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來，研究界有關浩然小說的評價，普遍認為《艷陽天》的藝術價值高于《金光大道》（本文均指第一、二部，下同），其評價標準乃是依據于對“現實主義”敘事成規的理解。即格外強調對小說世界與社會生活之間的“擬真性”，并以某種經驗性的同時也是現實主義小說經典敘事成規的真實，來作為評判的標準。《艷陽天》在鄉村生活場景、人際關系和環境描寫等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現實主義特色，成為了評判者贊許的主要內容。相應地，由于《金光大道》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現實主義成規，對它的評價普遍低于《艷陽天》。當人們把《艷陽天》視為“十七年文學”的代表，而將《金光大道》看作“文革文學”的典型時，也就潛在地提出了兩個不同文學時期的兩種不同文學規范，并且過分強調兩者的“斷裂性”。而事實上，不僅在“十七年文學”與“文革文學”之間存在著連續性，《艷陽天》和《金光大道》也存在許多相似之處。某種程度上，將《艷陽天》視為兩個時期、兩種文學主流規范之間“承前啟后”之作或許更合適些；而《金光大道》則因為與兩種規范均有密切關聯，而成了“文革文學”的某種特殊典范。
　　《金光大道》的主要特征，或許可以用“政治美學化”⑤ 來概括，也可說它構造了一種再現激進政治理念的獨特文本形態。與《艷陽天》把敘述內容集中于某一特定歷史時間的橫切面、并格外倚重沖突性事件來結構小說不同，《金光大道》是更為典型的“史詩”小說。它試圖再現農村合作化運動歷史的全過程；而這一歷史圖景可能呈現的樣態及講述它的語言，則直接與“文革”時期“兩條路線斗爭”的政治大批判相關。最獨特的是，盡管也有著一般現實主義小說的人物關系、情節類型與環境描寫，但與政治理念取得象征性關聯的書寫，不僅表現為敘述空間、人物關系和情節構成等，更會落實到每一細節和形象的處理上。正如當時的評論者就已概括到的：“在《金光大道》中，作者有一種新的嘗試，就是通過描繪一定的場景和細節，對讀者進行象征性的啟示，引人聯想……具有濃郁的政治抒情詩色彩。”⑥諸多萃取鄉村自然風物的意象被賦予了特殊的“言外之意”，與大歷史敘述、塑造階級新人等主題結合起來，從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抒情方式。這種賦予明確的政治內涵的抒情過程，便是對敘事的象征性提升。在這樣的小說世界里，“物”的象征意義是無所不在的，同時也幾乎不再有游離于政治理念之“詞”以外的“物”。如果說源自《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以先驗理想和政治烏托邦激情來改寫現實”的敘事形態，經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到“兩結合”，仍舊存在著“觀念”與“經驗”之間的裂痕的話，那么，此時小說世界的成熟或封閉，則以統一于觀念的真實而告終。那些不符合激進政治理念或無法被其表述的，都成為小說文本“看不見”的東西。這種敘事上的“純粹”事實上也是“文革”主流文化的主要特征：比之《金光大道》，樣板戲舞臺上的象征更為徹底，被要求具體到人物服裝上的每一個“補丁”。比之《金光大道》，《西沙兒女》又更進了一層：它不僅使象征深入到每一細節與環境，而且取代了現實主義小說的基本敘事格局，因此，這部小說也就成了純粹的“政治抒情詩”。
　　除卻其對現實主義敘事成規的偏離，有關《金光大道》的主要爭議，還集中于它的被敘對象，即以“兩條路線斗爭”為主線所表現的中國農村合作化運動歷史。圍繞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而存在于50—80年代中央決策階層的分歧，在越來越多的回憶錄與研究專著中得到證實、分析和討論。有鑒于此，我們不妨將《金光大道》中“兩條路線斗爭”的書寫，看作兩種現代化路徑交鋒的場域。而事實上，《金光大道》在再現這一歷史過程時，遠不像人們曾經以為的那樣簡單。《金光大道》（也包括《艷陽天》）對于反面人物的心理活動和思維邏輯，也給出了十分細致的表現。這種表現方式的直觀效果，便是使文本成為“兩條路線”爭辯的場所。兩類人物、兩種思想的爭執不僅表現為沖突性情節，更表現為“大辯論”式的對話。浩然小說是相當注意描寫人物對話的，《艷陽天》的“生活氣息”有許多便來自鄉村人物的插科打諢和俚言俗語的談笑；但到了《金光大道》中，人物對話則主要成了兩種政治力量及其思想的面對面爭辯。高大泉不僅要以他大公無私的行為來表現其作為英雄人物的典型性，更要通過結合具體事件的論辯語言，通過摧垮、威懾敵對分子并說服、感動中間分子的諸多“演講”，來表現小說主題。而當這些被作為小說文本的主要構成時，就絕不是背誦政治手冊便可以完成的，而需要寫作者直接參與到政治辯論當中，才可能寫出“合情合理”的情節與對話內容。今天重讀《金光大道》時，我們甚至不妨依照當年的政治解讀方式，將這種“大辯論”風格視為黨內高層分歧公開化的文本呈現形態。小說對兩條路線、兩派人物明爭暗斗描寫的詳細程度，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讀作這種政治角力的“真實”呈現。
　　當然，在當時那種政治話語的“金光”照耀下，浩然小說并沒有表現出我們今天這樣重讀時的余裕和寬容。那種認為只有合作化能推進農村發展，并將之視為歷史“本質”與“唯一道路”的觀念，其歷史局限性在今天也是明顯的。重新討論當代中國激進政治／文學理念及其實踐史，固然需要打破形成于80年代的新啟蒙式現代性視野，但這也并非意味著我們可能回復到那個金光燦燦的世界；承認其“歷史局限性”，也不是無視它、否定它的理由，而需要通過細致地分析其歷史構成，分析作品與比作者視野更為廣闊的歷史語境間的關聯方式，探詢它可能在今天發揮作用的資源形態。只有這樣，才可能擺脫對浩然及其作品的表態式研究。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祛除其作為“幽靈”命運的方式。事實上，浩然本人對這一點也許有相當的自覺，他曾經說道：“我相信未來的讀者在讀過《艷陽天》之后，會得到一些活的歷史知識，會得到一些美的藝術享受，會對已經化成一堆尸骨的作者發出一定的好感和敬意。”⑦這或許也是我們今天重讀浩然時的主要感受。

　　【注釋】
　　① 陳徒手：《浩然：艷陽天中的陰影》，收入《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中國文壇紀實》，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② ［法］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債務國家、哀悼活動和新國際》，8頁，何一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
　　③ 參見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第十四章，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洪子誠：《浩然和浩然的作品》，《北京日報》2000年11月22日。劉景榮：《文革時期的“一個作家”》，左岸文化網站。
　　④ 葉圣陶：《新農村的新面貌——讀〈喜鵲登枝〉》，《讀書》1958年第14期。
　　⑤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162—16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⑥ 馬聯玉：《社會主義道路金光燦爛——評長篇小說〈金光大道〉第一部》，《北京文藝》1973年第2期。
　　⑦ 劉國震：《應當重新審視〈艷陽天〉和〈金光大道〉》，參見左岸文化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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