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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3年，乾隆皇帝80歲壽辰，英國特使馬嘎爾尼赴承德晉見，面對增開通商口岸、減低稅率、給予租界等一攬子請求，《乾隆皇帝諭英吉利國王敕書》一概予以駁回，表達了不加掩飾的傲慢，同時也有居高臨下的體恤和憐憫。那時，正值中國王朝歷史的最后一個盛世，而英國工業革命已經啟動，18世紀末，農耕文明的晚霞暫時還能掩蔽工業文明的曙光。

　　15世紀末地理大發現以后，歐洲使用暴力，憑借美洲的資源和非洲的人力，聚斂巨量財富，一方面為產業升級提供了物質前提——工業革命源自英國，擴及西歐北美，使整個西方在鐵器文明以來的世界歷史上率先掌握了工業技術;另一方面，財富源源流入歐洲，也使一個新的資產階級迅速成長，并提出了相應的政治要求——由此產生了資產階級的政治革命。

　　1840年，西方列強遠航而來，堅船利炮背后是工業技術，是物理化學，最后是一整套哲學世界觀;艦炮的另一面是海軍陸軍，背后是動員機制，是財稅體系，最后是整個民族國家。資產階級的市場經濟、市民社會和民族國家，三位一體，在此基礎上形成其配套的核心價值觀，如人權、自由、理性、民主等，與亞細亞式的傳統的君主-臣民社會形成歷史差距。總之，列強是攜技術、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整體優勢君臨全球的，他們在掠奪、奴役占世界人口大多數的其他種族的同時，也傳播了技術和文明，特別是通過留學生機制影響、塑造了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的精英知識界，掌握著文化領導權。西方的這個文明與野蠻的矛盾的兩方面，近代以來，一直糾結著許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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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文化自信”，就是一種對自身文化的優越性的意識——是處在兩種以上文化相互作用，即交流、競爭的環境中，面對其他文化而形成的一種意識狀態。對于近代以來的中國來說，文化自信，主要是針對西方文化領導權的壓力和挑戰而對自身文化優越性的自覺。

　　文化，作為觀念形態的上層建筑，說到底，是政治、經濟的折射，總是政治經濟領域的實踐走在前面，然后才有文化的提煉、升華和表達。近代以來，面對西方文化的壓力和挑戰，中國文化自信的確立，迄今經歷了兩次重要嘗試。

　　西方現代文明的主流模式是資本主義。所謂“資本主義”，就是以“資本增值”為原則和中心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制度。1914-1945年，資本主義全面危機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爆發，在西方文明的半外圍和外圍地區，從俄國到中國，出現了克服西方文明主流模式的政治經濟實踐。現代中國由此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陷阱，在探索獨特的中國革命道路的同時，也初步形成自己的文化，即為幾代人所熟悉的那種以《黃河大合唱》、解放區文學、紀念碑、中山裝、樣板戲等標志性作品為代表的剛勁、質樸、高亢的革命文化。“剛勁”是出于戰斗性，這是長期軍事斗爭孕育的風格;“質樸”的背后是底層的階級屬性和長期的艱苦環境;“高亢”表達了理想主義，這種理想主義源于一套由哲學社會科學支撐的革命世界觀和歷史觀。由此，中國也擺脫了自清末民初以來的殖民地心理，面對西方世界，表現出一種建立在偉大的政治實踐基礎上的文化自信。上世紀50-70年代，這種文化曾大規模輸出，不僅在亞非拉，也包括美日歐，從窮鄉僻壤的游擊區，到繁華都市的大學校園，中國作為世界范圍內的先進政治和先進文化的代表，曾名重一時。

　　自五四時代起，到國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戰爭……，上述革命文化經歷了從成長到高漲、鼎盛，最后泡沫化的過程。到70年代前期，由于“文革”的挫折，泡沫破碎，一種民族失敗主義情緒開始蔓延。向西方敞開國門后，處于前期工業化階段的中國社會，特別是其日常民生的清貧簡樸，與正進入后工業社會的美日歐各國，的確反差強烈。80年代，中國知識界反傳統、反體制成為潮流，到冷戰結束，在美國單極主導的全球格局下，由幾十年政治實踐而建立起來的文化自信走向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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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戰結束后，意識形態淡出，民族國家凸顯。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后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這本暢銷書，集中表達了針對美國霸權的民族主義情緒和思考。該書除盜版外，據說銷量超過300萬冊，標志著中國民間的文化自信開始觸底反彈。1999年的炸館事件，更使80-90年代成長起來的新一代，重新認識了已變得陌生的帝國主義本質。

　　新世紀10年代，一方面，后冷戰進入反恐時期，美國國力嚴重消耗于阿富汗、伊拉克戰爭。另一方面，全球化掏空了發達國家的中低端產業，其失業貧困人口造成大量借貸消費和政府支出，長期看必然危及財政-金融-銀行體系，其結果就是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由此導致世界經濟全面衰退，歐美國家朝野上下的種種不良表現，給世人以深刻印象。

　　反觀中國，自70年代開始，近代以來的“救亡”主題讓位于“發展”主題，革命邏輯被現代化邏輯所取代。從70年代末開始大規模經濟實踐，經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震蕩和調整，從90年代起持續快速增長，先是幸運地渡過了九七亞洲金融危機，然后又在零八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中保持相對穩定。近年，經濟總量先后超越法、英、德、日，當年中西經濟水平的強烈反差，已極大地縮小。以經濟實力為支撐，從80年代到新世紀初，不過20年左右時間，當年關于西方社會的各種不切實際的幻相迅速消失。

　　在長時間經濟成長的經驗基礎上，學術理論界開始總結或關注“中國模式”的概念和理論，盡管爭議很大，但這種探討本身，就已經包含了中國社會的文化自信正在恢復的信息。另一方面，在思想界以外的流行文化領域——例如音樂、設計、建筑、服飾、動漫等，則出現了“中國風”現象，即大量使用中國元素進行創作的潮流和趨勢。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周杰倫的《青花瓷》(2007年)，此曲把古典中國的流風余韻匯入后現代語感，用一種很“潮”的時尚的吟唱風格表現古典的意境和韻味，傳達出一種發自內心的、對中國古典文明和文化的自豪感。這是近幾年的一種新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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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立中國的文化自信，必然以應對西方文化挑戰，解除其文化領導權為前提。西方在冷戰后宣傳推行的“普世價值”，包括所謂人權、自由、民主、憲政等內容，主要是在文藝復興以來的歷次思想運動和政治革命中形成的價值觀，當然有其進步意義。

　　但問題在于，西方各國之所以在一定程度能在其國內實行這些價值，其一，是建立在必要的經濟基礎之上，而且是經過了長期社會運動的結果，并非一蹴而就。其二，更重要的是，五百年來，一直是西方世界的擴張史，其現代化的啟動和完成，均以長期掠奪、奴役、榨取其他種族為前提。西方從外部汲取資源和財富，緩和了國內矛盾，也就向外部轉移了貧困，以及總是與貧困相伴生的愚昧、動蕩和暴力。這一殖民-帝國主義的歷史債務不僅遠未被清算，而且其汲取體制迄今仍以改頭換面的形式在維系。可以設想，如果這個汲取體制瓦解，那么，其貌似運行有效的福利制度、民主政治、行政系統和公民社會也都將陷于危機。

　　總之，由于西方所宣傳和推行的“普適價值”是以全球汲取體制為前提，一旦停止汲取，這些“價值”的經濟社會基礎便不復存在，因此它們恰恰是無法“普適”的。實際上，沒有全人類的利益共享，任何“價值”都無法“普適”。

　　西方文化領導權的喪失與中國文化自信的恢復是一種此消彼長的負相關關系。就中國來說，目前，其文化自信仍未超越恢復階段。而且，文化是一種更內在、持久、穩定的素質，無論是上一個歷史時期，還是當前歷史階段，文化自信的建立或恢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附、依托于成功的政治實踐或經濟成長之上，文化自身仍缺乏積累和建樹。同時，中國的文化自信所認同的那個“文化”，究竟是屬于哪一個中國——是古典的、紅色的還是市場的中國，由于不同文化最終指向不同的利益群體，因此歸根結底，涉及不同利益的整合，即改革成果的共享問題，這便超出本文所討論的范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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