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過多車多廢氣的大橋,行經樹林工業區沿途的汽車廠房、巨大型家俱店,在三俊街轉角復古丑麗的「幸福宴」飯店轉彎,再拐進「一品建材廠區」,循著沙發工廠、罐頭工廠發出的規律噪音,找到了陳界仁《幸福大廈I》的展場。復合了工廠、片場、展覽、電影院,總令人覺得,就連大老遠過來的路途也是展覽的一部份,樹林、板橋、桃園的交界,這就是臺灣現代性工業的原始立體場景,一品建材廠便是在產業外移后,將閒置的廠房分租給中小型工廠,《幸福大廈I》今年五月進駐后,又適逢二重疏洪道的工廠大量拆遷,而被涌入新北市、桃園的工廠填滿。跳脫了美術館封閉的對話機制,陳界仁試圖在日常生活的場景和藝術生產的過程中實踐改變,就像他叨叨絮絮地告訴我:「我知道要來這裡非常困難,這是最不可能的展場,但我們要讓藝術在這裡可以發生」、「對我來說,來這邊的觀眾才是真的觀眾」、「我坐在這邊也是在搞一個微型社會運動」、還有「如果我當臺北市長,就把臺北變得狠丑,丑到讓所有人都想來看,所有奇怪的事都可以在臺灣發生。」
臺灣的新自由主義,在地流放
就在寬闊的展場內,呼吸著黑白灰塵的氣味,陳界仁帶著記者與零星幾位同樣大老遠前來的年輕人耐心解說,工作人員互相側拍的照片最重要,其次是房間場景,最后才是影片,他邊說著:「所有工作人員互相拍,可以有他們自己的創作,每個人觀察的角度不太一樣……」或者「非常身體感的,那種一起工作的氛圍、氣味會留在這裡。」除卻自己的影像作品,陳界仁異常在乎藝術生產過程中的工具、社會功能,以及人際關係;他沒有藝術家的嚴肅架子,似乎總是可以好整以暇地撥弄既有的關係,率先訪問記者:「你怎麼會進《破報》?會不會狠累呀?」隨后又拉開冰箱門問大家要不要喝飲料,就在大家疑心「真的可以嗎?」之時,一回神,每個人手中已多了一罐汽水或啤酒。記者猜想,陳界仁也是這樣跟每位演員、工人、學生建立起細膩的真誠互動。
新的錄像作品《幸福大廈I》訴說的是一棟即將被強制拆遷的公寓裡,八個人的故事:居住其中的長期失業者、獨居者、責怪爸爸失業從此穿洞刺青的叛逆女同志,陸續準備搬離這棟公寓,外邊則有前來幫忙搬家的社運青年、整理漢生病亡者名冊的女孩、長期聲援社運的劇場演員、被美術館解雇的派遣員工、回收舊電腦銀幕的女工;眾人一同戮力推動行李箱(行李箱屬於康樂里被拆遷前自殺的伯伯),經歷了漫長的辛苦,衝破封閉的公寓,迎面而來的卻是高樓大廈式的資本主義城市地景。這些故事分別來自於身邊家人或朋友的真實經歷,每位演員都是在袒露了自己的生命經驗和思考觀察后,才經由陳界仁串連成一個整體。
伴隨著緩慢低頻的吉他拉弦聲響,我的腦袋彷彿進入一種清醒又舒服的休眠狀態,演員緩慢的動作滲透進感官,又隨著字幕「聽叔叔說,爸爸失業后,常常把自己蜷縮在撿來的衣柜裡……」的出現而從后頸冒起一陣冷顫。我自動開啟雙唇吶吶地對陳界仁吐露成長時期對家人轉換工作的焦慮記憶,陳界仁說:「這些少數案例代表的其實是臺灣普遍的經驗,你隨便翻社會版都有,時代的秘密就藏在這些普通的事情裡。1990年代開始,臺灣的單親家庭開始變多,這跟失業、經濟結構轉變、產業外移、民營化有狠大的關係,人再也沒有一個確定的工作,這一生就被在地流放了。」當代的「在地流放」描繪的是當個人不符合國家降低勞動成本、加速資本累積的需求時,被放逐於經濟生產體系之外的狀態,失業、待業、派遣成為常態,背后的脈絡則可追溯至1984年行政院長俞國華正式提出宣佈自由化、國際化的經濟政策,自此大步邁向新自由主義。「但每次談新自由主義,狠少從臺灣自己的脈絡談,」看穿了臺灣人總是習於藉由西方民主自由想像來看待自身的處境,《幸福大廈I》蒐集起臺灣不同世代的「新自由主義經驗」,硬生生揭露的卻是不堪與絕望:「影片不是要提供廉價的感動,感動根本不作為方法,因為我們根本不敢面對我們的不堪,這種要先被描述出來,只是先承認80后的年輕人已經被經濟制度宣判了『在地流放』,才能在這個基礎之上發展方法。」
精神勝利法:泛左派更需要想像
在當代藝術生產的過程中拉出歷史縱深和復雜面,提出批判或發展改變的方法,是陳界仁每次創作不斷思考的事。如先前引起古根漢美術館和收藏家熱切詢問的《自我盜版——自由樂捐計劃》,在陳界仁嘻笑卻認真的口中,是「拿反動物資做進步事業」。雖然作品仍然賣給資本家,但「賣給資本家和盜版的內容是一樣的,差別只是有保證書。」敢於想像、認真去實踐、把不可能化為可能,成為陳界仁企圖改變結構的「精神勝利法」,他挪用毛澤東的語匯和精神,每一次都是較量快狠準的賭局:「毛澤東說美國是紙老虎,他當然知道美國狠厲害,但精神上要先認為自己可以勝利,在這個基礎上想方法。態度上藐視敵人,內在上認真思考。」乃至現在「我早期拍酷刑的黑白照片,當時根本沒有人買,但現在可以賣到狠貴。在資本主義的邏輯理,藝術品的價值是取決於人相不相信它,當我比你還認真的時候,這件事就會成真。」作品價值向來依附展覽場域或藝術家名氣被待價而沽,竟可以轉為主動把原本不值錢的東西變得狠有價值,成為一種富有想像力和攻擊性的行動,陳界仁還不忘加上一句:「所以我是文創產業的代表啊!」
這回面對「在地流放」的歷史結果,即人成為一個個被原子化個體的狀態,《幸福大廈I》并不是要批判新自由主義經濟或假民主程序完成的法律,論批判力道,陳界仁說文字其實比影片更有力量;但影像處理的是文字說不出的感性,更重要的是影片拍攝的過程中所建立起新的生產方式、生產工具、和社會關係,「只要微微轉一下角度,失之毫釐就會差之千里。」場景中的道具包括行李箱、衣服、電腦螢幕,大多來自回收場,或是整卡車買過來;鐵皮則拆工廠不要的,「不是先畫好設計圖,而是看能夠弄到什麼東西、有什麼條件,根據那個來發展,這牽涉到想像。」陳界仁指著疊到天花板高的老舊電腦銀幕外殼,告訴我:「其實這些電腦銀幕都沒壞,只是速度變慢了,這個社會有狠多勞動力和技術,卻因為時代的關係被拋棄,怎麼重新組織、弄一個藝術品,我們只能做一個微型實驗。」
不同於左翼論述中常使用的「集體」、「人民」、或「群眾」,陳界仁慣用的詞匯是「諸眾」(multitude),在強調社群性的同時也看見個體之間的差異。這次的工作人員從原本陳界仁和弟弟們、合作過的固定班底、朋友、朋友介紹的朋友、還有網路上徵來的工讀生。總說「我們就是這副德性」的陳界仁不用職業電影工作者,找來木工、水泥工師傅來教這些業餘人員做工。「建立開放的場域只是抽象的術語,但當你真的來做,就變得狠真實。20幾歲的大學生、碩士生,狠多人沒有做過粗重的工作,也狠多年輕人沒有工作或待業中,他們不是沒有能力,而是被廢置了。」一群人從5月開始,做木工、水泥工、揉報紙、搬重物,一起在此經歷幾個月的勞動,「非常難熬、非常身體感的,從情感到知識都變得真實。用狠土的方法做,才會做出好東西,大家一起勞動了幾個月,假的都變真的。」於是,《幸福大廈I》不止於影片,也不能只用陳界仁作者論來看待,這次的展覽涵括了集體勞動的成果、互相拍攝的照片,看到某張照片是工作人員泛紅的后頸,陳界仁解釋:「那時候6、7月狠熱,幾乎全部的人中暑、互相刮痧。」不管是工具或勞動力,包括前來幫忙運送、搭建場景、演戲、甚至烹調三餐的工作人員,陳界仁的思考邏輯似乎同樣是集合離散的邊緣力量,重新賦予更大的生產價值,并且「在工作過程中自然建立起自信心。」
每拍一部片就可以創造一個臨時社群
通過一場勞動、共同體驗產生的革命情感,形成一個場域,或說臨時社群,有著獨特的氣味和氛圍。其實,學校、社團、運動團體,甚至家庭都可以是一個臨時社群,面對被原子化的諸眾,陳界仁的《幸福大廈I》所創造出的社群和一般的有何不同?或者是在藝術作品的短暫靈光中才得以存在?看著片廠內塞滿垃圾桶、被焦油浸透因而泛黃的煙蒂、小會議室裡冰鎮著的各式飲料、在展場值班的工讀生之間彼此熟稔的歡笑,就可以理解陳界仁口中所說的身體和情感經驗,其實持續存在於展場裡,工讀生巧怡口中的「文化衝擊」,或不約而同在演員口中出現的則是「相互體恤,容忍學習中必然會有的失誤」,以及「陳界仁的作品有一定的方向,但也有狠多開放性,容納每個人的差異和限制」。演員之一的慈湄對於拍片時的工作氛圍印象深刻:「大家因為壓力大,每天都抽狠多煙,小志叔會默默記下每個人抽什麼煙,還發現我的煙沒了,已經開始在抽別人的煙,他去買晚餐時就會幫我多帶一包。」由於身處於社運團體中,人際關係的微妙難解和處理人際關係的困難對於慈湄來說,是時時刻刻在思考的事,因此他會在片場觀察導演用什麼樣的方法建立氛圍,也認為是現場的工作氛圍,讓這樣的行為有了條件。
6 月初便開始參與搭建場景、也是演員(整理漢生病亡者檔案資料的女生)、現正於展場中值班的芳琦,則從原本完全不認識陳界仁,又透過在海筆子認識的木工師傅介紹,進入片場工作后,出乎意料地成為演員。她說參與這部片的生產過程是她「新的認識世界的方式」,因為喜歡把自己弄得狠臟,每天都覺得「太好玩了」,而從輔大哲學系、到樂生保留運動、海筆子劇團等不同團體的參與者,芳琦曾經對學校失望,「輔大到樂生只有6分鐘的車程,但狠多老師和學生為什麼連走過來看都不愿意?」從那時開始,學校對她來說越來越不夠。加入了《幸福大廈I》,她感覺到這裡有一種不同於其他團體的希望,來自於人和人之間能夠對等溝通、可以表達不同於導演的意見,同時也有清楚的職稱和位階。也是在這裡,她意識到「即便呼聲再高,表現得多正氣凜然,原來那都不存在,存在的都是些『不純之人』(陳界仁語)」,也越來越清楚個人生命議題的重量并不亞於公共議題。包括她與其他演員相遇,儘管同樣參與樂生(比如同樣是演員的張立本、鄭志忠),卻因為不同時間點而錯過,反而是在這裡,才有了更多交流。或許集體經驗連結回個人的記憶和生命課題,排列組合、產生新的意義,是重新認識自己的重要過程,也是臨時社群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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