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果林文藝討論會（23-5）

　　倪劍雄：從影片《暮鼓晨鐘》再談新左翼小說

　　(影片地址：v.baidu.com/kan/movie/)

　　偶然看電影《暮鼓晨鐘》，頗有感受。聯系到我近來對新左翼文藝的一點思考，這里我想說說從新左翼文藝跟主流文藝的差別這個角度，我們應該怎么理解新左翼文藝。我以為，當前的新左翼文藝，要回復民間立場。民間立場不僅僅意味著對民間的觀察和反映，而是要脫出主流態度、觀察和認識的慣性，把引導民間建立以普通勞動者為核心的民間價值作為起點，深入呈示民間的真實，由此引導文藝深入理解當前中國社會的本質，提高對民眾獨立性和主體性的認識，促使中國的勞動者逐漸確立事實的主人翁地位，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提供精神支撐。

　　《暮鼓晨鐘》無疑也是一部優秀的影片，獲得了第8屆電影百合獎優秀故事片一等獎第一名、優秀男演員、優秀編劇三項大獎。值得一提的是，這個電影上映時間，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公布施行是在同一個時間。主流文藝和國家重大舉措的關聯性，我們從這個時間的一致就可以體會，無須多說。

　　影片講述的是：臨濱市原工業局副局長——后來的香港雅得利公司老總高宏達為了把臨濱市特種膠片廠的土地撈去給自己搞房地產開發，利用他跟膠片廠非同尋常的業務關系，伙同工業局趙局長、膠片廠原廠長鄭芳南、副廠長劉大業等人合謀設了一個局：采用把為這個廠進口的一臺設備的溶解罐換成舊罐子，把這個廠整停產;然后再采用停止為這個廠提供生產原料;逼迫膠片廠還四千萬貨款等手法，想把它搞破產。這時，省里決定派年青有為的“破產專家”章明去這個廠主持破產工作。而到了這個廠以后，章明發現這個廠并非不能清償所欠債務、達到破產底線，它本來是全國500強企業，不僅有技術優勢、市場本來也很好，工人都不愿意工廠破產。經過了解，他認定這個廠完全可以生產自救。而在恢復生產的過程中，他看到了這個廠面臨的生存危機，實際上是那些資本家伙同腐敗官員們合謀在侵吞國有資產導致的。但由于他個人無力對抗當時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出于維護工人利益的考慮，最后他斷然用違紀的手法把工廠抵押給了銀行，補發了拖欠的工人工資福利等，把這個工廠何去何從的事情交給了工人自己。毫無疑問，作為主流電影，這也提出一個關于國企產權歸屬的重大問題。

　　對這部優秀影片，我不想再附和簡單夸贊，而是想從中國社會發展的階段性和社會分裂導致的差異性視角，就幾個問題作一番思考，探究一下主流文藝和新左翼文藝的不同，從而說說我對新左翼文藝發展方向的一點粗略想法。

　　鄧理論認為，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歷史和社會本身的原因，中國各個階層具體人的差異巨大。這個認識是對社會主義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和深化。由于社會是人構成的，因此對人的合乎實際的評價，也應該是評價社會發展程度的基礎。而我們往往對此缺乏應有的重視。很多人實際上喜歡僅僅從政治制度、經濟體制等方面去理解社會的性質，忽略了社會和文化的發展導致的人的更加具體的實際。這個不當的認識，也是導致后來新左翼對前后30年所持評價流露出強烈情緒化傾向的原因之一。對此，新左翼文藝又該怎么去反思呢?我想，我們應該從對文藝作品里人物形象的分析開始。首先深入理解當前中國人的總體狀況是什么樣的，然后要理解人和人的不同具體體現在哪些事情上，以此去深入理解和評價我們看到現實。而從這部反映改革過程當中國企面臨破產的電影揭示出來的問題，我們也應該從對人物的分析入手來作出評價。

　　首先，中國是從一個貧困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在這個總體的歷史背景上，社會的領導、管理層跟普通底層勞動者的進步是有差異的。比如對國家政策的理解，干部和普通工人就有巨大的不同。即使在文革全面實行工間文化、政治學習的時期，干部和群眾對所學內容的理解也很不一樣。多數普通工人對那些學習總的根本無所謂，認為那些對自己來說，完全是多余的。這個是社會發展呈現的實際狀況。就在今天，也不能說有明顯改變。這個局面也是社會發展的階段性決定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影片里主要有三種人：普通工人、企業干部和政府領導、資本家。對于普通工人來說，后兩者都是管理階層，掌握著權力、財富和知識。他們三方圍繞膠片廠破產、自救過程，各自不同程度地展示了他們對待國企破產的不同態度和方式，不僅給我們加深對改革當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的社會根源的認識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讓我們能夠切實理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真實狀況，也讓我們可以發現一個主流文藝常見的問題，就是他們對社會真實有意或者無意的回避傾向。

　　管理階層的實際是，前廠長憑借搞垮膠片廠撈到好處移民澳洲;表面上在支持章明的華龍公司老總吳亮“無利不起早”，他希望給公司增加盈利點，當上交通局長，也暗地參與謀劃出賣章明;婁市長希望民眾緬懷自己干出的業績，甚至把自己孩子都“賣”給了張宏達，在膠片廠需要恢復生產的關鍵時刻，突然“暫時”不按允把生產資金打給膠片廠;前財務科長方麗和現任會計羅敏都因當時現實激起的恐慌而為了錢而被裹脅其中，結果前者注定要去坐牢，而后者被逼自殺;工業局趙局長曾經叮囑章明，要把工廠搞好，就得把工人當作兄弟，跟副廠長劉大業一樣，后來也竟然自動投入這攤臟水當中，參與對國有資產的侵奪;原工業局副局長的張宏達等人，也充分暴露出自己貪婪、兇殘的本質。這些讓人清楚的看到，當時的社會背景實際是什么樣的，并且也由此可以悟出一點領導干部們腐敗的深層歷史和社會原因。由于社會主義發展的不足，很多人的本質并沒得到根本改變，大多數人很容易對社會喪失了信心，輕而易舉參與為自己私利的謀劃，甚至不惜由此走向犯罪的深淵。

　　管理層的本質暴露和蛻變可以用初級階段的社會歷史原因給予解釋，但影片對以章明、張工、王師傅的底層利益代表思想來源就揭示很少，并且時常顯得不那么令人信服。他們作為個別人是可能那樣的，但作為典型形象，這些人物形象塑造缺少社會基礎。給觀眾的印象有點做作。婁市長專門提醒章明不要感情用事，但他很多舉動就屬于感情用事。這個用來解釋他對待往他車玻璃上扔粘滿油污的棉紗和偷他皮鞋的工人的態度更加容易被觀眾接受。吳亮說他太幼稚，他的那些感情宣泄，確實也不象一個有思想、有經驗、有謀略的“破產專家”，而象一個理想主義色彩很濃的學生。張工和王師傅，對工廠有很深的了解，其中張工大約也對工廠破產的真實原因有所耳聞，因此在廠部開會時，他才要劉副廠長摸摸自己的良心，問他工廠垮了對“你們這些人”到底有什么好處等等。王師傅把自己一生獻給了膠片廠，對廠子的感情是他不接受破產的主原因。這些都僅僅一筆帶過。并且這些人，都是接近領導核心的人，是少數人。對這些人物，有必要加以認真分析，才能對他們反對企業破產跟其他普通工人、以至整個社會的態度的異同來判定它是否有典型性。當時的社會實際就幾乎沒有人在鼓動工人團結起來捍衛國有資產。工人拉橫幅上街，至今被嚴厲打壓，媒體成天鼓吹的是“全體人民的產權，實際上沒有主體”。普通人不可能不受這個大環境的影響。工人的階級也不是一個來自書本的概念，是由具體的人構成的。由于具體的人跟社會的復雜聯系，他們的思想不可能天然是自覺的、一致的。這個自覺和一致的達成，必然要通過集體的疼痛和自發的反抗才有可能，絕非在面臨工廠破產的一時紛爭當中就可以做到。而電影把這個描繪得太輕易了。后來下崗工人飽受困苦，同樣也經歷精神的沉淪，總體上至今猶然。中國工人階級走向覺悟、重新團結起來的路，還漫長而艱巨。這是社會規律，沒辦法超越。

　　而對新興起的資產階級，影片雖然沒有簡單把他們往傳統“壞人”方面靠，但對他們身上那些自私、貪婪、兇殘的本性來源卻缺乏進一步闡釋的動機和條件。這是因為對于這個人群的實際，主流所站立場就有傾向性，也不那么容易從對中國社會和歷史的深入認識來開始理解這些具體人的本性。如果這樣作，在政治上就得面臨“喪失立場”的危險。但文藝不僅僅是要表明立場，而是要揭示掩蓋在具體人物那些表面性情之下的社會的真實，告訴觀眾我們面對的社會的本質是什么。中國新生的資產階級本質的認識，對主流文藝來說并非那么缺乏，忽略這些深入揭示，僅僅出于政策性考慮，而不來自文藝自身。資本家個人的自私、貪婪、兇殘，總體上并非主要來自他們個人的品質問題，而是來自與他們個人的真實經歷和實際處境密切相關的現實，和支撐這個的社會、歷史根源。是它造成了中國的貧困、落后和民眾長期壓抑而蒼白的生活。而對這些個人經驗，一來大眾了解有限，所觸及的事情也過于復雜，甚至還牽涉很多官僚階層無法公開的事情，所以也沒法說。對于一個面對普通大眾的電影，當然有理由予以忽略。

　　另外，對章明品德和號召力的拔高是顯然的，這個也足夠證明中國主流文藝在面對中國社會巨大分裂狀況時無法避免的自我掩飾傾向。章明是跟吳亮在夜總會過“夜生活”的時候說到他們雙方的兼并的。就是說，因為工作的原因，哪怕真把工人當成兄弟的廠長，也難免附和大老板們一道去打打高爾夫、玩玩小姐。這里令我不滿的，不在于電影編導如何解釋這樣一個領導干部會“忽然就”得到全廠職工那么一致的擁戴，而在于這里顯示的社會差距導致的對大家尚且貧困而個別人卻那么奢靡的矛盾，主流應該作出怎樣的解釋。如何理解當前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巨變帶給人思想認識的沖擊?這個沖擊是導致的混亂還是進步?它最終能緩解社會差異還是加劇對立?因為社會差異的巨大，主流無法對經濟體制變化導致的社會結構性轉變給具體人帶的分裂——富人可以盡情縱欲到死，而窮人淪為奴隸的現實給出什么樣的解釋?還有，章明對高宏達的態度，一開始就格外輕蔑，號稱自己不穿鞋，是因為“光腳的不怕穿鞋的”，私下琢磨“楊伯勞”怎么“玩死你”“黃世仁”，應該更加符合一個有經驗的干部的性格。但這個后來被章明整個學生似的激情表演沖淡了，也反映出對這個腳色本身的矛盾性難以作出合理演繹。另外，高宏達的那些“通了天”的后臺到底是誰，主流也沒人敢直說。就在高宏達知道審計局盯上他以后，他要打電話求助，也只能以驕橫的一句：“我要見你”來把對方給曖昧掉。不這樣怎么行啊，主流編導們還得“靠天吃飯”呢!就是說，嘴軟是主流宣傳無法改變的問題。

　　影片最后，章明在全廠職工大會上的一番講話，則更耐人尋味：

　　“以前我跟大家一樣，都非常診視這條生產線。自從認識了你們以后，我覺得其實一條生產線根本不算什么、廠房不算什么，其他任何任何的東西都不算什么。一條生產線拯救不了我們工人，能夠拯救我們工人的其實是我們自己，是千千萬萬的雖然還不富裕，但忠誠國家，熱愛工廠的工人，是我們國家自新中國成立起，便一代代傳承下來的主人翁精神。”

　　這個話是在寬慰被迫放棄生產資料的工人還是在鼓勵工人們發揚主人翁精神團結起來?這個主人翁精神不能說沒有，但是不是有那么強大的主導力，則值得問一下。如果真那么強大，后來那些參與謀劃走資、甚至熱中腐敗的干部們，又是從哪里來的呢?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不曾經也是工農勞動者里面的“積極分子”嗎?這些人可以腐敗、墮落下去，普通勞動者憑什么支持自己始終“勤勤懇懇學雷鋒”?

　　這里章明還提出一個自己的希望：“我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象一名真正的產業工人那樣，相信咱們政府、遵守紀律、服從管理、千萬千萬不要去做讓外人恥笑我們工人的事情。保護國有資產，是我們這一代工人的職責。”

　　對章明個人來說，這個話是在廠子面臨生死存亡、自己馬上就要被處理的特殊情況下所做的掩飾，還是出于虛擬的理想在強調產業工人的操守和榮譽，大家就自己解讀吧。但這個“沒譜”的希望也立即得到了全體職工的積極響應，就實在令人難以理解。后來不少企業破產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事實上自發的色彩一樣濃厚。影片里想借以表達的希望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意愿，還僅僅是個意愿而已，因為當前它還缺乏堅實的社會基礎。但我們從影片看到的結果是張工登臺一聲呼吁，職工們就全體表示贊成留下補發給的工資等，以買回工廠的股權，得到全體工人舉手贊同。這個情節確實很難說它真實。

　　由此給我帶來的啟迪是，新左翼文藝應該脫出對主流文藝的模仿，撇棄陳述的前置條件，從正在成熟的民間獨立價值出發，主動呈示我們的感受和意愿為目的，縱情抒寫我們的真實——主人翁的真實生活和意愿。前期這個縱情抒寫是自發的，因此難免是亂糟糟的，帶有明顯的過激、粗礪等情緒化色彩，正如文藝復興的創作一樣，自然有矯枉過正的問題。但這個是過程性的問題，是主人翁初獲自由的必然狀態，無可指責。而由亂到治，也是一個辨證的過程。只有人民真正享有了主人翁的權利，他才可能重建自己的規則。這個就是全新的人的價值觀。

　　怎么對待這個亂糟糟的過程，似乎是一個大問題。但我們新左翼能不能接受這個過程，其實根本無所謂，因為這個過程早就開始了。只是我們新左翼很少人在意這些普通群眾自發的網絡文藝創作的現狀。自從1998年，蔡智恒的《第一次的親密接觸》火暴以后，2008年在中國作家協會指導下，又搞了一次正式的網絡文學盤點，推出包括我們很多年青人讀過的《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等幾十部經典網絡小說。而就這些小說的思想性，大都傾向于自由主義。然后雪村的調侃歌曲《咱們東北人都是活雷峰》和奇志大兵的搞笑段子“洗腳城”也風行一時，成為持續多年的網絡話題;另外還有大量的美術作品和小動畫作品。這些作品在我們新左翼看來，過分突出青年生活的迷茫和無聊，或者格調低下是無庸置疑的。但他們也事實標志著民間獨立意識的開始。新左翼文藝所要回復的民間，本來就包括左右翼。僅就文藝而言，現在右翼強勢，但左翼應該更加自信。

　　如果我們有足夠的胸懷，用辨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接納這些民間自發的創作，對其予以客觀分析，那么我們不得不承認，新左翼文藝當前的創作，確實遠遠落后于已然興起的民間創作。僅就對網絡技術的應用，就根本無法跟當前非左翼的廣大民眾的自由創作相比較。而更重要的是，我們新左翼有廣泛影響力的作品極少——甚至還沒有。目前在幾個紅色網站發表的作品，題材主要包括以抗議、譴責改革過程當中那些具體作法給工人階級帶來巨大傷痛，或者極言社會陰暗面，遠遠趕不上現有的網絡文藝創作的豐富和新穎。對這些已經有的民間創作正在展現的民間獨立性，很值得我們新左翼文藝人思考、跟進。

　　（2014-5-14 成都）

　　（群號：225174960）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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