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白，無須激烈--評《毀譽參半說浩然》

劉國震

 
    在新華書店見到一本《2008中國最佳隨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便翻看起來。一翻就翻出了一篇《毀譽參半說浩然》。因我最近正在整理一部有關浩然的書稿，對這個話題自然比較留意，加之此文又標明是“最佳”的那種，便懷著極大的希望與虔誠，想從中獲取一些有關浩然研究的真知灼見，以彌補自己的孤陋寡聞。然而，讀過之后，終歸是失望。
    我失望的原因在于，我本想從中有所得，而結果卻是要有所失——放下手頭的一大堆事物，擠出點時間，冒著酷暑寫這篇文字，以更正被《毀譽參半說浩然》一文所篡改的史實。
   《毀譽參半說浩然》一文，原載于《隨筆》2008年第3期。此文不同于以往某些否定浩然的文字的尖刻與激烈，而是在浩然逝世眾人悼念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比較知趣地努力擺出一種“客觀公正”的架勢，用語也比較平穩。但文章的主旨還是否定，只是筆法不同而已。這一點，除了白癡，都能夠看得出來。
    你要否定浩然也是你的自由，毛澤東那樣的偉人，某些人不是一直咬牙切齒地企圖全盤否定嗎？何況一個農民作家！但作為執筆為文者，既然還維系著那一份斯文，又擺出了一副“客觀公正”的摸樣，就要遵守一定的“游戲規則”，無論否定誰還是肯定誰，總要持之有據，言之成理，尊重史實，不能如小兒掐架般信口雌黃。《毀譽參半說浩然》一文，恰恰是在這方面破了規犯了忌。此文洋洋4000余言，有違事實之處絕非一處，我只撿一兩個容易說清楚的問題予以澄清。
   《毀譽參半說浩然》一文說：“浩然的不幸在于，在極左路線猖獗的數十年，正是他寫作的青春期。從合作化、人民公社，到后來的‘文化大革命’，他幾乎是亦步亦趨地跟著走，為黨和國家的失誤唱了一路贊歌。歌功頌德不是不可以，問題是浩然在一個錯誤的時空，獻給了錯誤的對象，那不是功德，是罪錯。”在這里，此文作者無疑把建國初期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也當成了“極左路線猖獗”的產物，并予以徹底否定。這是十分荒謬的。農業合作化這種粉碎以土地私有制為基礎的封建生產關系的革命，是一個國家走向工業化與現代化的前提與基礎。農業合作化的偉大意義與歷史功績，農村實行互助合作后比個體單干時是增產還是減產，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廣大農民的積極要求還是來自“上面”的強迫命令，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所做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及1991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中，都有比較全面的論述。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中也有相關記述：“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一九五六年農業合作化基本完成，總的說來，中國農村確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完成了兩次歷史性社會變革。不僅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民主主義革命目標，而且完成了對于分散落后的農民個體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這場廣大而深刻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沒有引起社會震蕩，沒有出現毛澤東所擔心的牲口大批死亡和糧食減產的情況，相反，糧食連年增產。在集體經濟的基礎上，辦了許多單家獨戶的個體農民根本辦不了的事情，在抗御自然災害中顯示出力量，特別是在全國普遍開展規模不等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為以后農業的發展提供了長期發揮效益的重要物質條件，為實行機械耕作、機械排灌和科學種田，創造了有利條件。這些，都是有著深遠影響的。”鄧小平同志也說，中國在較短的時間內成功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杰出貢獻。“在搞社會主義方面，毛澤東主席的最大功勞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我們最成功的是社會主義改造。”（《鄧小平文選》第二卷）《艷陽天》和《金光大道》描寫的就是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宏偉畫卷。黨中央的決議和黨的主要領導人所說的“最成功” “最大功勞”，在《毀譽參半說浩然》一文的作者筆下，全成了“失誤”與“罪錯”。這是由于對政治與歷史的無知呢？還是有意與黨中央唱反調？這種含有明顯政治錯誤與背離歷史真相的言論，為什么這些年總能一路綠燈，發表于主流媒體，而且頻頻入選“最佳”年選？
    事實上，熱情歌頌農業合作化運動，是五六十年代農村題材文學創作的主流，許多作家都在這一時期寫出了他們的重要作品或代表作，如趙樹理的《三里灣》、柳青的《創業史》、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李準的《不能走那條路》和《李雙雙小傳》（這個小說在時限上更延后，已經到了公社化階段）等等，浩然只是一個后來者。劉紹棠50年代也寫過一部歌頌農業合作化、以“反右傾”為內容的長篇小說《金色的運河》，只不過此書即將出版時，因他被劃成右派而導致書稿被退回。其他作家歌頌集體化道路基本上沒什么事，唯獨到了浩然就成了“罪錯”，就需要“懺悔”，這除了他的影響力導致“樹大招風”外，大概還在于他在“文革”時期沒有被“迫害致死”而使某些同行心理失衡。不是有人總愛拿“一個作家”說事嗎？（這其實也是一個經不起推敲的謊言），在某些人看來，留下這“一個”也是多余的，應該全部干掉。你當年沒有被“迫害致死”，現在也得讓你被“謾罵致死”。（據著名軍旅作家胡世宗披露，在70年代末的第一輪“批判浩然”浪潮中，浩然曾給他寫信，流露過輕生的念頭）
   太原某報還專門刊發過一條消息，報道說《毀譽參半說浩然》一文“發表以后，反響強烈”，還同時入選了花城出版社《2007－2008中國文學評論雙年選》。看來，無論是作者本人，還是“年選”的編選者，都對這篇文章頗為得意。我們不妨再看看此文對《艷陽天》的責難：“《艷陽天》的故事背景在上世紀60年代初，好多人喜歡稱道它的故事生動、人物鮮活，它理所應當地代表了浩然最高的藝術成就。但《艷陽天》也是最經不起歷史檢驗的作偽。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們都還記憶猶新，他所歌頌的中國農村的欣欣向榮、中國農民的蓬勃向上，完全不符合那一時期中國鄉村的民眾精神。幾十年的風雨曲折，回過頭來反思，究竟是《艷陽天》，還是《犯人李銅鐘的故事》，能夠讓后人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中國農民當時究竟是在啼饑號寒，還是在意氣風發地奔向共產主義？這是再清楚不過的歷史事實。一旦改革開放，中國農民能夠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他們立刻毫不留情地拋棄了合作化、公社化，此時，公然篡改歷史美化罪錯的那些文學作品，難道不覺得自己的臉面很尷尬嗎？”《艷陽天》的故事背景是1957年，那時中國農村還沒有“公社化”，農村的集體經濟形式是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任何一個讀過這本書或看過這部電影的人，都應該知道。即使你沒有耐心通讀這部100多萬字的巨著，但該書扉頁的“內容說明” 也清清楚楚地寫著“這部長篇小說，以1957年麥收前后京郊一個農業合作社為背景”。然而，奇怪的是，這么一個“再清楚不過的歷史事實”，我們的熱衷于“說浩然”的“知名文學評論家”卻不清楚。在他的筆下就成了“《艷陽天》的故事背景在上世紀60年代初”。這么一篡改當然是大有深意的，眾所周知，60年代初是中國的“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你把那個時期描繪成“艷陽天”，豈不是歌頌困難“美化罪錯”？其實，對于并非“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50年代，浩然也沒有讓艷陽天下的勞動人民那個時候就放開肚皮“吃大米飯喝肉湯”，而是如實寫了農業社遭受自然災害后農民生活的困難，其典型的情節就有飼養員馬老四吃野菜，支書蕭長春在家中招待鄉領導吃飯，竟拿不出一兩細糧等等。但可貴的是，浩然筆下的新時代農民，面對困難和挫折，不是一味怨天尤人、“啼饑號寒”，而是勒緊褲腰帶，以戰天斗地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創業，不等不靠，為國分憂，用自己勤勞的雙手和辛勤的汗水，開創美好的未來。社會主義定勝利的堅定信念，就是他們心中的一片“艷陽天”。這才是時代的精神，民族的精神，沒有這種精神和信念，沒有那么一股氣，沒有那一代人的吃苦耐勞和無怨無悔的奉獻，面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面對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搗亂破壞，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我們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人民政權，走不出重重困境，也撐不到今天。請問，“啼饑號寒”和艱苦創業，哪個更能體現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
   《毀譽參半說浩然》一文結尾說：“浩然晚年給眾人留下的印象，是忠厚近于慈祥。我能想像到他此刻聽著我的責難，也是慈眉善目、沉默不語的。我出手是否太狠了？我有沒有資格評說他？我又做了一件得罪人的事，我寧愿他能站起來激烈辯白，無奈他已經言行兩亡，這讓我更加進退失據。”即使浩然依然健在，讓他與一個“知名評論家”為了《艷陽天》的故事背景是50年代還是60年代而“激烈辯白”，也是十分可笑的。但這件事總要有人來做，放任謬種流傳是不負責任的態度。這件“得罪人的事”還是由我來做吧。然而，辯白，無須激烈。我只須以平靜而內斂的聲音說：你要說浩然，就請買一部《艷陽天》讀讀再說，正如我要說說這篇《毀譽參半說浩然》，就花35元錢買了這本中國“最佳”隨筆一樣。
 
200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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