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泰囧》在中國市場獲得13憶元票房的巨大成功之后，在北美市場遭遇冷淡，只收獲了區區6萬美元。這“冰火兩重天”自然引發熱議：這個非常中國化的娛樂片為何大受本土觀眾歡迎，卻不招西方觀眾親睞?有專家指出，該片未能與“世界”電影接軌，即不符合好萊塢大片的美學原則。這就引出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難道，好電影就只有一個好萊塢標準嗎?當“中國”未能進入“世界”的時候，我們又該怎么辦呢?

　　其實，自新時期以來，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中國文學藝術“與世界接軌”、“融入世界”成為一種普遍性沖動，并逐漸發展為主流話語形態。由此，遵照“世界”文學或藝術的標準進行創作，成為眾多作家、藝術家自覺或不自覺的選擇。三十多年來，隨著“普世價值觀”大行其道，在很多人眼中，以美歐為代表的“世界”標準成了“先進”文化的象征，儼然成了判定中國文學藝術的最高價值標準。

　　于是就有了文學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癥”。 當諾貝爾文學獎被塑造成世界文學的標桿之后，中國作家心馳神往、孜孜以求，竭力在創作中表現所謂的普遍人性和普世價值。終于莫言獲獎了，中國有了“世界文學”。盡管莫言獲獎有諸多理由，但至少有一點不容忽視，他的寫作在很大程度上，正好成功迎合了西方主流價值觀中關于中國的怪異想象。

　　于是就有了美術的“當代藝術浪潮”。稍有美術史知識的人都會發現，那種美國式的藝術觀念和手法如今充斥著“雙年展”、“798”和高等美術院校。膚淺的政治批判，失神的觀念“顛覆”，無聊的技術“實驗”，贏得了西方的一片叫好，“國際性藝術家”在中國不斷誕生。

　　于是就有了電影的“奧斯卡情結”。這些年來，以奧斯卡獎、金棕櫚獎、金熊獎、金獅獎等為代表的西方主流電影價值觀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電影創作。“蒙昧落后的奇觀展覽”、“反主流的出位批判”，甚至不惜虛構、篡改中國的歷史和現實，這樣的現象比比皆是，似乎唯有如此才能滿足洋評委的“窺視欲”或者“想象”。終于，產生了像《金陵十三釵》這樣不倫不類的“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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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一些文學藝術家滿腦子思考著全球化、“普世價值”、“先進”文化，視本民族文學文藝為“保守”“落后”的“傳統”而棄之如敝履，奮不顧身撲向“世界”的時候，作為讀者或觀眾的我們，卻產生了越來越深的疑惑：他們描寫或展示的是我們的生活嗎?是我們的歷史嗎?是我們的心靈世界嗎?是我們的夢想嗎?一些文學藝術作品的觀念、精神乃至思維、語言、趣味，都深深地烙上了“美化”、“歐化”的印記。似乎我們生活的目標只在于“被看”，存在的全部意義要由別人來定義和評判。這是何等荒唐和悲哀啊!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種狀況呢?至少有兩點是值得我們深入反思的：

　　一個是歷史的慣性作用。近代以來，由于飽受列強侵略，中國深感自己落后于世界，開始大規模引進西方思想文化。在這個過程中，“進步論”發展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凡是“新的”就是“好的”，凡是“西方的”就是進步的，凡是“傳統的”就是落后的。這種判斷發展成為思想定見之后，就逐漸植入了中國人的觀念。反觀上個世紀的文化發展歷程，我們痛苦地發現，中國一直處于自我否定的尷尬狀態，中華民族自己的文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并不是自己的主流文化，因此，不少國人養成了文化自卑自賤心態。到了21世紀，更加激烈的文化沖擊加劇了這種焦慮感和自卑感，使得一部分文學藝術家徹底喪失自信，無力彰顯自己鮮明的族群文化身份，在“世界”圖景中迷失了自我，唯有向“世界”/西方尋找前路。

　　再一個是全球化的推波助瀾。自從美、歐主導的全球化策略啟動之后，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西方國家將自己的主流價值觀精心編碼于文化產品之中，在經濟的強勢推動之下全面侵染發展中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意識形態進行著潛移默化的影響。與此相伴隨的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文化主權逐步旁落，不知不覺中喪失了主體價值判斷和自我思維范式。有學者指出，全球化在本質上乃是西方新一輪兵不血刃的殖民主義，在文化領域尤甚。盡管中國欲以主動的姿態加入全球化，但我們其實很難擺脫被編碼在強大的西方文化語境之中，難保不迷失于由西方“話語霸權”構成的意義“叢林”之中。更何況，還有一些人由于利益驅使而刻意迎合、為虎作倀，甘于“自我殖民”。由是，某些文學藝術家的唯“世界”/西方而馬首是瞻就可以理解了。

　　我們都知道，中國夢不僅是一種政治訴求，更是一種精神訴求。中國夢的實現必然包含著中國精神的建構，文學藝術自然在其間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大家都熟知一句話，“世界的必然首先是民族的”，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能讀懂這句話背后隱含的意識形態內涵，以及自信的文化心態。對于文學藝術而言，完全的去意識形態化，只能是一種類似空中樓閣的理想;而文化自信，恰恰是被20世紀的歷史巨瀾推搡而來的我們最為匱乏的。中國目前處在一個關鍵性的轉折期，歷史提醒著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和清理自己的“世界”觀念、“進步”觀念和文化心理。如果我們不能以自信的心態，在面對“世界”時保持一種獨立思考與批判立場，堅持并發展自己的民族精神、民族形式與民族風格，那么，我們憧憬的中國夢必然會是蒼白、空洞而缺乏感召力和凝聚力的——最終可能就是黃粱一夢。(《中國藝術報》刊發時有刪改，此為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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