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應朋友邀請，看了場張藝謀剛推出的電影《歸來》。這是一部以文革為背景的愛情戲，如果借用當代公知的嘴說，那還得加上“人倫”兩個字，使它成為“愛情人倫”劇，因為女兒舉報了父親，這違背了“人倫”。

　　劇情描寫的是一個被打成右派的改造者逃離農場后，所發生的系列家庭悲劇：跳芭蕾舞的女兒被取消《紅色娘子軍》女主角的最佳扮演者資格;妻子因與丈夫(右派逃離者)見面被摔破頭造成后來的選擇性失憶(筆者語，因為她可以認得幾乎所有人，而唯獨不認識自己的丈夫);女兒因舉報父親的歸來被母親趕出家門;平反歸來的丈夫遭遇自己妻子的失憶性不認識;心靈受創的妻子在丈夫的陪伴下一次次去車站接丈夫的歸來。這種催人淚下的“咫尺天涯”一直延綿至全劇終。

　　走出影院后，朋友問我感覺怎么樣?我回答：就藝術作品來說，這部戲的表演很到位!

　　那么就歷史事件呢?這就是我不得不說的話題了。

　　盡管，該劇似乎在刻意回避或淡化政治色彩，但這個特定時期的特定“事件”，是無法抹去所傳遞給觀眾的“時代感傷”的。這不，剛出影院門就有人開始嘀咕“真是個瘋狂的年代”了。你要這時詢問“男女主人公的悲劇發生原因是什么?”幾乎絕大多數觀眾都會答：“那個不可理喻的年代唄!”可見文藝作品并不是個“純技術活”!

　　那么，這個年代究竟是怎樣的“不可理喻呢?”回答這個問題其實并不難，幾乎不用費勁，順手拈來《歸來》電影里面的場景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就行了。不過，你需要了解劇情。

　　紅色娘子軍是中國工農紅軍在土地革命時期的一支武裝力量，成員大多都來自當時社會的農村婦女。當時社會是什么社會?是絕大多數中國婦女沒有身份、沒有地位、只能是生兒育女的工具，連姓氏都要隨丈夫的社會;是一個同丈夫一起下地干活，回來后丈夫可以躺在床上休息而自己卻要做飯洗衣的社會;是一個承擔著這個社會的責任而享受不到這個社會禮遇的社會!她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第一次贏得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尊嚴，第一次不再是男人的附屬而是一個有自己符號的自然人，第一次同男人一樣享有了這個社會成員應該享有的那份權益。這個時候你要她們再失去這種身份、地位、尊嚴和權益，她們答應嗎?是決不答應的!與其說她們拿槍是為了中國革命，不如說是在保衛自己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所擁有的這一切!

　　同樣道理，那些曾經做工的養不起家小，種田的(給地主打長工或做短工)填不飽肚子，以及那些連打工、種田都沒有份，只能流落街頭，無依無靠的窮苦大眾，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成為了這個社會的主人，過上了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生活。你要他們再回到過去，他們能答應嗎?

　　所以，那個時代就是婦女、窮人、社會底層民眾同要他們再回到過去的那些人的斗爭的時代。那個時代的建設和發展也是本著維護最廣泛的人民大眾利益的這樣一個時代。這個時代不可理喻嗎?

　　時至今日，社會普遍認同的左右派定義為，左派：是指那些追求一個能夠保證絕大多數人的民主、自由、公平和富裕的社會，他們強調民族利益、國家主權與個人利益的統一，強調公平正義，他們同情工農群眾、相信工農群眾，為了整個社會的進步，可以犧牲個人利益和眼前利益，他們壯懷激烈，心胸坦蕩，多“先天下之憂而憂”，因此，他們最終成為了社會主義者。右派：追求一個他們自身或者階層的絕對民主、自由和富裕，倡導適者生存的“叢林原則”，強調個人利益與國家、民族利益的分離，個人利益高與國家、民族利益。他們只相信眼前的、看得見、摸得著的現實，只相信能夠立馬獲得的物質利益，他們輕視工農群眾、脫離工農群眾，相信精英力量，是資本主義的信奉者。

　　中國共產黨團結、領導中國左翼力量和人民大眾，通過浴血奮戰，將一個被曾經的右翼勢力弄的近乎四分五裂的、已經絕對自由成一盤散沙的、飽受列強欺辱的、已經變得滿目瘡痍的中國社會，建設成為一個惠及整個社會成員、特別是長期生活在社會底層的那些成員共同享有社會資源的社會主義社會。那些失去曾經社會光環、社會地位、家庭財富，不顧國家、民族安危和利益，一心追求個人、家族權利的舊勢力、舊官僚、舊文人，以及那些抱著各種目的混進革命隊伍的投機者，他們不習慣社會主義的新體制、新文化、新觀念;等不及通過穩妥發展、協調發展、全面發展逐步提高的社會成果;受不了共產黨的清規戒律和對極端個人主義、極端自私自利行為的限制，于是借助共產黨廣納民言的時機，開始攻擊中國共產黨，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在當時社會上確實掀起了一股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邪風。這些極右殘余勢力借助新生右翼勢力的顛覆行為，受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打擊，那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這應該不存在不可理喻!

　　當然，由于受客觀因素的影響，比如執行者的夸大或者不作為、參與者的憤慨和過激，使得那場反右運動擴大化了，被反者也確實受到了一些過格的沖擊，把一場“澄清是非，打擊少數，教育多數”的運動，搞成了出發點和落腳點相對倒置的局面，傷害了一些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的心。但這絲毫不能否定那場運動的必要性，前些年個別人曾公開揚言“我就是被準確地打成了右派”，這便是很好的證明!

　　這些年一說起過去的事，最大的聲音就是“不民主、不自由、不法制”。時至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仍然清楚地寫著：“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你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攻擊和顛覆社會主義制度，不打你打誰?你去美國攻擊和顛覆他們的資本主義制度試試看，不把你的這種“民主自由”打回娘胎才怪!

　　回到本文主題，男主人公陸焉識和女主人公馮婉喻的遭遇換來了觀眾一拘拘淚水，身在影境，筆者也不可避免。但我們要分清是非主次，不能因為影劇的影響就厚此薄彼，對歷史產生一邊倒的糊涂或者錯誤的認識。劇作者站在什么立場，就會對觀眾產生引導性的立場誤區，如果展開對一個十惡不赦的殺人犯的感情描寫(僅作比喻)，你會產生馬上釋放這個殺人犯的沖動，這就是藝術渲染的力量。也是傷痕文學對青年一代所獨有的殺傷力。如果現在有人把那些年邁的下崗工人一分錢掰成兩半花，一直等到散市才半遮著臉去市場撿菜葉，碰到熟人還強作輕松地說：“哎，小孫子養了只兔子，害得我每天還得給它找吃的!”你會不會否定這個時代?你不會，是因為沒有人潛下心來去這樣寫，這樣演!

　　女兒舉報了父親，一定程度上是失了人倫。但當“人倫”大于“正義”時，親親相護會很自然地轉化為官官相護，當一個社會不再以正義為首倡，這個社會會讓你感到徹骨的寒冷。用“不去犯錯”替換“不去舉報”成為社會主音，相信它會惠及我們每一個人。

　　以上就是我想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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