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犇報?第28期] 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整理後記

　　2011年7月21日星期四

　　■ 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人物：陳明忠

　　臺灣左統派人物

　　1929年出生于高雄岡山一個大地主家庭。日據末期，考上高雄中學，因在學期間備受日本同學欺凌，才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開始反抗日本人。畢業后服役，被迫構筑工事，因脫逃曾遭關押。光復后，就讀臺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二二八事變期間，加入起義隊伍，并參加謝雪紅二七部隊的敢死隊，在埔里的烏欄橋戰役中最后一人離開戰場。1950年白色恐怖期間被捕，判刑十年。1960年出獄后，因其優異的化學知識，曾到制藥廠工作，最后升任廠長。1976年再度被捕，被控接受中國共產黨命令，在臺陰謀判亂。獄中備受酷刑，堅不屈服。經海外保釣學生及其它特赦組織大力營救，終由死刑改判為十五年徒刑，1987年保外就醫。出獄后，曾為組織“臺灣政治受難者互助會”及“中國統一聯盟”大力奔走。　陳先生與林書揚先生(被關三十四年七個月)為目前臺灣左統派中最受尊敬的兩位前輩。　國民黨來臺接收大失民心，臺灣的反國民黨力量主要是向左轉，支持當時處于內戰中的共產黨。50年代的白色恐怖統治，目標就是要清除島內這一反抗力量。這些左派，大約三分之一被槍斃，三分之二被關押，主要的精英很少幸存。被關押的左派，出獄以后成為被遺忘的一群，生活在茫茫黑夜之中，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成了問題。這批老左派的難題之一是，他們很難流暢地表達自己的看法。除了必須努力了解他們在獄中時外面所發生的變化之外，他們的語言表達也大有困難。他們大半接受日本教育，在年富力強有機會全力學習中文時，卻關在獄中至少十年，喪失了最好的學習機會。

正文：

　　陳明忠先生1987年第二次出獄以后，開始透過日文(輔以中文資料)大量閱讀中國革命史的書籍，想要解決在獄中讓他困惑不已的問題。他第二次被捕是1976年，不久文革結束。在獄中，經由臺灣的報導，他逐漸知道了一些文革時代的事情，受到很大的震撼。他無法了解，他一輩子所獻身的革命為什么會變成那個樣子。因此，出獄以后，他迫不及待的閱讀書籍，想要尋求答案。

　　陳先生作了很多讀書筆記，當他覺得自己認識逐漸清晰以后，他又根據這些筆記，以問題為導向，整理出一些文章，先后都發表在一些左派朋友所辦的民間刊物《左翼》上。這些稿子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常有人跟他討論。后來，他在陳福裕的幫助下，把這些稿子加以充實，加以潤飾，再經過我的最后整理，就成為現在這本書。

　　在臺灣知識界，認識陳先生的人大概還不算少。一般都認為他是一個勇于行動、信仰堅定、人格卓絕的人，即使政治理念和他不同，也都尊敬他。但大概很少知道，他其實還是一個智力超群、永遠具有旺盛的求知慾的人。因此，我首先想就此稍微談一下。

　　1942年，陳先生12歲時從高雄岡山鎮五甲尾(現在的嘉興村)考上高雄中學。當時的高雄中學是南部最好的高中，絕大部分的名額保留給日本人，本省人只有最優秀的學生才能考得上，他所就讀的那一所學校，他是第一個考上的。他在高雄中學第一次看到跳箱時，還不知道那是什么東西，跳上去就坐了下來，體育老師認為，這樣的土包子怎么能考上高雄中學。在高雄中學四年，他的學業成績從來不落后于人，只有加上體育、武道和軍訓(各科滿分200分，學科每科才100分)以后，日本學生才能贏過他。

　　按日本學制，中學要讀五年，由于戰爭缺員，提前一年畢業，所以16歲時，他就考中臺中農林專門學校(中興大學前身)農業化學系。他先去服兵役，不久，日本投降，國民黨來接收，他到農林學校報到。教務長看到他的年齡，完全不能相信，要他從預備班讀起。他找到校長，校長是留日的，一聽就懂，他就成了最年輕的大學生。

　　1947年二二八事變，陳先生參加謝雪紅的二七部隊。1950年白色恐怖時被捕，判刑十年，1960年出獄。出獄后，他被介紹到一個製藥廠當藥品檢驗員。在一次全省的藥品品管檢驗競賽中，他獲得第一名，開始得到重視。他有化學知識，懂日文，可以查字典看英文。他能夠把外國藥品加以層層解析，據此製造出效果更好的藥品，最后他被提升為製藥廠的廠長。

　　他跟我說，在1970年代，他已看出，像后來所發展的那種打火機和生力麵是可以賺錢的。他跟老闆建議(他后來調到另一家食品工廠)，可以生產后來我們稱之為生力麵的這種東西，但老闆完全看不出時代的變化，反而嘲笑他。他覺得打火機資金不需要太多，正想跟他朋友合作發展，但就在這個時候，他第二次被補了(1976年)。如果不是第二次被捕，他是有機會成為不大不小的「資本家」的。

　　陳先生說，他最喜歡讀歷史，但因為他已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讀文史沒前途，所以當年沒報考臺北帝國大學;之所以讀農林專門學校，因為想在將來畢業后經營自己家的牧場(他出身大地主家庭)。1987年以后，他開始大量讀中國革命史書籍時，其實正投合他一向的嗜好。我自己也喜歡讀歷史，不論哪一類的歷史都想讀一點，當然，我也讀過一些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布爾什維克的史書。我很意外的發現，談起這一方面的歷史，我最佳的談論對象就是陳先生。我相信在我的同輩朋友裡面，大概沒有人可以跟陳先生相比。

　　我所以要說這些，是要大家知道，陳先生絕對不只是一個行動者，他是一個行動者兼求知者，他也絕對不是一個只會讀讀書，抄抄筆記的人，他有自己的判斷。他最大的缺憾是語言，他的知識語言是日語，他的中文是在獄中逐步學來的，他無法純熟的使用中文，因此他無法把中文應用到更精細、更辨證的程度，然而，這并不證明他的思想就不辨證。

　　關于陳先生所談的問題，因為牽涉甚廣，我想選擇叁個重點，談一談我的看法：一、落后國家如何發展生產力，二、中國是否仍算社會主義國家，叁、歐美和日本等先進資本主義國的未來。

　　一.

　　二戰以后，美國大力宣傳現代化理論，認為只有按照美國模式，即政治上實行美式民主、經濟上實行市場經濟，才是落后國家現代化的正途。這種理論在臺灣流行了五十年以上(一九六O、七O年代是其黃金期)，而且，由于臺灣在一九七O、八O年代經濟發展順暢，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領軍，到現在仍然為臺灣大部分知識分子所深信不疑。

　　后來，從拉丁美洲開始出現依賴理論，認為落后國家如果一直跟著先進國家走，經濟上只會成為先進國家的附庸，只能永遠依附著先進國家，不可能走出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這種理論也在一九八O年代以后也傳進臺灣，但影響力不大，臺灣知識分子仍然比較相信現代化理論。

　　其實這個問題，早在布爾什維克和中國共產黨革命時，兩國的革命領導早就看到了。他們意識到，革命政權的首要生存之道就在于：以最快速度在全國範圍內發展生產力，這樣，才足以在先進資本主義的圍堵之下存活下來。如果沒有足夠的物質力量(包括先進科學知識和武器)，絕對不足以圖存。蘇聯能夠打贏希特勒、中國在美國長期的圍堵和孤立政策下始終屹立不搖，主要就在于兩國能夠在極短時間內快速現代化。有了強大的國力作基礎，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先進國才對他們無可奈何。

　　蘇、中兩國的快速現代化之路，是集中全國人民的意志，以集體的力量，犧牲一切享受，全心全意的發展重工業和國防武器。因為不重視輕工業，民生物資不受重視，所以一般人民的生活長期沒有得到足夠的照顧。因為資金不足，所以不得不實行農業集體化，以便最大量的剝削農業剩余，以換取重工業所需的資金。這樣，就不得不實施物品管制，讓人民生活在最基本的需求上，所以必須有配給制。在配給制下，幾乎人人平等(當然，不可否認，干部總會有特權)，如果不發生意外，就是人人有飯吃，但是誰也不要想過奢侈生活，這樣，也可以稱之為「社會主義」。蘇聯體制崩潰前，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前，兩國的經濟體制大致就是如此。

　　陳先生所要論辯的是：一、這種體制有其必要性，但不能稱之為「社會主義」，只能稱之為「朝向社會主義的革命」，只是社會主義的預備階段，絕對不等于「社會主義」。二、史達林和毛澤東的錯誤就在于，他們認為這就是「社會主義」，這樣，一方面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一方面讓人民長期生活在僅足以溫飽的情況下，這并不是正確的道路。叁、正確的道路應該像列寧和劉少奇那樣，有時候必須參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加以調和，讓這種「以集體力量發展生產力」的道路走得更順暢。如果能這樣，蘇聯和中國的發展還可以更快。

　　從邏輯上來講，我完全讚同陳先生的看法。但問題是，人在歷史之中，誰也很難一眼看出正確的道路。史達林和毛澤東所以犯那種錯誤，所以走了曲折的道路，恐怕很難避免。當然，他們犯的錯誤太大，以致于蘇聯最終崩潰，中國不得不用最大的力氣走攺革開放的道路，他們是難辭其咎的。不過，從陳先生的論證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之路雖然漫長而曲折，最終卻能夠走上坦途，證明中國共產黨比蘇聯共產黨要更為靈活。

　　現在很多人認為，中國之所以有今天，就在于鄧小平採取攺革開放的路線，這實在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如果沒有一九四九年重新統一中國，沒有一九五、六O年代的土地攺革、全力搞重工業和國防科技，沒有前幾個五年計劃奠定中國經濟發展規模，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也不可能那么順利推行。新中國六十年的歷史，雖然有毛、劉路線的反覆斗爭，但有些基礎確是共同認定的。我們不能說，當歷史不是直線發展時，前面的一半就全錯，就像我們不能因為看到歷史是曲線發展的，就認為只有后面一部分才是對的一樣。這樣，就是完全不了解辨證法了。個人的發展尚不免有對有錯，何況是關係幾億人、十幾億人的大歷史。陳先生也是這樣看的，不管他多么批評毛澤東，他還是認為新中國是一路發展下來的。

　　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中國這類「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的批評是：不自由、不民主、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按此標準而言，絕大部分第叁世界國家都是如此，不論它是依美國模式發展，還是依蘇聯模式發展。應該說，只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才能享受「自由、民主、高水平的生活」(其實這也只是就這些國家的中產階級而言，下層階級未必如此)。落后國家，特別是人口眾多的落后國家，是無法「一步登天」，進入資本主義國家俱樂部的。

　　以中國來講，由于國力低落，生產力差，它或者陷于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面侵略之中，或者被親美的蔣介石封建官僚階級所統治，大部分人民的生活連溫飽都成問題。在共產黨的革命政權之下，至少大家都可以活得下去，而且，在集體刻苦奮斗叁十年后，經過一次經濟大轉型，全國經濟日漸好轉，又過了叁十年，說得上豐衣足食。這樣的叁十年、六十年并沒有白受苦，很難想像中國還有第二條道路可以選擇。

　　蘇聯也是如此。由于蘇聯政權最終垮臺，蘇聯經濟一下子解體，人們變得很難為它辯護。但當叁○年代西方經濟大恐慌時，蘇聯卻絲毫不受影響，當納粹侵入蘇聯時，蘇聯曾獨力抵抗希特勒的侵略。英國的工黨領導人、著名的政治理論家拉斯基就曾說，他看不出蘇聯除了集體化的道路之外，還能走哪一條路?

　　再放大眼光，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當英、法、美、德、日這些資本主義大國，憑藉其超強國力，肆意侵略落后國家，蠻橫地奴隸其人民時，除了蘇聯、中國、以及類似的以全民意志為核心的人民政權(北韓、北越、古巴、阿爾及利亞等)，誰還能挫敗這些現代的帝國主義者。正是這些帝國主義以其武力肆意掠奪，他們的人民才有余裕享受「自由、民主、以及高水平的生活」，他們的快樂正是建立在眾多落后國家的痛苦上。只有從這個角度，我們才能看出「既存社會主義國家」在歷史上的意義，即使它們功過相抵時(如蘇聯)也是如此。二戰以后，如果沒有蘇聯、中國、以及其他人民政權的存在，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恐怕還會對落后地區進行更惡劣的侵略和掠奪。正是因為它們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先天上的大敵，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才會無時無刻不以它們為攻擊對象。如果它們對這些帝國主義者不具潛在的威脅，以帝國主義的強大勢力，又何必理會這些「不自由、不民主、生活水平低下」、不堪一擊的「跳樑小丑」呢?(待續)

　　二、

　　改革開放以后，很多人認為，中國已經放棄社會主義，改走資本主義道路了，這也同時證明以前走社會主義道路是錯了。這是站在資本主義立場來批評的，完全不了解中國在1949年以后所進行的社會重建的意義。

　　1949年中國重新統一以后，共產黨所面對的是一個幾近破產的國家。自從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以后，一方面軍閥之間的內戰從來沒有中斷過，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也在加緊進行，特別是日本，在袁世凱當總統不久以后，就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國、共聯合北伐的時候日本又出兵干涉，企圖阻撓中國統一。從1931年侵占東北開始，想要征服全中國的野心完全暴露出來，1937年終于全面侵犯中國。從1937年到1945年，中國打了八年抗戰，從1946年到1949年，國、共又打了四年內戰。可以說，中華民國建立以后的四十九年，中國從來就沒有太平過，不要說中國農民無法過日子，到了抗戰后期和內戰時代，連一般市民和公務員、教師生活都極其艱難。

　　只有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才能了解，國民黨在內戰中為什么會失敗，因為絕大部分的中國人都不想再打內戰而蔣介石卻執意要打，因此大失民心;并且也才能了解，「社會主義」為什么能吸引人，因為「社會主義」按其精神來說，至少保證人人有飯吃。共產黨統治中國不久，就讓每個農民都有地種，讓城市居民每個人(不分男女)都分配到一份工作。除了叁年大飢荒那段特別艱難的時期，很難找到證據說明，一般人民的生活是很艱難的。

　　我的最簡單的論證是這樣，從1949年到1976年，中國人口從四億多一下子增長到十億多，足足增長了1.5倍。如果生活不安定，糧食不充足，一個國家怎么能養活十億多人，而且年年經濟都在成長。中國前一個太平盛世是清朝的康、雍、乾時代(共135年)，那個時候，中國人口暴長到四億。嘉慶以后，內亂、外患不斷，中國人再怎么多生，人口始終維持在四億多，因為很多人死于飢荒和戰亂。共產黨才統治不到叁十年(不到康、雍、乾時代的四分之一)，人口就增長了1.5倍，這只能證明，一般工、農，生活是得到基本保障的。由此可見，這個政權確實是努力照顧工、農大眾的。

　　很多人認為，共產黨靠農民起家，建國后雖然把土地分配給農民，但不久實行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又等于把土地收回去;而且，又透過人民公社，把大量農業剩余收走，不讓農民改善生活，這是嚴重對不起農民。我以前也有這種思想傾向。現在我覺得，雖然新中國的前二十七年農民的生活沒有達到富足狀態，但基本上可以做到安定而溫飽(因為連土匪都沒有了)，比起1912年到1949年這一階段，是可以不用擔心戰亂、飢荒、繳不起地租等等。對于農民來說，這已經很不錯了。蘇聯共產黨做得最差的是農村改革，但中國農民對中共的農村政策一直沒有很大的不滿，塬因就在于，中國農民以前的生活條件實在太差了。而且，我現在也稍微了解，即使在前二十七年，中共也在隨時改善農村條件，讓農村的生活不致于和城市相差太遠。從陳先生談鄉鎮企業興起的那一節(第五章第一節)就可以看到，如果農村經濟條件很差，改革開放以后，鄉鎮企業也不可能發展得那么快。

　　因為反右和文革，大陸知識分子吃了太多的苦頭，因此，現在大陸許多知識分子不能平心靜氣的看待中共前二十七年的作為。客觀的看，我們很難否認，中共確實是「朝向社會主義」在進行改革和建設計劃的。

　　現在談到改革開放。

　　一直到1990年代的末期，很多左派朋友(當然也包括我自己)都在擔心，改革開放是否過了頭，最后變成資本主義了。現在，我覺得，中國不可能走向西方那種資本主義了。讓我比較安心的表面現象有兩個：第一，快速度發展的城市，并沒有出現貧民窟。去年我從網路上看過一些大陸知識分子寫的文章，大聲唿吁，不要讓中國出現發展中國家常見的都市貧民窟現象，這也就證明，目前中國還沒有這種現象。以最近叁十年中國經濟和城市的發展速度來看，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第二個表面現象是，現在國家很有錢，以致于大陸流行「國富民貧」這種說法。國家很有錢，這就說明，經濟發展所得的最大利益掌握在國家手中，而不是像西方一樣，國家最大量的錢掌握在大資本家手中。國家有錢，國家就可以做很多事，譬如農民的土地不用繳稅、農民種田給予補助等等。如果國家的錢掌握在私人手中，國家再怎么想做這些事，也只能有心無力。而且，現在國家大力調高公務員的薪資，并給予優厚的煺休保障，以此要求公務員不可貪污，不然抓到就重懲。現在大陸公務員成為大家最羨慕的職業，這同時也可以把最好的人才吸收到行政機構中，讓行政機構更有活力和能力。以前實行國家企業改革的時候，很多人擔心，中國會出現許多大資本家，現在看起來，事實并不如此。可見，以前很多人對國企改革的具體執行并不了解。

　　當然，最重要的是，中國決不會走西方式的民主的路，這已經很明顯了。不管西方再怎么批判，譏笑共產黨「不民主」，中共還是按自己的想法在試著走基層民主的道路，而不走大型選舉的路。前一陣子，英國時報前駐北京記者Richard Mcgregor在美國的《外交政策》雙月刊發表文章，其中就說：中國的成功，讓很多人知道，不要把自由市場和(西方)民主強加于人，這種「北京共識」的思維方式肯定會盛行起來。他還說，關于中國有一天會成為民主國家，這只是西方一廂情愿的想法。中國共產黨說得很清楚，它不想讓中國成為西方式的民主國家。中國現在對外發言，屢次信心十足的說「我們堅持走自己的路」。以前西方談起這種發言，都要訕笑一番，但是，現在卻有越來越多人相信了。這同時也是因為，比起中國領導的施政能力來說，不管是美國、日本，還是臺灣的選舉式民主真是讓人越來越失望了。

　　叁、

　　陳先生始終關心社會主義實現的可能性，所以他在〈已開發國家走向社會主義之路〉這一篇長文裡，參考了日本學者的著作，對此作了一些嘗試性的探索。這篇長文主要由陳福裕修改，因我自己這方面的知識不足，不敢輕易改動。這篇文章寫得很清楚，修改后的中文也不難閱讀。我很佩服陳先生認真閱讀別人著作、再加以綜合整理的工夫，從這一篇文章就可以充分認識陳先生的知性能力。

　　我已經說過，在這方面我沒有判斷能力，但我想借這個機會談一談我個人較獨特的看法，供大家參考。

　　中國崛起和西方、日本資本主義的沒落幾乎是同時發生的，這代表一個新的世界史面目即將在二十一世紀出現。其實，華勒斯坦早就表達了這種看法。美國學者里亞.格林菲爾德(Liah Greenfeld)在他的著作《民族主義：走向現代化的五條道路》的中譯本序言開頭就說：「我們正面臨一巨變……這一巨變就是偉大的亞洲文明崛起，成為世界主導，其中最重要的是中華文明崛起，從而結束了歷史上的『歐洲時代』以及『西方』的政治經濟霸權」(上海人民書店，2010)他的意思已經表達得再明白不過了。

　　但是，中國的崛起將如何逐步改變世界經濟格局，似乎較少人談到，我想談的就是我在這方面的看法。

　　一般人在談論中國的對外關係時，都會比較注意中美、中日、中國與歐體的問題，而較少注意到中國和開發中國家的關係。中國政府本身在對外政策上一向重視「做」，而不重視「宣揚」，行事一向低調，所以也比較不引人注目。其實，中國的對外政策一直循一個固定方向進行了六十年，從來沒有變過，那就是，在世界範圍內實施「鄉村」包圍「城市」的大戰略，長期經營和開發中國家的緊密連繫。

　　中國和非洲國家的關係，一直到中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在聯合國取得中國代表權時(1971)，美國才醒悟過來，但己經來不及了。當美國和蘇聯在非洲一些國大搞代理戰爭時，中國默默的、長期的為非洲國家改善農業技術，進行各種基本建設，借錢、送錢給非洲國家，而且，還把中國許許多多的勞動送到非洲，幫助它們建設。中國對非洲國家的幫助是極為具體而實惠的，決不是拿錢去買政要，像臺灣一樣。中國的協助具體落實到一般百姓，所以它跟非洲國家的關係只會越來越穩固。現在西方已經毫無辦法，只能散佈謠言說，中國現代已經取代西方，成為非洲最大的「剝削者」，但這種話動搖不了非洲國家對中國的信賴。

　　中國對外關係的第二個大成就是全力搞好和東協國家的關係。這件事情美國、日本、韓國都沒有充分意識到，等到東協十加一的互免關稅協議即將談妥時，他們只能大驚失色。

　　按照常理，東協應該最提防的是中國，中國就在他們旁邊，是個超級大國，而東協國內又都有許多華人，他們對中國有一種奇特的向心力，讓東協感到威脅。但是，最終東協竟然選擇和中國合作，這只能說太奇怪了。這也只能做這種解釋，東協真心相信，和中國合作對他們很明顯有利，因為中國可以幫助它們發展經濟。改革開放以后不到叁十年，中國就讓東協信賴，這當然是極大的成就。

　　東協和中國合作，日、韓怎么辦?中國和東協可以互免關稅，日、韓不能，長此下去還得了，所以它們必須加入，但加入要東協同意，它們如何讓東協同意?像日本，從來就只會從東協各國賺回大筆大筆的錢，什么時候照顧過東協?就像他們也只會從臺灣賺去許多錢一樣，而臺灣一直只能是它的加工區和產品傾銷區。所以，東協和中國合作，就會逼迫日、韓只好跟中國合作，不然它們找不到出路。這就是日本前首相在競選時喊出「我們要回到亞洲」(不再脫亞入歐)的真正塬因。如果日、韓最終明顯倒向中國了，那美國也只能撤出東亞，它的軍隊恐怕不得不從沖繩撤回夏威夷。這樣，兩岸自然統一，南、北韓也才能統一，亞洲才能永遠和平。美國插在亞洲，不時讓日本、臺灣搞些小動作，美國才是亞洲的麻煩製造者。中國選擇東盟來突破美國的亞洲布局，美國恐怕連作夢都沒想到。

　　現在美國只能在南海主權問題挑起中國和越南、菲律賓等國的矛盾，但中國在這方面始終應付得很得體，除了越南比較麻煩外，根本惹不出什么風波。

　　再過去就是印度。中、印關係除尼赫魯末期有一點小麻煩外，一直很穩固。印度也是大國，崛起有望，外交政策一向獨立，不受西方影響，中、印兩國可以說「相敬如賓」，兩國都不會想製造糾紛。中國和巴基斯坦關係一向友好，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巴基斯坦親近中國、印、巴矛盾深，但印度卻不會為了中、巴的友好關係而敵視中國。中國怎么能做到呢?從這裡思考，不能不佩服中國對外政策之靈活。

　　現在，中國已經規劃好要跟西亞國家合作了，方法是，從寮國建鐵路，穿過緬甸、伊朗，到達土耳其，各國之間的協議已經簽好了。這樣，中國可以透過陸路和西亞各國進行各種經濟合作，即使美國還控制蘇伊士運行到麻六甲海峽這條水路，也只能徒喚奈何。只要時機成熟，美國只好被迫全面從亞洲煺出。

　　中國目前不去挑釁美國跟中東石油國家的關係，但是，土耳其和伊朗都是西亞大國，都是伊斯蘭國家，這兩國靠向中國，等于在美國的臥榻旁邊插了兩根刺，美國如何安睡?美國利用以色列牽制中東石油國家，讓阿拉伯系統的伊斯蘭人民切齒痛恨，美國遲早要被迫放棄這塊「肥肉」的。

　　中國對外政策一向用軟招、不用硬招，而且，只給別人好處，不從別人家裡撈錢，跟美國動不動就威嚇、罵別人是「流氓國家」、甚至胡亂轟炸，簡直是天壤之別。用古話說，中國「以德服人」，美國只會大量印鈔票來濟燃眉之急，這種落差實在太大了。

　　以上只分析中國在非洲、東協和西亞的經營，中亞五國和蘇聯那邊就從略了。但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中國是如何一步步的向亞、非地區發展，美國只能步步后煺，而日本只好被迫與美國脫鉤。中國一直強調「不稱霸」，它確實「不稱霸」，中共的國防繼承了舊中國的傳統，是守勢國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全世界有哪一種核武國家像中國公開宣稱，決不率先使用核武。西方和日本常常說中國「霸道」，到處推銷「中國威脅論」，它們似乎忘記了，當年它們是以怎樣的一種「霸道」方式來凌遲中國的。這真是應了一句俗話，叫做「做賊的喊捉賊」。中國的崛起讓它們再也做不成「賊」(像日本)，或者只能淪為為人不齒的「小賊」(像美國)。

　　簡單一句話，中國終于發展出來了，然后以自己豐厚的經濟力量和五千年的歷史智慧，幫助亞、非的許多小國、窮國改善經濟條件，讓他們也逐漸「富」起來，其實也就是孫中山所說的「濟弱扶傾」，而孫中山的話也不過是沿襲舊中國的古訓，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這樣，中國不是就改變了西方列強進行了兩、叁百年以上的那種資本主義式的掠奪經濟了嗎?中國根本不需要「統治」世界，中國只要讓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再在世界各地橫行，不就結束了「歷史上的歐洲時代以及西方的政治經濟霸權」了嗎?

　　這樣，傳統的歐、美列強將來會變成什么樣呢?美國大概只能煺回美洲，重新實行它的「門羅主義」，繼續欺壓中、南美國家。不過，這種「門羅主義」大概也不能永遠維下去。如果古巴可以向美國「搞獨立」，誰能保證其他國家就一定做不到呢?至于歐體，我無法想像他們的出路在哪裡?現在經濟學家普遍不看好歐、美，它們肯定會一直窮下去、弱下去。至于弱的速度就難以判斷了。如果窮到某一個地步，引發內部重大矛盾，最后引發內亂，誰也不敢保證就不會發生。

　　陳先生在談到古巴的改革時說，古巴改革的目標是「不破壞自然環境，抑制不必要的天然資源和物質的消費，公平且貧富差距小的有人性的社會主義」，如果全世界都能做到這一點，我覺得，應該就算很理想了。像現在的資本主義，利用武力或科技優勢，掠奪小國、窮國，讓它們更窮、更弱，又無節制的破壞自然環境，無節制的消費，窮奢極慾，如果再不改絃更張，地球的毀滅絕對不是夸張的預言。所以，世界史上的「西方時代」還是越快過去越好，看看二十二世紀人類能不能達到共享和平的時代。中國人應該把眼光放得這么遠大，才不會斤斤計較一些國內的是非得失，心胸才能開闊，也才能在這個大時代生活得更有意義。

　　我是很喜歡歷史的人，但一直到叁十歲以后，我才知道，我透過各種管道所累積的歷史知識，背后有一個史觀，那就是以五四運動自由派觀點為核心所組成的世界史觀，這種史觀強調西方文明的優越性，并且期望中國按照西方模式走向現代化。

　　一九九0年代，為了在臺獨氣氛極為濃厚的臺灣為自己的統派立場找「理論」根據，我終于得到一個結論：中國現代化只能走中國共產黨那種農民革命的道路，只有在農民的支持下，中國才能以全民的力量，集中全力搞現代國家建設，這也就是孫中山所說的「迎頭趕上」。我這種看法純粹是從歷史讀出來的，一點也沒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請參看〈我的接近中國之路〉一文，《思想》第六期，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8月)。

　　自陳明忠先生開始跟我討論他的思想歷程和他對列寧、史達林、劉少奇的看法以后，我才知道，我的思路也可以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思考上加以論證。陳先生堅持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蘇聯、中國的革命實踐來思考這一問題，給我很大的啟發。

　　現在回想起來，陳先生對我最大的影響是在于：他所講的列寧理論和中國的革命理論，呈現了一種落后國家如何對抗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歷史大趨勢。因此，世界近代史不只是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史，而且，還是落后國家的人民解放斗爭史。把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史講成西方強大影響下的世界現代文明史，實在是對世界史的重大歪曲。

　　從這個觀點出發，我終于得出我的看法：中國的崛起代表的是落后國家對西方國家的最終「獨立」，也就是人民解放斗爭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勝利。為了讓大家能夠理解陳先生這本書，我把我的看法以最粗略的方式加以總結，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夠透過我淺白的、簡化的大綱，更細緻的理解陳先生的論證。

　　現在的世界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大變化，而臺灣似乎還生活在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許多知識份子的腦筋似乎已僵化到一點也不能感受這些變化。湯恩比說過，那么聰明的希臘人，當他們開始沒落時，竟表現得那么愚蠢。現在的西方人，就好像當年的希臘人，而最糟糕的是，還有許許多多的中國人(包括許許多多的臺灣人)還那么相信西方。陳先生已經83歲了，這本書一拖再拖，他自己也懷疑他的書是否有用。但我相信，歷史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現在出版他的書正是最佳時機，那么，就讓它問世罷。

　　2011/6/20 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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