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識形態的終結與民主的多元化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2009年11月9日的柏林墻倒塌二十周年紀念日上發表聲明指出，“柏林墻的倒塌改變了歷史的軌跡，象征著普通人追求自由過程中取得的勝利。”①柏林墻倒塌已經成為一個時代結束的標志，同時又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其所隱喻的蘇東劇變終結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同時也使東西方世界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之爭暫時偃旗息鼓。姑且不論蘇東劇變原因究竟何在，它恰與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同步，并將其推向高潮。

　　蘇東劇變使西方世界沉浸于自由民主勝利的狂歡，在民主化浪潮不斷高漲的背景下，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著名的“歷史終結論”。他在《國家利益》雜志1989年夏季刊上發表題為《歷史的終結?》的論文，三年后在前文基礎上出版著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福山認為，在蘇東劇變之后，人類歷史進步的共產主義方向已經進入死胡同，剩下的只有西方的自由民主，并且，自由民主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它就是“歷史的終結”，從此之后，“構成歷史的最基本的原則和制度可能不再進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問題都已經得到了解決。”②這一文一書因其合乎時宜而成為當時引起最大轟動的著作，歷史終結論也成為當時炙手可熱的論題。

　　歷史終結論提出不久，塞繆爾·亨廷頓提出另一個引起極大關注和爭議的論題——“文明沖突論”。亨廷頓認為，冷戰結束之后，主導世界格局并引發沖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認同，“文化和文化認同(它在最廣泛的層面上是文明認同)形成了冷戰后世界上的結合、分裂和沖突模式。”③盡管亨廷頓關注的是冷戰之后世界各大文明對世界秩序的影響，但在意識形態之爭問題上，文明沖突論的觀點顯然與意識形態終結論是完全一致的，即冷戰的結束不僅僅意味著兩個超級大國所領導的兩大集團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競爭的結束，更意味著意識形態沖突的終結。在意識形態不再構成世界爭端的根源角度來看，文明沖突論與歷史終結論是一致的，區別僅在于前者比后者少了些盲目樂觀，而更具憂患意識。

　　意識形態的終結，不僅是兩位政治學巨擘的共同觀點，而是影響到整個西方學界。在終結論者們看來，隨著冷戰結束，社會主義走入低潮，西方自由民主已經取得了徹底的勝利，不會再有任何可以對自由民主構成威脅的普遍性意識形態。在這樣一個新的時代，民主成為人類進步的共同方向，并且是唯一方向，民主也成為世界各國宣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依據。自產生兩千余年以來，民主從來沒有獲得如此普遍的、強烈的承認。與民主在意識形態上的勝利相伴的是其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張，如今，即使在傳統上被認為與民主格格不入的伊斯蘭文明也正在接納民主，甚至正在踐行民主。據亨廷頓觀察，經過第三波民主化，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在1990年已達58個，占全部國家總數的 45%。④而到2005年，被“自由之家”確認的選舉民主國家數目達到122個。⑤

　　民主似乎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全球趨勢，成為意識形態領域的不倒旗幟，但是，資社之爭暫告段落，意識形態就隨之終結了嗎?并且，現在大肆擴張的民主，正如這些學者或機構發布的資料所揭示的，是以有無競爭性選舉為標準進行度量的，這種度量方法是恰當的嗎?民主僅僅就意味著選舉嗎?

　　在政治學領域中，民主可以說是最令人難以確切把握的概念了。“民主”這一概念源于古希臘語“demos”，早在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的著作《歷史》中就已出現。但此后至今2500年來，人們對于何謂民主這一問題的認識遠遠沒有達成共識。民主，在字面意思來看即由民做主，但“民”和“主”這兩個字本身卻所指不明，“民”包括那些人?“主”如何實現，限度在哪里?正如茅于軾先生所疑惑的：“什么是民主?我覺得中國把democracy翻成‘民主’，有很大的毛病。從字面上看民主就是人民當家作主，那么，誰是人民呢?你也是人民，我也是人民，假定我承認你也是人民，那么聽你的還是聽我的?你要當家作主，我也要當家作主。”⑥將各自歧義百出的“民”和“主”二字組合成民主一詞，可以想見，民主的定義該當如何復雜。

　　無論在社會政治實踐中，還是在學術理論研究中，都有各種各樣的“民主”存在著，民主概念的多元化，可顯見于政治學者們從不同角度所概括出的諸多民主的類型或模式，如約瑟夫·熊彼特區分的古典民主和精英統治的選舉式民主，羅伯特·達爾所概括的麥迪遜式民主、平民主義民主和多元民主，利普哈特區分的威斯敏斯特民主模式與共識民主模式，喬·薩托利所區分的選舉式民主、參與式民主、公民表決式民主以及競爭理論，以及查爾斯·蒂利區分的憲法的、實質的、程序的和過程取向的四種對民主的定義方式等等。此外，還有民主被實踐于不同領域或場合而產生的各種類型的民主，如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工廠民主、社區民主，國際政治民主等等。

　　凡此種種民主，構成了龐大的民主概念體系，民主的這種復雜性和多元性歷來被民主研究者所感嘆。各種民主概念之間不僅相互區別，甚至存在著深刻的對立，并且這種對立在某種程度上絲毫不亞于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對立?？赡苤T多民主概念之間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它們都使用著民主這一詞匯。

　　僅就兩種最基本的民主類型——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來看，二者之間的對立遠非直接和間接兩個詞匯的差別這么簡單。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看似只是民主的兩種不同的實現形式，其實遠不止于此，它們的區別直接關系到各自所理解的民主的起源、界定、評判標準、主導價值、運行環境以及公民身份、公民意識和人的生存狀態等諸多問題，就如間接民主論者劉軍寧所說，“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不是一個事物的兩個分支”，它們“常常被當作是近義詞，事實上，它們之間更像是反義詞”。⑦如果讓直接民主論者評價二者的區別的話，想必它們也會被視為反義詞，正如盧梭對英國盛行的代議制民主的嘲諷，“英國人民自以為是自由的;他們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的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后，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于零了。”⑧

　　二、意識形態概念：從貶義到中性

　　在傳統的理解中，意識形態是一個具有貶義的詞匯，這來自于現代社會中相互斗爭著的兩大政治哲學對“意識形態”概念的理解。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或意識形態卻是為其統治而進行自我辯護的“從天上降到地上”的唯心主義的虛構。這種虛構就像照相機所成的倒影，它其實也是對客觀現實的反映，但卻是基于統治階級的利益對客觀現實的歪曲反映：“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程。如果在全部意識形態中，人們和他們關系就像在照相機中一樣是倒立成像的，那么這種現象也是從人們生活的歷史過程中產生的，正如物體在視網膜上的倒影是直接從人們生活的生理過程中產生的一樣。”⑨

　　意識形態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也被視為意識形態理論的奠基人，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馬克思和他的后繼者曾付出巨大努力而使之廣泛流傳的術語，現在被用作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武器。”⑩個中原因在于，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進行的意識形態批判，后來反被西方自由民主主義拿來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批判。在意識形態的界定上，西方自由民主主義正如馬克思主義一樣，也沒有將意識形態視為法國學者特拉西首先提出意識形態概念時所理解的那種“理念的科學”，而是堅持貶義的定義。并且，在與馬克思主義的長期對立中，西方自由民主主義將它與這種貶義的意識形態概念緊密聯系起來。

　　卡爾·曼海姆對意識形態的特殊和總體兩種含義進行了區分：特殊含義的意識形態指的是我們懷疑我們的論敵所提出的觀點和陳述，“那些觀點和陳述被看作是對某一狀況真實性的有意無意的偽裝，而真正認識到其真實性并不符合論敵的利益。這些歪曲包括：從有意識的謊言到半意識和無意識的偽裝，從處心積慮愚弄他人到自我欺騙。”與之相比，總體概念范圍更廣，指的是“某個時代或某個具體的歷史—社會集團(例如階級)的意識形態”，尤其關注“這一時代或這一集團的整體思維結構和組成”。(11)從曼海姆的界定來看，其與馬克思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他們都將意識形態視為對客觀實現情況的歪曲或包裝。

　　但是，曼海姆認為，在馬克思主義之前，只存在一種意識形態，即意識形態的特殊含義，“正是馬克思主義首先融合了意識形態的特殊概念和總體概念。正是這一理論在思想上首先給予階級地位和階級利益的作用以應有的強調。”(12)在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看來，馬克思主義對人類歷史的發展作出了從過去到現在、再從現在到未來的一個完全封閉自洽的解釋，許諾了一個遠大的烏托邦理想，并為此號召無產階級進行階級斗爭，充當資產階級的埋葬者，這樣一種要實踐于現實社會的理論體系必然會導致極權主義。二十世紀最著名的反極權主義者卡爾·波普爾對其中的邏輯鏈條闡述得很明確，這種歷史觀被他稱為“歷史決定論”：歷史決定論預言并積極促進以達到理想烏托邦為最終目的的發展;與烏托邦主義結盟;它們都是整體主義的;二者都不滿足于“漸進修補”和“摸索前進”，而希望采取更激烈的方法;為了完成這種全面的社會改造工程，對社會各個方面的控制必須是全面的。(13)

　　具有古典共和主義傾向的漢娜·阿倫特對自由主義持批判態度，但她對共產主義的批判同樣強烈。然而，阿倫特批判共產主義并非基于某種偏見，而與她對意識形態的研究密切相關，她認為，“雖然種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在二十世紀變成了主要的意識形態，但是它們在原則上并不比其他各種意識形態‘更極權主義’……一切意識形態都包含了極權主義成分，但是這些成分只有在極權主義運動中才充分發展……一切意識形態的真實本性只有在它們扮演極權統治工具的角色時才暴露出來。”(14)也就是說，在阿倫特看來，意識形態本身是導致極權主義的根源，而不論何種意識形態。

　　由此看來，無論是基于何種立場或思維方式，傳統上的意識形態都是一個貶義色彩極濃厚的概念，不同的政治哲學往往都將其對立方貶斥為虛假的意識形態，進行徹底批判。這種狀況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在近代以來的理性社會中，政治哲學對人的生活和生存方式以及人類社會及其未來的構造具有根本性影響，一切近現代革命也都是由各種理論學說催生的。意識形態批判的徹底性正是反映了不同階級或階層之間對立和斗爭的殘酷性，或者可以說，意識形態批判是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在政治哲學領域中的繼續。

　　意識形態指引下的階級斗爭之慘烈性和嚴酷性，使得冷戰時期東西方兩大陣營都嚴陣以待，不遺余力相互攻擊，這使得意識形態的斗爭已經遠遠超出思想觀念的碰撞和爭辯，而是事關政治、經濟和軍事，是關于人類未來的兩條道路的殊死爭奪。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意識形態被普遍地認定為一個貶義詞也就可以理解了。也正是在這種貶義的意識形態作用下，政治權力競爭空前激烈，甚至突破了一個社會所能忍受的程度。因此，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根本難以在同一個社會中共存，正如傳統社會主義國家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抱持警惕，西方自由民主國家中也不存在真正的革命性的馬克思主義。對于西方馬克思主義，朱學勤有一段頗為出名的調侃，“上代批判者多有革命氣質，恩格斯還直接參加過巷戰，到法蘭克福一代，批判再激烈，也只是在書齋里撒豆成兵，關起門來指點江山，自我稱雄。……前者是配以工人運動的鐵錘，猛擊資本結構的頭蓋骨，而后者只不過是拿起知識分析的繡花針，戳戳資本結構的下腹部。……脂肪太厚，批判苦短，那樣的針刺，與其說是批判，又何如說是在文化脂肪上搔癢，甚至干脆說是在文化脂肪上跳舞，與資本結構遠距離調情?”(15)

　　冷戰之后，分工合作的現代生產方式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等因素，使社會各階級階層以及世界各國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這種背景下，殊死爭奪的冷戰式意識形態對立已經幾乎不存在，發展經濟、增殖財富的工具理性已經開始主導人類的思維路向和認知圖式?？赡苷窃谶@一意義上，西方學者紛紛宣稱“意識形態的終結”。其實，早在1960年，西摩·利普賽特就開始表達這種樂觀的態度：“近年以來，西方世界的民主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因為代表不同價值觀的各團體之間嚴重的思想矛盾已急劇地趣向衰減。……西方民主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意味著那些必須以意識形態或烏托邦作為政治行動動力的知識分子的國內政治生活的終結。……民主階級斗爭將會繼續下去，但將是沒有意識形態的、沒有紅旗的、沒有五一游行的斗爭。”(16)然而，正如 1968年那場轟動世界的“五月風暴”打破了利普賽特的樂觀預測，諸如2011年9月發生的“占領華爾街”之類的此起彼伏的社會運動，也該足以使福山等意識形態終結論者噤聲。

　　作為殊死階級斗爭之旗幟和對立方相互貶斥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目前看來已經隨著冷戰結束而衰落了，但更弱意義上的意識形態卻隨著全球民主化的推進以及人類社會發展的多元化趨勢而呈星火燎原之勢。一方面，民權進步導致生活方式多樣化，不同生活方式都形成其各自的意識形態觀念或以某些意識形態觀念作為支撐，比如流行于西方國家并向發展中國家擴展的環保主義、女權主義以及多元文化主義等。并且，這些意識形態現今都已經形成并推動著各種社會運動，促使社會更加多元化的同時，也進民權本身更加復雜和多元化。另一方面，民主已經成為普世價值，民主化正在全球如火如荼地推進，但按照西式民主推進民主化的國家幾乎都出現了種種問題，甚至導致了種種災難。在此情況下，世界各國應該確立哪種民主政治，如何實現民主政治，是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對此問題，不同學者、研究機構以及不同國家都有不同的見解，也就是說，民主已經成為意識形態爭論的一個焦點問題，甚至成為核心問題。

　　需要注意的一點是，這些不斷推陳出新、相互批評與反批評的意識形態都存在于“民主”這樣一個大范疇下，民權進步離不開民主的擴展和深化，對民主的界定本身就是在談論民主?？梢哉f，民主正在成為意識形態爭論的核心。但與冷戰時代相比，這些意識形態爭論并不是要作殊死斗爭，而是一種理性的交流和爭辯。殊死之爭的背景已經不存在，我們對意識形態的貶義化理解也就不再必要了。并且，如果繼續堅持貶義的意識形態概念，無疑是在激化社會沖突，并使不同生活方式的和諧共存變得遙不可及。

　　因此，我們需要修正那種以極端主義破壞性后果和貶義色彩為主要特征的過于狹隘的意識形態概念，擺脫對意識形態界定的“意識形態”偏見。利昂·P·馬拉達特在總結前人研究基礎上提出了用以辨識意識形態的五個元素或標準：(1)意識形態是一個政治術語;(2)意識形態包含了對現狀的看法，以及對未來的憧憬;(3)意識形態是行動導向的;(4)意識形態是群眾取向的;(5)意識形態以簡單術語陳述，語氣通常是鼓動性的。(17)相較于其他的過于狹隘、過于寬松或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界定來說，馬拉達特的界定更顯其中立性，更適應以多元共存為特征的現代世界。

　　三、民主話語權的爭奪

　　如今民主大行其道并取得全球性共識，無論實行何種面貌的民主，其合法性都來源于人民的同意;無論在何種意義上理解“人民”，人民總是民主政治的基礎：“每一個現代國家政治實體，不管它們之間有何差異，至少都有一個共同特征：它們都熱衷于令其國民共同為實現國家的目標而努力;而意識形態便是現代政府用來動員民眾的主要手段之一。”(18)就最弱意義上的民主而講，現代國家政權都需要獲得人民的認可，即使這種認可是一種消極默認，因為它賦予政權以合法性。作為合法性基礎的人民主權原則可被視為最弱意義上的民主，與之相對的最強意義上的民主則是古雅典民主式的直接民主，在此二者之間存在一個廣闊的中間地帶，這為對民主的多元化塑造提供了很大空間。

　　民主概念的多元化局面伴隨著民主的擴展而逐漸形成，其同時也是價值多元化的一種體現。在現代社會中，價值多元化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事實。就個人生活層面來看，個人具有什么樣的價值訴求就會追求什么樣的生活方式。但人不是生活于一座孤島，個人對其生活方式的追求從來都要受制于社會環境，而這又取決于主導的社會政治價值。在改革開放前那個“狠斗私字一閃念”的時代，個人選擇受到諸多制度和觀念的限制，集體生產、勞動和生活是人們共同的生活方式，而在人人蜷縮于私人領域的自由至上的西方世界，那種激情澎湃的共產式的生活方式卻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相對于個人在其生活中所追求的、滿足其生存和發展需要的、僅憑借個人的選擇和努力就可以實現的個人價值來說，民主是一種社會政治價值，即規定社會的基本結構和政治制度以及維持社會的存續和發展的價值。作為社會政治價值，民主是架構社會政治制度及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種理念和原則。紛繁復雜的民主概念或模式的存在，無疑為人們生存的外在制度環境提供了多種可能性，諸種民主理論的實踐也勢必將會深刻影響人們對其生活方式的選擇。因此，基于人們對其生活方式及其制度環境的關注，人們必然地會關注民主化的模式和道路，并可能會形成自己的民主主張。

　　西方自由民主在與蘇聯共產主義的競爭中取得了勝利，終結了一段意識形態沖突，但之后它卻發現，自己又被置于新的意識形態沖突之中。雖然“民主”取得了勝利，但民主卻絕非只有一種概念、一種模式，自由民主僅僅是多元化民主概念其中之一種。蘇聯共產主義倒下去，卻有更多的以民主為名的意識形態站起來與自由民主爭奪民主話語權。在民主話語權爭奪中，有兩類是我們需要區分開來的：其一，西方社會中各種民主理論派別相互之間的差異和批評;其二，現行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對民主的不同界定和理解。

　　約瑟夫·熊彼特在70年前對民主作出了影響深遠的新解釋，他認為，民主只是一種政治方法，即“那種為作出政治決定而實行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選票取得作決定的權力。”(19)熊彼特以政治領袖的選舉來界定民主，故其民主觀即選舉民主。若以選舉民主來觀照，民主確實在普世化或全球化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正如上文所揭示的，這種成就為人所津津樂道。但是，民主的版圖擴張和理論進展卻并未帶來馬克·普拉特納所說的“民主統治下的和平”，不僅民主化國家中社會沖突不斷，世界也變得比兩極格局下更不穩定，更關鍵的是，熊彼特對民主的化約式定義能夠被視為民主嗎?選舉能夠被作為判定民主與否的標準嗎?

　　選舉民主的缺陷是個復雜問題，本文在此無意涉及，但熊彼特提出并在其后廣為傳播的選舉民主遭到諸多民主理論的批評，其批評者既包括近代以來就存在的古典自由民主，也包括參與式民主、激進民主、強勢民主以及協商民主這些新興民主理論。正是基于對選舉民主及其普世化的不滿，西方學界才發展出這些新民主理論以勘誤?？偠灾?，民主理論內部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分歧和沖突。現今，人們對何謂民主爭論不休，除了“民主是個好東西”之外，幾無共識，以至于人們要首先闡明自己的民主定義或民主觀才能進行接下來的討論或爭辯。

　　盡管西方諸多民主理論或主張之間正在進行著相互批評和反批評，但是，無論它們鬧得多兇，甚至看起來勢同水火，但落到實處的話，基本上都是在西方既有的憲政民主框架內進行變革和調整，而幾乎沒有哪一派會要求將西方既有的基本社會政治制度構架推倒重建。

　　相較于此，現行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的民主界定或理解之間的沖突則顯得激烈許多，復雜許多，討論、商量和妥協的余地也更小。在這種民主話語權爭奪戰中，最為典型的當屬如今的社會主義國家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民主的不同界定、理解和爭辯，即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之爭。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冷戰時期東西方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意識形態之爭的另一個版本。不過，相對來說，這個版本卻和緩了很多，也簡化了很多，它不再像以往那樣要做殊死之爭，也不再是那種包含了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等領域的全面競爭，甚至它們之間也已相互借鑒學習。盡管如此，社會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民主，這兩種意識形態之爭卻是當今民主話語權爭奪最激烈的戰場，至今，西方主流理論家和思想家都基本沒有將社會主義民主視為民主的一種實現方式，而社會主義民主學者則總是宣稱資本主義民主是虛假的金錢政治。

　　德拉·沃爾佩將這兩種不同的民主稱為現代民主的“兩種化身”或“兩個靈魂”，認為，“現代民主的這種雙重化身之間以及對自由的兩種不同要求之間的對立，用政治的術語來說，最終意味著自由主義或沒有平等和社會公正的自由與社會主義或伴有社會公正的自由——一切人的自由，充分發展了的平等主義自由之間的對立。”(20)依沃爾佩所見，資本主義民主實際上承自洛克傳統，追求的只是市民社會成員的自由權利，而非民主，而社會主義民主則是追求社會平等，這才是承自盧梭傳統的嚴格意義上的民主。經過這樣的闡述，沃爾佩就將資本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民主之爭納入了可供爭論的同一話語體系下，而不像冷戰時代東西方在卡爾·曼海姆所提出的那種總體含義的意識形態語境下進行相互詆毀。同時，資社兩種民主之爭也就直接關涉自由與平等、自由與民主之間的錯綜復雜的關系，而這無疑是當代民主政治哲學中爭論最激烈的問題。

　　當然，德拉一沃爾佩也是生活于西方社會環境下的，他的這種論述頗有將問題簡化之嫌，“兩種化身”或“兩個靈魂”可能仍然不足以表述兩種民主之爭的激烈程度。畢竟，在現實政治視野下，資社兩種主義的民主話語權之爭不僅涉及激烈的社會政治價值優先性，更涉及各相關國家的政權形態，甚至會影響世界格局。因此，現實中的資本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之爭，比單純的意識形態之爭、民主話語權爭奪更加復雜。

　　在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之外，西方自由民主與其他某些自稱民主的國家之間也存在著類似于資本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之爭的關系。這一問題其實也早已存在，正如亨利·梅奧在其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著作中所說的，現在各種類型的國家都宣稱自己是民主國家，其中，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共產主義國家、基督教國家、印度教國家，還有穆斯林以及猶太人，以至于“定義民主已經成為一場意識形態大戰”。(21)

　　以上二者皆為現行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的民主話語權之爭，但是，二者之間的區別也是非常明顯的。冷戰之后，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資本主義轉向使全球資社力量對比發生顯著變化，在民主話語權之爭中，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綜合國力及國際影響力遠遠超過仍堅持社會主義民主的國家。但是，現今仍然堅持社會主義民主的國家，尤其是中國，卻也具有越來越強大的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這是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的成績。因此，我們要繼續堅持自主選擇的民主化道路，要敢于同西方爭奪民主話語權，而斷然不能將民主話語權拱手相讓。

　　與此相比，非社會主義民主的諸多自稱民主的第三世界國家，相較于西方大國來說，無論經濟實力、國土人口，還是國際影響力，都顯得那么渺小，他們不得不忍受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指責、干涉、封鎖、圍困，甚至以武相向，而幾無招架之力。這使得它們之間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爭端主要表現為西方自由民主批評、諷刺甚至打擊這些自稱的民主。所以情勢演變的結局往往是，這些國家的既有意識形態及制度體系最終可能會敗下陣來，從而接受西式民主，尤其是美式民主的植入。這種情勢的發展，與選舉式民主在全球的普及在時間上是一致的，在邏輯上是互成因果的，終使得這個世界的面貌在現代化進程中變得越來越西方化，越來越同一化。但是，選舉式民主作為一種極度化約的民主存在諸多缺陷，且其本身源于西方文化傳統，這樣一來，以選舉式民主為導向的民主化往往就會導致民主化國家出現各種問題或隱患。

　　民主產生于西方，興盛于西方，但現今民主已經成為一個普世價值，成為全人類的共同的追求。多樣性是世界的本色，多元化也得到人們的普遍認同和支持，各國人民有選擇適合本國發展邏輯的民主化道路的權利，而不是一味地盲從?，F今西方盛行的是保障個人自由的以選舉界定的民主，它只是踐行民主的一種模式，而非民主本質所在。至少，它遠非2500年前剛剛產生卻為后世所矚目的那種最初意義上的民主，甚至，它可以被理解為對古雅典民主的反叛。以西式民主為模板推進民主化要么陷于困境，要么不適應，民主如今不應繼續被理解為西方的專利，我們應敢于同西式民主搶奪民主話語權，在尊重本國發展邏輯的基礎上推進我們的民主化。

　　注釋：

　　①潘基文：《柏林墻的倒塌象征著普通人追求自由取得的勝利》，聯合國網，2009年11月9日，http：//www.un.org/chineseNewsfullstorynews.asp?newsID=12514。

　　②[美]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及最后的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代序第1-3頁、第50頁。

　?、踇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

　　④[美]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二十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25頁。

　　⑤自由之家：《全世界選舉制民主國家增至122國》，星島環球網，2005年12月20日，http：//www.stnn.cc/global/world/t20051220_99821.html.

　?、廾┯谳Y：《我所認識的經濟學》，中國工人出版社，2011年版，第173頁。

　?、邉④妼帲骸吨苯用裰骱烷g接民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48-49頁。

　?、郲法]盧梭：《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20-121頁。

　?、帷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頁。

　　⑩[英]大衛·麥克里蘭：《意識形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頁。

　　(11)(12)[德]卡爾·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56-57、75頁。

　　(13)[英]卡爾·波普：《歷史決定論的貧困》，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頁。

　　(14)[美]漢娜·鄂蘭：《極權主義的起源》，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647頁。

　　(15)朱學勤：《書齋里的革命》，長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174頁。

　　(16)[美]西摩·利普賽特：《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333-337頁。

　　(17)(18)[美]利昂·P·馬拉達特：《意識形態——起源和影響》，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9、3頁。

　　(19)[美]約瑟夫·熊彼特：《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395-396頁。

　　(20)[意]加爾維諾·德拉-沃爾佩：《盧梭與馬克思》，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60-62頁。

　　(21)Henry B. Mayo. An Introduction to Democratic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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