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眾文化的圖景中不斷地生產著關于美國的文化想象。從1980年代主流思想界對蔚藍色文明的深切渴望，到1990年代初期講述中國人在美國艱苦奮斗的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紅遍大江南北，再到2013年表現中國商人在華爾街上市而實現美國夢的《中國合伙人》熱映，可以說，美國成為這30年來中國人從自卑、屈辱到獲得自信的重要參照。與此同時，從1990年代中后期暢銷書《中國可以說不》、“5·8”轟炸大使館事件到2008年“4月愛國青年”的出現，美國又是中國人內心深處難以抹除的傷痛。

　　今年上半年，有幾部中小成本的國產片成為票房主力，其中《北京遇上西雅圖》和《中國合伙人》等達到了超過5億或7億的票房，這些與青春、愛情、創業有關的影片都涉及新的對美國的文化想象。

　　愛恨交織的美國情結

　　美國在中國當代文化中占據著格外重要的位置。1940年代以來，處在美蘇“中間地帶”的中國與美國直接或間接進行了3次“熱戰”，分別是國共內戰、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隨著1972年“文革”期間中美發表聯合公報、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冷戰的權力格局被中美關系的改善所打破。1980年代，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美國也從昔日的“惡魔”和“敵人”變成了現代化的理想彼岸，中國與美國的情感就像戀人一樣充滿了愛恨交織。

　　1980年代中國對美國處在“暗戀”階段，美國是想象中的“夢中情人”。在1980年代中后期熱映的專題紀錄片《河殤》中，美國及西方成為蔚藍色文明、海洋文明、現代文明的典范，而中國則是黃土地式的、內陸的、封閉的、停滯的地方。1990年代初期，這種單相思的情緒達到頂點，1993年熱映的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的主題曲唱出了這種埋在心底的“愛”：“千萬里我追尋著你/可是你卻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夢里/在夢里你是我的唯一。”

　　正因為如此深情的愛久久得不到回應，再加上隨著中國改革的深入，全球化也呈現壓力和威脅的一面，這種“愛之深”又轉化為“恨之切”。1996年的政治暢銷書《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后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主要是向美國說不。這種“拒絕”姿態與其說是反抗以美國為代表的全球政經秩序，不如說是一種“失戀”之后的自怨自艾。1999年出現了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事件，這次事件所帶來的反美浪潮并沒有否定美國所代表的價值觀，而是重新調動一種悲情式的民族情緒，這種“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情敘述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化、強國夢的情感基礎。

　　這種在全球化、市場化改革中“偶然”浮現出來的民族主義情緒，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現代化未完成的焦慮。美國不是1980年代中國“一廂情愿”之中的拯救者，而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打壓者和競爭對手。這種把美國作為對手的想象，在新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經濟崛起而浮現出來，諸多“大國崛起”、“大國沉浮錄”以及“群雄爭霸”的暢銷書滲透著中國要學會做“大國”、要有“大戰略”的意識。這種大國意識在2009年的另一本通俗政治讀物《中國不高興》中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也就是說中國要取鑒那些曾經崛起的大國，不僅要“持劍經商”，還要有符合本民族國家利益的全球戰略，只是這種“不高興”背后依然回響著西方充滿殖民與戰爭的現代化之路的老調。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中國戲劇性經濟崛起的背景下，中國與美國從單相思變成了可以更加平等對話的伙伴，知識界也開始討論中國模式、文化自覺等新的自我認同。

　　“美國夢”的兩個層面

　　中國大眾文化中生產最多的美國想象就是“美國夢”，何為“美國夢”?維基百科中的定義是：“美國夢源于英國對北美大陸的殖民時期，發展于19世紀，是一種相信只要經過努力不懈的奮斗便能在美國獲致更好生活的信仰，亦即人們必須透過自己的工作勤奮、勇氣、創意和決心邁向富裕，而非依賴于特定的社會階級和他人的援助。通常這代表了人們在經濟上的成功或是企業家的精神。”在19世紀的美國，伴隨著屠殺印第安人的西進拓荒運動，美國成為小企業主的天堂。但隨著19世紀末期產業壟斷以及西進運動的終結，這種個人成功的美國夢失去了現實基礎，20世紀的美國夢有了新的含義。

　　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在《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一書中指出，白領、中產階級是“一群新型的表演者，他們上演的是20世紀我們這個社會的常規劇目”、“白領的存在已經推翻了19世紀關于社會應該劃分為企業主和雇傭勞動者兩大部分的預測”。隨著二戰后美國采取凱恩斯主義的福利國家制度，中產階級成為美國社會的主體，中產夢也成為美國夢的另一個層面。也就是說，不一定成為產業大亨或大資產者才是美國夢，成為有車有房的中產階級也是美國夢。中產階級的浮現也與戰后美國的產業轉移有關，在美國等發達國家進入后工業社會之時，藍領工人開始白領化，服務業、旅游業等第三產業成為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消費主義成為中產階級的核心價值觀。而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的“黃金時代”，這段歷史在紀錄片導演邁克爾·摩爾2009年的影片《資本主義：一個愛情故事》中被描述為中產階級與資本主義制度的蜜月期。

　　電影《中國合伙人》和《北京遇上西雅圖》分別講述了兩種不同的美國夢。由香港導演陳可辛執導、中影集團出品的電影《中國合伙人》所涉及的是一種個人奮斗成功式的美國夢。這部電影呈現了1980年代的3位大學生經歷種種時代與個人的變故之后創業成功的故事，影片結尾處幻燈片般展現了多位當下中國最有名的商業精英(柳傳志、俞敏洪、王石、馮侖等)創業之初和成功之后的對比照片，為這部帶有懷舊色彩的影片提供了清晰的敘述主體，這不是普通人、小人物的青蔥歲月，而是商業上的成功人士的臨淵回眸。借用《中國合伙人》的英文標題“American Dreams in China”，在中國照樣可以實現“美國夢”，就像片中合伙人之一孟曉駿沒有在美國找到成功的機會，反而在回到國內后獲得事業成功。

　　而在電影《北京遇上西雅圖》中，文佳佳所追求的則是另一種作為中產夢的美國夢。她不諳于在北京做“姨太太”，像住在空蕩蕩的皇宮里面的怨婦一樣，她要離開看不見的大款“老鐘”來到美國，找一個落魄的中年醫生Frank過一種中產階級的生活。Frank最終拿到了在美國行醫的執照，可以安穩地過上中產階級的生活：沒有豪車、豪宅，但有時間陪伴家人。也就是說，文佳佳和Frank在北京無法實現中產夢，因為北京已經變成包養文佳佳的老鐘們的權貴世界，所以他們要在金融危機的美國尋找中產階級的“夢”。

　　不過，在社會主義中國講述成功故事并非如此“天然”和“自然”，正如《中國合伙人》用一種民族自豪感為公司到華爾街上市尋找合理性，繼而又憑著“中國精英”的談判技巧勝過了盛氣凌人的美國機構，故事不斷在演繹：只有把從白手起家到百萬富翁的奮斗故事與“民族”話語結合起來才能獲得道德正義性，這也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另一面，就是彌合不同階層的民族認同。

　　《中國合伙人》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其中提到的新夢想教育公司以及現實中的新東方學校，都是以培訓英語、以販賣成功夢、美國夢發家的公司，也就是說通過出售美國夢實現了美國夢。正如新東方的著名口號“從絕望中尋找希望，人生終將輝煌”，這種競爭者文化、這種通過殘酷的“PK”決定勝負的游戲，成為叢林法則和“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最佳寫照。它和現今最主流的大眾文化產品(包括以《狼圖騰》開始的狼性精神暢銷書、杜拉拉式的白領奮斗史、各種類型的宮斗劇，以及《星光大道》、《中國好聲音》等選秀節目)如此不厭其煩地講述草根實現夢想神話一樣，不斷表達這是一場只有少數人能夠幸存下來的比賽。這種優勝者文化發展到最后，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饑餓游戲”。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