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承志文集:http://www.wyzxsx.com/ShowAuthor.asp?ChannelID=1&AuthorName=%D5%C5%B3%D0%D6%BE
在當代作家中,張承志似乎是不入流的,但是你能感覺到,他是一個有品位的作家,一個有堅持的學者,一個有胸懷的男人。他說:“滿足于狹窄生活的人不懂得:學會了或沾染了一種底層的、他人的、不是小圈子的、第三世界的聲音、立場、感情,是多么寶貴。”
堅持,毫不妥協
多年來,張承志似乎游離于文壇之外。他給人的感覺總是:在路上。朱偉曾在《張承志記》中這么描述張承志:“不喝多酒時輕易不笑,生氣時會把手上的骨節捏得咯咯作響,暴怒起來會兇惡地亂吼亂罵。他能拉下臉毫不客氣地把專程從外地趕來邀稿的編輯轟出家門,他能當著朋友的面毫無控制地對妻子和母親暴跳如雷。他一年大約最多只能在家呆三分之一的時間,悶了,憋不住了,就像一頭關在籠里焦躁不寧的困獸。妻子、母親都已習慣于他的突然暴怒和突然出走。他急急地離開都市,就急急地鉆進窮山僻壤……”
相信張承志各種版本的“脾氣”已在坊間廣為流傳。但是我接觸的張承志,溫和、善良而且寬容。他有他的堅持,比如,草原上情同手足的兄弟給他來信,希望他幫忙做些事情,有些涉及錢權方面的交易,張承志會毫不客氣地斷然拒絕甚至嚴厲批評。他會把他親愛的兄弟訓哭。但是,他也會和妻子千里迢迢奔赴草原,參加老朋友女兒的婚禮。他已經深深地融入了那片土地。插隊之后,張承志與內蒙古維持了30年的關系。他不僅一趟一趟重回草原,也把牧民請到北京家里來。他與他的蒙古族哥哥通了20多年信,一直到草原有了電話。這不是什么“神化人民”,更多的是一種感情的行為,他只是遏制不住地想念他們。他甚至覺得:是因為與一個民族的二三十年的聯系,造就了他這個作家。
他的堅持,更多地體現于寫作。“ 哪怕再難,也要堅持知識分子的良心和批判,這是我在自己的微渺作品中一直堅持的。一切能抓住的題目我都在寫,一切能發表的機會我都不放過。這樣的寫作帶來的是一種對文明的解釋作業。”自1989年以來,張承志沒有工資、醫療和依靠工作單位獲得的經濟利益,已經整整20年。出版是他取得生活費的基本方式。這種狀況,反倒成全了他不愿墮落、追求真知和文學的理想。
純粹,從不偽飾
有人歸納張承志的性格特征為:“任情,任性,還有任真的狂熱。”有些時候,張承志確實是率性而為,但是你不能不承認,他的“率性”是有原則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如他的《撕名片的方法》,早在1993年發表時,就受到了不少人激烈的批判,認為他做作,缺情寡義不近人情。然而不能否認,張承志用這個方法完成了與惡俗的決裂。他比我們更先一步地從名目繁多的名片中看到了這個時代的虛偽與險惡。的確,真正的朋友是不需要名片的。
張承志從1978年開始寫小說。《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黑駿馬》、《北方的河》……他的小說大氣磅礴,獲獎無數。但是他放棄了。15年來,我們看到更多的是各種類型的散文。他為什么不寫小說,一直是很多人心中的謎。對此,他從未掩飾過自己真實的想法。
在《鮮花的廢墟》里言及梅里美時,張承志這么寫道:“……惟結集時人才有空回憶、并接觸自己早期的習作。我不禁為自己和這些自己寫下的所謂小說的單薄,感到吃驚和害臊;也為容忍和成全了如此自己的時代,感到驚奇與慨嘆。如今我對小說這形式已經幾近放棄。我對故事的營造,愈發覺得缺少興致也缺乏才思。我更喜歡追求思想及其樸素的表達;喜歡摒除迂回和編造,喜歡把發現和認識、論文和學術——都直接寫入隨心所欲的散文之中。這并非是在貶低小說藝術。或許正是這樣的我,才算懂得了尊重小說。……我發現,我其實沒有什么小說家的才能。”張承志說,小說的本質不是故事,而是虛構。以他自己個人的閱讀體驗(可能包括很多讀者),更想知道作品的本意,想知道自己想尋找的東西是否存在。
散文本身照樣可以有豐富的故事,只是散文或隨筆不虛構,更自由,論述的,抒情的,甚至考據的內容,都能在散文中表達。所以在最新的散文集《敬重與惜別·致日本》中,他干脆寫出這樣的感覺:“純文學的討論以及藝術諸般,尚需緩行。一個民族要跋涉的文學路,尚要一步一步,數過他人不知的崎嶇。中國大致仍是散文的國度。因為命途多艱,小說的大潮尚未臨近。因為救國的老調,依然彈它不完;使外人心儀的風花雪月,埋在文字里的深奧,蓬勃尚待一些時日。”
思考,并獨立戰斗
時代、國家、民族、宗教、教育、真的學問、心的歷史、人與上述問題沖突后的境遇、人在中國追求的可能……張承志一而再地思考這些問題。他不認為重新回到這些陣地就是重復自己。張承志的寫作,始于他對內蒙古體驗的激動。“我越來越發現,當年被動地被生活和命運拋到內蒙古大草原,沒有想到會獲取一種全新的、新鮮的體驗,它的價值是永遠不死的,永遠能夠在不同的時期不斷地給我有營養的參照系。”張承志說,他花了二十幾年,先是專業的方式,后來是自由的方式,在西北進行考古、民族、歷史各方面的調查,再后來更多地是和當地的老百姓混在一起,感受他們的生活和文化。
每年他都有一半時間四方游學,擴大自己的觀察范圍,用心靈感受著異鄉生動的歷史和文明。他開始比較主動和有意地,想在自己的心中樹立更多的文化參照。他說,到了現在這樣的年齡,自己逐漸有了一個固定的觀點:“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心中的文化參照系越多,知識就會越豐富。”事實證明,只有參照系比較多,才越會有一種獨立思考的本能。
相對于內蒙古、新疆和西班牙來說,日本文化的參照系對中國人來說是最近的,也是很重要的,因為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難分難解。上世紀80年代,張承志曾在日本進修,90年代他又去日本打工,前后在日本度過的三四年時間,使他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他決定從正面思考和分析日本對自己產生的影響,這就是寫作《珍重與惜別》的初衷。他沒有想到這次寫作是如此地充滿快樂。“我從來沒有哪次寫作像這次一樣,不是在寫作,而是充滿著學習的喜悅。因為在寫作的過程中,很多東西過去都是模糊的、不清晰的,但真要寫一句話的時候,就必須要有根據,必須得重新學習。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有幾個日本朋友不講任何條件地支持我,從日本速遞給我的書有30多本。”
在語言方面,張承志似乎有一種天賦。他能使用日語和蒙古語,還粗學了西班牙語和阿拉伯語。多種語言的運用使張承志受益無窮。“我想說,這是一扇通向人心和文化深處的門。包括蒙古語文化啟蒙,對我而言超過一切大學?!逗隍E馬》中的對話,都暗中用蒙古語暗讀通順才落筆。在寫作中調動主流話語之外的語言營養,讓不同的文化轉換為筆下的漢語文章,是一件美好而有意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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