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當然要熱愛中國人民，尊敬我國歷史上一切愛國愛民的知識分子，然而首先要熱愛和敬畏的，應當是我們的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驅戰士，他們同我們的“血緣”最近，關系最親，是我們的直接前輩。他們經歷過中國近現代的苦難，但是他們的心卻同人民群眾貼得最近，更加熱愛黨和社會主義事業，表現得最堅強，我們可以從他們那里學習的東西也最多。

　　然而，直到現在仍然有些人用冷淡的態度對待他們，以求“真相”為名，以異樣的眼光挑剔他們的一切，把一些莫須有的罪名扣在他們頭上，朝他們身上潑臟水。從現在我們的報刊上，也經常能夠見到這樣的文章資料。

　　首先是針對魯迅先生，他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驅。也正是這一點，招致了不少的誤解和貶抑。例如，有人征引錢玄同的觀點，號稱要給魯迅先生“點穴”，污蔑魯迅有“三道疤痕”，“第一道疤痕是多疑;第二道疤痕是輕信;第三道疤痕是遷怒”。這里首先要弄清楚，這是不是事實，魯迅先生是否多疑、輕信和遷怒?即使有，但那只是對某些少數人，偶爾為之;還是對于許多人，經常發作?從當時人們大量的著作和回憶里，我們看到的魯迅先生親切和善，尤其是對待青年，經常愛護有加，熱誠相助。在他的那篇《一件小事》里，也反映出他對于下層人民的尊重和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和深刻反省。他只是對于少數人，像后來的錢玄同那樣，“胖滑有加，嘮叨如故”、“好空談而不做實事，是一個極能取巧的人”，才冷淡待之，“時光可惜，默不與談”。絕不茍且，不會隨著“人情”去迎合敷衍，這正是魯迅先生最寶貴的“率真”處，我們絕對不能拿錢玄同的個人感受來擴大渲染，判定魯迅先生的是非。再有，即使魯迅先生有時待人嚴肅、冷峻(但決不是多疑、輕信和遷怒)，例如和顧頡剛打過筆墨官司，尖銳地批判過許多人，卻也不是毫無來由，更沒有摻雜個人恩怨，絲毫無損于先生的偉大人格。“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才是魯迅先生形象的正確寫照。

　　還有些文章把魯迅先生從1912年到1926年在民國教育部任僉事即科長的境遇，寫成很想升遷卻又一直官場失意的小官僚經歷。在他們看來，“當時的社會還是比較尊重知識和人才的”，只是因為“他(指魯迅)當時還是無名小輩，學術和文學造詣還未達到成名成家的地步”，“學歷不過硬，專業也不對口”，而他又“不懂民國官場游戲規則”、“儀表邋遢”、“反感官場應酬，缺少耐性和大局意識”，所以才沒有升上去。這種理解簡直荒唐得可笑。誰都知道，1912年到1926年，特別是五四運動前后，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關鍵時期，也是魯迅先生發生思想巨變的時期。在民國之初，蔡元培先生組建和主持教育部時，魯迅先生確實曾在那里為中國教育事業踏踏實實地做一些有益的事。當后來袁世凱竊權，蔡先生離部之后，魯迅先生和其他許多教育部的同事，早已看穿北洋政府的面目，與他們離心離德，哪里還想在那里升什么官?以蓬間雀之心窺測鯤鵬之志，實在庸俗無聊之至。

　　更離奇的是，有人要為北洋軍閥時期為虎作倀的原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校長楊蔭榆翻案。他們頌揚她在1938年的蘇州日占區堅持辦學，痛斥日軍奸淫擄掠違反國際公法等等“英雄行為”，又公然同情她在 “三一八”時的作為，說什么她當年“用心是好的，處理方法卻糟”，由此更引申出對于魯迅的《記念劉和珍君》的批判。作者嘆息“魯迅對楊蔭榆的打擊絕對具有毀滅性，使她身敗名裂，從此與‘反動’一詞有了洗脫不凈的干系”。致使人們忽略了楊蔭榆在抗戰時期的“壯烈義舉”，讓她“在九泉之下受屈多年”。這真是匪夷所思，楊蔭榆后期的愛國，當然值得肯定;但是當年她思想反動，1925年孫中山病逝于北京之時，她認為中山先生提倡“共產共妻”，誣蔑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禁止學生參加排隊接靈及團體公祭，不準學生參加任何政治活動。在“三一八”前后，她確實敵視革命群眾，鎮壓學生運動，引軍警及打手入校，雇傭流氓女丐，揪毆和痛打學生，這個案是翻不了的。這個事實也不能因為她的后期有所進步而改變，魯迅先生當年對她的批判完全是必要的、正義的。怎么能夠因為楊蔭榆的后期表現，而去責怪當年魯迅先生對她的批判呢!

　　再有就是對于郭沫若，這位繼魯迅以后中國先進文化的又一面光輝旗幟。我們不能忘記，正是他在1927年蔣介石公然背叛革命之時，毅然拒絕了蔣的高官厚幣之利誘，并且公開發表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的討蔣檄文。南昌起義失敗后，他不得已流亡日本，在政治高壓和生活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仍然勇敢探索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指導來研究中國歷史，為中國革命尋找道路，寫出了許多不朽的巨著，為中國人民作出了重大貢獻。

　　然而近年來有些文章卻無視這一切，說什么20世紀二三十年代郭沫若“意識到中研院中人的厲害”，“同時壯起膽子致信董作賓和李濟，懇求一觀”出土的甲骨文拓片，并把郭老寫成一個不守學術研究規范、見利忘義的“小人”。事實是郭沫若當年在日本期間一直堅守著革命者的氣節。當1930年郭將自己的《甲骨文釋》全部(前后二冊)寄給容庚之后，傅斯年也不得不承認他的學術成就，曾經答應可以在“中央研究院”的《集刊》上分期發表，然后出單行本，而且稿費從優，只是郭沫若要更名改姓。郭沫若馬上拒絕，說“近日之官家粟亦雅不愿食”，顯示出一名革命戰士的骨氣。至于傅斯年和李濟、董作賓等人，如何“甘冒通共敵的政治風險”，把他們“中研院”史語所新發掘的“新獲卜辭”寄給郭沫若，而郭沫若卻“不講信義”，未經他們同意就把“大龜四版”的拓片編入他的《卜辭通纂》一書中，致使傅斯年“暴跳如雷”等問題，首先要說說，郭沫若有無權利利用這些地下出土的文物。應該說地下出土的文物是我們老祖宗留下的“學術公器”，誰都可以運用這些資料，并不是某些人的創造發明，屬于他們可以得而私之的財產，利用最新的發掘資料進行學術研究，是最先進、最勇敢的，也最應當支持贊賞的學術研究活動，有何違規可言?何況郭老早已從朋友寄來的資料中，見到“中研院”史語所學者董作賓的《大龜四版考釋》一文，董已用過、發表過，郭沫若又為什么不能引用?至于傅斯年與郭老的多年“結怨”，除了他的心胸狹隘之外，關鍵是他在政治上一直投靠和崇敬蔣介石，而郭卻甘冒殺頭危險革命反蔣，冰炭不能并容一爐。即使單純從歷史學者的角度看，不論是“史德”、“史識”，傅與郭都不在一個水平上，難以同日而語。用傅斯年之“結怨”來否定郭沫若，實在是荒唐之極。

　　至于網上某人寫的什么《問題文豪郭沫若》之類，也不過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資料，加上諸多的主觀猜測和妄意臆斷，以博取眼球為目的的文章。其目的雖然還不是像以前那些反共文人所寫的什么《無恥文人郭沫若》等等文章那樣居心叵測，卻也是用同樣的手段方法，同樣輕蔑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戰士，后果同樣危害我們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

　　究竟怎樣對待我們的那些先進文化戰士?是以歷代某些文人的輕狂態度， 以“揭秘”和 “求真相”為名，指手畫腳地任意挑剔，吹毛求疵，甚至罔顧歷史事實，處心積慮地挑毛病、找缺點，以顯示自己的“高明”;還是俯下身來，以敬畏的態度，設身處地地體會他們在那些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的艱苦奮斗，學習他們的戰斗勇氣和過人智慧，尊重他們所取得的學術成就，時時對照自身的不足，努力向他們學習?這里不但反映了不同人的不同價值觀，而且也表現出個人人格和品德，它像一面鏡子，能夠照出自己靈魂的清濁與美丑;其結果也必然迥然不同：敬畏和尊重先進文化戰士的，帶來的是靈魂的提升和業務上的不斷進步，而那些藐視和詆毀先進文化戰士的，則會把自己引向平庸和墮落。

　　（作者系中國倫理學會前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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