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有價值的文藝作品不太多了，反而是無聊的、虛假的、甚至誣蔑前30年的東西到處可見。寫工農兵、為工農兵服務的，對青少年和人民大眾有益的文學和藝術作品太少了。封資修的東西，西方文化入侵實實在在地展現在影視報刊書籍等媒體上。原來我只以為這是“改開”后丟棄毛澤東思想的原因。4月30 日，從北京電視臺“紀實高清”頻道看見了“筆墨春秋”節目，終于明白了;……在他復職后，參加個科學大會，提出“科技也是生產力”和“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被知識分子譽為“科學的春天”來到了。接著，就是文代會，19年沒有召開的文代會，一些七、八十歲的文學藝術家也聚首了，興奮異常。就在這個大會上，鄧小平祝詞說：“今后怎么寫就不要干涉了!”一批文學藝術家們覺得解放了、自由了，想寫啥就寫啥，想怎么寫就怎么寫，真是解放了。于是，“文藝的春天”也來了。

　　“今后怎么寫就不要干涉了”就是不管了，這就跟市場經濟一樣放任了。做買賣的隨便了，就可以次充好、假冒偽劣、有毒的產品成為商品為患猖獗，國家設立專門機構也無能為力。這就是“放開搞活”的惡果!商業是這樣，文藝事業也是這樣就不足為奇了。

　　商品是沒有階級性的，但是還這樣禍國殃民;文藝是有階級性的，它屬于意識形態范疇的。只要作家、藝術家不是泛階級的，他的作品就有一定的階級性，是在替他所屬的階級說話和服務。無產階級文藝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不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文藝就不是無產階級的文藝。

　　在我看見“筆墨春秋”的那段節目里，梁曉聲出鏡說：“在全國1600萬知青當中，去北大荒的就40萬。那被送到農場里的知青，生活的水平低到什么程度?早晨刷牙用河里的涼水，把牙根兒都冰得打顫了。他說的多玄乎啊!牙根兒能“顫”嗎?用涼水刷牙感覺是不舒服，可是當過兵的人都知道，艱苦地區有熱水洗臉、刷牙嗎?他還說，他們每天就吃2兩黃豆，沒有糧食吃。我真不明白他去的是哪個農場?就2兩黃豆還是從牲畜的飼料里“剝奪”出來的，那意思是知青的生活連牲畜都不如。我是從農村走來的。生產隊馬號的牲畜是用豆餅做飼料的，根本沒有直接用黃豆的。他說的這個時候我沒到過農場，但我們居住的生產隊也有下鄉青年，叫集體戶。集體戶是不缺糧食的，缺菜倒是事實。當時東北農村不是現在的農村，除了冬儲點兒白菜、蘿卜和土豆外，就是一缸酸菜和醬缸里的咸菜。能儲存白菜、蘿卜、土豆的人家是菜園子種得好的，有余菜，值得挖個菜窖的人家。一般人家就是靠干菜、咸菜大醬就飯的。有的知青能從社員家弄點兒咸菜大醬就很高興了。要改善生活，不是回家帶點兒，就是自己買點兒。我在長篇電視報告文學《皇天后土》里寫的紅石嶺大隊的知青集體戶，在大隊書記紀英林的關懷下，過得不比社員差。所以，我看梁曉聲寫的《雪城》就不真實，有歪曲、丑化和誣蔑知青上山下鄉的意思。知青的生活道路對于知青來說，是一生的寶貴財富。若不承認，我就問梁曉聲“你是怎么成為作家的?”現在中央政治局、尤其是常委中，就好幾位是知青。若沒有知青的生活和鍛煉，不了解中國農民的艱苦生活狀況，即便做了黨的領導干部也不能正確引導中國的前進方向。

　　歪曲史實、誣蔑勞動人民、控訴文革，控訴毛澤東時代的不僅僅是梁曉聲，還有著名的作家協會主席巴金。他在“筆墨春秋”里也出鏡說：“……沒有神了，也就沒有獸了……”巴金晚年很少創作了，但他寫《隨想錄》。從中就可見他對文革、對毛主席、對社會主義是什么態度了。他說沒了神，就是那四個人被法辦后，文革被否定，毛主席塑像被拉倒，就是被說成“請下神壇”的神。意思是說，毛主席沒了，紅衛兵小將、革命造反派也沒了。他把忠于偉大領袖的革命派看成獸，可見他是怎么樣的心態。他被譽為寫真話的作家，但我認為他不是人民作家。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是清朝知縣的兒子。他對于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是什么態度，我們就不該苛求了。畢竟他還寫了大量的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益的著作。歷史的局限性是任何人都避免不了的。作為原來的崇拜者，我不想多說一句了，只是為了說明作家、藝術家都有階級屬性而已。

　　更有甚者的莫言。他寫的東西沒有是符合農村實際的，全是歪曲、丑化和誣蔑農民的。他把社會主義的農村，把人民公社寫成齷齪的，比舊社會還黑暗的罪惡滔天、人倫敗壞的人間地獄。也正因如此，他能以《生死疲勞》問鼎諾貝爾文學獎。之所以能通過諾獎評委會的評審，是人家看中了他作品“令20世紀中國的殘酷前所未有如此赤裸地呈現，向我們展示一個沒有真理、常識、憐憫的國度，以及那里魯莽、無助和荒唐的人們。”“莫言所描述的過去，不是共產主義宣傳畫報里的快樂歷史。他用夸張、滑稽模仿加上變異的神話和民間故事，對50年來的宣傳進行修正，并令人信服。”可見人家評委欣賞和贊揚的是莫言能竭盡全力地丑化和羞辱中國人、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

　　得獎前莫言是什么樣的人?知道的人并不多。盡管電影《紅高粱》被西方捧熱了，但觀眾記得的是張藝謀，而不注意原著作者是什么人。我知道莫言是我在文化館從事文學輔導工作時，從文學刊物上看見小說《紅高粱》開始的。因為對他寫的中國農民太低俗下流，居然還能被編輯選用，覺得無非是“獵奇”或“標新立異”。因為人各有志也各有所好，蒼蠅就要逐臭嘛，我不喜歡還有人喜歡，咱不看就結了。所以，沒再看他第二篇作品。然而人家卻贏得張藝謀的喜歡竟然搬到銀幕上了。于是，這樣一篇無聊而庸俗的文學垃圾，就被中國人看見了。在中國人一片爭議的時候，德國卻給了金熊獎。咱們中國人對熊是沒好看法的，所以從不以 “金”字做修飾。咱們常以“金龍”為名，從未聽說以 “金熊”為名的。而《紅高粱》電影就獲得以“金熊”為名的獎項。因為是國際大獎，張藝謀就從此發跡而成了名人，后來成了“大導演”。但是，作為原作者的莫言還是莫言，國人知道的很少。盡管他沒停筆的寫，寫了不少小說，都是什么內容?知道的人也并不多。得獎后，人們才知道中國有個莫言、莫言是中國人。出于好奇心，才想看看他都寫了什么，為什么能獲獎。這一看，也就認識莫言了，原來他是中國文壇的丑類，就跟達賴和劉曉波一樣，成了西方反華勢力的工具。莫言寫《豐乳肥臀》、《酒國》、《蛙》之類的大作，是他個人行為，不該挑剔。但莫言還是個共產黨員，作為黨員作家，竟敢違反黨性肆無忌憚地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就不可接受了。毛主席說“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毛主席不在了，這句話也被嗤之以鼻了。可是，我現在領教了，莫言就是這樣的干將。因而他才跟達賴和劉曉波一樣能獲得諾獎。

　　對已經變質的諾獎我們左右不了，任它去吧。……

　　西方世界利用諾貝爾獎這個工具，把反華、反共分子收買了，表明我們的政權在文學戰線上，被西方世界打開了缺口。我們的黨中央如果對此喪失警惕，必將遺患無窮。希望我黨新一屆常委們引起重視，要正確對待莫言獲諾獎事件和莫言現象。如果真的把莫言的東西編入學生課本，那可就讓西方世界稱心如意了。我們萬萬不可干親者痛仇者快、遺患后人的傻事啊!

　　2013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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