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震

 
    有一部書很著名，叫做《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百度百科詞條是這樣介紹這部書的：是由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資深專家、哈佛大學的費正清教授和西方著名的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史的專家、另一位哈佛大學教授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主編的，是西方學者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有相當權威性的代表作。
    這部書的第15卷第11章《共產主義統治下的文學》中有一節《浩然的小說》，在論及浩然70年代的代表作《金光大道》時，既有較為準確的表述，也有一些明顯的錯訛。比如，把小說主人公“高大泉”寫成了“高大全”（也許是中文版翻譯者的失誤？）；比如，它認為“這部書也和《創業史》一樣原打算寫四卷，但沒有能完成”；還有，把書的出版時間當成了寫作時間，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句話：“作為文革年代里意識形態強化的典型產物，《金光大道》也遍布著偉大舵手的黑體字的語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15卷第11章《共產主義統治下的文學/浩然的小說》）。
    “遍布著偉大舵手的黑體字的語錄。”曾經在網絡上見過有人以此來非議與貶損《金光大道》，不知是否緣于受了這部“國史”的誤導。如果說這話的是一個年幼無知而又自以為是之人，完全可以一笑置之，不予理睬。但它出自一部“國史”，而且又是“有相當權威性的代表作”，就不能不認真對待一下了。
    在我的印象中，文革當中的出版物，包括一些小說，可能確有一些是“遍布著偉大舵手的黑體字的語錄”，但《金光大道》不是這樣的。為了言之有據，我對文革時期出版的《金光大道》第一部、第二部（也就是《國史》論及的分別于1972年、1974年出版的兩部）中的毛主席語錄做了統計——
    在第一部中，書中人物講話或對話時引用毛主席語錄的，計有四處，分別在該書的“引子”和第46章、第47章、第60章。第一部近50萬字，所引用的毛主席語錄計有361字。在第二部中，書中人物講話或對話時引用毛主席語錄的，計有兩處，分別在第35章、第41章。第二部共計483000字，所引用的毛主席語錄計有178字。引用這些毛澤東主席的精辟話語，除了一處是小說作者的敘述（只有“組織起來”四個字），其它5處均出自縣委書記梁海山和區長田雨之口。那個年代的縣鄉兩級干部，在講話和開會時引用幾句領袖語錄，是完全正常的，正像今天的領導干部在開會和講話時往往要提一提“三個代表”或“科學發展觀”一樣，如果作家不那樣寫，反而有違歷史的真實。
    《金光大道》第一部、第二部約有100萬字，六處引用毛主席語錄，共計539字。請問，將500多字放在100萬字1336個頁碼中，怎么個“遍布”法？老實說，若不是70年代的版本將毛主席的話用黑體字突出出來，要從這100萬字的巨著中找出那六條毛主席語錄，還真如大海撈針，得費些功夫呢。
    《金光大道》是小說而不是社論。說《金光大道》中“遍布著偉大舵手的黑體字的語錄”，是不符合實際的。但若說它通篇閃耀著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和毛澤東時代的精神、謳歌了毛澤東思想在我國農業戰線的偉大勝利，則是名至實歸。
    反映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文學作品，回避與繞開毛澤東或毛澤東思想，是無法想象的。即使在文革前乃至建國前，周立波的代表作《暴風驟雨》、柳青的代表作《創業史》，開篇就是用毛主席的話作為統領全書的題旨。《暴風驟雨》的書名，就來自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一段話：“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 
    一部作品是否符合毛澤東思想，并不在于引用了多少毛主席的話。“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的人，有時卻愛干“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勾當。與同一時期同類作品相比，《金光大道》引用毛主席的話是較少的，影響卻最深遠。這就不能不從它的思想內涵和藝術特色上找原因了。
   寫到這里，突然想到了那個曾家喻戶曉的農民英雄陳永貴。1963年，著名作家趙樹理聽了陳永貴關于大寨人自力更生、戰勝天災的經驗報告，立即找到當時的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興奮地說：“陳永貴沒一處講到毛主席，卻處處都是毛澤東思想，沒一處提到哲學，卻處處都是辯證法，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人才啊，人才！陳永貴了不起！”（陳春梅：《我的爺爺陳永貴：從農民到國務院副總理》，作家出版社2008年6月版）
   這個故事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