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有各種形容法，中國人形容女人往往是夸張加碼，我不引用也罷，讀讀白居易的《長恨歌》還有曹公子名植寫的《洛神賦》，便會知道中國文人筆下的女人就像濃脂厚粉，包裝得失去了本性，也給人一種千篇一律之感。

　　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對女人卻有一個平民化的設定，稱她們為“鵪鶉”。

　　把女人比喻成鵪鶉，我潛意識里覺得非常形象，但也說不出來是什么原因。

　　這一說法是保爾的母親說的。她在保爾養傷后再次外出的時候，曾經問保爾為什么總是要外出奔波，然后她問道：“那個城市有什么可留戀的呢?是不是看中了哪個短尾巴的小鵪鶉了?”(見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譯本P328頁，以下引文均來自此書，為什么以此書為取樣，原因下詳述。)

　　女人為什么叫鵪鶉?可能俄羅斯語言中對這一形象有著特殊的定義，但我感到鵪鶉就我有限的目擊，它是靈活的，活潑的，甚至身形帶著一種俏麗，現在有不少女性都理著一個像鵪鶉一樣的發型，短短的，有著一道尖尖的折角一般的輪廓，包裹著臉蛋，會給人覺得這個女孩是天生一體的，很是別致。

　　我想這樣的鵪鶉一樣的女人肯定是與眾不同的，她們在視覺上產生的效果很可能就是性感的。

　　也正是這樣，《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女人帶著一種難以置信的性感，讓這部打著鋼鐵旗號的小說，浸透了濕漉漉的性感的成分。這種性感，曾經在我的兒時帶給我很大的閱讀不快，因為兒童是很討厭性感的。我們明白，沒有性意識的接受者，根本不會覺得性感是一種誘惑人的動力。就像我們看到動物在那里發情，因為我們的心理根本沒有動物同樣的性意識，所以絲毫不覺得有什么沖動的啟蒙。兒童也是如此，他的心里沒有覺醒的性意識，所以對成人的性感，他沒有什么反應。現在網絡上總流傳一些搞笑的兒童在性感女人面前反應的圖片，其實那不過是一個成人的一種調侃而已，也只能在成人那里，獲得將心比心的會意微笑。兒童的心理上可能有了初步的性意識，但是他對性感卻會視而不見，他會覺得那種成人的性感很古怪，很別扭，就像一只發情的貓，在非貓語系的人類那里看來非常別扭一樣。

　　這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給我童年時很不佳的性感的古怪感受。

　　之后，我從來沒有認真地閱讀過該書。而最近再次重讀、認真地重讀該小說，則是因為2014年烏克蘭動蕩。

　　可以說，戰爭會改變一個地方在人心目中的形象與定位。

　　這使人想到沈從文在《湘西》“引子”中的一段話：戰事一延長，不知不覺間增加了許多人地理知識。另外一時，我們對于地圖上許多許多地名，都空空泛泛，并無多少意義，也不能有所關心。現在可不同了。一年來有些地方，或因為敵我兩軍用炮火血肉爭奪，或因為個人須從那里過身，都必然重新加以注意。

　　烏克蘭是一個太遙遠的地方，但因為近期烏克蘭的動蕩，突然對這地域覺得親密起來，而這種親密的欲望，轉而會去尋找更多的有關烏克蘭的資訊。

　　所以，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又想起來了。

　　家里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版本都是近期的，我記得小時候的譯本是有插圖的，所以我特地從舊書網上購買了1976年出版的譯本。

　　現在回憶一下，小時候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并沒有好感，從來沒有覺得有什么閱讀趣味。

　　我想這個原因，正如我上面所說，大概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太過成人化了，里面的一些思想感情都不是兒童所能夠理解的。

　　從我今天的有限的回憶來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我幼年的印象是淫蕩的，沖動的，暴力的。我沒有讀到有什么強大的健康的主題，倒是小說里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暴力主義傾向，讓我無法接受主人公。

　　從大的方面來講，小說里的一些描寫，游離于小說之外，僅僅是一個歷史的特寫。結合這一次重看，我覺得小說小時候不能理解小說為什么大肆描寫那些在小說里并沒有情節意義的段落，我覺得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小說里的屠猶段落。可以說，外國小說里的屠猶情節，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首次告訴我的，而今天看來，這一情節，還沒有其它的小說能夠寫得如此慘烈與令我印象深刻。從這個意義上講，《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記錄意義是難以抹殺的。文學作品的價值，在于它能夠照應到現實生活，并為社會生活留下鮮活的印跡。任何猶太人的苦難史，都不能夠像像小說里描寫的那樣栩栩如生，可感可觸。

　　在這里，我不得不提到同樣寫到屠猶情節的《紅色騎兵軍》的作者巴別爾，但巴別爾在小說里采取的是一種冷觀式的自然主義，甚至小說里的“我”也在虐待猶太人，玩弄猶太姑娘，并且毫不以此為恥。作者在寫作的時候，寫出了所有人心里的惡，包括文中的敘事者“我”，而且可以看出作者在描寫“我”在作惡的時候，帶著一種洋洋得意的炫耀。相比之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彌散著一種溫暖的人性的關懷，特別在寫得慘不忍睹的屠猶情節時，作者的那種敘述筆調，令我們感同身受只有在南京大屠殺才會感受到的那種悲憫情懷。

　　二是小說里的波蘭邊境段落。實際上，這又是小說里的一段無關主旨的冗長段落，但今天看來，這恰恰交待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故事發生背景。作者的家鄉屬于今天的西烏克蘭地段，瀕臨波蘭，所以作者才在小說里不厭其煩地描寫與波蘭的關系，特別在小說里，描寫到保爾到蘇波邊境去工作的時候，加入了一段蘇波邊界兩方的士兵巡邏的詳細描寫，其實這一描寫，并沒有帶來故事性的沖突，完全是作者太樂意要表現他的故鄉的地域位置了，這些情節，其實對于了解烏克蘭的動蕩及縱深的背景關系很有助益。

　　三是小說里表現列寧逝世的段落。這一段其實寫得相當的古怪，用收到列寧去世的電報，來表現民間對列寧去世的感受，可謂是別出心裁，還沒有哪一個作家能夠用作者選擇的奇特的角度來表現一個領導人的去世。從這些描寫中可以看到作者的從容不迫，小說里接受電報的人，作者是處理得極其低調的，開始的漫不經心，正與后面的驚心動魄強烈碰撞，產生波瀾。

　　小說里的這些段落，其實刪掉也不影響小說的人物刻劃，但現在加進去之后，恰恰給我們一種背景的介紹，用這些現實的段落，增加了小說的現實感，使小說的鏡像反映現實的能力能夠徹底地感染讀者。今天看來，這些游離的段落，恰恰很有意義。

　　再看保爾的個性，小時候就令人覺得難以喜歡。這主要表現在保爾太容易沖動，隨心所欲，他并不是一個中國人所喜歡的唯唯諾諾的道德模范，相反，他幾乎是靠他的沖動在打拼世界，在小說里，我們幾乎感到在所有的地方，一旦他無法進行他的溫文爾雅的介入的時候，他總是用他的不可思議的暴力來達到目的。從一開始的他在神甫的面團里放上煙絲的破壞行動，這種個性在小說里幾乎在重點的情節中都可以看到。其中比較典型的一個情節就是他與麗達趕火車時，痛毆了車里的所謂小市民。小說里寫到，他與麗達去開會，車站上人滿為患，無法登車，保爾根本沒有遵守紀律的習慣，更不會墨守成規，他不由分說，冒充檢查人員，混上了車子，從窗口里把麗達拉上列車，然后對那些向他暗中襲擊的乘客毫不客氣地發起了攻擊，直到把這些得罪他的人，都趕下了車子。保爾的行為，實際上采取的是一種以蠻對蠻、以毒攻毒的“外科手術”。在以后的一系列情節里，我們都可以看到保爾的個性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著。比如他與小說里的一個女性同事安娜在回去的路上，突然遭遇了劫匪，這時候保爾可以說不容分說，斃掉了這個撞上槍口的匪徒，小說稱這是他殺的第四個人。保爾的這種經常性的打法律擦邊球的行為，也不是在中國教育體制下循規蹈矩的教育基調能夠認同的。這也是我不喜歡保爾的個性的原因。

　　還有是關于小說里的淫蕩的問題，在兒童時的閱讀感覺中，覺得小說的字里行間中充滿了強烈的情欲味。現在重看時，我們當然可以把這種情欲味置換成一種赤裸裸的青春氣息，但是，今天成人的我仍然可以在那些我曾經熟悉的字句中，感受到小說當年給一個懵懂無知的少年的震撼。比如在1976年版本中，里面的風情萬鐘的神甫的女兒在跳舞的時候，作者特意地描寫了“裙子就像扇子一樣展開，露出她那絲織的三角褲衩。”而梅益的譯本卻用的詞是“絲襯褲”，顯然沒有1976年的譯本來得更具挑逗性的性感。而在小說里，涉及到性情節的比重，可以說是出人意料地高。在幾乎小說里出現女人的段落，都涉及到強奸這個詞，從小說當年給一個少年的印象中，好像小說里的社會空間里，一直有著強烈的性的力比多在左沖右突，當然，這可能與歐洲人的性取向有關，但是即使在紅色的革命小說里，這種對性的過分渲染與強調也不是比比皆是的，而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不加掩飾地大寫特寫，很容易在一個少年心理上產生一種抵觸情緒，覺得小說的文本是不純潔的，不干凈的。

　　現在重看之后，才算是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小說中的那些當時沒有介意的女人關系，理清了脈絡。而這些女人，正是當初在閱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時給人心理上產生重重疑惑的原因，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些女人，可能正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價值的一部分，因為從小說的文本來看，這些女人的存在，已經讓小說不再是一部現實的鏡像映射，而是對人生的一次情感的長途歷程的高度歸納。在當今有一股見風使舵、根據國家衰亡而認定小說價值的市儈式評論風氣的情況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恰恰能夠憑著小說里的蜻蜓點水但卻羚羊掛角的女人的描寫，可以讓它對人性的解讀具有某種經典式的深刻價值與深度意義。也許這些女人真正意味著什么，至今還是一個謎，但是關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那些形貌不同、性格不同、結局不同的女人，倒可以讓我們看到這部小說潛隱著的對人性的深刻的發現。

　　第一個女人：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第一個出現在保爾身邊的女人，應該是車站食堂里的女服務員弗羅霞。這時候的保爾十二歲。

　　保爾在幼時感受到的階級迫害中，顯然有一種性的因素。這種因素，是促成保爾反思社會的一個重要源頭。

　　性的欺侮，實際上成了保爾在感受到的體力的壓榨之外的另一個推翻舊世界的革命的動力。小說里寫道：“對姑娘們，他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要是哪個長得漂亮一點，又不順從他們，馬上就會給趕出去。她們能躲到哪兒去。”

　　弗羅霞就是給予保爾這種深刻啟蒙的第一個女人。她的作用不可小估。本身這個大保爾四五歲的姑娘，對保爾很是照顧，幾乎以長姐的身份給予他無微不至的關愛，沖淡了保爾在工作中的艱苦感，正所謂：男女搭配，工作不累。而正因為這個緣故，他對弗羅霞心理上是一種圣潔化的對待的。這里，我們不由想到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在這篇小說里，莫言也寫到一個小男孩的長姐般的打工姑娘菊子，對他給予無微不至的關懷，但小男孩卻沒有像保爾產生一種依戀情結，這可能是因為莫言遠比保爾早熟，他筆下的小黑孩已經有了強烈的性意識。而保爾對弗羅霞只是一種仰視著的慕拜。

　　然而，一次偶然的機會，他親眼聽到了弗羅霞竟然暗中干著出賣肉體的行為，并且與拉皮條的人討價還價，可以說保爾的精神支柱倒塌了，對黑暗世道的了解也有了更深一步的明晰。社會對個體的負能量影響，對男人來說，是殘酷的體力勞動，對女人來說，是肉體的買賣，至今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這兩個因素仍是不可忽略的社會黑暗的最尖端的部分。雨果的偉大小說《悲慘世界》里在認定社會黑暗的三大勢力的時候，其中兩座大山就是這兩種類型。

　　弗羅霞的結局如何?小說里其實是有交待的。在五年之后、保爾戰斗負傷后，送入醫院，小說用一名女醫生的日記表現了保爾在醫院里的狀況，其中提到護理員是弗羅霞，對保爾照應頗周，體貼入微。之后，這個女性角色，便消失在小說里的蕓蕓眾生之中。不管是作者有意還是無意，在保爾用暴力推翻舊世界而負傷之后，安排弗羅霞回到他的身邊，實際上是對保爾的暴力抗爭的一種首肯，至少保爾是從圣潔的弗羅霞受污這一點上感受到一個丑惡的舊世界必須用馬刀砍倒在地的(小說231頁)。

　　第二個女人：

　　小說里保爾身邊的第二個女人是他的鄰居、石匠的女兒加莉娜。這是小時候給我印象最為深刻的女人，現在來看，卻發現小說對她的描寫太過吝嗇。為什么她會給一個少年以強烈的印象?我估計孩童時候喜歡的形象是那種熱情奔放、溢于言表的類型，沒有什么心計，不會彎彎繞繞，相比之下，冬妮亞就顯得過于復雜，對兒童來說，幾乎如云山霧罩一般，難以獲得直截了當的衷愛。

　　這個女孩比保爾要大幾歲，把保爾看成一個小孩，但她卻以她的成熟，在挑逗著保爾，口口聲聲地稱他為“稱心如意的小女婿”，還多次用她的肉體(“富有彈性的胸脯”)去讓保爾“局促不安”。她的熱情奔放，在小說里的寥寥幾筆的描寫中大放光彩。

　　我一直注視著她在小說里的去向。后來作者寫道，保爾很希望哥哥阿爾焦姆能夠娶她，但是不知為什么，阿爾焦姆卻娶了一個非常丑的女人，令人大跌眼鏡。這也是小說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謎。

　　為什么作者要給保爾的哥哥安排一個不如意的妻子?

　　我想這個原因實際上可能反映了文學想象與現實的反差。石匠的女兒加莉娜很可能是作者在幼年時對成熟的女性的一種渴望的幻覺，其本質上我們可以用一種“戀母情節”來代替，也是今天的姐弟戀大行其道的原因。

　　一個少年男性，在成長的過程中，很容易會把他的戀情融注在長他數歲的女性身上，在她的身上編織他的性的幻想。越是壓抑的童年，越是容易把這種幻想加注在這樣的成熟的女性身上，寄托自己無所安置的情感。我們不妨再看一看莫言的小說中，可以說他在一大半的作品中都有一個兒童的視角，懷著憂郁的自卑的眼光，仰視著成人的世界，特別是對成年女性，總是懷著欲罷不能而又欲“想”則不達的精神困惑。我們不得不再次提到典型的《透明的紅蘿卜》，小說里的那個男孩對菊子姑娘也懷著初出茅廬的可以稱作是畸形的愛戀，但那個成熟的姑娘不可能把愛施舍給這樣的毛孩子，因此，這個姑娘成了孩子心中的最大的痛。這個小說比較典型地折射出莫言早熟的胸懷中對成熟女孩的那種強烈的愛的渴望以及無法達到滿足的痛苦印跡。莫言只要逮到機會，就要在小說里顯擺一下這種心緒。如另一篇小說《白棉花》，這篇小說的主題基本是前作的擴大版，同樣表現了一個男孩在棉花垛里無法得到女人青睞而產生的仇恨情結。在《紅高粱》中，小說里的“我”對“我奶奶”其實也懷著不懷好意的非份欲望，如在“奶奶”犧牲后，“我”成功地伏在她的乳房上，滿足了那種對女人隱秘器官的潛在向往。

　　由此可見，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石匠女兒風光無限的成熟感，讓保爾既渴望，又害怕。但這個形象凝聚更多的來自于少年的想象。就像莫言在兒童時看到的橋洞相當的宏大，但在多少年后，他帶著一幫主要是由日本占多數的研究者行列去再看那個橋洞的時候，卻發現又狹小又平庸。同樣，少年眼中的成熟女人是高不可攀的人，帶有一種圣母一般的神話色彩，這是由兒童的眼光所帶有的夸大特點決定的，但現實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作者盡管期望這個成熟的女人只能屬于他的哥哥，但是小說里的保爾哥哥從來沒有對保爾感興趣的女人萌生過什么非份的欲念，因為保爾的哥哥用他的現實性的眼光看過去，根本看不到保爾眼里容光煥發、美妙絕倫的女性，也就是石匠的女兒，在保爾眼里的容光煥發的，但保爾的哥哥，蛻掉童年的美化與粉飾傾向，他看到的完全是另一個可能是平庸的女人。這樣，當《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作者回到現實中來，只能按照現實的處境，給哥哥如實地安上一個丑陋的妻子作為歸宿。這就是說，保爾也就是作者的幻想，遭受到了現實中的哥哥的現實婚姻的狙擊。

　　但這個石匠的女兒，在重讀時，我發現她沒有銷聲匿跡。在列寧逝世之后，保爾的哥哥突然意識到過去的那種沉湎于個人生活中的人生態度，已經偏離了社會的主旨，便在大會上莊嚴表態，要繼承列寧的意志，從而加入了過去一直沒有主動去參與的事業。小說在這時候，再次寫到了加莉娜。當保爾的哥哥站到講臺上準備講話的時候，小說里寫道：“在被服廠那群工人中間坐著石匠的女兒加莉娜。她對阿爾焦姆寬恕地笑了一下。她的微笑中包含著對他的鼓勵，嘴角上還露出一種含蓄的只能意會的表情。”

　　從這段蹺蹊的描寫中，可以看到，加莉娜成了阿爾焦姆脫離舊式生活的催化劑，也是阿爾焦姆重新走向新生活的精神支柱。為什么沒有寫阿爾焦姆的妻子鼓勵他，而是用了這個與他沒有什么關聯的女人的目光來鼓勵他?

　　我們應該看到，這仍然是作者的一種幻覺構想了這一段情節。在作者的心目中，他把石匠的女兒作為自己走向成熟的一個標志，在哥哥需要精神動力的時候，他立刻把自己的情愛啟蒙者拿了出來，施予保爾的哥哥以脫胎換骨的后發引擎。在此描寫之后，也再也沒有見到可愛的石匠的女兒露面了。

　　聯系到實際情況，作者的哥哥后來娶了自己的妻子，正似乎是小說里的情節的一個圓滿版。作者在小說里幻想著自己也喜歡的一個女人，給予了哥哥的情感上的助力，而實際中的作者的哥哥，正與他的妻子修煉成了這種圓滿。從有限的資料來看，作者的哥哥曾經結過婚，并生有一女，由此看來，作者的哥哥與作者的妻子的結合，應該是之后很久的事情。由此看來，小說里的這部分描寫，倒體現了作者的高瞻遠矚的超級敏感。

　　第三個女人：

　　保爾身邊的第三個女人，就是大名鼎鼎、人見人愛的冬妮亞了。

　　我在小時候閱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時候，對冬妮亞毫無感覺，因為小說里的人物的基調已經被作者定性好了的，作者寫出了冬妮亞的好，也寫出了她的不足，這是作者早就安排好了的，他是有他的總體的構思與設計的，作者很巧妙地在小說里有一個完整的理由，讓保爾與冬妮亞走到一起，又早就埋下了伏筆，讓兩個人注定不可能走向圓滿。在這樣的作者設計好的文通理順的總體框架下，那些任何想入非非地企圖改變小說結尾的人，實際上只能證明作者成功地把這個接受者編進了圈套，這個接受者肯定是被作者前面的鋪墊的部分打動了，這使得那些非議作者沒有為冬妮亞安排一個完美結局的人，恰恰在變相地默認了作者的成功的藝術創作，正是接受者被作者的藝術震撼力感動了，所以，這些接受者總是想方設法意圖讓作家按照他的一廂情愿的構思來編造情節，但是，如果作者按照這些接受者的善良甚至有蠻橫的思想去重新構造小說的話，那么，這還是作者的小說的嗎?

　　所以，那些越是對作者指手劃腳、認為他在糟蹋冬妮亞的人，恰恰證明了作者的藝術創造的成功。從而在這里形成一個悖論，那些憤慨對作者進行指責的人，恰恰是作者最希望看到的得意之處，因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作者看到那么多人憤憤不平、耿耿于懷他筆下的美麗女孩的命運悲劇，正反映出他制造了一個美好，并且讓這一個美好毀滅，從而把悲劇性的氛圍與感受成功地傳達與傳輸出去，讓接受者痛不欲生，甚至賣櫝還珠地跳出來，干預作者的創作。

　　那么，《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作者為什么堅決不讓冬妮亞與保爾走到一起?

　　在這里，我們首先要問的是，冬妮亞在小說里的存在有什么意義?

　　應該說，冬妮亞的存在，是證明保爾有著豐富的情商，從而能讓讀者代入自己的情感，把保爾看成一個可以理解的人物，從而為下面的人物的艱苦人生產生共鳴、認同直到代入。這個角色實際上是作者虛構的。當然，有原型，但這個原形的運用可能只是局部的細節素材，下面有專門探討。

　　所以，《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作者在寫作的時候，是按照俄羅斯經典的文學作品來設置冬妮亞這個角色，冬妮亞的定性，應該是介于俄羅斯文學與蘇聯文學之間的一個角色。

　　其實，我們完全可以把冬妮亞看成是屠格涅夫筆下小說里的人物。比如屠格涅夫那部感傷的《初戀》里的女主人公，完全可以等同于冬妮亞。在屠氏的筆下，那位熱情奔放的鄰家少女，也是對小說里的“我”主動接納，從而讓“我”陷入情感的漩渦。《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作者在這里沿用了俄羅斯文學里屢見不鮮的這類高潔而又平易的少女風格，使小說接軌上了俄羅斯的文學傳統，并且借助這個傳統，一下子就俘獲了早先在俄羅斯文學里就出類拔萃地撥動人心的這類少女形象的粉絲，從而使《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彌漫著一種溫情脈脈的古典情懷。

　　但是，作者畢竟寫的是一部當代性的小說，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筆下的少女，已經在動蕩的鐵與火主宰世界的時代里，找不到她們應有的位置，作者只能把這樣的形象，推入到時代的岔道上，必然與那個時代倡導的主導方向產生分歧，這恰恰可以看出，作者的現實主義的冷靜、冷酷評判世界的傾向。如果像某些接受者所幻想的那樣，保爾與冬妮亞走入婚姻，有一個圓滿的結局，那么，這樣的小說，不正是中國人在無數的《紅樓夢》續本里拉郎配地讓寶黛終成眷屬那般的彌散著霉變的酸臭味的大混亂嗎?我們應該感謝《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作者，他創造了一個美麗可愛的女孩，然后，他又用他自己的筆，沿著歷史的脈絡，毀滅了圍繞著這個女孩的任何的善良的美夢，讓小說回歸到鐵一樣不容更改的現實來，祛除掉所有的粉色的夢幻，這正好可以看出，這是作者的忠實于現實、忠實于生活的本質流向、忠實于小說人物的最終命運而必然設置的結局。

　　很多冬妮亞的粉絲會拿小說里這一角色的原型身份證明保爾的薄情。這里，我們會碰到一份無法鑒定俄羅斯文化真實的尷尬。前蘇聯解體之后，對前蘇聯的文藝有一種“陰謀文藝”的歸納。但是后來提供的真實的資料，同樣令人感到疑點重重。最終導致的結果是，蘇聯和俄羅斯之間的各種資訊存在著嚴重的齟齬與對立，讓人無從識別誰對誰錯。政治紛爭導致了荒唐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現象的存在。很多人在諷刺斯大林的時候，總是把自已站在斯大林的對立的立場上，其實，為什么不能夠把自己站到斯大林保護的立場上呢?在斯大林之前，那些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寫到的“屠猶”以及同一區域戰事描寫的巴別爾《紅色騎兵軍》中描寫的對猶太的殘暴的虐待為什么不會施加到那些恨恨不平斯大林的人的身上呢?立場的變化，是形成俄羅斯及蘇聯資訊無法讓人確認真假的重要原因，而某些擅長于不誠實的人如藍英年就借此興風作浪，兜售道聽途說再夸大其詞的一些難辨真假但卻足夠聳人聽聞的資訊，在歷史之波濤中渾水摸魚，掀風鼓浪，而現在看來，藍英年的十幾年對蘇聯文學史的胡攪蠻纏的作為，已經日益顯示出可笑之輕了。他的那些在蘇聯解體之后頗能滿足人們獵奇的所謂文學史話，日益暴露出如魯迅所形容的“敗絮”一般的質地了。

　　收回我們的話題，看看冬妮亞的原型的混亂說法。據《二十世紀最后的秘密》(津科維奇，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版)介紹，冬妮亞的原型真名叫“柳斯——柳斯·貝倫富斯。”

　　該書說：“當奧斯特洛夫斯基認識這個姑娘，并愛上她時，她才十八九歲。這發生在1922年8月的別爾江斯克，奧斯特洛夫斯基在那兒的療養院療養。柳斯是療養院主治醫生、退休的沙俄部隊上校軍官的女兒。……她喜歡匿名，從不承認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冬妮亞就是她本人。”

　　如果這一說法是屬實的話，那么，反而幫了奧斯特洛夫一個大忙。這里明顯地是在說，作者在描寫冬妮亞的時候，只不過參照了他在入院期間遇到的一個女孩并且與她在一起時的一些細節而已。

　　這樣的一個被作者用來說明將來的兩個人的分手的少女形象，真正的父親，只能是奧斯特洛夫斯基。作者有充分的權利，在小說里設計出這樣一個身份與地位的女孩形象，并且，他更有充分的理由，決定她的未來的命運，這個未來，就是她必然地與保爾分手。

　　而在這之前蘇聯官方的冬妮亞的原形的說法，則另有其人，且信誓旦旦。我們不妨地摘抄出來，看看作者究竟采用了冬妮亞的原型的那些材料，而冬妮亞原型又在哪一個關鍵性方面，被作者堅拒不納地作了揚棄。

　　在《尼·奧斯特洛夫斯基(特列古勃著;王明元譯 ，黃河文藝，1985)》一書193頁，以附件的形式羅列了保存在莫斯科奧斯特洛夫斯基紀念館里的鮑利索維契的回憶錄，主要內容有：

　　——還早在上學前，我就同尼古拉認識了。當時他在發電廠工作。這是一九一八年的事。我們的第一次相遇，同奧斯特洛夫斯基在小說中寫得一模一樣。

　　——當時我經常去水塘，在抽水站柳樹附近洗澡。有一次我來到這里，看見在柳樹下坐著一個小伙子在釣魚。我走近問他，魚是不是上鉤，他回答說：“當然上鉤，不過要是一擾亂，那就什么也釣不著了。”

　　——接著我們就聊了起來。當時我手里拿著一本書，他問我這是什么書。后來我們就一起讀起來。這本書的名字是什么，如今我已記不清，不過肯定不是《牛虻》，這一點我記得很清楚，因為他后來曾親自給我讀過這本書，而且親自給我送來過。在我們正一塊讀書的時候，過來了兩個中學生。其中一個大概是鐵路領工員的兒子尤里克，另一個是斯達西克。他倆想同我結識，所以就嘲笑戲弄起戈里亞。于是戈里亞就懲治了他倆——把其中一個揍了一頓，另一個身穿白色校服的，被他扔進了水塘。

　　——當時，我邀請他來我家，認識一下我的父母，他拒絕了。他不想穿著工作服去，并說，他穿得不好，不方便。后來，過了兩個禮拜，他才來到了我家，但已經是穿著一新。這是用他自己的工錢買的。

　　——尼古拉還告訴我，他是怎樣從窗戶上偷走了德國人的手槍并把它藏了起來。

　　——后來他還教我用這支槍射擊，并說這在生活中會有用的。

　　——關于他被捕一事，尼古拉也親自給我談過。在他自由后，他曾在我們家的養蜂場里躲了兩天，還給我說，為了一個水兵，在獄中他倍受毒打的情景，而且整整談了一個晚上。

　　——關于尼古拉被捕，我是從我的女友普洛古琳娜那里獲悉的，這一點奧斯特洛夫斯基在書中已經提到。后來，我找到了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哥哥德米特里·阿列克謝耶維奇，然后，他就把奧斯特洛夫斯基帶到了火車頭上。

　　在該書中還比較冬妮亞與原形之間的不同：冬妮婭·杜曼諾娃是林務官的女兒，而鮑得索維奇的父親卻是一個鐵路職工(車站值班員)。后者同奧斯特洛夫斯基分手的時間是一九二四年底，當時奧斯特洛夫斯基身染重疾，要去哈理科夫治病;鮑里索難奇的生活同冬妮婭的完全不同。奧斯特洛夫斯基在巴亞爾克車站從來沒有碰到過她和她的丈夫，而且在他們中間也沒有發生什么爭執，更沒有成為仇敵。

　　“不過，在舍彼托夫卡的確有一位林務官，而且他有一個女兒，名字好像叫卡里婭。真正的‘冬妮婭’住在巴多里斯基大街，而這位林務官住在車站的后面。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同學在回憶錄中寫到，‘戈里亞經常到那里去’。作家的哥哥也證實了這一點。所以，冬妮婭·杜曼諾娃這個形象，很可能是那個車站值班員的女兒和林務官的女兒的聯合體。”

　　每一個作者在設計一個人物形象的時候，總是希望把這個角色與時代的大背景或者大主題聯系起來，現在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記憶里儲存著他與一個女孩的接觸的經歷，從這些經歷里，我們不排除這個女孩是因為奧斯特洛夫斯基日益惡化的身體而自然分手了，如果奧斯特洛夫斯基按照這樣的真正發生的事，把冬妮亞寫成是厭惡他的身體而分手，那么，這對冬妮亞這個形象可以說是一件真正的災難，這就等于把冬妮亞釘上了道德審判的恥辱柱，她在這里會成為一個嫌棄病人的自私自利的形象。而奧斯特洛夫斯基對冬妮亞的拯救之處，就是他并沒有把冬妮亞置于道德審判的視野里，而是非常高明地把她放入到政治分歧的角色來予以展現，這樣她身上可能存在的所有的勢利的個性便被徹底地遮蔽了，而一下子可以可以提升到小說主題的高度來折射其愛情關系了，可以說，奧斯特洛夫斯基這樣的構思，拯救了冬妮亞原形的低調的存在，使她一下子凸現到時代的天幕上代表了一種集體的類型意識。

　　其實《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保爾與冬妮亞的愛情故事，并非沒有與時俱進的時代意義。好萊塢電影《泰坦尼克號》里面的愛情故事，其實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情節如出一轍，電影里的露絲與杰克，他們分屬于不同的階級，但是他們卻在一艘船上相遇相愛了，階級的差異，卻激發了他們的愛情的活力，而最后，他們的愛的決裂是因為電影里表現的主題即一艘船的解體而解體了。如果我們的評論者也像對待《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那樣，認為作者不應該寫出保爾與冬妮亞的悲劇性結局，那么，我們是否也可以同樣指責《泰坦尼克號》里的兩位青年不應該在船沉時節放棄廝守在一起?這種對既有的藝術作品的情節設計進行想當然的改寫，是一種最可笑的評論綜合癥，我們覺得不應該去套用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愛情故事中來。作者的偉大，正在于他寫出了這種情感的悲歡離合，如果被這種設定弄得很不舒服，恰恰是作者的成功。不能因為自己的不舒服，而去指責作者的創作。

　　很多有對冬妮亞最后對保爾的嫌棄覺得不可理解，不知是這些人的腦袋被驢踢了還是怎么的，奧斯特洛夫斯基既然已經把冬妮亞的原型拉升到一個貴族身份的小姐的高度，那么，他必然要按照社會的流行趨向，寫出兩個人物之間的必然的地位落差的交鋒。我們完全可以用今天的現實的事例，來認識奧斯特洛夫斯基為什么要在冬妮亞與保爾之間劃一條深深的鴻溝，想象一下，今天如果一個農民工在城市里與一個城市女孩相遇，他們可能會在共同的讀書、娛樂等方面產生交集，但是讓他們如果真的踏上談婚論嫁的地毯，會不會也碰到重重障礙?我們的很多評論者總是坐在書齋里評點人物，一廂情愿地試圖干一些違背作者冷靜思考的拉郎配的事，殊不知，恰恰可以洞見這些評論者對人心把握方面的欠缺與幼稚。

　　實際上，奧斯特洛夫斯基對保爾與冬妮亞的離心傾向，是作了緩慢的鋪墊的。小說里寫到冬妮亞與保爾的愛情的最高潮處，就是保爾在逃出監獄住到冬妮婭家的那一個段落。這里是他們相親相愛的最高潮部分。后來保爾外出當兵，而這里的冬妮亞也沒有閑著，小說里寫到，她曾經與宣傳列車上的政委丘扎寧曾經手挽著手地散步，這一幕被謝廖沙與麗達看到過，可以看出，冬妮亞又與漂亮的丘扎寧親密接觸過，但這一切，在小說里并沒有被細膩地交待過，他們之間的結識過程，是否也像冬妮亞與保爾見面的時候那般富有戲劇性?

　　丘扎寧所在的列車是一個什么玩藝?本小說沒有交待。但據巴別爾《馬背日記》(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版)注釋說：“這輛列車在蘇維埃軍事術語中被稱作軍隊的政治部，專為在士兵和市民中進行政治教育，配置有一個印刷車間和一個編輯部，一座廣播站，還包括一架電影放映機。”

　　后來保爾戰斗受傷之后，冬妮亞曾經到醫院里看望，待保爾恢復健康之后，冬妮亞與丘扎寧的關系也不了了之了，只有從保爾對她的談話中，可以看出，冬妮亞是為什么與丘扎寧分手的，保爾說：“你說，丘扎寧曾經想用暴力污辱你，但是他是紅軍中的敗類，不是一個戰士。”

　　從這里看出，冬妮亞難以說清是否與丘扎寧有肌膚之親，但是她是反抗他對她的肉體之親的。而這背后究竟發生了什么，冬妮亞是否有過對丘扎寧的抗拒，小說只能通過她對保爾的話作出單方面的交待，小說并沒有一個全知全能的視角對此有明晰的交待，從這些段落里，我們至少可以看出，冬妮亞在保爾不在身邊的時候，并非沒有精神的出軌，至于肉體上的出軌，小說里沒有交待。

　　丘扎寧這個人物后來再次出現，同樣是作為反面角色。保爾在回到鐵路工廠之后，不久再次病發被辭退，稍有恢復后，他經朋友介紹到蘇波邊境組織軍訓營，后來參加了一次演習，演習的參謀長就是丘扎寧，外貌描寫中，他依舊漂亮，但“皮肉松弛”，只有放蕩的男人才會有這樣的容貌。這個丘扎寧對保爾也是百般挑剔，保爾不能走路，選擇了騎馬，也受到丘扎寧的指責，別的人安慰保爾：“別理這個騙子”。但這個騙子為什么能混到參謀長?這是革命的悲哀。保爾在革命勝利之后，很大程度上要面對他的過去的敵人對他的嘲弄與譏諷，因為他參加的革命，并沒有使他比他的敵人過得更好。包括冬妮亞，都可以看出，他們比他幸福。這就是現實主義的冷冽的光輝，革命并不能帶來好運，這就是這部小說給我們的潛臺詞。投機者總在真誠者的付出中攫取自私自利的利益。最近的烏克蘭動蕩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大群投機者，在那些真誠的也就是受騙了的群眾之中噬血地狂笑，而這種得意的笑，在任何的動蕩中，總會有一位最后的成功者或者叫投機的攫取者享受著。

　　不管怎么說，保爾與冬妮亞的愛情分合，不僅是個人的私事，更聯系著時代的主題的取舍，這樣的愛情才能在文學作品里，找到自己的決定性的重要地位。奧斯特洛夫斯基在時隔這么久之后，竟然依然能為一個簡單的愛情，留下一個紛紛揚揚的討論及熱議的話柄，不正可以看出奧斯特洛夫斯基在設置愛情故事時的大處著眼、小處入手的遠見嗎?

　　這里順提一句，在攻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一些評論家中，都存在著一種為攻擊而攻擊的行為，他們以立場為前提，然后根據自己的立場來編織材料，任意改編原作者的設定素材，把一部小說的原來的構思進行深度強奸。這成為一種姚文元式的深文周納的新時代的典型示范。這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是南京大學已故教授余一中。他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一本好書嗎?”一文中說保爾偏狹，就說“保爾厭惡嫂嫂家的人，厭惡冬妮婭和她的丈夫，看不起輕松聚會的青年男女工人。”還說他“出于趨眾心理，背叛了戀愛多年的女友冬妮婭。”真令人懷疑，余教授看的是同樣的一本書嗎?最不能理解的是，余一中不斷地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講解成他需要的可恥的東西，然后，再往上面潑污水，這至少還屬于文明的行為，但余一中后來竟然干了一件潑婦式的劣舉，把一個與他進行爭論的作者告上了法庭，當辯論難以辨出勝負的時候，余教授便很沒有風度地跳出來，直接動用法律武器了。“余一中訴新聞出版報社侵害名譽權案”成為一起著名的事關“學術批評”的重要案例，也成為今后文藝爭鳴如何處理的一起經典典范。余一中盡管氣勢洶洶，盡管他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潑了許多污水，但奇怪的是，會罵的孩子有奶吃，余一中反告人一狀，最后法庭判余一中敗訴，輿論認為：這些判決對于確立學術批評的疆界，倡導學術寬容的胸懷，具有導向意義。由此看來，在別人寬容余一中胡言亂語的時候，余一中卻容不得別人的反批評。據最新消息透露，余一中教授已于2013年去世。逝人已去，值得哀悼，但余一中教授如果不興師動眾地打官司、僅僅進行學術上的爭論，對他的形象與風度只會增添砝碼，而不會減輕。為一場“不廢江河萬古流”的栽臟與編織的爭論大動肝火，最后以肝癌去世，不知余一中教授在最后的時刻，是否想過保爾的自強不息的精神，是否重新認識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還有振奮人心、延續生命的一點長處?

　　第四個女人：

　　保爾身邊的第四個女人，是他在監獄里遇到的那個愿意為他獻身的赫里斯季娜。

　　保爾因為救了朱赫來，被關在牢中，同時關進牢里的還有一個名叫赫里斯季娜的姑娘。她的哥哥是紅軍，而她被關在這里，是因為她沒有答應警備司令的潛規則。

　　其實這個情節是令人懷疑的。警備司令求歡不成，也不至于把他的獵物放在一個大呼隆的監獄里，特別是里面還有年青的小伙子，這會給他的禁臠帶來安全性的問題。

　　而事實上確實如此。赫里斯季娜主動向保爾提出把自己的身體給他的要求，但保爾拒絕了，他想到的是冬妮亞。但是，如果沒有冬妮亞，保爾是否就可以接受一個女人對他的獻身?所以小說里的保爾的心理活動并不具有說服力，也給人一種怪怪的感覺。

　　這一段情節與其說是刻劃了保爾的崇高精神，倒不如說是地方武裝對女人的如狼似虎的覬覦，而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說，本小說里的女人總是受到男人的性侵害。

　　因為保爾沒有答應她，第二天赫里斯季娜被帶走了。

　　小說在后文中還是隱約地交待了她的去向。在第七章中，革命委員會面臨著“給養”的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進行“大搜查”，沒收富人的財富，于是飯館老板佐恩成為搜查的對象。

　　佐恩自然不會承認家里有豐厚的儲藏，他抱怨說：“佩特留拉的大兵把我家搶得精光，差一點沒把我打死。我非常喜歡蘇維埃政權，我就有這么點東西，你們都看見了。”

　　這一段話，其實說是真實的記錄。

　　后來在貶低奧斯特洛夫斯基而被抬高的另一位同樣描寫同一地域的蘇聯紅軍的小說《紅色騎兵軍》的作者巴別爾，在《基大利》一章中描寫了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對紅軍的抱怨：“波蘭人也開槍，我的好老爺，因為它是——反革命。你們開槍，因為你們是——革命。然而革命——是要叫天下人快活。既然要叫天下人快活，就不該讓人家里有孤兒寡母。好人是辦好事的。可見鬧革命的是惡人。波蘭人也是惡人。誰又能告訴基大利，革命和反革命的區別何在?”

　　兩者的口風完全一致。不能說奧斯特洛夫斯基不誠實。

　　就在這戶人家，再次出現了成了這戶人家傭人的赫里斯季娜。據老板說，她是沒有地方投靠，才被老板收留下來的。搜查一無所獲，就在大家準備收手之際，這個女仆提供了準確的情報，于是在這戶老板家的廚房的爐子里找到了糧食。

　　可見，這個被迫害的姑娘，并沒有對那個所謂的收留她的老板感恩戴德，而是在關鍵時候，向紅色政府披露了一個秘密。

　　由此看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很注重線索的前后照應，力圖寫出一個完整的立體化的人物形象，它具有一部長篇小說的結構，至少在這一結構上它是完整的。相比之下，總是拿來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相類比的《紅色騎兵軍》雖然在局部的描寫上，帶有某種“深刻”，但它是片面的，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種前后照應的氣勢感，很容易就襯托出《紅色騎兵軍》的單薄與局促。從藝術的角度講，《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也要勝《紅色騎兵軍》一籌。

　　第五個女人：

　　保爾身邊的第五個女人，是那個頗讓人牽腸掛肚、既可愛又讓人敬畏的麗達。

　　麗達的形象是耐人尋味的，如何理解她身上正經與激情的部分?從某種意義上講，她實際上是一個工作中的女性，保爾遭遇到的她的種種回應，都是一種近似于今日辦公室戀情者能夠感受到的矛盾心境。

　　首先她的存在是一種工作中的存在，這無疑無關任何的私人感情的，而同時，她又是一個女性，這便使得她變得復雜起來。

　　小說里對此有著繪聲繪色的描述。第二部第一章里保爾在與麗達共眠在車廂的時候，保爾有一段內心獨白：“她是他的戰友和同志，是他政治上的指導者。不過，她畢竟是一個女人。這一點，他是今天在天橋上第一次意識到的，所以，她的擁抱使他心情很激動。”(P256頁)

　　這樣的女性，往往會受到性騷擾的襲擊。這也是麗達必然形成了一種心理上的防御機制的原因。

　　這種機制在冬妮亞身上是不存在的。冬妮亞相對而言，是喜歡男人在身邊圍繞的，她不拒絕那些男性，甚至，她會喜歡看到那些男性圍繞她而爭斗，比如，保爾與那個小流氓在河邊釣魚時打斗的時候，冬妮亞的開心便讓人匪夷所思，但這卻是真實的這一類女性的底色。而這種復雜性與真實性，正潛伏著日后冬妮亞離異的原因。冬妮亞這樣的女孩，如水一般，但如水一般的女人是到處流淌的，小說里不是寫得很明白嗎?在保爾不在的時候，她很快與麗達的戰友丘扎寧膀子套著膀子了。愛冬妮亞的讀者，可能都沒有看到作者對這一人物忠實于生活而設計出的所有的復雜性。

　　相比之下，麗達便深知在男人群里應該做什么。她遠不是嬌媚的，小說通過保爾的眼睛對她的觀看，看到的是她的“曬得黝黑的臉龐”(P249)，但是她的魅力在男人的環境里是顯而易見的。

　　顯然，小說里在保爾之前向麗達發起攻擊的謝廖沙便遭遇了麗達的誘惑與反擊。小說里交待，在謝廖沙之前，她還有一個男人，就是那個已經犧牲了的“英勇的、身材魁梧的旅長(P257頁)，小說在這里強調了他的威猛，意味著麗達曾經有過一次激情的感情，對男女之事，并非一無所知，謝廖沙對她的攻擊，或者叫性騷擾，是頗有心計的，他小心翼翼，試探性地發起進攻，第一次，他莫名其妙地突然說：“麗達同志，我怎么總想看到你呢?”(P189)。

　　這是明知故問，他自己生了病，卻問對方，他為什么生病。這種行為也是今日辦公室戀情最常規的試探性套路。

　　麗達立刻收縮了她的女性身份，以工作中人的口氣，告誡他“別再這類抒情詩了。”

　　謝廖沙大為尷尬，趕快狡辯說是“把你當作知心朋友，才這樣跟你說的。”他退回來了，沒有深入一步，繼續發展到情人，趕快祭出“朋友”來遮掩自己的性攻擊，其實不僅是天知道，天下人都知道他說的是假話。之后，謝廖沙開始疏遠麗達。

　　麗達意識到傷害了他，又開始發起對他的誘惑了，說他是“小市民的自尊心發作了。”意思是他不應該有什么自尊心。這句話可能深刻地影響謝廖沙了，之后，他又靠近了麗達，一次他緊緊地握住麗達的手，可能他心里想的是不要再有什么自尊心，但是麗達立刻“生氣地把手抽了回去。”(P190)。之后，謝廖沙便徹底地死了心，“故意避開她。”

　　麗達畢竟是一個女人，懂得男人的心，她也許知道自己的誘惑導致了謝廖沙主動向她攻擊，她似乎認為自己有責任的，她不能不在適當的時候給他回報。

　　就像今日辦公室里，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噴涂得香氣撲鼻，其意圖不外是屢屢向男人施展自己的魅力，但她也知道恪守辦公室里的底線與平衡，她不會讓男人輕易得手，因為她傾向于辦公室群體中的一個男人，就意味著她在這個集體里背叛了其他的對她瞄準著的男人，最終結果只能導致自己的孤立，職業生涯很可能就此劃上句號。所以，她只能游刃于辦公室里的男人之間，讓男人欣賞到她的恰到好處的風情，但也止于此處，絕不讓一個男人獨享她的風味。改變這種平衡的，也許是這個女人再也不需要這個集體了，這時候她會顯示出她的真實的無所顧忌的一面。

　　麗達在謝廖沙面前的表現，正是一個經典版的辦公室女人的心計的全部。

　　當麗達準備“上前線”之后，她主動與謝廖沙套近乎，聽說謝廖沙欲到湖里去洗澡，她也主動提出同行，其實從某種程度上說，她已經棄守了她的防御的底線，對他全然不設防了，因為一個姑娘主動與男人一起洗澡，其潛臺詞已經不言而喻了。今日之韓寒不也說過一句名言嗎?當一個女人答應去吃晚飯，就意味著她同意了上床。

　　麗達洗過澡之后，與謝廖沙躺在草地上，她主動吻了謝廖沙，但她究竟有沒有對他的愛，從她在親吻前對謝廖沙的話：“你的眼睛應該是灰色的，象鋼鐵一樣。碧藍色未免太溫柔了。”來看，她對謝廖沙是不滿意的，不然，一個女人是不會與男人親熱之前，說出她的遺憾的。她在這里的行為，更多的是一種回報，在離開他之前，她覺得有責任為吊足了他的胃口而卻未讓他得到任何一點實惠而施予一點實在的饋贈。她對他的不足的評價，其實也可能來自于一個女人對男人的渴望，她希望那個男人“像鋼鐵一樣，”而不要太溫柔了，她的前任身材魁梧的男友，應該是一個像鋼鐵一樣強健的男人。雖然她對謝廖沙并不滿意，但她還是出于同情與憐憫，用自己的肉體部分地回贈給了他。

　　她的這種深知自己肉體對于男人的慰藉作用，在保爾身上也同樣地演繹了一遍。

　　當麗達與保爾在團省委會議上相遇的時候，她開始問為什么他當年要主動離開她。這是只有女人才能發出的詢問，有一種奇怪的現象，包括女人都這樣認為，當一個女人把自己獻出來的時候，男人只有接受，而且只有接受的可能，當這個男人不接收的時候，連這個女人都要感到奇怪，前面的那個在監牢里碰到的主動向保爾獻身的女人，也是這樣的心態，試想一下，如果一個男人主動向一個女人獻身，那是想都不要想的問題。所以，此處，麗達向保爾拋出了她心中的不解之謎。她的潛臺詞是相當的明顯的，就是她在男人的世界里可以說是所向披靡的，不要說她主動發起攻擊了，就是她眉眼稍微靈動一些，都能攪得男人心旌旗搖，紛紛向她獻媚投誠，而保爾為什么卻一反常態地拒絕呢。她要問，而男人從來不可能問一個女人這樣的問題，因為一個女人從來沒有責任要去回答男人，她為什么不發生相諧和的回音。從這個意義上講，女人在性問題上永遠站立在制高點上，操縱著性問題的所有的進程。

　　對此，錢鐘書在他的“管錐篇”里曾經進行了深刻的總結，把女人的“色授魂與”、“目挑神予”的種種關系揭示得相當的入情入理。

　　幾年后的保爾承認當年是一個錯誤。麗達在這里繼續發動著性誘惑，直截了當地說現在是一個遺憾。保爾很聰明，聽出她的潛臺詞，當一個女人直白地表白這是遺憾的時候，他很會順桿爬蛇地爬了上去，問了一句遺憾是什么意思。他需要根據女人的回答，來決定他的性攻擊的取舍，他問道：“你說使人遺憾，是不是因為我永遠只能是你的同志，而不能成為更近的人呢?”

　　這句話是一個選擇句，恰恰定性了我們在上面分析的麗達的身份，她是一個工作中的人，同時也是一個女人。保爾現在希望面前的這個女人會給她一個什么的答案，如果是工作中的女人，那就是沒戲了，如果是一個可以“更近的”人，那么，男人會知道做什么的。

　　麗達回答道：“你本來是可以成為更近的人的。”

　　這話相當的富有內涵，意思是當年她是向他敞開的。這句話帶著相當濃的性暗示，男人聽后一定會心花怒放的，因為這里的女人已經表白了她的接受，她有過愿意“魂與”的過程，只不過過去的時候，她沒有假以“形色”，就是說她沒有“色授”，因為她是一個工作中的人，她不能對一個男人清晰地“色授”，她要將她的“色”授給所有的男人，所以保爾在過去的麗達那里，像謝廖沙那樣，沒有得到任何“色授”的暗示，如果保爾得到了這樣的明晰的“色授”，那么，他是不會退卻的。保爾犯了一個與謝廖沙的同樣的錯誤。

　　在這樣的清晰的女人的性暗示也就是“色授魂與”面前，任何一個男人也會像保爾一樣追問一句，“現在可以補救嗎?”

　　麗達殘酷地回答道：有點晚了。

　　兩個人就此分手。但是，保爾在這里再次犯了一個錯誤，他沒有聽懂女人的話里有話，她說“有點晚了。”而沒有說徹底沒戲了。

　　保爾所以不懂女人，特別是不懂工作中的女人。當然，這種不懂，恰恰可以看出作者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懂女人，他把冬妮亞與麗達寫得多么的不同。冬妮亞的愛太直露，太簡單，完全是一個女人的率性發揮，根本不知道愛的背后就是性，所以冬妮亞才會大膽地把保爾留在自己的房間里，而且沒有及亂。后來冬妮亞與丘扎寧套著膀子散步，她可能同樣不知道這種親密關系的背后是性，所以，她后來向保爾表述對丘扎寧不滿的時候，說丘扎寧想強奸她。可見，冬妮亞并沒有意識到男女接觸的最后，總會碰到這樣的性的問題。我們試想一下，如果保爾在冬妮亞家里住的那一夜，保爾對冬妮亞有非份之舉的話，冬妮亞會采取什么樣的措施，冬妮亞也會像對丘扎寧那樣，把保爾當成一個畜牲的，從這里看出，一個沒有性的啟蒙的女孩，其實那種單純是很匪夷所思的，冬妮亞之所以可愛的地方，也正是因為她的身上有著過多的沒有被性污染過的女孩的純真情懷。一旦她被性接觸過，那么，她就會發生變化，這正如賈寶玉所說的;“女孩是水做的，到老婆子的時候，都是泥做的。”寶玉說的話，也可謂是對女人的一種深刻的認識。

　　麗達在給保爾的話中還是留有余地的，而且我們也看到，麗達用自己的“手指輕輕地觸了一下保爾的手，表示對他的關切。”這里，可以看出，麗達幾乎是通過肢體對保爾進行持續不斷的性誘惑了，她在重逢后最初是通過言語，現在直接通過行動。但保爾適時地收手了，因為他不懂女人。

　　后來保爾收到了麗達的一封信，在這封信里，麗達的意思是相當明顯的，就是說，她可以破例地把自己再奉獻給保爾一次，讓保爾獲得一生中念念不忘的一次情感之歡。看看這封充滿著濃重情欲味的信：“我對生活的看法并不拘泥于形式。在私人關系上，有的時候，當然非常少見，如果確實出于不平常的、深沉的感情，是可以特殊情況特殊處理的。你就是屬于這種情況，不過，我還是打消了償還我們青春的宿債的念頭。”

　　這幾乎就是一個觸目驚心的“小三”的信。她幾乎把一個女人出軌的理論基礎都坦白從寬地交待出來了。“不拘泥于形式”，這句話意思是她雖然進入了婚姻，但她完全可以不受這種婚姻的形式的“拘束”，她可以對特殊人采取特殊的處理辦法，她甚至有了“償還宿債”的念頭。她認為她自己欠了保爾的一份債，正如林黛玉認為自己欠了寶玉的債一樣。麗達愿意用自己的身體來償還她對他的虧欠，這句話的意思，仍是說明著她當年是對他進行過性誘惑的，不然她不會說自己會欠他的債。

　　從這封信里，我們可以看出，當年她對謝廖沙的那一記縱情的一吻，也是她一次償債的行為，明明知道與謝廖沙要分手了，今后再也沒有可能了，但是她還是給了那個永別了男人以一些肉體的“債務”歸還。對保爾，麗達再次祭起了同樣的心理邏輯，愿意把自己獻給他。

　　由此可以看出，一個給予男人以性誘惑的女人，她總會在合適的時候，來償付她的玩火自焚的誘惑給男人導致的虧欠的。她在性誘惑的時候，恰恰證明了她對那個男人有好感。正所謂錢鐘書歸納的女人心理傾斜的一個重大的標志：“意密體疏”。性誘惑的女人是“意密”的，就是說心理上是傾向于男人的，但她卻要作出“體疏”的外表反應(這個原因就是上面所說的女人要在男人的空間里不能外露自己的感情，防止自己遭受到整體男人團體的拒絕)，這是導致了保爾沒有深刻地認識到麗達真正的心理動機而作出誤判的原因。

　　那么，保爾為什么對麗達產生了在誘惑動機上的誤判呢?

　　實際上，保爾犯了與謝廖沙一樣的毛病。就是不懂得一個辦公室女人的生存困境，麗達要自保，要防衛，就必須對所有的男人一視同仁。她表面上不會給男人機會。

　　可以說，保爾從一開始就感受到了麗達的魅力。他與麗達出差，看到了麗達身上體現出來的強烈的女性成份，在車上與麗達躺在一起的時候，他的心情波瀾起伏，不能自制，但是，他像謝廖沙感受到的是一樣的工作中的女人的共同的標志性概念：“在保爾的心目中，麗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這就是保爾看到了麗達身上的一個工作中的女人的這一面的形象，而扼殺了女人還有“色授魂與”的那一面。其實，我們從前文知道，麗達并不是不可侵犯，謝廖沙那一次就可以看出，他最終還是得來全不費功夫地“侵犯”了她。

　　保爾被一個工作中的女人的身上的性魅力折磨著，從他看到麗達與哥哥的親熱后心里起到那么大的痛楚的反應，就可以看出，他是非常在乎麗達的。他害怕這種疼痛，所以保爾選擇了逃走。所以，他給麗達寫了一封信，說他不想跟麗達學習了，寧愿跟另外一名男性學習。

　　這是保爾的怯弱的成分，由此看來，他遠比謝廖沙來得膽小，但根本不敢像謝廖沙那樣，去經受情天恨海中那種忽上忽下的痛苦的起伏，但謝廖沙至少在最后還得到了一次補償，而保爾因為放棄了努力，感到自己根本不應該去“侵犯”工作中的另一個女人，所以，保爾在麗達那里一無所獲。

　　麗達有沒有責任?她一直在男人那里做到了“體疏”，職場中的女人不能給男人以機會的表象，但她的心理對保爾是傾斜的。在哪一處顯示出保爾對麗達的誘惑力?就是麗達與保爾外出乘火車的時候，保爾采用的是一種野蠻的手段，才上了火車，而上了火車之后，又是大打出手，在這些所有的過程中，一向登高一呼、應者云集的麗達幾乎毫無作為，只是像一個乖乖女一樣，乖乖地跟在保爾的后面，麗達在這里恢復了女性的本色，她心甘情愿地蛻掉了她身上的“同志”、“老師”甚或是“干部”身份，回歸到一種很享受的小女人的境地：被保護，被安排，被體貼，這是女人最大的幸福，甚至保爾把唯一的鋪讓給了她，讓她休息，而他愿意為她值守。任何女人在這一刻都會心動的。她的心里實際上已經“意密”了，但是在外表上，她要自保，不能不體疏，所以，她勸慰保爾躺下來的話是多么的冠冕堂皇：“請閣下把資產階級那套虛偽禮貌扔掉吧，來躺下休息休息。”你看，她的口吻多么像一個無趣的政工干部的口吻，但這句話卻把保爾震住了。

　　保爾與任何一個職場中人一樣，在對待女同事的時候，都考慮到她屬于工作，不僅僅是屬于自己。他與她在一起的時候，他的腦海里不僅僅出現的是她的一個身體，還會想到她身處的工作環境，她的上級與下級，也就是說，她的強大的發散的能量抑制了保爾的欲望，這就是工作中的女人的“能量場”。

　　在這個能量場中，保爾退卻了，退得如此的孱弱，可憐。

　　女人只有離開這個集體之后，才會收斂她的能量場，讓男人進入她的內心。所以，麗達寫給保爾的那封信，恰恰是在保爾與她沒有交集的時候，她才會坦白自己的內心，交待出她的“意密”的真意，就像她意識到謝廖沙永遠地消失之后，她才給予他肉體的補償，對保爾，麗達依然采取的是一種女人的唯一的選擇：亮出真心。而這時，保爾卻坐在一輛“載著他們朝不同的方向走”的火車上了。女人意識到安全的時候，就是她們離開的時候。而這種安全，對于男人已經沒有意義了。女人對男人沒有顧慮的時候，恰恰是男人沒有攻擊的機會之時了。

　　保爾在麗達面前完敗。但麗達這個形象是多么值得人回味，直到今天，無數個麗達仍然在辦公室里心動地攪亂著男性世界，制造著曖昧，又復歸于寧靜。

　　關于麗達的原型問題，在《尼·奧斯特洛夫斯基(特列古勃著;王明元譯 ，黃河文藝，1985)》一書中也有透露。作者在出書時，曾經說過，如果麗達健在，她會來信表示支持。其中一位人士回憶：在舍彼托夫卡當時曾駐扎著一個師。該師政治部對革命委員會黨支部工作曾給予了大力協助。有一個年輕姑娘在市劇院正式舉行的一次群眾大會上發表了演說。書中認為，這個年輕姑娘就是麗達的原型。但麗達在小說里的信，則來自于作者的創作。

　　補說一句，拍攝于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同名電影，里面的主人公的感情沖突主要放在保爾與麗達之間，而冬妮亞卻沒有攤上什么事，這也是比較準確地把握了小說里的情感核心重點。冬妮亞更多的是人生的一種隨意的情感狀態，而麗達才是人生最為艱難的處置與對待的對象。冬妮亞的彈性與解說的空間相當的大，是因為她的初萌的，純樸的，而麗達卻是嚴絲合縫的對應于人生的一個不容胡亂操控的階段的。麗達是小說里的真正的女主人公。

　　第六個女人

　　保爾身邊的第六個女人：涅莉所代表的女人的報復。

　　涅莉是維克多的妹妹，父母是波蘭人，后來涅利早早地移居到波蘭。她當年是與維克多的女友莉沙一起到冬妮亞家里作客的，應該屬于冬妮亞的同學之流的。前面涅麗基本沒有出現，倒是她的哥哥維克多曾經出賣過保爾，而他的消息來源，則是另一個女學生莉沙。莉沙其實也不算太壞，她聽說維克多出賣了保爾的時候，是很不樂意的。女人在小說里總比男人來得更超脫一點，更不問是非一點。她們在本質上不愿意卷入你死我活的政治斗爭，在個性上也傾向于把爭斗化為平和。

　　涅莉的再次出現，是作為波蘭外交官而出現的。她所在的列車上突然燈泡壞了，保爾去為他們服務。在這里遇到了珠光寶氣的涅莉。

　　其實涅莉已經認不出他來了，但是保爾還是主動地提到了維克多，因為維克多曾經出賣過他，所以，他重提了舊債的事。

　　涅利很不友好地進行了報復，嘲笑了保爾不得不依然為她服務。她的形象在這里比冬妮亞顯然更為惡劣，而她的句句之語，都是扎向保爾的毒針。因為在她的價值體系里，高貴與低賤是看人的職業的，而保爾在一個當家作主的國度里，卻干著依然低賤的侍奉別人的工作，她找到了足夠的污辱保爾的有力武器。

　　這個人物與冬妮亞是一樣的，都是襯托著保爾今日情境的尷尬與低賤。只不過冬妮亞沒有像她這樣潑下污辱人的詞語。

　　她對保爾的挑釁是相當的洞察男人之心，可以說，她的挑釁是建立在挑逗的基礎上的，她諷刺道：“要是你們奪取了華沙，你們會怎樣對待我呢?把我剁成肉泥，還是拿我去當你們的小老婆呢?”

　　我們可以看出，小說里的女人，都有一種潛在的傾向，認為男人會對她們全盤接受，包括保爾在監牢里碰到的那個愿意獻身的女人，麗達也主動向保爾暗示可以償還宿債。而這里涅莉就把自己當成了一顆鼻尖上的糖，在吊起保爾的胃口，以她的方式刺激保爾，說他只能眼饞她，而無法得到她。除非攻占華沙。

　　保爾知道她的挑逗自己的潛臺詞，當即說：“就你這樣的，白給我當老婆，我還不要呢!”這哪里是一個英雄的話，這完全是一個街巷俚語罵街的話。譯成中文就是，浪蕩女說：“老娘還看不上你呢。”回答是：“你這破鞋送給我當老婆，我都不要。”

　　一場嚴肅的政治斗爭，最后變成了人身攻擊，變成了建筑在肉體上的挖苦。女人拿出自己的肉體作誘惑，而男人同樣從肉體上鄙夷這種誘惑，女人抬高自己的肉體，男人則貶低之。最后的勝局是雙方的慘敗，保爾在這里實在有一些不光彩。他何必要污辱一個鄰國的使節的夫人呢?

　　但我們可以看出，保爾對涅莉是一點不憐香惜玉的，因為他對她從沒有任何情感，不會有任何的傷神，所以脫口而出的污辱之語，完全是不傷及心靈的口頭之爭。——性，成為傷害對方獲得自己勝利的武器。這與街頭物議的肌理是何其一致。

　　第七個女人：

　　保爾身邊的第七個女人：奇怪的安娜。

　　安娜是保爾在鐵路工廠里遇到的一個女子，但塑造得相當的不成功，可以看出，她與保爾也有一點欲說還休的關系。

　　突出表現在她讓保爾陪她去開會，回來的時候，她謝絕了女伴約她同行的邀請，仍然和保爾一起回來，路上，因為緊張，她“換住他的手臂”，后來遇到歹徒，欲強奸安娜，保爾一劍封喉干掉了歹徒，救下了她，保爾再次當了一回英雄救美的主人公，這與他與麗達一起外出的時候護衛她是一樣的。這個情節不過是同意反復。

　　奇怪的是，這件事倒招惹出另一個暗戀安娜的男人出來，這就是一直對保爾心懷疑忌的茨維塔耶夫，他吞吞吐吐地問保爾，安娜有沒有被強奸。如此赤裸的提問，被保爾詰問得啞口無言。

　　保爾在鐵路工廠生了病變相地被工廠辭退了。再次見到安娜的時候，他已經與另一個蛻變分子杜巴瓦結婚了。但兩人因為觀點不合而分居。后來保爾去找杜巴瓦，杜巴瓦又與另外的女人鬼混，見到保爾問安娜，便大泄妒火，說安娜“跟我提過好幾次，說她挺喜歡你，或者象娘們的另一種說法……抓住機會吧，那你們精神和肉體就都一致起來了。”

　　安娜后來嫁給了扎爾基。這是當年麗達與謝廖沙在小鎮上進行動員的時候第一個站起來響應的青年。他的形象若隱若現，沒有什么特別表現。

　　從安娜的情感線可以看出，她對保爾是有好感的，但因為保爾生病離開了鐵路工廠，她很快嫁給了別人，而奇怪的是那個為她嫉妒、追求她的茨維塔耶夫及后來的丈夫杜巴瓦都是托派分子，兩個人私下里經常商量來商量去，安娜還為此揭發了杜巴瓦，為什么安娜涉及到的男人，都是反面角色，而只有保爾才是一個緊跟時代的英雄?后來她能找到扎爾基也算是找到了一個安寧的港灣。

　　第八個女人：

　　保爾身邊的第八個女人：模糊的莉達。

　　保爾在邊區的時候，遇到一個婦女部長，名叫莉達。

　　同事中有一個負責政治教育工作的團干部拉茲瓦利欣，長得很漂亮，但品德不好，有一天晚上，摸到了莉達的床上，莉達作了反抗，蹺蹊的是，她當時威嚇他的是“明天告訴保爾”。可見在她的心目中保爾是值得信賴的。

　　拉茲瓦利欣后來一直到上級那里拆保爾的臺，但上級還是認識到保爾是正確的，沒有聽信的讒言。

　　在小說里，所有的保爾的對手，都是色鬼。冬妮亞接觸的男人，有莉沙的哥哥，專門以玩弄女人為能事，還炫耀自己嫖娼的經歷，維克托也是一個花花公子，后來冬妮亞認識的丘扎寧也曾經想暴力污辱她。在鐵路工廠里，一直想排擠保爾的茨維塔耶夫也曾經對安娜想入非非。可以看出，這些壞男人，在道德上一無可取。

　　而小說里的女人，都受到形形色色的性侵害。從弗羅霞被迫當業余妓女開始，謝廖沙的姐姐瓦莉亞在絞死之前被強奸過;屠猶時，多次描寫強奸事件，而唯一保護自己妻子的鐵匠倒在血泊中。保爾在牢獄中遇到的獻身女人顯然是受到了警備司令的性侵害。

　　這也是我在開頭部分所說的，當初讀小說的時候，對小說里那么多涉及到性的內容感到困惑與不解。

　　這種性的強烈性，其實我們對照一下巴別爾的《紅色騎兵軍》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原因。里面的紅軍士兵們可以在車廂里肆無忌憚地蹂躪兩個當地姑娘，并且要言不煩地提及他們整天拼命在死亡線上，拋妻別子，無所寄托，難以獲得心理平衡，于是借助女人發泄，便成了他們的一種消遣。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描寫的是一個動蕩的年代，所以性的罪惡才顯得那么頻繁。

　　保爾身邊的第九個女人：若隱若現的瑪爾塔。

　　這是保爾在療養院里遇到的一個女人，看上去十八九歲，實際上已經三十一歲。在《真理報》工作。

　　兩人的關系引起了病友的調侃，后來保爾離開的時候，她痛苦得沒有去送行。

　　后來她邀請保爾到莫斯科去，于是保爾住在她家達十九天。

　　小說對兩人的關系沒有更多的描述，但是據《活生生的保爾。柯察金：回憶錄與特寫集》引述發表在《十月》雜志1964年第9期上的原稿中的一個片斷講，兩人還有更多的情感的進展。在該書的141頁引用道：“瑪爾塔與保爾之間，出現了感情上的波瀾。這不需要語言的表白，誰都知道彼此是親密的。然而保爾進入了一生中的艱難時期……明知由于身體的每況愈下，自己決不會向她提出結合的請求。”

　　小說中的那個她的女伴娜佳勸她不要動員保爾到莫斯科來，瑪爾塔陳述了她的矛盾，她畢竟有自己的事業，難以為保爾而犧牲自己的事業。

　　據這本書介紹瑪爾塔沒有結婚。她曾在奧斯特洛夫斯基去世之后守靈。

　　從這些片斷來看，奧斯特洛夫斯基不是非同一般的多情。

　　保爾身邊的第十個女人：他的妻子達雅。

　　保爾把達雅從一個封閉的沉悶的舊家庭里拯救出來了，但從另一個意義上講，他像是破壞著一個家庭的寧靜。

　　不管怎么說，達雅在小說里缺乏光彩，而這正是走入婚姻的女人的共同的形象。

　　小說里的其它女人都沒有家庭背景，包括冬妮亞，雖然小說里寫到她的父母，但是他們在冬妮亞的生活里幾乎是缺乏影響的，作者有意削弱了女高中生冬妮亞家庭對她的控制，包括她的母親，都對冬妮亞不作干涉。這才可能讓她與保爾的友誼得以以自由的方式發展下去，給小說留下一朵美麗的佳話。

　　而達雅從一出現的時候就不是浪漫的，她是一個嚴嚴實實的家庭的一分子。浪漫是只有踢開家庭之后才會有的東西，包括《紅樓夢》里為什么要建立一個“大觀園”，就是想離開家庭的嚴密控制，能夠有一個自由的天人合一的空間尋找到精神上的浪漫。而這種浪漫在小說里又是多么的有限。

　　保爾在小說里幾乎像是一個拐帶者一樣，把達雅帶走了。這里可以看出，保爾有著非常高超的誘拐女人的技巧，也許前面的幾個女人給了他掌握了各色各樣的女人的機會，使他熟稔她們的性情與內心，所以他才能在達雅家里爐火純青地打通了與達雅房間的壁壘，住到了一起，展開了一場瞞天過海、偷情共歡的驚險劇。

　　達雅其人在小說里也似乎是一個最不討人喜歡的角色。她有一點可憐兮兮，特別是小說里形容她不漂亮更是人物形象的大忌。所有的妻子都不會是漂亮的，因為她不是以浪漫的想象的方式的存在的，而是以一種共處的后院起火的方式被洞穿的，這樣的女人怎么可能還保留著一點在外人面前的殘存的光澤呢?

　　在對保爾后來的否定性言詞中，有一種說法，說作者的妻子并沒有侍候他，不知真相如何。而從當時留下的照片來看，作者與妻子有在一起的合影，即使其妻子沒有呆在作者身邊，從小說里提供的理由來看，也是作者對妻子的關心，希望她能夠更好地工作與學習，這不正是體現了奧斯特洛夫斯基對妻子的愛嗎?

　　其實通讀小說，我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就是作者在極其年輕的時候，且青春力比多十分旺盛的時候，被迫失去了所有的人體的功能，作者本身有沒有遭受過強烈的壓抑的情感?這種壓抑的情感，有沒有導致他在小說中只要逮到機會就會放任地表現男人情欲的無所不在?

　　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在臥病在床的時候，只能把他的所有的時間寄托在想象中，這種想象，是否是導致了他的小說里充溢著那么強大的隱性的男性力比多爆發的問題。

　　當然，在巴別爾的《紅色騎兵軍》里我們也看到了小說里的第一騎兵軍，在戰場的暴力的同時，始終有一種強烈的情欲的發泄問題，小說里我們看到一肥胖的女人，成了士兵的“公妓”，而小說里更有多處地方寫到，這些士兵一到某地，就開始強奸當地的猶太女人，作者還活靈活現地寫到，士兵們落營后，情欲亢奮地勒住當地的民女，把她按在墻上實施獸欲的非禮。歐洲人種的情欲旺盛我們久有耳聞，蘇軍當年出兵中國東北，“毛子”們的那種“非我族類”的獸性的獸欲，也讓中國人感受很深。這可能關涉到人種的一方面，但一方面，奧斯特洛夫斯基對性侵害的念念不忘，是否也與他的癱瘓在床有著關系呢?

　　在作者的第二部長篇小說《暴風雨的兒女們》中，我們同樣看到強奸與性侵害在小說里大面積的存在，地主莊園的已經不諳人事的老太爺，還要抽空在家里的女仆身上亂揪亂摸，留下斑斑紅紋，而其二公子公然強奸家里的女傭。值得注意的是，小說里的正面主人公安德里，在住宿在民女奧麗霞家里的時候，也曾經撩開她的裙子，撫摸她的膝蓋，被她拒絕后，一度時間很是心灰意冷。這種勃發的情欲的潛在的描寫，存在于奧斯特洛夫斯基的筆下，究竟是一個民族的集體性外因，還是作者身殘之后導致的心理抑制?這是我們難以確認的一個迷津。

　　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保爾唯一一次發動的愛情攻擊，就是針對達雅的，他扮演的是個拯救者的角色，最終他成功了。這是否是唯一的真實的作者的寫照，而前面的女人，則不過是作者把想象藝術化出來的女人?

　　這構成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女人之謎。不要說我的趣味不高，也許從女人的角度，我們可以更深刻地、更明晰地了解小說的創造動力與背景，更廣闊地知道一部作品是如何在人性的表現上融注了更多的生活體驗。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的臆造與胡言并非沒有意義。

　　最后，順便談一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代寫問題。實際上這里也陷入一個悖論之中。那些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他人所寫的人，應該是認為這樣一本書，非奧斯特洛夫斯基所寫，那潛臺詞顯然是認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書，但同時又是這樣一幫人，貶低這部小說，說它枯燥乏味，沒有藝術性。前者夸耀小說寫的太好，沒有文化的作者寫不出，后面又說這個小說一錢不值，這幾乎是以其矛攻其盾的最典型案例。

　　據《二十世紀最后的秘密》一文所載：蘇聯解體后，有人認為，此書真正的作者是作家馬爾克·科洛索夫。這個人應該是發表小說的《青年近衛軍》雜志社副總編輯兼副編審。而維克多·金也被認為可能是原作者。他創作了當時非常暢銷的小說在《另一邊》。查《蘇聯文學辭典》里，沒有維克多·金這個人。倒是在《活生生的保爾·柯察金》(特列古勃著，華夏出版社，1988版中)對維克多·金有一段介紹，提到兩人的書中有著相似的對生命的思考等等情節，但維克多·金是《暴風雨的兒女》的編輯，奧斯特洛夫斯基在寫作《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時候還不名一文，不會認識同是寫作的人，又怎么能由維克多代筆呢?就此存疑。上文提到的余一中教授，也在這里陷入到自相矛盾的泥沼中。他在他的宏文中一方面說：“憑奧斯特洛夫斯基所受的教育和他的思想、藝術修養，是很難寫出達到出版水平的東西的”，然后又說，“《鋼鐵》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文學作品，而是一個時代的政治性很強的流行讀物”，前一句是否定寫不出東西，后一句是夸耀說是時代的好東西，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么?反正寫出一部東西來，左也罪過，右也罪過，最好的辦法，就應該像中國的老莊哲學那樣，什么也不做。但不管怎么說，認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代筆的人，一定是認為這本書相當的成熟，相當的高超，反相地證明了他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粉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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