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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國的大搶劫進入到了最后階段之時，身邊的朝鮮半島正面臨著1953年以來最壞的局面。金日成主席逝世19年后與樸正熙總統被暗殺34 年后，他們的孫子和女兒又站到了歷史的關口，也許真是一種神秘的宿命使然吧。中國代表性的民族派媒體大唱男高音;對大韓民國政府和合眾國政府忠心耿耿的中央黨校“專家”做著各種分析;儒雅的楊外長面對中外記者高談國際秩序的“公正”，一邊說著“制裁不是目的”，一邊追隨帝國對他人進行蠻橫無禮的制裁......

　　這是好幾年前的事了。在一次聚會上，剛從朝鮮“公費考察”歸來的X君談起了對于朝鮮的感想。在對這個國家的“貧窮愚昧”表達了輕蔑之后，她舉了一件事情作例：當“考察團”一行在商店買完東西的時候，X君很瀟灑地給了導游一些小費，但那位導游死活不要，還追著把小費退還給她。多么封閉落后啊!X君感嘆起來。有趣的是，不久她又談起了在韓國“考察”后的印象。她對于韓國人在金融危機期間向國家捐獻金銀的舉動贊嘆不已。多么令人感動的民族啊!X君又感嘆起來。

　　了解一個人也好，了解一個國家也罷，不能依靠道聽途說，而是要耳聞目睹。話雖如此說，但只是耳聞目睹，就真的能了解對方嗎?一個人或一個群體長期以來形成的思想意識，有時即便是耳聞目睹也未必會改變。當“耳聞”﹑“目睹”了與自己原來想象中不同的事物，會按照固有的思想意識對其加以改造，從而得出符合固有思想意識的“合理”解釋。比如在X君的眼中，退還小費不是一種美德，而是封閉不開放的表現，而這種封閉不開放是與“朝鮮”在其思想意識中的固有形象相一致的。但如果那個導游收了小費，“朝鮮”的形象仍然不會改變，因為她可以用另一種邏輯來進行解釋。我想到了一樁清末的趣事：

　　有數人偶言及近日報載英皇歲覲見國中幼女一二千人事。一人后至，但聞后語，以為吾國古時事也。遽曰：“此其專政野蠻。今日文明大啟，決不能有此。”群告以此為英國之事，至今猶然，因取報紙示之。此人審視良久，即謂諸人曰：“君輩勿以為異，英國所以能上下情義相通，全國如一者，全賴有此。君輩勿以為異。”(《汪穰卿筆記》)

　　“此人”可算是今天遍及“吾國”的南方系﹑意見領袖﹑公知精英們的老前輩了。人們因為自己所處的階級﹑社會地位﹑受教育方式﹑接受信息的來源﹑個人經歷﹑交往的圈子等等而形成的思想意識是一種長期化的過程，不是可以輕易變化的，往往是在受到了特別強烈的沖擊時才會動搖。所以很多人會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的訣別來形容這樣的轉換，所謂“如夢初醒”——今天不少崇拜毛澤東的人過去曾有很多是激烈的反毛者，他(她)們講起這種思想歷程的轉變，真有脫胎換骨之感——正由于固有思想意識的不易變，所以應當把“了解”變為“理解”。

　　“了解”可能是居高臨下的姿態，也可能是卑躬屈膝的姿態，而且自以為是的所謂“了解”往往并不是真正的了解;“理解”是平視的姿態，不卑也不亢 ——所以我也不能輕易贊同某些中國左派帶著“緬懷故事舊物”的心情去看待朝鮮。黃承燁叛逃后，出于立功心切，誣陷旅居德國的韓國哲學家曹斗律是朝鮮的高級間諜，使他蒙受不白之冤。曹斗律在軍事獨裁政權時期流亡異鄉，此后曾多次訪朝。他曾經說自己并不是無條件地支持“北方”，但是他希望直視“北方”的眼睛，希望理解“北方”。“理解”或許也不能做到真正的了解，但因為保持著謙虛平和之心，至少不會把對方變成一幅扭曲古怪的漫畫。

　　中國“開放”亦久矣。有人認為西方對中國還是缺乏“理解”，還是有很多的“誤解”，說明我們“開放”得還是不夠，還應繼續加大“開放”力度。為博褒姒一笑，真有不惜遍燃烽火之心跡。國際間的交流往來在任何時代都是好事，不過為博西人之一笑而自啐自責，自己主動趴在地上，別人即使想與你平視，想要理解你，恐怕也很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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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起來，美國是一個難于理解他人的國家。

　　美國人民確是偉大的人民。很多美國人誠實真摯，充滿正義感。在與中國革命結下非凡之情的外國人中，美國人有著特殊地位。當我們提起斯諾﹑史沫特萊﹑陽早﹑寒春﹑韓丁等人來，總是感慨萬千。在中國，那么多過去的“老革命”都背叛了信仰的時候，象陽早﹑寒春﹑韓丁這些人，始終不改初衷，捍衛革命理想，讓人無法不動容。美國人在學術上值得學習，一些美國學者對于中國以及中國近鄰的研究往往出于我們之上：如約翰•道爾﹑赫伯特•比克斯關于日本近現代史的專著;詹姆斯•康明斯關于朝鮮戰爭與朝鮮近現代史的的專著;韓丁﹑莫里斯•邁里納﹑阿里夫•德里克關于中國革命﹑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專著等等——莫里斯•邁里納關于文化大革命的見解成為很多中國左翼在為毛澤東和這一段復雜歷史辯護時引用最多的證據，平心而論，對此我們是應該有些慚愧的。美國有著不少象霍華德•津恩﹑諾姆•喬姆斯基﹑邁克爾•帕倫蒂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們對美國的不義和虛偽進行了最嚴厲的批評，他們雖然是少數，但卻代表了美國的尊嚴與良心。

　　另一方面，正如德國電影導演維姆•文德斯指出的，號稱世界上最“開放自由”的美國，卻又有著罕見的“封閉性”——開放反而造成了思想上的封閉，這是很有趣的悖論現象——大多數美國人對美國以外的世界毫無興趣，主流美國人的史地知識大概還不如中國的小學生。奧利弗·斯通和彼特·庫茲尼克所著的暢銷書《不為人知的美國史》，其中很多的“不為人知”只是大多數美國人或者那些被美國官方神話忽悠的外國人不知道而已。與歐洲人相比，美國人不喜歡學習外語 (因為英語是強勢語種)，也不喜歡去海外(也許美國本身已經夠大)。美國人熱中于體育，而他們最喜愛的體育運動前3位(美式橄欖球﹑棒球﹑冰球)全都是地區性運動——世界第一的體育運動足球在美國人看來是女孩子的玩意兒。因為沒有皇帝與國王的歷史，所以美國人被認為“天性”熱愛平等和自由。但是這種“熱愛”在很多時候表現為無法無天，隨便開槍殺人的所謂“牛仔精神”。菲利普•馬洛說得好：“我們是粗魯﹑有錢又野蠻的偉大民族，犯罪是我們為此付出的代價......犯罪會伴隨我們很長的時間。”(雷蒙德•錢德勒《長別離》)犯罪的確伴隨著美國的歷史，而且經常打著“民主”“自由”或是“國際社會”的幌子。美國作為一個帝國，盛氣凌人，傲慢無禮，病態的自戀，從來不懂得“理解”他人的意義，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為意識形態化的帝國主義。

　　美國難于理解他人，這在其最重要的意識形態機器好萊塢電影中表現得最充分。冷戰時期，除了大量直接丑化美國敵人的影片，“外星人入侵”的主題則是對“共產主義威脅”的隱晦象征。“外星人”不是人，是怪物，因而彼此之間建立理解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必要的，對于怪物只有消滅，只有拿起激光槍來“丟丟丟”地射擊。軍國主義電影并不是日本這種國家的專利，事實上，美國大概才是生產此類影片的老手。戰爭之于美國大概就像空氣之于人，“民主黨”“共和黨”，只是“戰爭黨”。1960年代中后期出現的反戰運動和反叛運動曾一度削弱了美國軍國電影的傾向，一批反思侵略戰爭和“美國精神”的作品紛紛出現：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現代啟示錄》)﹑馬丁•斯科塞斯(《出租車司機》)﹑邁克爾·西米諾(《獵鹿人》)﹑布萊恩•德·帕爾馬(《兇線》)以及稍晚些的奧利弗·斯通(《野戰排》)等人大放異彩;而習慣了好萊塢式正邪分明和大團圓結局的電影觀眾也由此陷入了分不清“好人”與“壞人”的困惑迷惘之中——這代人中斯蒂芬·斯匹爾博格是個例外。他一直是美國主流歷史觀和價值觀以及親以色列思想的積極響應者，最新的《林肯傳》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1981年，羅納德·里根，一個前好萊塢二流演員﹑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雙料探子登上帝國的權力頂峰。里根著力“重振”帝國的形象，恢復美國人失落的“美德”，“凈化”被左派﹑反戰分子﹑民謠歌手﹑性解放主義者“污染”得不成樣子的傳統價值觀——而他在大洋彼岸的“同志”瑪格麗特·撒切爾也正在做著同樣的事。值得指出的是，意識形態與美英不同的中國，這時期開展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這一運動通常被看成是“文革極左”思想的短暫逆流，但如果我們以當時的美英作為參考的話，就會發現這些事件卻有著世界史的邏輯，即都是對之前革命與反叛精神的清算——此時，好萊塢的軍國電影也隨之抬頭。東南亞叢林里驚恐無助的普通士兵被史泰龍﹑阿諾·施瓦辛格等以一敵千﹑百戰不死的超人神話所取代，《蘭博》系列等電影甚至為里根的對外政策提供了“靈感”。 1980年代中期，在美國軍方的大力支持下，托尼·斯科特拍攝了一部著名的青春軍國電影《壯志凌云》(Top Gun)。這部電影被看作是美國海軍的“大型征兵廣告”，并且起到了極佳的效果。此片一邊展示了青年美國軍人的陽光﹑自信﹑積極的好勝心以及關于愛情的甜蜜與糾葛;另一邊卻是沒有任何“人”的特點，與機器完全一體的美國的敵人(米格戰機飛行員)形象。在現實世界中，1980年代的美國連續入侵拉美及加勒比地區國家，狂轟濫炸所謂的“共產主義分子”﹑“恐怖分子”﹑“毒梟”。

　　進入到新世紀后，隨著阿布格萊布﹑關塔納摩及美國在世界各地的秘密黑獄依次曝光，出現了一種新派風格的軍國主義電影。在這些影視劇中，酷刑和折磨不是被遮掩，而是作為“必要手段”來加以合理化。就像在熱門美劇《24小時》中，拯救美國(?)和世界(?)的英雄男主角有時表現出比“恐怖分子”更為殘忍兇暴，但這被解釋成是“為了解救更多人的生命”，從而“不得不如此”。最近大為受寵的《獵殺本·拉登》也是這樣一部新軍國電影——影片原名“Zero Dark Thirty”，并無“獵殺”之意，中譯名完全表現出某些中國人的奴才本色——以至于有評論家將導演畢格羅比作萊尼·里芬施塔爾。新軍國電影與舊有的軍國電影相比，細節上更逼真，一般帶有半紀實的風格;主要人物從明顯脫胎于美式漫畫的超級英雄向普通軍人回歸;在政治立場上則表現為一種偽裝的客觀。正因為如此，像《拆彈部隊》(The Hurt Locker)這樣“真實”的影片比起《蘭博》系列這樣的夸誕電影更為反動：因為后者的軍國傾向一目了然，而前者卻用迂回地表現普通美國士兵的“人性﹑質樸﹑忠誠﹑可愛”來為美國的侵略戰爭翼贊。這和某個美國士兵陣亡后，電視上士兵的老父老母潸然淚下，可愛的妹妹掩面而泣，相框里士兵燦爛歡笑的大特寫配合著憂傷煽情的音樂是同樣的宣傳計謀。并不是說這些悲痛是虛假的，而是說放大和利用悲痛的目的是為了讓美國人忘記：在他們的入侵下被殺害的人們也同樣有老父老母﹑兄弟姊妹﹑燦爛歡笑的日子。

　　另一部最近在金球獎﹑學院獎上大獲全勝——甚至驚動了美國的第一夫人——的影片《逃離德黑蘭》(Argo)雖然不是純粹的軍國電影，但是仍然散發出陳腐的氣味。《逃離德黑蘭》基本上就是重復著如何從野蠻人手中解救文明的白人的故事。所謂“野蠻人”就是印第安人=黑人=俄國人=中國人=朝鮮人=越南人=古巴人=尼加拉瓜人=委內瑞拉人=伊朗人=巴勒斯坦人......在這個套路的電影里，“野蠻人”中的成年男性基本上都是邪惡兇殘之徒，而所謂的 “好人”無非是忠心的老仆﹑對西方文明無限崇拜的異議分子﹑為投入白人男性懷抱而不惜一死的少女﹑天真頑皮的小孩子幾類角色。《逃離德黑蘭》中的伊朗人，不是瘋狂的暴民就是既陰險又愚蠢的大胡子革命衛隊——占領大使館的伊朗人當然很“野蠻”，他們顯然沒有文明到用導彈把別國大使館抹平的程度——而讓扮演革命衛隊的演員脫下綠色軍裝換上白色長袍，馬上就可以繼續在其他電影里扮演阿富汗或是其他什么地方的反美“恐怖分子”。此類型影片的惡劣之處不只是丑化了具體的國家，而恰恰在于它的非具體性。“逃離”德黑蘭與逃離印第安營地﹑逃離義和團包圍﹑逃離越南戰俘營沒有區別，惡劣的正是這種對“野蠻人”的“一視同仁”。

　　如今在“雙塔”的廢墟上正建著所謂的“自由塔”——“‘他們’恨我們，是因為恨我們的自由和民主。”“自由塔”?!那座作為世界資本主義權力中心的巨大圖騰究竟代表的是自由還是奴役?西恩·潘對此的解答相當犀利：“雙塔樓倒，窮人花開。”“自由塔”?!早在“雙塔”灰飛煙滅前的1999年，《搏擊俱樂部》(Fight Club)里的“泰勒”不是就已經把象征著現代資本主義的金融街夷為平地了嗎?“自由塔”?!“自由”難道就是建立在捏造口實入侵他國﹑肆意屠戮和拷問平民﹑使用無人機殺害婦女兒童等等惡行之上的嗎?美國如果不進行徹底的自我反思，將永遠也無法理解“‘他們’為什么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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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正處于一個信息泛濫的時代，網絡如此普及的今天，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無所不知，無事不曉。

　　許多左派文化學者將《黑客帝國》(The Matrix)看作是1990年代最著名的“反資本主義文本”之一。當我們輕松地點擊鼠標﹑按動遙控器，進入到一個仿佛無窮無限的世界中;我們自以為在這個世界中的所見所聞都是真實的，是完全自由的，而實際上卻只是一個“The Matrix”的“奴隸”而已。因為信息技術的發達而變“小”了的世界，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的理解好象越來越難。而正是那種自以為“無所不知，無事不曉”的傲慢錯覺，遮蔽了謙虛平和的理解之心。消費資本主義的一大特征就是支離破碎。打開電視，前一秒還是某礦難中遇難家屬的痛哭，后一秒就可能是大美女入浴的商業廣告;瀏覽網絡，一片片“玉體橫陳”下，國內外的重大事件點綴其間。嚴肅的情感和思考在這種支離破碎中不斷地被扭曲。我們這個時代的主流文化是 “西門慶”和“周星弛”的文化，是“欲望”與“解構”的文化。你想談論理想﹑信仰﹑平等﹑自由﹑反抗，或是革命嗎?可以，不過是在“西門慶”的重重包圍之中，是在“周星弛”“哈哈哈哈”的刺耳笑聲中......有一些警覺者采取某些方式來與之對抗：不上網﹑不看報﹑搬走電視機甚至連廣播也不聽。這或許會被看做消極，但是我們卻不能在一個“媒體恐怖主義”猖獗的時代里嘲笑這種“渺小”抵抗的意義。

　　《黑客帝國》中的“尼奧”最后造了“The Matrix”的反，成了人類的“救世主”。現實中，不能指望“救世主”隨時降臨，我們要自己構筑抵抗的陣地，盡管是那么艱難。二十一世紀的主流注定不會是“和平與發展”，最初十年的動蕩只是初露鱗爪而已。我們保持“革命的樂觀主義”，但也同時保持高度警惕，為了這個難于理解與因此需要理解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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