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金光大道》
劉國震
敬雪兄：
你好！看了你的文章與留言，感謝你的坦率 。是的，我覺得我們探討的話題已經超出對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的認識和評價了，與其說是在談文學，倒不如說是在談政治，涉及到怎樣看待中共建政以來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怎樣看待建國以來的歷史，甚至建國以前黨的歷史。浩然作為一名作家，從主要方面來講，他只是歷史的記錄者。如果說（我是說“如果”）我們的黨曾帶領人民書寫了一段錯誤的歷史（你謂之曰“玩鬧”），那么被問責的，不應該是忠實記錄這段歷史的作家或作品。但坦率地講，你的一些觀點我還是難以茍同。當時芳草地一共就三個黨員，即高大泉、張金發、朱鐵漢。這三個人都是貧雇農出身，即使后來站到了高大泉對立面的村長張金發，在舊社會也是為地主“扛大活”的長工或短工。也就是說，他們皆曾是社會的“最底層”。如果按你的說法，這幾個人是不能領導芳草地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的，他們應該永遠做他們的“底層”。那應該由誰來領導呢？土改前，在芳草地，處于社會高層的就是地主孟福壁（歪嘴子）和漏劃富農馮少懷了，難道黨要依靠他們來領導該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你不覺得這才是極其滑稽的“玩鬧”嗎？
關于50年代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即使是在十一屆三種全會以后，實行改革開放路線的中共中央，也認為其取得的成就是輝煌的，偉大的，這一改造（其實也可以說是“改革”）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這也為以后的發展和進步奠定了堅實基礎和制度保障。對此，鄧小平同志主持起草、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有專門的論述。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也予以強調?！稕Q議》認為，從建國到1956年以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取得了舊中國幾十年、幾百年所不能取得的偉大成就。在這個歷史時期，從全局工作講，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沒有出現大的失誤。黨在農村工作中“左”的錯誤，是從1958年開始的，如大躍進中的“浮夸風”、“共產風”等。在這個歷史時期，毛澤東同志為糾“左”、糾偏做過艱苦的努力。包括1959年著名的“廬山會議”，它的初衷其實就是糾“左”的（后來的風云突變情況很復雜，有些歷史真相至今也未解密，這里姑且不議）。浩然的《金光大道》，寫得就是1950——1956年這段歷史。《金光大道》是70年代寫的，浩然曾經說過，正是因為他對農村工作中后來一些“左”的做法已難以接受，才回過頭來寫50年代。我以為這是他非常聰明和理智的選擇。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這樣的選擇已是難能可貴。在當時，他不可能批判那個時代，只能歌頌應該歌頌的、正確的、曾經感動過自己的東西。莫說浩然，即使在文革期間罹難的一些作家如老舍、楊朔、馮志等，誰批判過他們所處的時代？他們也試圖緊跟時代，歌頌時政，只是未被那個時代或那個時代的某些握有權柄的人所認可罷了。改革開放以后，經過對歷史與文學的沉重反思，浩然的作品在謳歌新時代的同時，既流露過對合作化時期的某種懷戀，批評過見利忘義、唯利是圖、拜金主義等腐朽思想和農村干部中刮起的不正之風（如中篇小說《趙百萬的人生片段》、《花瘸子秘史》，長篇小說《蒼生》），也抨擊過極左思潮對人性的戕害(如長篇小說《山水情》，又名《男婚女嫁》)和農村工作中“左”的錯誤（如中篇小說《浮云》、《老人與樹》）。遺憾的是，那些指責和批判浩然及其作品“左”的人，對浩然在新時期的創作表現的非常無知，也可能是故意視而不見。80年代初，一些沒有經歷過舊中國苦難的青少年受一些錯誤思潮的誤導（當時的一些媒體和文藝作品，如“傷痕文學”等，過多地、夸張地渲染黨和毛澤東同志的失誤，否定新中國的建設成就），對黨和新中國、社會主義缺乏感情，甚至荒唐地認為舊中國比新中國好、國民黨比共產黨好。鑒于這種情況，浩然寫了中篇小說《彎彎的月亮河》，真實地展現了農民在舊時代的苦難，揭示了只有跟著共產黨干革命才有出路的普遍真理。可以說，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和文藝工作者，浩然具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與歷史責任感，對黨的事業，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對文學藝術，他的忠誠是一以貫之的。盡管幾十年來圍繞他的種種爭議一直未斷，但他逝世后治喪委員會發布的《浩然同志生平》給予他“忠誠的共產主義文藝戰士”的崇高評價。我不知道，在當今，還能有幾個作家能擔當起這樣的稱號？對于浩然“寫農民、為農民寫”的誓言，有人譏諷為“寫農民，為黨寫”。就算是這樣吧，這能算一個黨員作家的恥辱嗎？黨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為人民服務的，“為黨寫”與為一己私欲而寫，與當今流行的為“下半身”寫、為金錢寫、為美女寫、為“潛規則”寫，哪個高尚、哪個齷齪？
抱歉，可能說了幾句題外話，也算借題發揮吧。
至于你提到的“改造知識分子”，印象中小說《金光大道》里是有一個名叫于宗寶的小學教師。但這是一個微乎其微的人物，出場不多，沒有給我留下什么印象。后來攝制的同名電影，就刪去了這個次要人物。村辦的小學及其教師，是不是要接受村黨支部的領導呢？即使是現在，你到農村走一走，也能找到答案。（說到這里，我也自曝一點“家丑”，我小時候，我們村就有初中，公社就有高中。但現在，我們村連個小學都辦不起來了，七八歲的娃娃，就要去外鄉走讀或寄宿。）從舊時代過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過社會主義這一關，需要不需要與工農相結合、改造自己的世界觀？這個問題，無須我饒舌，偉人有論述，歷史有回答。就連偉大如周恩來者，都把“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呢。現在，新中國已經走過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了，改革開放也搞了30年了，知識分子早就被宣布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了（其實，他們的地位，現在要比下了崗或淪為資本家雇傭勞動者的“工人階級”高得多），看看現在知識界、文藝界的現狀，看看某些“大腕”、“精英”的做派與嘴臉，看看形形色色的文憑很高、人品很低的“跑跑”們的表演與招搖，誰能說，“知識分子需要改造世界觀”是一個偽命題？
你說“那種空想性的東西垮了”，我不知你的具體所指。也許是指互助組、合作社這樣一種生產模式已被“包產到戶”所取代？80年代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廣泛推行，正是在合作化的基礎上為適應新形勢而做的一種政策調整。高級社建立后土地成為國有，粉碎了封建主義的生產關系，才為這種調整提供了前提與可能。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在個體單干、土地私有、可以自由買賣的時代，“聯產承包”又從何談起？今天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又從何談起？合作化的歷史功勛是不能抹殺的，它既不是“空想”，也沒有“垮”，而是已經完成了其歷史使命。
關于“包產到戶”，我想起了在《王蒙自傳》中讀到的一段話。王蒙說，偉人往往是在常識性的方面犯錯誤。在他看來，毛澤東60年代反對搞“包產到戶”，就是犯了“常識性”的錯誤。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的成功，從某種意義上講，就在于他讀懂了中國，尤其是讀懂了中國的農民。如果說，一個寫小說的人比中國共產黨的“農運大王”更懂得農村和農民問題，總是有些滑稽。任何模式都有它的局限性與弊端，都有它解決不了的問題，即使你解決了已有的問題，也還會派生出新的問題?！鞍弊终娴木湍敲挫`嗎？如果它能一勞永逸地解決一切問題，那為什么“聯產承包”實行了近30年了，卻出現了一個眾所周知的“三農問題”（所謂??“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說到“三農問題”，我以為，在中國新時期文學中，最早觸及并關注這個問題的，當屬浩然的長篇小說《蒼生》。但恰恰是這個，當年成了某些文藝界“權威”人士反對把茅盾文學獎授予《蒼生》的理由。因為在這些整日呆在大城市、僅從媒體的宣傳來了解農村和農民的大人們眼里，廣大的農民全都富得忘乎所以了，哪里會有什么“三農問題”！
毛澤東當年為什么反對“包產到戶”呢？據說，他曾憤怒地斥責：“包吧，不出幾年，就會有包養小老婆的！”他擔心的是出現貧富兩極分化。而他1965年重上井岡山時，對當時的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說過的一段話，就更加發人深省：“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拉拉雜雜地寫了這么多，也不知是否把我要說的話已表達清楚了，更不知能否被老兄所認可。如果不能，那就求同存異吧。也許這個話題太大了，不是幾段文字所能說清楚的，或不是我輩所能真正談明白的。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對此進行探討、商榷與獨立的思考。
久未見面了，但愿有機會時，能當面聆聽兄的高見。
2008.7.8
鏈接：《我看到的與你有所不同》（劉國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b24a0501009yii.html
——我在司敬雪先生博客的留言
您好！我認同你此文中的一些觀點。但我通讀過浩然的《金光大道》全書四卷，印象中小說里并沒有“把底層弄到上層”、“讓他們來改造知識分子”的內容，至于“統攬全局”、“規劃農村生活和未來”，那更是只有黨中央、毛主席才能決策的事情。當然，中國共產黨和他的許多領袖人物、杰出人物、高級領導人等，在鬧革命伊始，或未參加革命時，大都是處于當時社會的最底層的，甚至被反動的統治階級咒罵為“赤匪”、“痞子”，急欲圍剿鏟除而后快。但中國共產黨最終領導處于社會最底層的人民，推翻了反動的統治階級，推倒了壓在頭上的“三座大山”，掌握了這個國家的領導權和自己的命運。
我讀《金光大道》，看到的是一個社會主義的高樓大廈從無到有、一層層建起、一步步升高的軌跡。這個高樓大廈的建設者是已經組織起來的、具有吃苦耐勞、戰天斗地革命精神的幾億中國農民。高樓大廈也有被摧毀的可能，比如人為的破壞，比如自然災害（地震、洪水、泥石流等），也許還難免會有一些因經驗不足建筑本身存在的問題。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只要是能給人民帶來希望和幸福的工程，無論被摧毀多少次，都能夠依靠人民的雙手，重新建設起來，而且會建得更加堅固、科學與宏大。……今天，我重讀《金光大道》，產生的就是這樣的聯想。（博主按：黑體字部分是貼到本博客時補充的）
一孔之見，供參考。
發言背景：《河北作家》副主編、評論家司敬雪 2008-07-04 14:46:18在他的博客貼出博文《浩然和小偷》，其中有這樣的片段：“《金光大道》我最近又重讀了一遍，說實話，沒有小的時候讀得那么上勁，甚至很抵觸他小說里寫的有些東西。他站在農村底層寫底層，底層人看了當然比較親切。不過，他把底層弄到上層，要讓他們來改造知識分子，來規劃農村生活和未來，確實有點玩鬧的性質。底層之所以是底層，就因為他們沒有能力站在上層。你非要靠暴力讓他們浮到上層，來統攬全局，那非得把全社會人都變得比底層還不如才能天下太平?！督鸸獯蟮馈吩谏鐣硐敕矫嬗邢忍觳蛔?。但是，因為浩然的誠實，他把當時社會的人情世態，形象地描繪出來了。所以，你可以不接受他的看法，但不妨礙你通過他的作品看到當時的社會當時的人。從他的小說，你可以真實了解那時候的人在做什么在想什么，你還可以看到當時的空中樓閣一點點傾斜直到最后倒塌的軌跡。你看你看，要倒了要倒了，……今天，你讀浩然的《金光大道》，很容易會產生這樣的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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