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陽和姑姑:《國境邊陲》觀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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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臺灣人間出版社發行的紀錄片《國境邊陲》。

　　“蘭嶼地處國家版圖的邊陲，同時也是國家意識形態與統治權力的邊陲。”

　　雖是這樣的邊陲，小小的蘭嶼，以漁獵為生的達悟族人，卻不能不被挾裹進臺灣現代化的進程。

　　對臺灣原住民族在臺灣現代化進程中的處境，我以往的了解，在于年輕人離開部落、落于城市底層，以及部落傳統與文化的分崩離析，而臺灣“多元社會”與族群文化保護的倡議之中，原住民不能免于因“觀光化”而加速流失的命運。

　　然而，他們具體的生存細節，到底如何?

　　我曾到過南部屏東魯凱族的好茶，看到只有老人的空村和荒蕪的小學;也曾因對“霧社事件”的興趣，兩次到埔里的霧社，重返曾為戰斗現場的小學校。但幾次匆忙的“參觀”，并不能讓我真正進入原住民的日常生活與所思所想。《國境邊陲》以相隔十幾年的拍攝記錄，帶我穿過自己浮泛的印象與想象，見證蘭嶼島上達悟族人的生活與文化變遷。

　　1987年，關曉榮到蘭嶼，拍攝達悟族人制作十人舟的場景。十人舟，即“大船”，為部落人協力制作和使用，代表的是一種“共有、共勞、共享”的氏族生活方式。十幾年過后，關曉榮再到蘭嶼，“大船”已朽毀，部落年輕人遠走“臺灣”，在老人的寂寞歌聲中，捕獵飛魚的技能將成傳說，曾經獨立自足的海洋文化，面臨著無可如何的沒落命運。

　　“飛魚祭”中，族人祈求飛魚能“歡喜”而來，類似的祈禱存在于不同的原住民族群之中。漁獵文明，對人類與獵物、與自然的關系有獨特的認識。在這樣的獵人文化中，獵物是自然、祖靈對人的恩賜，因而，對于獵物給與愛護，求其“歡喜”，并非僅只為了“豐收”。事實上，一些族群出獵前的祈禱，只以老弱的動物為獵，以此讓動物亦能維持其族群繁衍。原始生存與自然的密切關系，讓人懂得敬畏、謙卑、愛惜、不貪與分享。“分享”這個詞，在不久之前的原住民各族中，仍有真實不虛的意義。這是從切實的生存經驗中生成的文化。

　　原住民的“分享”文化在散失之中，都市中“分享”卻是時尚。冠以“分享”的常是“美好經驗”，其輕飄甜膩，或許透露了都市人對冷漠、隔絕之生存命運的恐懼。

　　然而如何才能真與這樣的生存——為商業文明隔絕、物化的，為各種權威的意識形態所侵犯、扭曲、壓抑的——抗爭?

　　在蘭嶼，看到重新回歸部落的原住民“知青”：作家夏曼·藍波安與領導蘭嶼反核廢料運動的郭建平。其“回歸”基于一個重要的認識，如藍波安所說，作為在都市受現代教育并生存其間的原住民“知青”，在都市從事原主民抗爭運動，而事實上，他們與所來之地，與族群的生活與文化傳統，已然是隔膜的。因而，回到蘭嶼重新“學習”漁獵，體會族群習俗、禁忌的來源與意義，并參與、領導島上的反核廢料運動以維護家園——這是原住民知識分子尋找“主體”的艱難而切實的途徑吧。

　　這樣的回歸，對照當代臺灣的族群政治，有別樣的意義。原住民運動二十多年歷程，潮漲潮落之間，原運分子必然有不同的選擇。我曾閱讀幾位與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有較為密切淵源的賽德克知識分子有關“霧社事件”的論述，驚訝于其對自我族群歷史的敘述，在意圖打破舊日“污名”與“神話”的同時，也制造著新的神話與謊言。其與臺灣政治權威的變換以及 “新文化”建構的關系，自不待言。這或許是原住民知識分子的“個案”，然而未必沒有某種代表性。而《國境邊陲》中夏曼`藍波安、郭建平的路途，讓我想到，以“出草”之“傳統”重新敘述“霧社事件”的賽德克知識分子，從都市的現實處境與利益出發，實則已與“傳統”告別。當“原住民”成為一種可資利用的“政治正確”，那血液與情感的“原鄉”，已漸行漸遠。

　　同時，蘭嶼反核廢料的運動，也成為臺灣社運分子和知識者的批判實踐與自我認知的場域。

　　如關曉榮通過蘭嶼的紀錄片拍攝所反思的：“蘭嶼龍門放射性廢料貯存場，正是臺灣現代化發展政治經濟學的實踐，加上落后的錯誤的少數民族政策的社會結構性暴力所不能逃避的證明。”

　　劇場人王墨林也曾排演戲劇“驅逐蘭嶼的惡靈”。而自日本來到臺灣的櫻井大造，首次在臺灣演出的帳篷劇，是有關日本核問題的〈出核害記〉，在在證明了亞洲地區現代化進程中的共同命運，以及由此可能產生的一種新的“公共”的“場”。“野戰之月(日本)-海筆子(臺灣)”的行動，通過“劇場”之中“身體的表現”，聚合亞洲地區流動的似“水草”般無所依憑的弱小力量，召喚歷史，介入現實。

　　在此之中，明了、去除心靈的奴役，方能確立自我獨立面對世界的“主體”。我接觸櫻井大造的帳篷劇，也看到鐘喬有關臺灣民眾劇場的論述，深為觸動的，正是他們對劇場作為一種“行動”的場，“重新召喚主體的力量”的期待;以及，對知識分子的“啟蒙”迷信的反省。

　　我試探自身“物化”的層面和深度，仍覺困擾。對我而言，關注兩岸的問題，文學文化、政經民生，關注大陸、臺灣以及正在東亞流動以連帶的櫻井的“帳篷劇”，既是“專業”所在，更是“自我救助”吧。

　　2007年5月23日

紀錄片放映與研討：《國境邊陲?1997?島嶼上的人類》

　　作者：pollini

　　同城活動

　　http://www.douban.com/event/17835795/

　　【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系列講座】

　　紀錄片放映與研討：

　　從《國境邊陲?1997?島嶼上的人類》談中心/邊陲及翻轉

　　【片名】國境邊陲?1997?島嶼上的人類

　　【導演】關曉榮(臺南藝術大學退休教授)

　　【出品】侯孝賢電影社

　　【主持】汪暉 教授

　　【與談人】

　　范振國 前《人間雜志》主編

　　鐘 喬 差事劇團團長

　　郭健平 臺灣蘭嶼達悟族原住民代表

　　【時間】

　　2012年12月6日

　　14:30——17:00(新齋353)

　　紀錄片放映與導演闡述

　　19:00——21:00(新齋304)

　　主題研討

　　【影片簡介】

　　人、海、魚、歌、勞動、生活、島嶼，構成了《國境邊陲：1997島嶼上的人類》的音畫要素，多重而辯證地交織出蘭嶼反核廢料運動發動十周年后達悟族人的處境，及關曉榮作為影像工作者與社運工作者的反思。本片藉由達悟族人的處境，直揭資本主義商品體制下環環相扣的強凌弱問題——達悟人世居的蘭嶼家鄉成了核廢料的儲存場、年輕族人被迫離鄉與飛魚文化的泯喪。

　　【導演簡介】

　　關曉榮，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記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退休教授，臺灣著名攝影師，紀錄片導演。關曉榮一直致力于臺灣原住民文化的文獻整理與保存，曾赴蘭嶼進行文字與影像工作，并于《人間雜志》分篇發表《蘭嶼報告》，頗獲攝影界重視。此外，他也曾在1984年赴基隆八尺門記錄當地阿美族勞工的生活，后寫成《2%的希望與掙扎》，以此在美國文化中心開辦攝影展。

　　關曉榮出生于1949年的三亞市,父親為國民黨空軍的通訊官。因逢國民政府戰敗，全家隨軍隊遷往臺灣，居于臺中縣新社鄉(今臺中市新小區)的眷村，當時關曉榮只有三個月大。他在新社度過童年時期，直到國小三年級才遷往板橋福州里。青少年時期的關曉榮不愛讀書，曾打過架，高中時還被編入后段班，雖曾用功考上前段班，但對讀書仍毫無興趣。

　　大學聯考失利后，關曉榮邊打工、邊準備重考，并加考術科，后考取臺灣藝術專科學校美工科(今臺灣藝術大學)。當時藝專的教學資源尚不充裕，校方對學生沒有太多要求，讓關曉榮有「荒涼的自由」之感。雖然美工科有攝影課，但關曉榮當時對攝影并不感興趣，反而熱衷于文學閱讀，文字因此成為他日后“創作”的重要元素之一。

　　1972年，關曉榮自藝專畢業。兩年后投考教職，赴屏東縣恒春國中任教。五年半的教學生涯中，關曉榮開始對職場生態產生質疑，加上之后校園民歌風潮帶來沖擊，更讓關曉榮認為現行教育體制是一個僵化、宛如死水的環境，因此在1979年寒假期間辭去教職。

　　攝影生涯

　　在恒春國中任教的日子里，關曉榮結識開啟他攝影生涯的友人，時任臺視家庭月刊編輯的阮義忠，后者教他如何攝影，甚至為關曉榮架了一個暗房。辭職以后的關曉榮回到臺北，一邊開出租車，一邊練習攝影。后來便決定進入《天下》雜志工作，但因理念與公司相左而辭職，轉至《時報雜志》擔任攝影師和文字采訪。

　　關曉榮在時報雜志社專跑藝文新聞。一次機緣下，在基隆八尺門采訪時，當地漁工的工作環境讓他大感震驚，并反思自己安于《時報雜志》攝影一職的心境，于是決定離職，四處旅行、搜集資料，并受到幾位臺灣攝影師作品的刺激。此時恰巧發生的礦災觸動關曉榮的心靈，因為礦災中的死難者很多是阿美族的原住民，讓他決定展開八尺門的攝影記實之旅，做出社會報告的一些成績。

　　攝影作品

　　《2%的希望與掙扎》

　　1984年，關曉榮在《中國時報》和《人間雜志》上發表《2%的希望與掙扎》，是第一篇以攝影記實八尺門阿美族漁工生活狀況的作品。《2%的希望與掙扎》中的2%，指的是當時原住民人口僅占臺灣總人口比例的2%左右;而八尺門則是基隆八斗子漁港附近的小地名，因為靠近港口而成為漁工的聚居地。基隆市在1950年代因經濟發展而吸引不少阿美族勞工北上求職，其中擔任漁工者便聚居于八尺門一帶。然而，八尺門屬于國有地，其上的原住民部落被視為違章建筑，履遭拆遷。關曉榮便以此為題材，參與、記錄八尺門阿美族漁工的日常、工作和土地抗爭，并以報告的形式發表在《中國時報》和《人間雜志》上。

　　《蘭嶼報告》

　　結束《2%的希望與掙扎》報告后，1987年，關曉榮前往蘭嶼，展開又一系列的攝影記實工作。蘭嶼的主要居民為達悟族人，他們是臺灣原住民族中唯一的海島民族，以捕魚、農耕為主要產業。關曉榮在那里除記錄達悟族人的生活、工作、祭儀外，也深入探討漢人文化對達悟族人在環境、觀光、教育、醫療、文化上的影響，然后自1987年4月起分篇發表于《人間雜志》，題為《關曉榮蘭嶼記事系列報導》，自第18期始，至第36期止。

　　關曉榮的蘭嶼攝影作品因為數眾多，且專注突顯“蘭嶼”、“達悟族”主題而受到攝影界重視。在此之前雖也有攝影師以蘭嶼為主題，但相片和文字數量均不及關曉榮。關曉榮的部份蘭嶼作品之后常被媒體或學術界引用，例如《抗議中的青年領袖與核廢料儲存廠廠長》。除了達悟族人的反核廢料運動外，關曉榮也拍攝一系列“漢化教育”作品，藉以突顯漢人教育對傳統達悟族文化的影響。他認為漢化教育不僅沒有從達悟角度來思考，而且還加諸漢人中心的價值觀在達悟學童身上，是一種灌輸意識形態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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