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浩然:〖金光大道〗上的孤獨行者 |
浩然的小說〖金光大道〗,是我讀過的最早的一部小說。 讀這部小說的時候,農村已經全部成立人民公社了,所以對人民公社的初級階段互助組感受不是太深。加之年齡小,字也認不太全,所以這部小說雖然天天在我的手中翻來翻去,其中的意思并不太理解。這么多年過去,只記得共產黨員只顧一個人發家致富是不對的,要幫助老百姓共同過好日子,其它的大都忘記了。當然,當時更不了解浩然是何許人也。 知道并想了解浩然,是在八十年代之后。 因為文革時期有一枝獨放,浩然在粉碎“四人幫”以后成了眾矢之的。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在論及〖金光大道〗時認為,“從總的傾向看,它不是從生活出發,而是從兩條路線斗爭的概念出發,雖然在語言運用與人物塑造上,表現了作者一定的藝術才能,某些生活場面,也還有些真實感。但總的來說,這并不能掩蓋它那用‘幫八股’的理論概念去圖解生活的、不可彌補的缺陷。”基本否定了這部作品。建國50周年時出版的一部當代文學史,在提到〖金光大道〗時,則沒有作具體的描述,只是以一句“因為寫了路線斗爭,這部作品目前存在爭論”草草帶過。1994年,楊揚在〖癡迷與失誤〗一文中指責浩然:“〖金光大道〗在藝術表現上并沒有什么成就,那種概念化的描寫,那種假大空與佯裝的幸福感,都是文革特有的東西,也構成了本書的“精粹”部分,〖金光大道〗與其說是在表現合作化運動中中國農民的正確偉大,還不如說是在為文革歷史唱贊歌。” 此種論調,對于浩然與他的作品,未免有失公道。 浩然的一生,正象他去世后對他的蓋棺定論一樣,是一個“忠誠的共產主義文藝戰士”,浩然的忠誠,與那個時代里所有人的忠誠一樣,是發自內心的,是一以貫之的。從舊中國走過來的浩然,由一個只上過三年半學的泥腿子成長為一名作家,從他自我的身上,從周圍的人與事上,他確實親身感受到了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天翻地覆的變化,并為這個變化所欣喜、所打動。他非常想在熱火潮天的社會主義建設洪流中貢獻自我的一分力量,所以,他用他的筆抒寫他的眼睛看到的一切,熱情謳歌新中國的好人好事、新人新事,歌頌他認為正確的、曾經打動過他的東西。他希望因為他的作品的影響,可以把社會中丑惡的轉化成美好的,落后的轉化成積極的,所以他的作品成為主流聲音也是必然。文革過后,面對對〖金光大道〗的非議與詰問,浩然堅持“不懺悔”,有人因此批評浩然,但這未始不是浩然內心信仰與忠誠的一種可貴的堅持。 浩然寫〖金光大道〗正是基于這樣一種堅持。剛成立的新中國,到處欣欣向榮,生機勃勃,翻身作了主人的勞動者充滿著對共同富裕與集體生活的向往,也充滿著對未來美好前景的憧憬。置身于這樣一種環境,是很容易讓人熱血沸騰的。浩然感覺到了這種變化,那些活生生的人物與故事,那些如火如荼的建設氛圍,打動著他,激勵著他,促使他拿起筆來,塑造了高大泉這個人物形象。〖金光大道〗里面的高大泉為黨的事業豁出命去干,對黨與黨的事業表現出的絕對忠誠,真實地代表了合作化運動時期一部分積極分子的思想品質特征。這樣的人物形象放在今天,可能大部分人都不能理解,認為這是缺乏個性的“盲從”與“愚忠”,但在那個年代,人們對共產黨的那份熱愛與忠誠確實是發自內心的。從這一點來說,高大泉這個人物形象是真實可信的,代表了那個時代的思維,有其毋庸置疑的生活依據。高大泉通過與區委書記王友清、村長張金發推行的個人“發家致富”路線的斗爭,成立了天門區第一個互助組與農業合作社,表現了中國農村從互助組到合作社的發展歷程,提出了是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并作了否定的回答。從〖金光大道〗這部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有關農村問題,浩然是作了深層次思考的,他看到了個人力量在天災人禍面前的渺小,他看到了那些家中缺少勞動力、家里有病人又沒有生產工具與牲口的農戶生存的艱難,他認為農村要想發展,必須走集體經濟道路。所以,他從心里擁護共產黨帶領農民走互助合作的集體經濟發展之路。他這樣想了,也就這樣寫了。這樣的作品,即使放到現在,也不能貿然從對與錯的角度予以下結論。現行的聯產承包制,也是建立在合作化的基礎之上的,農村的土地流轉改革千改萬改,但是一條底線卻一直無人敢觸,那就是土地所有權必須公有。只要土地的所有權是屬于國家的,農村實行的聯產承包制就不會是真正意義上的單干或者私有,農村集體經濟的基礎就不會土崩瓦解。更何況,聯產承包制搞了三十年,固有的弊端已漸露端倪,否則就不會有“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慨嘆。很難想象,在市場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國農民依靠一家一戶式的分散單干,如何與市場中的其他主體抗衡博弈。也正因為意識到了這一點,目前許多地方的農民搞起了小型合作化試點,重新組織起來應對全球化的市場。當然,文革時期的農業合作社在發展過程中表現來的一大二公式的躍進與冒進不值得提倡,但從大的方面來說,合作化目前仍然是中國農民的唯一出路。我們不能不承認,浩然的作品中有路線斗爭與階級斗爭的痕跡,我們也不能不承認,浩然之所以在文革時期碩果僅存,是因為其作品迎合了那個時代的需要。但浩然的成功不在于此,而在于他的忠誠、信仰與堅持。他確實是在用心寫作,用心思考。他也確實是在為黨寫,為農民寫,為他的理想與信念而寫。這種忠誠與信仰,恰巧是現在那些為一己私欲而寫,為金錢寫、為潛法則寫的作家作所缺少的。 文學與政治,歷來是密不可分的兩個方面。政治作為人類社會生活中覆蓋面最大、最重要、最普通而恒久的現象,每一個人的生活、命運、行為、心理構成、生存環境,都與政治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聯,都有政治的因素滲透其中。一個對人類的生存狀態與命運、對人類生活世界有強烈關懷的作家,不可能不注意政治,他的創作也不可能不直接或間接涉及政治,并對特定政治現象作出自我的解釋與評價。放眼幾千年的中外文學史,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思想問題,使得每一部現代文學名著的誕生都明顯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圖解政治意識的痕跡,沒有哪一位作家能夠脫離時代自說自話且取得成功,浩然也是如此。身處那個時代,受那個時代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熱情感染,浩然不可能脫離實際與時代唱反調,他的作品理所當然地要帶著那個時代的痕跡。不只是浩然,即使是作為文人風骨的顧準,都曾經誠惶誠恐地批斗過自我,剖析過自我,老舍等人也曾經試圖緊跟時代,歌頌時政,假如可能,他們都希望能融入時代洪流,只不過,他們都未曾被那個時代認可,生活與命運都沒留給他們機會罷了。 自孔夫子“苛政猛于虎”的論談始,中國的先秦文學、諸子百家,“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文革過后的問題文學、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官場小說、文化小說,無不存在著強烈的政治傾向與政治思想。真要從文學作品中硬抹去政治的痕跡,只怕比提著自我的頭發離開地球還要困難。我們不期望所有的人都理解浩然與他所處時代,但也不必非要用現在的政策與思維去評判浩然特殊時代的作品。超越狹隘的政治立場與時代偏見去認識浩然,你會發現:文學,永久是時代的產物。(文/臥龍) |
【紅色記憶】紅歌:歲月深處的吟唱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常常的,耳畔回響著這首舒緩深情的旋律,這是我走進學校大門學唱的第一首歌。
一首歌,一段歲月,一份無法忘卻的記憶。
歲月的大門悄然打開,思緒重又回到了那個火紅的年代。
忘不了,那些由跳躍的音符、激昂的旋律組成的紅色聲音,忘不了那段鮮血、紅旗、紅五星譜寫的紅色歷史,忘不了歲月深處那些曾經刻在生命中的紅色吟唱……
“革命軍人個個要牢記,三大紀律八項要注意,第一行動一切聽指揮……”這是排隊外出時,我們常唱的歌曲。只是當時唱這首歌時對意思的理解似是而非,好長時間沒鬧明白為什么是“哥哥要牢記”而沒有妹妹,自己給自己的解釋是:大概男孩子調皮吧,所以要求我們牢記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干!干!干!嗨!咱們拚命干!盡快地普及大寨縣。”這是我們參加學工學農活動時喜歡唱的一首歌。大寨當時是全國人民心中的一面旗幟,令人向往。若干年后終于有機會去了心中的圣地,卻發現大寨已天翻地覆,不復當年。投巨資3000萬元修建的普樂寺,與村里 “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的歌聲是那樣的不協調。改革開放的今天,大寨人毫不在乎地兜售自已的歷史,與大多數旅游區一樣,宰客、粗制濫造的紀念品、喧囂的兜售是主導,“大寨精神”在成為商品之時似乎越來越失去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本質。在半山腰默然而立中國前副總理陳永貴的半身石像前,郭鳳蓮直言:普樂寺很靈驗,昔陽民間的佛教信仰很濃厚,信徒很多,人還是有點信仰的好。只是不知道當年的郭鳳蓮率“鐵姑娘”三戰狼掌窩的時候,信仰的又是什么?
“牛兒還在山坡上吃草,放牛的卻不知道哪兒去了。不是他貪玩耍丟了牛,放牛的孩子王二小。”這首歌是母親在一個雨天教我的,周圍的小伙伴都不會唱,讓我驕傲了好長時間。我至今還記得小伙伴們圍著我學唱這首歌的情景,當我教到“敵人把二小挑在槍尖,摔死在大石頭的旁邊,我們那十三歲的王二小,可憐他死得這樣慘”這一段的時候,鄰居的一位哥哥當場哭出聲來,惹得我們幾個也跟著哭成一團,小小的心中充滿了對王二小的憐惜和對敵人殘暴的憤恨。
每天早晨5點55分,我都在“五星紅旗迎風飄揚,革命歌聲多么響亮”的雄壯歌聲中準時醒來,這是公社的廣播喇叭又準時開播了,睡眼惺忪中聽著這激昂有力的歌聲,精神禁不住為之一振。廣播那時是我們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除了宣播新聞和運動精神,大喇叭小廣播都喜歡播放歌曲和戲曲,除了流行的樣板戲,還有《洪湖赤衛隊》、《朝陽溝》等戲曲,因為成天翻來覆去的播放,所以大段的唱詞我到現在還記憶猶新,我的河南話竟因此說得很地道,有一次到河南出差,用河南話和當地人交談,居然可以以假亂真,這當然是《朝陽溝》的功勞。直到現在,我對戲曲的熱愛絲毫未減。
《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流淌的是生死一搏的鎮定和抗戰必勝的從容,《黃河大合唱》激蕩的是誓死保衛家園的民族意識和堅強不屈的斗爭意志,《我的祖國》弘揚的是愛國愛家的深厚感情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學習雷鋒好榜樣》、《繡金匾》、《紅梅贊》、《紅星照我去戰斗》......一首首鏗鏘有力、激情洋溢的歌曲,唱出了戰天斗地的昂揚銳氣,唱出了奮發圖強的革命精神,唱出了氣吞山河的豪情壯志。那個年代,那個歲月,那些歌就這樣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浸潤著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依附在每個人的精神世界,滲透到了每個人的靈魂深處,不知不覺塑造了一種集體思維,形成了一股集體力量,堅定了全國人民的信仰。
紅歌是一種呼喚。作為特殊歷史階段的產物,紅歌的每一句歌詞、每一段旋律都充滿了信仰、充滿了熱情、充滿了對崇高理想和人生的向往和追求。紅歌流傳到現在,已不僅僅是一串單純的音符,而是一種催人奮進的精神,一種堅忍不拔的追求,一種執著堅定的信仰,一種公而無私的奉獻。改革開放不可避免地會影響社會意識形態的各個層面,由此帶來的道德滑坡、文化迷失和信仰迷茫等問題不容忽視。一個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社會,如果忽略了精神文明,缺少先進和深厚的文化作為根基和導航,必然會導致社會走向畸形。人是要有點精神的,不可能一輩子只活在物質的層面上,深入落實科學發展觀,在新的起點上實現更好、更快的發展,需要有精神作動力支撐。精神的力量可以讓一個人復活,讓一個民族復興。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唱響紅歌不僅是一種文化傳承,更是一種對真情和信仰的呼喚;是一種激情的抒發,更是一種憂患的提醒。她能鼓舞人們的斗志,激勵人們團結拼搏、忘我奉獻、艱苦樸素、永遠向前。這無疑是一個民族振興的脊梁,也是一個國家得以生生不息、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是我們永遠的精神財富。
紅歌更是一種永恒。無論是烽火連天的歲月,還是和平建設的年代,紅歌都以特殊的藝術感染力和精神魅力,影響和激勵著一代代人的成長,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力量和昂揚的斗志。紅歌承載著人們對崢嶸歲月的記憶,真實、生動地記錄了我們黨85年風雨歷程的各個階段,有著豐厚的歷史與文化內涵。多少紅歌被人們爭相傳唱,多少詞曲讓人們銘心刻骨,“感人的歌聲留給人的記憶是長遠的”,穿越時代和社會并感人肺腑、動人情懷的,常常是那些催人奮進、激人向上的主旋律。紅歌歷經風雨能經久不衰,本身就說明了它豐富的精神底蘊和永恒的生命力。當年,英國人寧可失去英倫三島,也不愿失去莎士比亞,由此可見精神文化積淀對于構建民族精神有多么重要。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個政黨,沒有堅定的信仰和奮斗目標,就不可能實現遠大的理想。不論世事如何變遷,我們始終有責任保持對歷史的尊重和對傳統價值的堅守,傳承紅色經典實質上就是在捍衛我們內心深處最高貴的信仰。
歲月走了,紅色經典不能消失,紅色經典傳承的精神也不能消失。
凝神靜聽,耳畔再一次傳來歲月深處的深情吟唱:“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斗志昂揚......”
(文/臥龍)
樣板戲:懷念還是忘卻?
小時候并不喜歡樣板戲。
咿咿呀呀的唱詞,假模假式的對打,拖拖拉拉的情節,明明敵人在身后猛追已離得很近了,主人公偏偏在那里不緊不慢地唱,急得人心里冒火,緊張得手心冒汗,恨不得上去告訴他。輕輕打一下,敵人翻個跟頭就不動了,明明是裝死,偏偏就那么一扔就走了,心里那個氣啊---那個時候,一個小孩子的思維和理解能力,是怎么都理解不了樣板戲的深刻內涵和藝術魅力的。
但那個年代就是那樣,無論你喜歡不喜歡,樣板戲仍然無孔不入:家中的墻壁上貼的是樣板戲的宣傳畫,偶爾放的電影除了戰爭片就是樣板戲,大喇叭里廣播的是樣板戲,大人們哼唱的還是樣板戲。盡管自始至終,我從沒認真看完過一部樣板戲,然而大段的唱詞仍然耳熟能詳。閑來無事,家里的大人總讓我唱上一段。象《紅燈記》里的“我家的表叔數不清”、《智取威虎山》里的“我們是工農子弟兵”、《沙家浜》里的“那一天同志們把話啦”等等,是我們經常在一起唱的曲目。有意思的是李玉和演唱的“提籃小賣拾煤渣”那一段,我一直唱成“提籃小妹拾麥茬”,當時很有些不明白:鐵梅沒事總拾麥茬干什么呢?冬天哪有麥茬啊?后來看到唱詞,不禁啞然失笑。不僅唱,那時候小孩子的游戲也喜歡演樣板戲,我最喜歡演李玉和就義那場:脖子上掛著一段粗繩權當鎖鏈,兩只手端著,一步一步沉重地走向前方,然后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然后悲壯地倒下,十分的投入,常常引得大人們在旁邊觀看。
文革結束,樣板戲被視為文革的產物打入冷宮,但樣板戲的痕跡卻一直沒有從人們生活中消除。畢竟,樣板戲曾經那么深入地滲透到了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讓人想忘記都難。京劇的藝術我不太懂不敢妄加評論,樣板戲之所以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為一個個英雄人物的形象:李玉和、洪常青的視死如歸,李鐵梅、阿慶嫂的勇敢機智,郭建光、楊子榮的豪情萬丈,嚴偉才的鎮定自若、沙奶奶的慈祥善良。我至今還記得《紅燈記》中,李奶奶被捕前對鐵梅說出"爹不是你的親爹!奶奶也不是你的親奶奶!咱們祖孫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哪!你姓陳,我姓李,你爹他姓張!"那段臺詞時的震撼,也忘不了象征革命的紅色號志燈一次又一次穿透白色恐怖發出萬丈光芒的畫面,忘不了蘆葦蕩里十八位勇士十八棵青松的造型,更忘不了孤膽英雄楊子榮打虎上山時的激情。從這些英雄人物身上,我們看到了中國人民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看到了老一輩革命家“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臨危不懼和大義從容,看到了共產黨人的鐵骨精魂和赤膽忠心。不論世事如何變遷,但樣板戲中表現出來的信仰的力量、意志的力量、忠誠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永遠不會過時。這種力量不惟是文革時期重要,即使是在今天仍然重要。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力量,中國革命才能從勝利走向勝利,正是有了這種力量,中國共產黨才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如今,雖然我們已經遠離了戰火硝煙,但是我們卻不能忘記歷史上我們曾經遭遇的侵略和掠奪,不能忘記那些為了保家衛國舍身殺敵的勇士,不能忘記革命先烈英勇不屈的浩然正氣。文革可以終結,樣板戲也可以終結,但是血與火的烽火歲月凝固的民族精神永遠不能終結。
其實對于樣板戲的態度和對待文革的態度是一樣的,一味高唱贊歌不可取,一味否定更不可取。任何時候矯枉都不能過正,這才是實事求是對待歷史的態度。樣板戲產生和流行的時代決定了革命性是它首要的表現形式,但不是所有樣板戲中表現的革命性都有極左的嫌疑。《紅燈記》中,鳩山對李玉和利誘,講了一套“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和“人的‘最高信仰’是‘為自己’”等“人生哲學”和“做人的訣竅”,企圖從精神上瓦解李玉和,而李玉和只是報以嗤之以鼻的冷笑。利誘不成,鳩山繼而威脅:“我是專門給進地獄的人發通行證的。”李玉和橫眉冷對:“我是領了通行證,專去拆你們的地獄的!”鳩山面目猙獰:“我的老虎凳從來不吃素。”李玉和毫不在意:“這玩藝兒,自從你們發明那天,我就領教過了。”從這一大段針鋒相對的精彩對白中,我們感受到了李玉和視死如歸的淡定從容和對黨對人民的無限忠誠。若說如此的“革命性、思想性”有極左嫌疑,那么現在充斥銀屏的宣揚“明君、奴才”和灌輸“權術”“潛規則”意識的歷史劇、“辮子戲”和現代官場、商場、情場戲又能給觀眾帶來什么樣的教育效果呢?血與火的年代,目睹異族入侵的燒殺搶掠,目睹國破家亡,餓殍遍野,只要是有點良心的中國人,怎么可能不仇恨滿腔,“血債要用血來償”!從這一點上說,樣板戲極力表現的革命性和階級感情,恰巧是現在拍的戰爭題材的影視劇所缺少的。相對于樣板戲中的“紅色寡婦,革命光棍”,現在的戰爭題材影視劇愛情無休止地泛濫,無論在哪里,無論在什么樣的艱苦環境,總有一個或幾個漂亮的女人摻和來摻和去,似乎中國的戰爭,從來都沒讓女人走開過一步。《霓虹燈下的哨兵》、《紅色娘子軍》、《林海雪原》、《沙家浜》等老片拍成電視劇時,都被注入了豐富的愛情故事,眾多英雄人物紛紛花前月下,玩起了三角戀或多角戀,如此一來,人性倒是有了,可是也徹底摧毀了人們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如此戲說戰爭,又能給人們灌輸什么樣的價值觀呢?
胡適曾經說:“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樣板戲作為中國特殊歷史階段的特殊產物,經歷了風雨沉浮依然頑強存在,已經成為一種精神,一種象征。人這一生,總會有些東西,在生命的過程中,沉淀在人的心里,想抹抹不去,想忘也忘不了,樣板戲即是如此。(文/臥龍)
【紅色記憶】毛主席語錄:不落的太陽
毛主席語錄,曾經和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
我記事的時候,早已過了那個言必稱語錄的時代。家里的大人們常常把當年紅衛兵攔路,不背語錄就不讓過去的事情當笑話講。印象深刻的是發生在隔壁李二奶奶身上的故事。李二奶奶是個不識字的小腳老太太,一次在路口被攔住了,紅衛兵張口說到:“為人民服務,請你背一條語錄!”不成想李老太太千辛萬苦只學會了這一句“為人民服務”,如今讓紅衛兵先說了,一時就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紅衛兵一催,老太太急了:“我的為人民服務你搶什么啊?我也為人民服務。”逗得紅衛兵忍不住笑起來,只好擺擺手讓她過去。毛主席語錄在人們生活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好事者曾經作過統計,文革幾年,毛主席語錄的總印數為50多億冊,當時全世界30億人口人手一冊尚且有余,被國際上公認是“二十世紀最流行、讀者最多的書。”仿佛是一夜之間,中國大地忽然變成了一個紅彤彤的世界,紅寶書在人們手中飛揚,口里傳誦,人們念的是語錄歌,做得是語錄操,跳的是語錄舞,大街小巷毛主席語錄隨處可見。我現在仍然會背許多毛主席語錄,象什么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問題,來不得半點的虛偽和驕傲”、“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 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我們的教育方針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等等,還有《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老三篇,至今仍然可以倒背如流,都是在當時耳濡目染學會的。那時候,耳朵里聽的、眼睛里看到的、老師課堂上教的都是毛主席語錄,用小品的話說:“你想不會都不行。”
在那個年代,毛主席語錄確實對我們的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那時候的人,也確確實實是認真按照毛主席語錄規范自己的行動的。我上小學的時候,因為毛主席說了:“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所以我們學校那個時候一個星期要上半天的勞動課。生產隊專門給學校劃了一塊“學農田”,規定地里的收入由學校自由支配,校長就把所有的收入都用在了學生身上,我的小學階段因此得以書本、學雜費全免,我們村的所有適齡兒童沒有一個輟學的。我們的勞動課就是在地里干農活,種玉米的時候老師教我們做營養杯種植,就是把課余時間撿來的人畜糞便發酵后用手團成窩窩頭狀,然后把玉米種子放在窩窩頭里埋在地下,老師說這叫科學試驗,我們便干得熱火朝天,沒有一個人嫌臭嫌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嘛,這點困難算什么呢?我不能說我們那個時候覺悟有多高,但諸如此類的義務勞動我們一直樂此不疲。現在的孩子你要是讓他們用糞便做營養杯,不說學生不干,家長只怕也要吵翻天,連自家孩子在學校值日都替代勞,哪里會舍得讓孩子吃這樣的苦。當然,毛主席語錄也有失靈的時候。那時候每到農忙,我們都要去生產隊幫忙,特別是三夏時節,社員們在前面揮鐮收割,我們跟在后面撿拾拉下的麥子。但我對小麥過敏,只要一接觸,全身就起小紅點點,又癢又疼。加上天熱,實在忍受不了,便和老師請假。老師便板起臉:“苦不苦,想想紅軍兩萬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輩。毛主席是怎么教導我們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點苦都受不了了?”我很慚愧,便低頭再去拾,嘴里默念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爭取勝利”給自己鼓勁,然而能想到的毛主席語錄都背過來了,卻沒有達到書上英雄人物那樣的效果:“想起毛主席教導,渾身便增添了無窮無盡的力量。”相反,嚴重的過敏反應使得我呼吸困難,暈倒在地。沒奈何,老師只好讓我回家,而且以后的三夏生產我也被特批不用參加。因為這個,盡管其它的勞動我都很努力,但小學階段我從未當過勞動標兵,同學們否定我的理由只有一個:不能吃苦。很是讓我郁悶,覺得自己不是毛主席的好學生。
很難說精神的力量對社會的發展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但毛主席語錄作為那個時代的最強音,確實凈化了人們的靈魂,規范了人們的一言一行。我們從小便懂得,要時刻“向雷鋒同志學習”,要敢于和“壞人壞事做斗爭”,于是,我們悄悄地幫著五保戶們挑水,掃院子;我們早早地來到學校把教室和校院打掃得干干凈凈;我們把拾到的東西交給老師,然后告訴老師:這是雷鋒叔叔讓我們這樣做的。我們不敢做任何的壞事,即使一個人仍然循規蹈矩,若干年以后,我仍然要求自己做到“慎獨”。我們知道,“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黨在我們心中是神圣而崇高的,我至今還記得大學期間被批準加入共產黨時,那一夜的激動難眠。當我宣誓為黨的事業奮斗終生時,我知道,我是由衷的,發自內心的。這是因為,曾經的理念是那樣牢不可破地根植在了我的心中。我也相信,我的父輩,我的同齡人,還有更多的人,他們都和我一樣,對這個國家,對我們的黨,對毛主席從心底充滿了真摯的崇敬和熱愛。那段令所有國人熱血沸騰的歲月,帶給中國的不僅僅是動亂,還有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一個群體,還有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祖國、遵紀守法、為人民服務的永恒理念,還有對黨和政府深入骨髓的信任和擁護,也許,還有不加思索的服從。
但無論怎樣,文革時期中國大地上涌現的紅色風暴和個人崇拜狂潮仍然是不正常的,畢竟,歷史是人民創造的而不是英雄創造的,個人的作用再大,也只是完成應盡的歷史使命而已。個人崇拜破壞了社會主義政黨的集體領導原則,使權力過分集中于一人手中,領袖的意志往往等同于黨和國家政策,造成對民主和法制的破壞。然而否定個人崇拜不代表著要全盤否定走過的道路,否定文革也不意味著一定要否定曾經的紅色經典。正象毛主席曾經說過的那樣: “一首歌曲、一部電影,實際上就是一場政治課”,思想文化陣地“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就必然去占領”,不管怎么說,“人還是需要一點精神的”,而蘊含在紅色經典中巨大的精神力量值得我們永遠追尋。(文/臥龍)
【紅色記憶】永遠的戰士——魯迅
小時候喜歡讀魯迅的作品,《魯迅全集》盡管艱澀難懂,但也囫圇吞棗地涉獵過。只是看過也就罷了,談不上理解。
真正了解并喜歡魯迅,是在學了課本中選編的諸多的魯迅文章之后。
中國的教育從來都離不開說教,且一直是政治的工具。我上學的時候又是政治壓倒一切的年代,所以語文課本中選用的文章大都革命性、斗爭性特別強,鮮有知識性、趣味性、哲理性的文章。相比較那些空洞的政治說教,魯迅文章出現的時候讓人禁不住精神一振。我記得第一篇學過的課文是《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文中描寫的“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椹”讓我感覺離我的生活是那樣的近,那個神秘的百草園以及私塾式的教學方式從此成了我心中的夢想,那篇文章也被我背得滾瓜爛熟。也就在那篇文章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字的魅力。此后又學過多篇,散文類的有《風箏》、《藤野先生》、《阿長與<山海經>》,小說類的有《社戲》、《阿Q正傳》、《狂人日記》、《祝福》、《故鄉》、《藥》、《孔乙己》、《傷逝》,雜文類的有《論雷峰塔的倒掉》、《雪》、《“友邦驚詫”論》、《拿來主義》、《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記念劉和珍君》、《文學和出汗》等,在這些文章中,魯迅或無情地揭露、憤怒地控訴、尖銳地批判、辛辣地諷刺;或痛苦地吶喊、親切地鼓勵、熱情地謳歌、情不自禁地贊頌,他的機智幽默,他的激情飛揚,他的犀利尖銳,他的深沉思索,無時無處不在展示著一個“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文學家和思想家的風采,讓人沉醉其中,流連忘返。雖然有時候也在考試時被這樣那樣的深刻含義搞得焦頭爛額,但喜歡魯迅文章的熱情卻絲毫未減。其實當代中學生不喜歡魯迅的文章,不僅僅是因為魯迅的文章難以讀懂。魯迅的文章再難懂,也總比文言文和英語要好學的多。個中原因,只是中國的語文教學方式有些不合時宜罷了。比如學習《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那篇課文的時候,有一道題是這樣的:兩個“不必說”有什么表達作用?用在這里有什么深刻含義?又問魯迅寫“肥胖的黃蜂伏在菜花上”,能不能把“伏”換成“停”?為什么?甚至魯迅所用的那些奇怪的標點符號,都要我們從中找出深刻含義。我不知道魯迅用“不必說”的時候到底有何居心,我也很難猜測當時魯迅為什么讓大黃蜂伏在菜花上而不用停,但古人說“文無定法”,如果真有那么死的標準,除了一個詞,其它的詞都不能用,中國的文字大概早就只剩下文字公式了。這樣的語文教學,除了限制學生的想象力,怎么可能激起學生對文學的興趣呢?語文老師們動輒以考試為導向,以教學參考書為標桿,其實早就失去了講授現代漢語的能力。動不動就問某句話有什么深刻含義、加點的詞有什么作用、那個東西象征什么,動不動就把面孔極為相似的幾個答案拿過來讓學生選擇對的且必須和標準答案一字不差的那一個,遇到這樣荒唐、死板的語文教育,誰能不厭煩呢?語文教學到了如此變態的程度,就算是把韓寒的小說拿來當課本,學生也一樣會不喜歡,與魯迅的文章何干?
說到魯迅的價值,當然首推他的思想性。魯迅所處的年代,正是清末和民國時期。那個時期的中國,風雨飄搖,動蕩不安。八國聯軍的入侵,清朝的終結,民國的建立,袁世凱的盜權復辟,軍閥的混戰,列強的挑釁和虎視眈眈……內憂外患交織在一起,中華民族已經到了危急存亡的緊要關頭,然而國人卻普遍麻木漠然,陷于危境而未自覺。這樣的現狀,這樣的時刻,最需要的是有人站出來大喝一聲,使國人猛醒。而魯迅,就是站出來大聲疾呼的那一個。國家飽受凌辱的現實激發了魯迅的民族尊嚴和意識,促使他對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進行自省和思考。他認為,“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只有當具有個體尊嚴和獨立思考能力的人被確立起來,一個現代意義上的中國的崛起和強大才是可能的”。所以,他吶喊:“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他痛惜:“人被壓迫了,為什么不斗爭?”他憤怒:“不在沉默中暴發,就在沉默中滅亡!”他抗爭:“茍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他以他的筆作武器,吹響了反帝、反封建的沖鋒號,掀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他全力抨擊封建專制主義扭曲人性的社會和傳統,矛頭直指封建專制、國民劣根性和病態社會的種種黑暗現象,期望以此喚醒國人沖破思想的牢籠,獲得精神的解放,達到精神的獨立和思想的自由。終其一生,他將文學視為改造中國社會的根本途徑,他所有的文字都是為了改造國民的劣根性,是為了重塑和振興民族精神,是為了推進中華民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他為我們留下的,不僅僅是《野草》、《彷徨》那樣的無比完美的文學文本,更為我們留下了他的憂國憂民的責任意識和擔當天下興亡大任的堅定信念,他的致力于改變中國人精神的執著,他的不畏強暴、無所顧忌的勇氣,他的“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凜然,他的勇猛、堅韌而悲壯的反抗精神和思想。從這一點上說,稱其為“民族魂”、“精神上的脊梁骨”絕不為過。正如毛主席曾經說過的那樣:“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軍。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除了魯迅,誰又能當得起如此高的評價呢?
我倒不想無原則地拔高魯迅,但魯迅作為戰士的形象存在,并非因毛主席的評價使然,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文化界就已經稱他為“精神界戰士”、“思想界先驅”、“文學巨人”了。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萬的普通人自動地來為他送行,他的靈柩上覆蓋著一面旗幟,上面寫著“民族魂”三個字。林語堂在1937年1月1日的《悼魯迅》一文中,這樣寫道:“魯迅與其稱為文人,無如號為戰士。戰士者何?頂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鋒以為樂。不交鋒則不樂,即使無鋒可交,無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魯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國詩人海涅語人曰:‘我死時,棺中放一劍,勿放筆。’是足以語魯迅。”郁達夫在《懷魯迅》中說:“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香港《港報》在魯迅逝世后刊出的消息是這樣寫的:“世界前進文學家魯迅先生逝世!高爾基逝世后又一震驚世界的噩耗!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突失一英勇戰士”。不僅如此,宋慶齡、蔡元培以及一大批名流,也都在文章、書信中稱魯迅是“戰士”、“勇敢地、永不止息、毫不妥協地同仍以中世紀的恐怖手段統治中國的封建勢力斗爭,而在中國各地各行各業的人們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魯迅已成為爭取自由的民族革命斗爭中人民大眾的一面旗幟……雖然生為中國人,但魯迅屬于全世界……”穿越歷史時空到現在,魯迅更成了一面旗幟,一種象征,一座精神寶庫。這種成就,這種價值,這種地位,不是可以靠哪一個人硬樹起來的。從古到今,權傾一時、炙手可熱的大人物數不勝數,但可以讓人民永遠崇敬和緬懷的卻廖廖無幾。畢竟,強權可以使人民屈服于一時,但不可能永遠征服人的內心。
近些年來,對魯迅先生的評價一直有不同的聲音,有人不斷叫囂要從政治、思想、作品、人格方面粉碎魯迅的神話。不能否認,人無完人,魯迅一定也有其不足之處。但有缺點的戰士畢竟是戰士,再完美的蒼蠅也只不過是蒼蠅。炎黃子孫泱泱大國,中國從來就不缺少才華橫溢的文人,但是挺起了民族脊梁的只有魯迅一個。上下五千年,中國也從來不缺少留傳千古的文學巨著,可在關鍵時刻喚醒國人靈魂的只有魯迅一個。英國人讀莎士比亞,俄國人讀托爾斯泰,德國人讀歌德,中國人讀什么?我們可以說讀王朔、郭敬明嗎?只怕王朔所有的大部頭小說加起來,其價值都抵不過一篇《阿Q正傳》。發展經濟,我們需要解放思想、更新觀念,但總有些東西,是我們所不能也不應該放棄的,比如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甘灑熱血矢志不渝為之奮斗的信念和信仰,比如魯迅終其一生堅持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文/臥龍)
【紅色記憶】英雄輩出的年代
童年所處的年代,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
我上小學的學校很簡陋,一些舊磚頭和水泥板一砌,便成了我們的課桌,板凳都是我們從家里拿來的,放學的時候再搬回家去。同樣簡陋的還有學校的圖書館--如果那還可以稱為圖書館的話--除了一份大眾日報和一份人民日報,書櫥里堆放的就是《紅旗飄飄》了,大概有幾十本吧,我也忘記是雜志還是編著的叢書了,只記得里面全是英雄人物的故事。耳熟能詳的雷鋒、邱少云、董存瑞、劉胡蘭等自不必說,我那時還從書里了解到了許多對我來說很陌生的英雄人物的故事,象趙一曼、楊靖宇、趙尚志、左權、韋拔群、王若飛、陳潭秋等等。除此之外,能接觸到的書籍還有小人書,大部分也都是樣板戲或者英雄人物,象什么海娃、戴碧蓉、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等。常常的,被書中英雄人物的故事感動著、激勵著,有時候,也偷偷做過一些換位思考:如果我是邱少云,被火燒的時候能夠忍著一動不動嗎?如果我是趙一曼,能夠忍受得了敵人的那些酷刑嗎?如果我是劉胡蘭,我可能面對敵人的鍘刀不害怕嗎?換位思考的結果,結論總是讓自己非常慚愧:自己和英雄人物的距離差得太遠了。
耳熟能詳的當然是課本上學到的英雄人物故事了,《飛奪瀘定橋》、《小英雄雨來》、《江姐》、《黃繼光舍身堵槍眼》以及劉胡蘭、董存瑞、羅盛教、劉文學、向秀麗、麥賢得等英雄人物的故事都在課本中出現過,可以說,我們是讀著英雄人物的故事長大的。我至今還記得《歐陽海》課文中那些驚心動魄的語句:“雷霆萬鈞的車頭,噴吐濃煙,鼓起強風,風馳電掣地逼近!逼近!50米,馬不動!40米,馬不動!30米,馬,還是一動不動!急轉彎!陡坡度!30米的距離!每小時30公里的速度!4秒鐘后,脫軌覆車的慘禍,即將發生!”那篇課文的插圖:歐陽海高高揚起的雨衣、戰馬受驚高揚的鐵蹄和巨大的火車頭由此烙在了記憶深處。而王杰因為離我家鄉不遠,他的英雄事跡在課本上出現時,很是讓我們自豪了一段時間。相對于歐陽海的壯烈,王杰更像是一位親和的鄰家大哥,他的事跡多見于平凡的生活點滴,但他和歐陽海一樣,關鍵時刻都能挺身而出,舍己救人。他們倆犧牲時,一個22歲,一個23歲,花樣的年華終結于瞬間,在黨和人民需要的時刻,他們義無反顧地用年輕的生命譜寫了一曲壯麗的青春之歌。我不敢說我們當時的思想境界有多么高,但每一位英雄人物為了國家和民族利益不惜犧牲生命,頑強拼搏的愛國精神、獻身精神和大無畏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確實帶給了我們強烈的心靈震撼。在這種天長日久的耳濡目染下,我們時時刻刻都在尋找著當英雄的機會,時時刻刻都在尋找著學雷鋒做好事的機會。我想,那個年代涌現出來那么多的英雄人物也不是偶然的,應該是整個社會的主流聲音使然。在一個學英雄、愛英雄、崇尚英雄的年代,人人想當英雄,英雄輩出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歐陽海入伍前,在農村任記工員、會計,一直熱心助人,經常幫助沒有勞動力的家庭干活,并用自己的糧食救濟本村困難戶。入伍后,工作積極,訓練刻苦,哪里有困難,哪里有危險,就往哪里沖,人稱“小老虎”。曾兩次搶救溺水兒童,一次參加滅火,并救出一位老人。三次榮立三等功,多次被樹為標兵。王杰犧牲之前,始終以英雄人物為準繩,真誠地把自己的言行與之相對照,努力向英雄人物看齊。在1963年4月5日的日記中,王杰記述了這樣一件小事:“據可靠消息,明天早晨緊急集合。為了動作迅速,爭取第一,晚上睡覺前我把槍支彈藥都準備好,早晨我又提前半個小時起床,悄悄打好背包等待集合,集合哨子一響我就跑了出去。這樣我就爭得了第一,回來受到了副連長的表揚。”沒過幾天,日記上又有了這件事的續筆,王杰經過幾天的自我反省,后悔地寫下:“這是要不得的第一”,并主動向排長進行了檢討。他在日記里認真地寫下:“雷鋒會這樣做嗎?他決不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他認為:“為黨的事業忠心耿耿,為革命勝利勇于犧牲。是共產黨哪能不視死如歸,做革命軍人豈能管個人安危。”“我們要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個大無畏的人。”王杰犧牲后,毛主席為之題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八個字,最終成了王杰精神的高度概括。
由此想到劉文學的犧牲。 1959年11月18日那個漆黑的夜晚,那個公社海椒地里鬼鬼祟祟的身影,被偶然路過的劉文學發現了。他可以視若無睹,他也可以若無其事,可是,劉文學站出來了,他所受的教育讓他不能容忍壞人壞事的存在,所以,他勇敢地斗爭,并最終付出了14歲的年輕生命。這樣的所作所為放在當代也許已經不應該提倡,但那個時代,整個社會氛圍就是那樣,國家的倡導,輿論的弘揚,集體主義、英雄主義的教化,幾乎涵蓋了全社會每一領域,包括每一年齡段,“學英雄思想、走英雄道路、創英雄業績、塑英雄形象”,是當時頗為流行的政治口號; “小弟弟、小妹妹,大家來開故事會。你講金訓華,我講董存瑞,雷鋒王杰楊子榮,英雄事跡放光輝。講故事學英雄,永遠前進不掉隊。”是當時非常流行的兒歌。處在這樣的一個崇尚英雄的社會環境中,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被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感化著,關鍵時刻會自然而然地想到,國家和集體的利益高于一切,一言一行會自覺向英雄人物看齊。所以,那樣的年代,金訓華可以為搶救幾根電線桿子毫不猶豫地跳入滾滾激流;龍梅和玉榮可以為保護集體的羊群與風雪嚴寒搏斗;戴碧蓉可以不顧個人安危從車輪下救出三名兒童;向秀麗可以用血肉之軀擋住熊熊燃燒的酒精……沒有什么值得不值得,沒有什么應該不應該,那關鍵時刻的挺身而出只是發自內心的本能反應。那就是一種公而忘私的奉獻,那就是一種心甘情愿的付出,那就是一種舍生忘死的追求,那就是中華民族不可或缺的國家大義和民族精神!那正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強者之林的希望所在!
近幾年,毛澤東有人罵,魯迅有人誹謗,雷鋒有人惡搞,王杰有人質疑,董存瑞有人抹黑,金訓華有人認為不值得……這些惡搞和謾罵的聲音不僅混淆了真善美和假惡丑的界限,也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社會核心價值觀的墮落程度,同時也嚴重地毒害和扭曲了青少年的心靈,踐踏了幾代人的理想和內心最為珍貴的東西。在這里,我無意反對任何一位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力,但無論怎樣的言論自由,都應該有一個不能突破的民族道德底線。我從沒有看見一個法國人對圣女貞德調侃打渾,我也沒有看到過一個美國人對他們的華盛頓總統大肆污蔑,更沒有看到過標謗民主和自由的西方國家的人們,以丑化戲謔的方式顛覆自己的國魂、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英雄。我實在不明白,我們的社會到底是怎么了?為什么對這種這種調侃、踐踏、丑化紅色經典英雄的行為選擇了集體失聲?長此以往,我們該如何向我們的后代講述那段歷史?那些往事?當我們提起雷鋒、王杰、劉胡蘭、董存瑞時,他們會不會搬出那些他們看到的丑化英雄的言詞來反駁我們?我們又能用什么樣的方式才能讓他們相信,英雄們那些感動和影響了幾代人的事跡,那些用生命和鮮血寫下的歷史,全部都是真實的存在呢?我們又如何讓他們理解崇高,理解信仰,去傳承英雄們的奉獻和犧牲精神呢?
郁達夫曾經說過:“沒有英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一群可憐的生物群體,而有了英雄人物卻不知道崇拜和愛戴的民族則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時代發展到當今,也許英雄們的事跡已經跟不上時代的節拍,但他們崇高而博大的情懷、堅定的理想信念和豪邁的戰斗精神卻歷久彌新,無論是血雨腥風的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這種精神都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崛起的動力和源泉,都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說到底,一個健康向上、充滿活力的社會是需要榜樣的力量、需要英雄、需要信仰、需要一點精神的,紅色經典歷史和英雄人物的事跡,不容褻瀆更需要永遠銘記。(文/臥龍)
《潛伏》:穿越歷史見證信仰的力量
哲學家薩特曾說過:世上有兩樣東西是亙古不變的,一是高懸在我們頭頂上的日月星晨,一是深藏在每個人心底的高貴信仰。
《潛伏》這部電視劇,就是以信仰為主線展開的,讓人在穿越歷史走進血與火年代的同時,重新見證了信仰的力量。
這是一部反映我黨地下工作者的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軍統特務余則成不滿國民黨腐敗和殘忍,被我地下黨發展為地下工作者,潛伏在軍統天津站,代號“峨眉峰”,后改為“深海”。因工作需要他和女游擊隊長翠平做起假夫妻。而影響余則成走上革命道路的左藍(余則成的戀人)也到天津執行任務,為保護余則成安全潛伏,左藍犧牲。左藍的犧牲也讓余則成和翠平更加忘我地投入他們的工作中,他們出色完成了組織交給的一個又一個重要任務……共和國成立的禮炮聲中,翠平在家鄉小鎮生下了她和余則成的女兒,而余則成輾轉臺灣繼續執行潛伏任務……
因為信仰,余則成參加了國民黨,為抗戰舍生忘死;因為信仰,余則成成了共產黨的戰略情報員,與敵人虛與委蛇,明槍暗箭, 用智慧和謀略完成了黨交給的一項又一項工作任務。在可以安全脫身的情況下,為了拿到敵人的潛伏名單再次赴險;因為信仰,余則成輾轉臺灣繼續潛伏,犧牲了等他愛他的女人,犧牲了向往多時的平靜生活……
因為信仰,左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顧翠平的勸告和阻攔,毅然決然單刀赴會,身受重傷,仍強忍疼痛若若無其事讓翠平離開,含笑倒下……
因為信仰,呂宗方犧牲自己給前來接頭的同志鳴槍示警,秋掌柜咬舌自盡保護戰友的安全,廖三民3秒鐘之內選擇和敵人同歸于盡助余則成脫身……在這個沒有硝煙的戰場上,多少共產黨人因為堅定的信仰,默默無聞,堅貞不屈,出生入死,無怨無悔。他們沒有名字,只有代號;沒有聲音,只有行動;勝利了不能宣揚,失敗了無法解釋,犧牲了不能正名,甚至還要忍受加諸在他們身上的來自同志和親人的罵聲。為了勝利,他們只能將自己知道的一切帶進墳墓,也許只有墓碑才知道,他們的主人是如何在艱苦的環境中堅守一份信仰,即使潛伏到最深的海底,信仰的烈火也從未止熄……
當年,埃德加·斯諾很難理解,為什么會有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以各種形式去同情或追隨共產黨,并為之流血犧牲。為此,他深入陜甘寧邊區采訪,寫下了《紅星照耀中國》那篇著名的紀實報道。
研究歷史的人也很難解釋,為什么抗日戰爭,國民黨堅持了八年,日本投降后,國共兩黨戰場對決,無論是武器裝備還是軍隊人數以及外界支持,共產黨軍隊都是處于絕對弱勢。可解放戰爭只打了兩年半就塵埃落定,800萬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隊最終敗給了200萬小米加步槍的解放軍。
美國人更難以置信,為什么朝鮮戰場,占盡優勢的美國二戰王牌軍隊會陷入朝鮮半島的泥潭無法自拔,哀嘆自己“被迫在一個陌生的戰場打一場前途未卜的戰爭”,最終不得不在板門店飲下自己釀造的這杯苦酒……
1921年,南湖的游船上的12名黨代表并未引起人們的注意,28年后,已經退到臺灣的國民黨政權百思不得其解:為什么這么毫不起眼的一群人,最后成就了那么偉大的事業,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
其實,深入思考一下不難發現,這就是信仰的力量。
為了真理的傳播,為了崇高的信仰,共產黨人甘愿拋頭顱,灑熱血,赴湯蹈火,在所不惜。兩萬五千里長征,爬雪山,過草地,三十萬人到達陜北只剩下三萬人。然而中國共產黨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勢。八年抗戰,共產黨人沒有給養,沒有外援,憑借小米加步槍,憑借游擊戰術,憑借寧死不屈的英雄氣概,八路軍、新四軍和全國各地抗日聯軍組成人民戰爭的鐵壁銅墻,對敵作戰12.5萬余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人,其中日軍52.7萬多人。繳獲各種槍械69.4萬余支(挺);各種炮1800多門;抗擊了侵華日軍的大部和幾乎全部偽軍,解放國土近100萬平方公里,人口1.2億。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武裝力量,是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決定性力量。解放戰爭,面對敵我力量的巨大懸殊,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不懼不退,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粉碎了國民黨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從1946年7月至1949年9月,人民解放軍在3年的解放戰爭中,共殲滅國民黨軍625萬余人,摧毀了國民黨各級反動政權,從根本上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28年艱苦奮斗玉汝于成,28年信仰之火熊熊燃燒,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堅定的政治信仰化成的非凡戰斗力,完成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重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也是政治理念和政治信仰的勝利。“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絕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因為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和平的今天,重讀方志敏烈士的這首詩,仍然讓人蕩氣回腸,感慨萬端。
在信仰面前,人們會變得悍不畏死,義無返顧。在信仰面前,天大的困難微不足道,無邊的艱險不足為奇。它可以使人在黑暗中不停止摸索,在失敗中不放棄奮斗,在挫折中不忘卻目標追求。八十五年前,中國中共黨人在風云歲月中選擇了共產主義作為終身的信仰,在追求與捍衛信仰的跋涉中逐漸接近真理的彼岸,把一個陳舊國度的腐朽靈魂喚醒,使之獲得重生。宇宙無限,信仰不死,雖然時間能把人的軀體埋沒,但信仰卻穿越時空,在新的骨髓和血液中生長,新的時代又賦予了信仰新的內涵。雷鋒、焦裕祿、孔繁森、鄭培民、牛玉儒、任長霞……一大批具有高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優秀楷模,將前人開拓的道路踏得更為堅實。也許前進的過程中我們走了不少彎路,也許工作中我們會有這樣那樣的失誤,也許黨員隊伍中的確存在一些共產主義信仰動搖、喪失、甚至走向了反面的黨員,也許改革的陣痛確實使這個社會出現了許多不公平的問題。但無論怎樣,我們都不能對我們堅持的道路說“不”,更不應該對曾經的流血奮斗予以否定。忘記過去意味著背叛,否定中國共產黨的奮斗史我們就會淪為民族的罪人。畢竟,我們現在享受到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當年那些有信仰的戰士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站在他們的肩膀上展望未來,我們沒有資格對他們做過的一切說“不”。
85年風雨兼程,60年繼往開來,中國共產黨領導著中國人民,從南湖走來,從長征路上走來,從槍林彈雨中走來,從改革開放的大道上走來,最終把一個積貧積弱的舊中國建設成了繁榮富強的新中國。透過歷史,我們會發現,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振奮,總有一種精神讓我們震撼,總有一種堅持讓我們感動,總有一種信仰值得我們堅守……
此時此刻,《潛伏》劇中的主題曲又在心頭響起:生命只為一個信仰,無論誰能聽見……我的信仰是無底深海,澎湃著心中火焰,燃燒無盡的力量,那是忠誠永在。(文/臥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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