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森現年65歲，其政商兩界的履歷都堪稱輝煌。他曾在高盛集團任職32年，并于1999年高盛上市后出任集團主席兼首席執行官；他是2006年至2009年初的美國財政部長，歷經金融危機的劇痛，也引領美國為復蘇而艱難拼爭；他深諳中美關系之道，是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啟動者之一；他與中國經濟決策者們關系熟稔，在出任財長前訪華次數已超過70次。
輝煌之后將如何呢？保爾森在接受財新《新世紀》專訪時表示，他會將今后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在加深中美關系上。保爾森說，以保爾森學院為平臺，利用自己廣泛的人脈為中美關系發展做些實事。“我不是一名學者，我崇拜學者，愿意和他們共事。但是我把自己定位為一名實干家。”
該學院主要關注通過促進合作來加深中美之間的互信，涉及領域從環境保護、清潔能源到貿易投資、創造就業。“任何全球性問題的有效解決，無論是經濟、環保還是安全問題，都離不開美國和中國的攜手合作。”
把脈中美關系
“我對要去中國的美國人總是會說的一件事是：注意傾聽。”保爾森說，很重要的一點是理解對手希望實現什么，這樣才有助于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總是會有一些妥協，但也有足夠的共識空間來實現雙贏。但這一切的開始都需要在關注自己需求的同時傾聽對方的需求。”
保爾森認為，目前中美關系處于穩定狀態。經貿活動的特性決定了當雙方擁有廣泛的經濟關系時總會不時出現緊張關系。“25年前我們和中國在貿易方面沒有緊張關系，那是因為我們沒有雙邊經濟關系，但現在我們有了。”
他建議，隨著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以及中國經濟大國地位的不斷提升，需要用創造性的眼光來看待兩國關系。“我們應考慮哪些方面需要改進，如何進行建設性的合作，以解決主要的挑戰。”
對于中國崛起，保爾森說，美國希望中國成功，因為這會讓大家都受益。“美國是全球最大和最富有的經濟體，我們有很大的經濟麻煩，但其他每一個主要經濟體也都有自己的麻煩，也許是更大的麻煩。我認為我們的麻煩是自己造成的，我們需要解決它，但如果中國經濟不增長的話，我們自己的麻煩會更難以解決。”
“中國現在是全球大國，這是一個新的現象，所以我認為對這一大國力量的創造性運用，符合中國、美國的利益，兩國都是利益相關者，這對全世界的和平與穩定都有意義。”保爾森說。
保爾森認為，中國所處的地區及美國都非常關注中國的軍力增長，“很想知道中國軍力增長的深層動機是什么。”他認為，提高透明度是建立信任、增加相互理解以及減緩緊張關系的最好途徑。他非常支持兩軍對話，建議雙方拓展涉及國家安全事務領域的交流渠道。
中美關系在經歷了去年的對臺軍售、谷歌事件、“天安”號事件以及美國牽頭的一系列軍演所造成的波折之后，今年隨著年初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而逐漸回暖，尤其在軍事關系方面：先是5月在華盛頓舉行的第三輪戰略與經濟對話上，首次有軍方代表參加并舉行了戰略安全對話，隨后中國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時隔七年后再次訪美，接著兩國防長首次共赴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并舉行雙邊會談。作為兩國關系中最為敏感的部分，軍事關系的密切體現了兩國關系的升溫。
在兩國關系發展方面，保爾森起到了相當重要的推動作用。他擔任財長后啟動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從2006年12月至2008年12月共舉行五次戰略經濟對話。2009年7月，中美將“戰略經濟對話”與雙邊交流的另一重要機制“戰略對話”相合并，建立“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S&ED），議題更加廣泛，將兩國合作提高到一個新的層面。
而眼下中美關系的焦點話題是中、美、越南、菲律賓等國在南海問題上的較量。在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兩國建立了中美亞太事務磋商機制，并于6月25日在夏威夷啟動首次中美亞太事務磋商，重點話題之一就是中越海上爭議。
磋商的美方負責人、助理國務卿坎貝爾透露，美方強調中國軍力擴張引發外界擔憂，希望中方提高透明度并加強對話，以打消外界顧慮。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則表示，中國在南海問題上未挑起事端，而美國若想發揮作用，不妨敦促相關國家保持克制。“個別國家的行為是在‘玩火’，希望這把火不要燒到美國身上。”
伴隨著中國相對崛起和美國相對衰落，雙方力量的變化使得兩國關系更加敏感，很可能出現一方過度自信、一方過度擔憂的局面。奧巴馬列中國為美國最大的經濟競爭對手，國務卿希拉里稱中美正展開一場“世界范圍影響力的競爭”。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存在著諸多的不信任：美國懷疑中國崛起會撼動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中國懷疑美國重回亞洲劍有所指。
中美之間涉及問題復雜，在很多敏感話題上雙方很難在短期內達成一致，但是交流是建立理解、互信的第一步，有助于減少誤解、誤讀和誤判。雙方擬定中的高層互訪還包括美國副總統拜登年中的訪華及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的訪美。盡管通過高層互訪、加強各級往來能夠逐步增進了解，但是缺乏戰略互信仍是影響未來數年中美關系的重要因素。
回望金融危機
談到保爾森，讓人印象更為深刻的是他在白宮向時任眾院議長、民主黨人佩洛西單膝下跪的一幕。在一場無果的兩黨爭論之后，在至關重要的銀行不良資產救助法案（TARP）議會表決前，保爾森用一跪彰顯自己的竭盡全力與實用主義。
保爾森將幫助美國經濟和金融系統在最嚴重的危機中穩定下來列為自己財長生涯的最重要成就之一。“我認為我們在危機中做的最主要的事情是正確的。”
“最主要的事情”指的是由他提出的、在美國政府應對金融危機的經濟政策中總額達7000億美元的“不良資產救助計劃”，即用納稅人的錢為金融機構和克萊斯勒等汽車業巨頭提供巨額救助資金。該計劃自誕生之初就備受爭議，反對者認為納稅人可能將為華爾街銀行業埋單。
保爾森說，TARP是“用不太順手的武器來對付從未經歷的問題”。“事后證明這是成功的。政府用于救助的資金最后也回到了納稅人手中。”談到外界對TARP的質疑，保爾森說，當時的問題“又巨大又丑陋，沒有優雅的解決方案，但我們必須要穩定整個體系”，“當我回頭去看時，我不會改變那些我所做的主要事情。”
不過，保爾森說，自己在金融危機中所犯的錯誤主要是溝通不足。“我一直都沒法讓美國公眾相信我們所做的不是為了銀行利益，而是為了美國公眾的利益，保護他們避免遭遇金融崩潰。這是我回憶時覺得可以做得更好的部分。”保爾森特別提到，與中國領導人打交道是他在金融危機期間“難得的亮點”。“我過去就和王岐山很熟，在危機期間我們定期進行交流，我們交流得很好，也得到了很好的支持，我們共同度過了一些艱難時刻。”
從華爾街到國會山，再到解甲歸田后著書立說、建立研究機構，退休后的保爾森依舊忙碌。他已出版了一本暢銷書《峭壁邊緣》，細數金融危機中的種種危急。書中多次提到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央行行長周小川也多次出現。他還正在寫一本關于中美關系的書，預計將于2013年出版。
“我有很多關于中國的經驗，我也會把今后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促進中美關系上來，從這種意義上講我是中國通。”保爾森希望通過自己在過去20余年與中國合作獲得的經驗幫助更多人展望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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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u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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