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風問題，是橫跨中國現代文學史、思想史、政治史的一個問題，而且周期性不斷地出現。比如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同時也是白話文運動，胡適、陳獨秀都很尖銳地提出過文風問題;然后是延安時期的毛澤東，一直到今天，中央最近提出的八項規定，其中有兩條都直接和文風有關，像開短會、講短話，力戒空話、套話等。這個話題在中國近百年的歷史上周期性地出現，特別是在我們黨內，這也從一個方面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重視理論的黨，一個由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指導的黨，我們很難設想美國共和黨、民主黨，日本自民黨，能這樣尖銳地提出改進文風的問題。

　　文風問題非常重要，可另一方面，又很少有人研究。我們查閱資料，在期刊雜志上，標題中包含“文風”的文章，粗略估算，80%是研究古典文學的，比如說晚唐政治與文風，15%是講新聞行業的文風問題，還有5%談論的是其他內容，真正從理論上深入討論文風問題的幾乎沒有。這么一個橫跨面廣泛、周期性出現的重要問題，我們恰恰缺少研究，這也反應了我們學術界在文風、學風上確實有嚴重的問題。

　　什么是文風?粗略地下一個定義，就是行文的一種作風。文風不是風格，因為風格無所謂優劣，風格是“二十四品”，雄渾、淡泊都是風格，無所謂高下，但作風有高下優劣。從歷史上講，五四白話文運動第一次正面提出文風問題，像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講文學八事，第一個“需言之有物”，第二個“不模仿古人”，第四個“不作無病之呻吟”，都是講文風問題。當時的社會背景是，大清亡了，科舉制也早廢了，原來承載文言的社會群體，也就是士大夫階層已經消失了，這時候文言成了一種語言僵尸，但是它在書面語言領域仍然占據霸主地位，這不正常。而這個時候，知識分子已經換代，從士大夫階層轉換成留學生群體，以他們為主體形成新型的現代知識分子，在語言上一定要變革。但是，這個以留學生為主體的知識分子群體，在白話取代文言之后，又出現了一個新的情況，就是洋八股，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里特別強調“黨八股也就是一種洋八股”。一方面，他是針對五四以來啟蒙運動的偏差，另一方面，也是針對第三國際的洋教條對中國革命的干擾。毛澤東第一次談文風問題，是在1938年9月六屆六中全會上，“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六屆六中全會主要針對王明，王明回國對抗戰工作形成了很大干擾。所以，當時的文風問題也是和黨的領導權問題聯系在一起的。從延安整風開始，奠定了一種新的文體，可以叫做毛澤東文體。多年前《讀書》雜志上刊登過龔育之寫的一篇文章《毛與胡適》，說胡適講過，共產黨里面寫白話文最好的就是毛澤東。我們今天讀毛選，那些文章還是那么生動活潑、酣暢淋漓。這一文體影響了幾代知識分子，按李澤厚在《中國近代思想史》里的說法，至少三代：從抗戰初期登上歷史舞臺的“三八式的一代”，到四五十年代“解放的一代”，再到文革中的“紅衛兵的一代”，都深受毛澤東文體的影響。但是，這種文體經過幾十年發展演變，也出現了程式化、泡沫化的現象，最極端的表現就是文革時期的大字報，大字報的特點是以勢壓人、盛氣凌人，重立場、重結論，輕事實、輕邏輯。這種文風到“文革”后期已經讓大家深惡痛絕，所以“文革”結束后的文風呈現出一股清新之氣。但是，80年代后期，文學研究、文藝研究、文化研究乃至人文學科領域，又開始出現一種新的洋八股，一直持續到今天。一些著名的、影響大的學者，往往也是洋八股習氣嚴重。其中的原因，主要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戰失敗，造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自信嚴重喪失。我們寫文章的時候，其實心目當中總是或隱或顯有一個范文、一個樣板，而一些學者心目中好文章的范本多半是歐洲學者、美國學者。洋八股的根源是洋教條，洋教條的根源是文化自信的喪失。所以，要改進我們的文風，首先的一個前提，就是要恢復我們的文化自信。

　　經?？吹絻鹊匾恍╇娨暸_的娛樂節目主持人用閩南腔說話，為什么呢?因為大家認為這樣才夠范兒，如果用本地的口語主持時尚娛樂節目，似乎會非常搞笑。學術領域也一樣，為什么要洋腔洋調呢?就是因為似乎那樣才是學術，特別是因為談論的問題是從歐美照抄照搬過來的，言說的對象也是所謂國際學術界。似乎純正的漢語就不是學術。許多當代藝術作品，根本沒什么思想、創意，但一定要弄得神秘莫測，讓大家看不懂，這就是《反對黨八股》里說的：“裝腔作勢，借以嚇人”。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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