丸寫道：魯迅的韌性開拓和艱難實踐，是為著把人民大眾“從政治上的客體變成政治的主體”。( 《魯迅和日本》， 見張寧：《無數人們與無窮遠方：魯迅與左翼》)

　　人民專制!

　　魯迅奮力推動被壓迫民眾顛覆特權剝削的第一波涌濤。

　　當人民大眾還沒有從封建關系中掙脫，當工人農民還沒有真正贏得“平民的世界”，他們對于“政治主體”的訴求，只能寄托于代言著被壓迫階級苦痛與抗爭的“新專制”——無產階級專制。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為了將來的無階級社會么?只要你不去謀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階級的消滅也就早。”(魯迅：《南腔北調集·我們不再受騙了》)

　　無產階級專制是通向人權、民主、自由、平等的唯一橋梁。

　　魯迅，工農兵文化專制的前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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