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歌教我去戰斗

我們單位表演的是男聲小合唱《游擊隊之歌》，在２８支參賽隊伍中獲得第四名。“五一”前夕，部機關迎接中國共產黨成立９０周年舉行革命歌曲演唱會，不少單位演唱的曲目都是革命歷史歌曲。有個歌舞節目《紅星歌》，反映的是土地革命時期湘贛蘇區的兒童故事，熟悉的旋律，熟悉的舞姿，我上中學時也這樣表演過。臺上的同志縱情高歌，激情舞蹈，我就想他們中很多人從童年、少年，再到青年、中年恐怕都這樣速成過黨的歷史、表達過對黨和共和國的深厚情感吧。

“五四”青年節之夜，中央電視臺直播了“‘五月的鮮花，永遠跟黨走’全國大學生文藝會演”，我看到了一代代青年學生在歌聲中傳承歷史。每個國家，每個社會，都十分注重傳統和歷史教育，英國人唱《統治吧，不列顛》、美國人唱《星條旗永不落》、印尼人唱《大印度尼西亞》、古巴人唱《巴雅莫頌》、加蓬人唱《團結歌》，高歌的都是自己民族的歷史和國家意志。“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毛澤東主席的話。我們歌唱黨，歌唱祖國，歌唱奮斗歷程，也是歌唱我們的國家意志，誓言要在前進的道路上走得更堅定。很多時候，我就常常在從這些主旋律和最強音中認知歷史，并宣講歷史，通過歌唱的形式堅定信念和吸取感動的力量。

《五月的鮮花》原是一首抗戰歌曲的歌名。２００５年，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６０周年，我制作了一張《抗戰經典老歌》CD光盤，收錄１６首歌，當時特意沒有收錄如《五月的鮮花》《游擊隊之歌》《畢業歌》《中國不會亡》《救亡進行曲》《長城謠》《大刀進行曲》《在太行山上》《到敵人后方去》《新四軍軍歌》等大家耳熟能詳的名曲，而是從上千首抗戰歌曲中精選出歷史上很有影響而今卻鮮為人知的出土老歌，包括黃自的《睡獅》、呂驥的《民族救國歌》、麥新的《犧牲已到最后關頭》、賀綠汀的《為祖國戰爭》、劉雪庵的《出征別母》、冼星海的《戰歌》、楊靖宇的《中韓民族聯合起來》、鄭律成的《保衛大武漢》等。我在《音樂抗戰——對歷史的另一種表達方式》的文章中寫道：“在一個文盲半文盲的國度里，要喚起民眾，唯有歌聲最直白，最叩擊人的心靈。那真是一個需要巨人并產生了巨人的時代，中國現代音樂剛剛起步，就同這個偉大的時代聯系了，從此進入了一個輝煌時期，幾乎所有的名家都創作過抗戰歌曲，其歌詞和旋律記錄了整個一個時代。抗戰歌曲無論題材怎樣不同，風格如何迥異，最強音都在為抗戰發出吶喊，為民眾譜出呼聲，今天哼唱這些歌曲，依然會有祖國在召喚的感覺。”我這樣做，是為了感念更多的先賢，在歌聲中強化記憶。

中國共產黨成立８５周年時，我工作單位還在成都。大概是２００６年６月，報社要舉行黨的知識競賽，同事們認為我是學中共黨史的，要我帶隊參賽，其實問答的大都是黨建知識，我們獲得了第一名。有道考題是“請清唱一首抗戰歌曲”，可惜我們沒有搶到。下來許多同志對我說，他們期望的就是編輯中心搶到這道題。我作了準備，如果我們搶到，我會唱賀綠汀、江定仙創作的《新中華進行曲》，這是一首號召和鼓舞青年上前線的歌。

我個人偏愛進行曲，還搜集過各國國歌和游擊隊之歌，我以為進行曲不僅能振奮國家，振奮時代，也能振奮自己。郭沫若在《洪波曲》中記述，抗戰時期從武漢發出每趟列車，站臺上都要播放《義勇軍進行曲》。我們現在公眾空間聽到的多是流行音樂，我有時特別希望行進中能聽到進行曲調。上世紀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我在重慶一所大學當老師，業余時間便教學生唱歌，我們班總是歌聲飛揚。我不僅教唱三四十年代的歷史歌曲，也教《我為祖國獻石油》《接過雷鋒的槍》《革命人永遠是年輕》《金瓶似的小山》等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歌曲，還有如前蘇聯的《神圣的戰爭》《共青團員之歌》《海港之夜》《山楂樹》等經典，用現在的話說全是紅歌。我帶全班同學到大坪街頭演出，到歌樂山烈士陵園憑吊宣誓，我們班曾被四川省教委評為先進集體。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７０周年，在教師那臺晚會上，我為自己編的獨舞《少年之路》，由《共產兒童團團歌》《歌唱二小放牛郎》《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４首歌編曲組成。用一條紅綢做道具，既做紅纓槍，又做負傷的繃帶，也做劃船的槳，還做紅領巾。一個先進的紅色少年，從各個歷史時期走來。“我們新中國的兒童，我們新少年的先鋒。團結起來，繼承我們的父兄。不怕艱難，不怕擔子重。為了新中國建設而奮斗，學習偉大的領袖毛澤東！”結尾，舞者打著紅領巾，昂頭、回望、隊禮，定格成過去時光學校墻壁上英雄少年的畫像。紅領巾是紅旗的一角，我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從少先隊員、共青團員到共產黨員，這是今天中國人成長的必由之路。

那個時候，我舉辦《中國青年運動史》講座，甚至上《中國革命史》課，都愛以歌聲來烘托氣氛。我唱《五四紀念歌》《國民革命歌》《一二九運動紀念歌》《抗日軍政大學校歌》等，這一刻，學生最專注，情緒最高，我和我的學生都在壯烈激越的旋律和奮起不屈的歌詞中進一步理解了歷史。許多人認為政治課不好講，我在一篇論文中強調了情感教育在政治課教學中的作用。語詞精美一些，感情色彩濃一些，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注重時代氛圍的渲染，恰當安排激越的革命歷史歌曲，最能把結尾推向高潮。正由于注重情感教育，每講一課，我幾乎都要不失時機地向學生提出希望，他們不但不反感，而且差不多每次課都是在掌聲中結束。１９８９年下期，上面要求新學期政治課先開講四節《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課程，我講《堅持黨的領導》時，從國外不同年級的政治課及國際政治專業角度講起，再講到中國共產黨在各個革命時期的地位和作用，這樣讓學生自己去得出“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努力，沒有中國共產黨人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國的獨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的結論。他們全神貫注，最后我要求與同學們一起唱首歌，他們情緒熱烈，以為我會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我這時輕輕唱起了：“您是燈塔，照耀著黎明前的海洋；您是舵手，掌握著航程的方向。年輕的中國共產黨，您就是核心，您就是方向。我們永遠跟著您走，人類一定解放！”我知道他們不熟悉這首《跟著共產黨走》，我需要再推一下情緒，教室里很安靜，熱烈的掌聲過后，我還看到有的同學眼里閃著淚光。

１９９１年下期，我考進浙江大學攻讀研究生，這年校團委組織“１２.９求是園辯論賽”后，我們宿舍不時會有同學來討論時政。無論怎樣熱情交流，有的本科生末了總要來一句：“我愛美國！”我的大學到研究生這個階段，正是中國思想界最活躍的時期，我曾在文章中寫道：“大家辯論啊，演講啊，我幾次調動工作，在不同單位的總結材料中多次表述我簡直懷疑我會成為一個民族主義者。我為我們的歷史辯護，盡管有時我的眼里含著淚水。”有次老師出差，讓我為本科生代一堂課，我沒有講教材，而是作了一個專題似的講座，后來曾以《三次失敗不遺憾》為題收入書中。

樹欲靜而風不止。帝國主義從來沒有放棄過對我國分化、瓦解、顛覆的圖謀，國內意識形態斗爭也從來沒有消停過，有的打著學術研究的旗號，妖魔化黨的歷史，通過新媒體的傳播，進行改旗易幟的思想滲透。文化可以多元，價值可以多元，意識形態決不能多元，西方社會嚴禁共產主義思想宣傳，我們有些輿論卻在幫腔，鼓吹“普世價值”“包容異質思維”。美國新近成立了網軍總部，與陸、海、空“三軍”平級，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局勢動蕩的現實，讓我們看到了信息制控的力量。在霸權主義橫行霸道、殖民主義卷土重來、帝國主義步步進逼、輿論直接成了槍炮的今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９０周年的日子里，我在此想重復２０年前講演的一些內容，表明我對黨的無限忠誠和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執著信念。

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運動即使成功，也只不過是地主階級的改朝換代而已，更由于它以“拜上帝會”為思想基礎，并定為國教，這勢必要與幾千年的傳統儒、佛沖撞，從而埋下如今日中東那樣綿延不絕的宗教戰火的火種，因此它只能是爭取中華民族復興的一次可貴嘗試，而不是良藥。康有為、梁啟超領導的戊戌變法，以一百零三天短命而告結束，我們也用不著惋惜中國沒有像英國、日本那樣通過自上而下的改良走上君主立憲制的道路，因為當時的君主立憲制就意味著少數貴族的皇位永固。少數貴族不可能實行真正的民族平等，這樣中國社會便不可能太平，看看今日巴爾干半島此起彼伏的民族矛盾，我們會發現，這也不是一劑良藥，僅是復興中華民族的又一次可貴探索。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國，革命的果實卻很快被袁世凱篡奪，我們也用不著遺憾。事實上，以后的北洋舊軍閥和蔣介石新軍閥統治都標榜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而他們實際上只不過是操縱于不同帝國主義的附庸，中國的民族沒有完全獨立，民主一紙空文，民生窮困。而且縱使能茍延殘喘，亦不過是仰帝國主義鼻息，當下美國欺侮的國家中不少也是號稱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帝國主義主子不高興，政局就會更迭，國家就會大亂。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趕走了內外敵人，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一個完全獨立的、敢于說“不”的、能夠影響世界格局的新中國才終于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所以，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不僅是歷史的必然，而且是最佳選擇。

現在來強調不遺憾，更有感于當今世界各地矛盾沖突不斷。這些熱點地區，表現在邊界紛爭，深層次的原因則是宗教問題，民族問題。中東是這樣，巴爾干半島是這樣，南亞次大陸是這樣，前南內部、俄羅斯內部也是這樣。中國版圖與整個歐洲差不多，而人口相當于整個歐洲加上美國、俄羅斯、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的人口，也就是過去說的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人口，或者說相當于整個非洲加上中東、中亞國家的人口，相當于南亞次大陸的人口，相當于北美、南美、東北亞、東南亞、澳洲環太平洋國家的人口。而這些地區怎么樣呢？紛爭不斷，戰亂不已。我國遼闊的國土上，１３億人民沒有大的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國家政通人和，各民族和平相處，這是對人類和平最大的貢獻。毛澤東早就說過：“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國內各民族人民的團結，這是我們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沒有這樣一個基本保證，無論是改革、開放，還是和諧、復興都將無從談起。

有的人總愛指責我國不民主，貧窮落后，遺憾沒有走上資本主義道路。與一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我們的確尚不民主，還比較落后，但這與社會主義制度無關。我國１９４９年接過的國民黨攤子，其民主制度、社會經濟狀況比起俄國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接過的沙皇俄國的攤子還要差。從這個前提來看我們的民主、民生，我們幾十年走過了資本主義國家一兩百年走過的路。也許其他國家有的，我們暫時還沒有，然而我們有的，很多國家也不具備。我們有全民族空前團結、政令暢通，有核武器，有大國地位，與我們同時興起的一些資產階級共和國就達不到，這不能不說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激發出的力量。西方一些大國一會兒說我國這也不行，那也不行，一會兒又說中國威脅。面對中國崛起的語無倫次，有的是日薄西山，不甘進博物館，有的是想一家獨大，這里意識形態爭論都不是實質，起決定作用的是民族利益，國家利益。有國家存在，國際政治斗爭就不會停止。資本主義體系的當權國家不會容忍中國強大，他們還會拖延設障，他們慣常的作法仍會在民族、宗教以及意識形態上做文章。如此，對近代史上的三次失敗，我們是慶幸還是遺憾呢？

可能有些偏頗，但這么多年，我一直是這樣的認識。我不排斥西方文化，對歐美一些國家國慶日、獨立日、勝利日游行集會上奏響的“紅歌”也非常著迷，我還以《楊基.都德爾》《馬蒂達，你將伴我舞翩躚》等音樂表演過舞蹈，這兩首曲子在美國和澳大利亞占有準國歌的位置。有個時期，我對《外國名歌２０１首》如癡如醉，不少歌曲中表現出的人文主義、愛國主義、英雄主義，感人肺腑，每每高唱的時候，我能感到我的熱血在為自己的祖國澎湃。我從事新聞工作，到一些地方采訪，最吸引和打動我的也是那些與革命和奮斗年代相關的線索，或是一首歌、一幅畫、一本書、一部電影、一段歷史，我會從中捕捉到奉獻和犧牲的紅色軌跡，我希望通過報道新篇章，傳達同樣的感動，吸取奮進的力量。

“我們也帶上貨車頂篷，沿著紅四方面軍走過的密林行進，到山頂野營，在戰壕里表演《游擊隊之歌》。”２００４年６月，是毛澤東主席做出三線建設戰略決策４０周年，我在報上策劃了一個《中國空城，不應被遺忘的歷史》的特別報道，這是我在記者手記《高山深谷的回響》中的一段文字。我本科畢業后最初分配到航天部某國防基地政治部宣傳處作宣傳干事。在川陜邊界的崇山峻嶺中，環境封閉，共青團活動卻因此開展得有聲有色。我們機關直屬團支部常組織團員野營拉練，訪貧問苦，篝火映照下，我在昔日的戰壕里就表演過《游擊隊之歌》。今天，在紀念建黨９０周年之際，在部機關禮堂伴舞的又是這支戰歌。時光流逝，場地轉換，但信念永恒，我相信那一刻我都像是一個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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