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著名作家浩然已經逝世兩年了。今年3月25日是浩然先生誕辰78周年紀念日，某報向我約稿。并說，“把你博客上的找一篇就行，都很好！”  “很高興看到你這里有這么多關于浩然的文章，向你致敬！”我將2008年3月寫的那篇《應重新審視<艷陽天>和<金光大道>  》作了修訂補充，改題為《應重新審視與評價<金光大道>》，以寄托對浩然老師的緬懷之情。
                     

   應重新審視與評價《金光大道》
                                       劉國震

　　據知情者透露，浩然生前有三個遺憾，即自傳體小說未能完成后兩部，已經出版的《樂土》、《活泉》和《圓夢》，未能在他有生之年搬上銀幕或熒屏，長篇小說《蒼生》與茅盾文學獎擦肩而過。我以為，浩然還有一個遺憾，就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早期代表作品《艷陽天》、《金光大道》，特別是《金光大道》，還沒有得到文藝界充分的重視和公正的評價。
　　《艷陽天》是文革爆發前就已經問世而且產生了深遠影響的作品。正如評論家雷達所言，它是共和國17年文學的終幕曲，是那個時代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據劇作家肖尹憲回憶，1964年，《艷陽天》第一部剛問世，就有人改編了電影劇本，長春電影制片廠有意將其搬上銀幕。后來因為種種原因，主要是文革的爆發，被擱置了。直到十年后，1974年，形勢相對穩定后，這一計劃才得以實現。改革開放以后，因為黨的農村政策作了重大調整，因為階級斗爭口號的放棄，因為浩然的《艷陽天》等作品曾受到xx的喜歡和好評，而xx這個時候又成了壞人，所以，文藝界出現了一種質疑、否定浩然及其代表作品的聲音。面對那種一邊倒的聲音，浩然是委屈的，不服氣的，他對自己的作品是充滿了自信的。因為他在那些作品中傾注了自己的真情，真實再現了當時的生活。中原農民出版1989年出版的《小說創作經驗談》，是浩然談創作體會和經驗的一部專著，這本書里面有一篇《關于〈艷陽天.〉和〈金光大道〉的通訊與談話》，對文藝界某些人全盤否定其代表作品的論調，進行了有理有據的辯駁。我以為，這是研究浩然創作思想、研究《艷陽天》和《金光大道》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文獻。其中有一小段話，今天讀來頗令人感慨：“我認為《艷陽天》應該活下去，有權活下去。我相信未來的讀者在讀過《艷陽天》之后，會得到一些活的歷史知識，會得到一些美的藝術享受，會對已經化成一堆尸骨的作者發出一定的好感和敬意。”浩然說這話時是1984年10月，20多年過去了，這句話已經得到了驗證。人民文學出版社分別于1995年和2005年再版了《艷陽天》，華齡出版社1995年把《艷陽天》列入“浩然長篇小說文庫”隆重推出，都說明，這部作品的藝術光彩是穿越了時空的。
　　對《艷陽天》的認識雖然至今還有不夠深入、不夠全面甚至不夠公允之處，但從總體上說，它還是得到了比較廣泛的認可，全盤否定它的人，無論是文學界還是在讀者之中，都是少數。在新時期以來出版的一些當代文學史著作中，也大都對它做出比較肯定的評價。比如，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11月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用了4個頁碼的篇幅，比較詳盡地分析了《艷陽天》的藝術特色。相比之下，浩然的另一部代表作《金光大道》，至今，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和客觀公正的評價。
    《金光大道》是浩然正直壯年和藝術創造力旺盛時期創作的一部多卷本長篇小說。全書四部，共計200多萬字，從1970年底起，用了7年時間陸續寫成。這部書從辦互助組寫起，一直寫到成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時間跨度為1950—1956年，藝術地再現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過程。小說人物眾多，結構嚴謹，氣勢恢宏。這是浩然耗時最久、篇幅最長、自己最偏愛的一部作品，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從人物故事到所蘊含的思想都符合我的口味”。這也是我國當代文學中唯一的一部完整再現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長篇小說。尤為重要和難得的是，浩然是以一個互助合作運動的參與者、親歷者、推動者（在那個歷史時期，他曾當過8年基層干部）的身份來描寫這場運動的，這就決定了這部作品的不可替代的價值。浩然寫這部作品時也是雄心勃勃，要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農村寫一部史，為在這一偉大歷史性變革中創造了驚天動地業績的幾億中國農民立傳。《金光大道》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分別在1972年、1974年出版后，在當時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并被長春電影制片廠搬上銀幕（上、中集），這在當時是罕見的“大片”了，引起了轟動。但文革結束后不久，文學界對這部作品的評價驟變，由過去的贊美推崇變為貶損否定。比如，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在論及《金光大道》時認為，“從總的傾向看，它不是從生活出發，而是從兩條路線斗爭的概念出發，雖然在語言運用和人物塑造上，表現了作者一定的藝術才能，某些生活場面，也還有些真實感，但總的來說，這并不能掩蓋它那用‘幫八股’的理論概念去圖解生活的、不可彌補的缺陷。”這部出現較早的當代文學史一方面承認作者有比較豐富的生活積累，作品人物性格比較鮮明，較生動地描寫了農村各階層各色人等的精神狀態；一方面又斷言作者“對自己所描寫的生活的認識和評價，打上了‘四人幫’反動思潮的烙印（把階級斗爭簡單化，把路線是非搞顛倒；搞‘三突出’，過分強調個別英雄人物的歷史作用等），因而嚴重地損害了作品中的現實主義，導致了許多不真實的描寫”，是“偽藝術構思”。（與浩然同時遭到這種指責的還有女作家諶容1975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萬年青》）更有甚者，干脆直接指斥《金光大道》是為“四人幫”篡黨奪權服務的“幫派文藝”。這就等于從總體上否定了這部作品。這種認識現在看來當然是簡單化的、片面的、武斷的。這部文學史問世的近20年后，建國50周年時出版的一部當代文學史，在提到《金光大道》時，則沒有作具體的論述，只是以一句“因為寫了路線斗爭，這部作品目前存在爭議”草草帶過。
　 《金光大道》基于作者那個年代的思想認識水平，加之當時主流思想的影響，在對一些事件與人物的描寫與評判上，難免會存在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但它決不是從兩條路線斗爭的概念出發而編造的假東西，而是源自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藝術提煉與概括。浩然具有深厚的農村生活積累，又有著飽滿的革命激情和嫻熟的藝術技巧，這就使這部作品具有了真實性與感染力。他在《金光大道》中是傾注了很大心血和真實感情的，也是忠實于自己的眼睛的。他沒有想欺騙讀者。關于這部作品的真實性問題，浩然在《關于〈艷陽天.〉和〈金光大道〉的通訊與談話》一文中曾對一些無理的非議做過有力的辯駁，這里不再引證。我只想說說我知道的幾個細節，這幾個細節，有助于我們對這部作品的理解與認識，也可作為浩然所做辯駁的注腳。浩然逝世后，《羊城晚報》2008年2月22日做了個紀念專版，他們用了我2002年采寫的《正氣浩然頌蒼生》一文，做了較大刪節，改了個題目《〈金光大道〉：一再使浩然先生落淚》。那篇文章披露的是晚年的浩然，重看電影《金光大道》的影碟時，看到芳草地的共產黨員高大泉無私地幫助家庭遭了難的貧苦農民劉祥時，再一次灑下熱淚。對此，熟悉浩然經歷的人，不會感到意外和難以理解。小說中高大泉所做的工作，作為農村基層干部的浩然當年就熱心地做過，劉祥等人物更不是憑空編造出來的，是有生活原型的，他們正是浩然當年在農村搞互助組時的幫扶和依靠對象。浩然晚年重溫那些故事與人物，勾起對故人與往事的深切回憶，自然會為之動情落淚。浩然早年起草《金光大道》時的一次慟哭，那篇文章沒有提及。那是1970年代初，浩然為避開干擾，離開京城，化名躲在大興縣的一處偏僻民宅里，動筆寫《金光大道》第一部。寫到動情處，情難自禁，聲淚俱下，以至于使聞聲趕來的鄰居老大娘大為驚訝，不知所措。聽說這個細節后，我甚至能夠猜出，浩然是寫到哪一段時，動情落淚的。那很可能是小說的《引子》部分，寫到年僅十歲的高大泉外出要飯被惡狗追咬，受傷后跌倒在村外土溝，餓得再也爬不動的情景時，浩然聯想到自己苦難的童年，憶起自己苦命的早逝的母親時，不由大慟。據電影《金光大道》的編劇、著名劇作家肖尹憲回憶：1974年初，劇本《金光大道》改編出來之后，導演林農要求編創人員到京郊去聽取農民的意見（浩然寫這部小說時，就曾帶著手稿去田間地頭征求群眾的意見）。肖尹憲考慮到若打印劇本讓識字不多的農民兄弟看，不太現實，便用了五天時間，將劇本錄制了六盤錄音磁帶，冒著嚴寒去密云縣的深山里，請農民社員“聽劇本”。當時，生產隊的屋里擠得人山人海，聽到高潮處，人群里傳出了陣陣啜泣聲。另據浩然的兒子梁秋川回憶，70年代中期，他跟父親在北京市密云縣過暑假，恰巧電影《金光大道》在縣城試映以征求意見，他便和父親一起，悄悄坐到影院里與觀眾一起觀看。觀眾中有不少是當地的農民。影片放映中間，突然一陣騷動，原來，一名老人觀看時過于激動，喊了一聲“就是這個樣子的！”，心臟病突發，被送往醫院搶救。文革結束后，《金光大道》受到一些人責難、非議時，浩然依然認為這部作品真實地反映了時代生活，對它的生命力充滿信心，大概與這些鮮為人知的真實故事有關。還有一個細節，也可以說明浩然對《金光大道》付出了怎樣的感情與心血，這部書在他的心中有著怎樣的分量。那是1977年，浩然在解放軍駐天津某部寫完《金光大道》的最后一部，就要下鄉了，將一大捆手稿交給在部隊從事宣傳工作的馬貴民同志代為保管。看到浩然戀戀不舍、悵然若失的樣子，馬貴民說：“你就放心吧，我把它鎖進保險柜里。你總不能背著一大包手稿下鄉吧。”浩然說：“現在誰要讓我得精神病很容易，一把火把這部手稿燒掉即可。”浩然為什么這么看重這部作品呢？如果《金光大道》不是從生活出發，而是按照既定的概念編造的假東西，只是為了應和一下當時的主流意識，浩然會付出那么多真情嗎？他耗費七年的心血寫這部作品，又圖個什么呢？如果是為“名”，一部《艷陽天》已使他名滿天下了；如果是為“利”，1970年代國家已經取消了稿費制度。《金光大道》發行幾百萬冊，浩然沒有得一分錢稿費。120多萬字的《艷陽天》出版時的稿費是千字10元，浩然全部交了黨費。我們只能理解為，《金光大道》寄予了浩然的理想，寄托著浩然對勞動人民的感情，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忠誠。那些活生生的人物與故事，那些如火如荼的斗爭畫面，使他有一種創作的沖動和記錄歷史的責任感。
　 《金光大道》卷帙浩繁，氣勢恢宏，結構嚴謹，語言流暢明麗，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和鮮明的時代特色，對人物的塑造和刻畫尤為出色。書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是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有人說，高大泉就是“高大全”，就是不食人間煙火，就是虛假。那純粹是望文生義的胡謅。這和文革時有人攻擊作家蕭紅、蕭軍名字的含義是“消滅紅軍”一樣無聊。高大泉是《金光大道》著力塑造的社會主義時代的英雄人物，但他也不是完美無缺先知先覺的，作者真實地寫出了他在斗爭中的成長和成熟過程。有人理解不了高大泉的高尚行為，這不是什么怪事。就連他的弟弟高二林也曾對哥哥的無私行為感到不可理解。自私是理解不了無私的，卑鄙是理解不了高尚的。假如沒有那樣一批無私無畏的用共產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和建設的硬骨頭，很難想象，共產黨的天下是怎樣打下的，新中國是怎樣建立的，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怎樣在那樣短的時間內就取得成功的。有人做過統計，《金光大道》中出現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多達百余，其中鮮活生動的、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不下20個。且不說作者著力塑造的高大泉、朱鐵漢、老周忠、周麗平、呂瑞芬、田雨、秦文慶等閃爍著共產主義思想光輝的社會主義新人群像，就是“小算盤”（秦富）、“滾刀肉”（張金壽）這些“中間人物”和思想落后的人物，以及張金發、馮少懷、范克明、歪嘴子（孟福璧）等“反派人物”，也給人留下了鮮明深刻的印象，其獨具個性色彩的典型意義，是我們的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所不應忽略的。
　　我讀浩然的《金光大道》，感受最深的就是作家對農村生活的熟悉，對土地與鄉親的深情，以及他筆下的中國農民對黨對祖國對社會主義，對土地、對莊稼、對糧食的非同一般的感情。有些片段堪稱經典。我曾當面向浩然老師表達過這種感受。某些評論家、文學理論工作者指責《金光大道》虛假，恰恰是因為他們不熟悉農村，不了解農民，至少是對那個時代的農村和農民沒有足夠的熟悉和理解，缺乏應有的感情；對那個時代的國情特別是農村的社情民意，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幾億中國農民熱情參加的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及其深遠意義，缺乏準確的把握和理性的認識。這既是認識問題，也是立場問題。
　　浩然是一個沒有政治野心但在藝術上有雄心大志的人，他躬身踐行“深入一輩子農村，寫一輩子農民，給農民當一輩子忠實代言人”的誓言，把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社會主義文學事業，擔當得起“忠誠的共產主義文藝戰士”的光榮稱號。浩然很在乎社會上對他的人品與文學成就的評判。他在1982年5月寫給《中國當代文學》編寫組的回信中，曾經說過：“作者本人沒死，還想在正派的文學理論家和史學家們幫助下，總結經驗教訓，在新時期寫出對祖國文學事業發展有益的作品來，多么希望看到公正的、說理的論述呀！”由此，他渴望被人理解、渴望得到公正評價的心情可見一斑。然而，近30年來，直到浩然在長期的病痛折磨中抑郁而終，我們又為這位著作等身的人民藝術家做了些什么？在一輪又一輪的“爭議浩然”和否定浩然的鼓噪中，他所期盼的“正派的文學理論家和史學家”為何往往集體失語，倒是多有草根百姓和熱心讀者為他仗義執言？
　　對《金光大道》這部具有史詩品格的、曾經影響和哺育了一代文學青年的長篇巨著，它的缺陷與不足我們已經講了30來年了，講得很充分了，有些還講過頭了，甚至把是非弄顛倒了。現在，該是回過頭來用理性的目光重新審視這部作品的時候了，該是對它的藝術風格和創作成就進行全面、認真的研究和客觀評價的時候了。惟其如此，才無愧于歷史、無愧于時代、無愧于文學，才能告慰浩然先生的在天之靈。
　　
　　
　　                    2010-3-13修訂舊稿于兩知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