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可以干大事的地方。”這是埃隆·馬斯克的話，他驚人的事業成就說明，美國夢還是能夠成真的。馬斯克生于南非，上世紀90年代經加拿大移民美國。他創辦了PayPal公司、特斯拉汽車公司和太空探索技術公司，取得令人驚嘆的三連勝。他今年42歲，身家約24億美元。

　　但每出現一個馬斯克，有多少才華橫溢的年輕人始終得不到那份關鍵的幸運?大家都知道，美國在最近幾十年里變得愈加不平等。

　　社會流動性在減退

　　但真正的問題恐怕比收入和財富分配數字所包含的意義隱藏得更深。更令人不安的是，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美國的社會流動性在減退。

　　多年來的調查揭示了美國人和歐洲人之間的根本差別，美國人對不平等的寬容度要高得多，但這種寬容無疑是有條件的，那就是美國的社會流動性比歐洲要強。

　　然而，假如這個折中不復存在怎么辦?假如美國現在既嚴重不平等又缺乏社會流動性怎么辦?假如這是經濟復蘇的一個隱性體制障礙怎么辦?實際上，假如當前貨幣政策正在加重社會停滯怎么辦?

　　不平等問題更嚴重

　　不平等與社會停滯無疑是相關的。就從不平等說起吧。鮮為人知的是，在21世紀頭10年的中期，人口頂層那1%的人的收入所占比例，回到了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所描寫的時代。那1%的人的平均收入是其他人平均收入的大約30倍。雖然金融危機縮小了這個差距，但只是稍稍縮小，而且是暫時的。這是因為美聯儲自2008年以來的貨幣政策就是推高資產價格。猜猜怎么著?富人擁有這其中的大部分。確切地說，頂層那1%的人擁有美國總凈值的35%左右和金融財富的42%。

　　美聯儲使股市行情回到危機前的水平，卻談不上實現了經濟復蘇。但它非常成功地使富人以及他們的孩子更富了。

　　據瑞士信貸銀行稱，2012年全世界約有1000名身家逾10億美元的富豪，其中約三分之一是美國人。但在這些人當中，略低于30%的人不是靠自力更生發家的，比例大大高于澳大利亞和英國。換言之，如今美國富豪比英國富豪更有可能是通過繼承來獲得財富的。

　　這只是美國社會流動性減弱的諸多表現之一。“美國夢”已經成為一場社會靜止的噩夢。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在收入頂層那五分之一中長大的美國人，有略低于60%的人最終仍留在頂層那五分之二當中。而在底層那五分之一中出生的人，有60.4%最終仍留在底層那五分之二當中。

　　福利造出貧困陷阱

　　美國自由主義者稱，日益擴大的不平等勢必導致社會流動性減弱。今年1月，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艾倫·克魯格正是懷著這一想法提出“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證明不平等國家的社會流動性較差。但在歐洲人看來，這也是大家所熟悉的故事：好心好意的福利項目制造出貧困陷阱。不妨想想賓夕法尼亞州前公共福利部長加里·亞歷山大所強調的情況。一個帶著兩個孩子的單身媽媽兼職掙2.9萬美元——此外領取28327美元的各種補貼——比她接受一份年薪6.9萬美元的工作更劃算。因為那樣的話她要交稅11955美元。

　　另一個例子是申領社會保障殘疾津貼的美國人數量在增加。20世紀80年代，領取這種津貼的人只有1.5%多一點，如今卻將近3.5%。領取者也不像過去那樣以老年人為主。約6%年齡在45歲到54歲之間的人口是社會保障殘疾保險的受益者。支付給殘疾勞動者的金額平均每月為1130美元，也就是一年13560美元——只比按照聯邦最低時薪(7.25美元)計算的全職薪水少2000美元。

　　據美國城市研究所稱，當前聯邦政府在年輕人身上的開支約占10%，而在社會保障計劃、醫療保健、醫療補助這些非兒童項目上的開支則占41%。老年人的人均政府支出——包括各州和地方預算——是兒童的兩倍。兒童貧困率是年長者的兩倍以上大概也就不足為奇了。請捫心自問：在一個關心爺爺奶奶遠甚于關心少年兒童的社會里，社會流動性怎么可能增強?

　　精英操縱游戲規則

　　與此同時，有跡象表明，美國的精英教育機構逐漸回歸它們的老角色，成為世襲精英們的精修學校。

　　《美國保守派》雜志發行人羅恩·昂茲近日對常青藤聯合會招生政策提出批評，指出了若干異常現象。例如，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亞洲人一直占哈佛大學注冊新生的16%左右。據昂茲稱，在哥倫比亞大學，亞洲人比例實際上從1993年的23%下降到2011年的16%以下。然而根據美國的人口普查，同期，年齡在18歲到21歲之間的亞裔人數增加了一倍多。此外，亞洲人現在占美國優秀學生獎學金獲得者的28%，在完全按學業成績招生的加州理工學院，39%的學生是亞洲人。

　　或許，負責常青藤聯合會招生工作的那些人自有他們的充足理由。或許，他們不單純挑選申請者當中學習成績最好、最勤奮刻苦的學生是正確的。但不能置之不理的一種可能性是，不管他們的本意如何，他們追求“多樣化”的實際后果是進一步削弱了這個國家曾經獨一無二的社會流動性。我們也不能無視這樣一種假設：問題的癥結恐怕在于“遺贈”制度，因為認知精英們審慎地操縱游戲規則，以時機恰到好處的善舉偏袒他們的后代。

　　作為哈佛大學教授，我對這種想法深感憂慮。與埃隆·馬斯克不同，我不是到美國來發財的。財富不是我的美國夢。但我的確來了，因為當初我信奉美國的精英政治，并且確信聽我講課的世襲特權受益者會比我在牛津遇到的要少。

　　現在我不那么確信了。

　　(英文原文刊載于6月26日《新聞周刊》網站，原題《美國夢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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