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馬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賀桂梅老師《革命中國的“詩”與“史”》一文，為《書寫“中國氣派”》的后記。全書歷史性地分析了當代中國文學實踐的現代化、社會主義革命、民族主體性建構的不同面向，強調了當代中國“國家”形態的獨特性及其文學實踐的復雜層面，堪稱對毛主席提出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論點的文學史闡釋和理論厘清。

　　后記從“革命”、“中國”、“文學”三個關鍵詞入手，回顧了本書的研究緣起、研究方法和研究訴求的形成過程。在具體的經驗契機中，陳明作者所獲得的看待革命的感性動力，以及如何思考20世紀中國與革命的知識方法。立足于對當代中國的感受和體認，在對“中國是什么”問題的思考中，作者試圖探尋新的研究范式，從當代中國革命與文學實踐的內在理論視野出發，重新思考1940-70年代的文學實踐更豐富的歷史與實踐可能。

　　感謝賀桂梅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書寫“中國氣派”》后記

　　文/賀桂梅

　　這本書的緣起是2009年我申請的一個教育部青年基金項目，題目很長，叫“從‘中國氣派’到‘文化尋根’——當代文學的民族性建構及其文化認同”。那時候我剛剛做完《“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那也是一本寫作過程長得一言難盡的書。書中討論的新時期六個文學思潮中，我覺得最難把握的是“尋根”一章。難度不在思潮本身的輪廓與內容，而在所涉及的民族文化認同問題與當代中國乃至20世紀中國的相關性。比如，當代文學前后30年的斷裂，直接體現在從民族形式書寫到文化尋根的變化，而背后則是當代中國主體性認同機制的歷史轉換。因此，需要討論的就不僅僅是文學問題，同時也是中國問題。這些思考促使我將注意力轉移到了1940-70年代，想從抗戰時期提出的民族形式問題入手，討論前30年當代文學的民族認同書寫。最初的設想是以1940-80年代作為整體研究對象，重心放在民族認同方式的轉型。不過，最后還是決定做前30年的民族形式建構，轉型問題只在結語中論及。

　　于是就有了這個課題。而且，一做十年，中間曲曲折折，除了這本書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的故事。2014年，我完成了課題結項，但研究卻沒有停下來。結果，不僅把一個“青年項目”做成了“中年項目”，而且把一個小項目拉成了一個無限長的大課題。在這個題目上流連這么久，是因為里面包含了我許多的精神和情感訴求，是多方面興趣匯聚的某種必然結果。

　　這里僅列出三個關鍵詞，勾勒我的思路形成過程和關注的問題意識所在。

　　一

　　第一個關鍵詞，與“革命”相關。和許多中國文學專業的入門者一樣，我最初對當代文學的興趣和愛好是從閱讀80年代以來的作品開始的。當代文學前30年的作家作品，對我是一種從經驗和感性體驗上難于進入的對象。這不是什么“純文學”性在起作用，而是因為個人主義、自戀式閱讀方式已經成為“文學”的同義詞。而前30年的文學恰恰需要在反思或打破這種自我體驗的前提下才能進入閱讀范圍。當然，這也不只是文學趣味問題，更重要的原因還是對前30年的社會文化與人的精神狀態缺乏體認和了解。在新時期，前30年的革命及其文學，與其說是人們試圖去接近的對象，不如說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幽靈般存在。

　　談及這個問題，不是專業研究的必要性，而是如何理解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情感關系。在學術領域入行越久，年齡越大，我就越意識到學術研究從來就不是純粹的理性與知識操作，而需要有情感和感性經驗的介入。研究者如果缺少與研究對象建立起來的內在體認關系，這種研究行為就不會持久，也不會形成具有深度的精神熏染與對話。

　　我與1940-70年代文學之間的感性關系，可以說始于1998年夏天。那時我剛剛確定了博士論文的題目“80年代文學與五四傳統”，不過心思卻游移不定。當時知識界一場號稱發生在“新左派”與“自由派”之間的論戰剛剛燃起硝煙，最關注這個問題的是我們這些博士生和知識青年。有一段時間，幾乎每次聚會聊天都繞不開這個話題，特別是和已經畢業了、在媒體和文化部門工作的朋友和同學，居然常常為此爭得面紅耳赤，甚至最后不歡而散。也因此，對20世紀中國歷史中的革命產生了別樣的感情。印象很深的是1998年的兩個小劇場劇：在北兵馬司胡同看《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不久又去人藝看《切·格瓦拉》。劇場內，張廣天那種帶著神學式虔誠心質的歌聲回蕩，紅旗鐮刀斧頭等革命符號在場內招展，這是我這樣的后“文革”青年第一次從身體上感受到革命文化的情動力。同時，周圍師友對這種革命文化的復現所引發的復雜而激烈的反應，同樣出乎我的意料，因而留下了更深刻印象。

　　2018年，孟京輝小劇場劇20周年紀念巡演，有學生送來票，我得以重溫《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依稀地回想起當年的許多心緒，在后來的時間里被遺忘和磨損的那些心緒，但卻確認了一件事：我正是在那樣的氛圍中開始重新理解作為我研究專業的當代中國文學。如果說每一代人進入學術場都有他們的青春記憶，或許應該說，1998年夏天是我難忘的“自覺”時刻。

　　也是那年夏天，我的一位多年未見的韓國朋友來到北京，我們一起交流了許多問題，也一起考察和思考了許多問題。后來我寫下一篇自我反省的長文，第一次從個體的身心體驗而不是知識操作的意義上思考當代歷史之于我的意義。從那時起，我開始獲得了一種看待革命的感性動力，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去重新思考20世紀中國與革命。所以，花10年的時間做完這份與當代中國前30年的革命文學相關的課題，對我像是一件遲早都要做的事情。

　　因為研究緣起和問題意識是這樣開始的，所以在《“新啟蒙“知識檔案》快完成的時候，我就已經想好將研究范圍從1980年代轉移到前30年。而且，希望正面處理中國革命歷史中的那些核心問題，而不僅僅在純文學的意義上談問題。這一意識在我當時的理解中，就是與種種以理論、知識、專業的方式隔離開革命史質感的那些研究方式保持距離，比如對以西方當代理論為分析框架的“再解讀”，比如從純文學維度做出的“重寫文學史”，或者從純學術角度做出的文學史分析等。因為有這樣的訴求，我選擇從經典文本和作家入手來處理問題，也是希望回到歷史現場中的“活人”，重新看他們走過哪些路，想過哪些問題，寫出了怎樣的作品，為什么這樣寫而不是那樣寫，涉及哪些問題，政治與社會如何在文學實踐中呈現……

　　全書選擇的6位經典作家或文本類型，幾乎每一個我都花費了將近1-2年的時間。一邊是重新體認歷史中的人物，另一邊是從人的行為和經驗中挖掘出連帶在一起的理論與歷史問題序列。在我看來，沒有什么比重新體認這些革命年代歷史人物的精神歷程、文學實踐和歷史經驗，能更好地理解中國革命的歷史了。第一個考察的是梁斌與《紅旗譜》(大約是2008-2009年)，接著是趙樹理與《三里灣》(2011-2013年)，繼而是“革命通俗小說”(2013-2014年)，再次是周立波與《山鄉巨變》(2015-2016)，后面是柳青與《創業史》(2016-2017)，最后是毛澤東詩詞(2017-2018)……我腦子里想的是“民族形式”與中國文學這樣的總問題，而具體琢磨的則是這些作家的種種歷史遭遇，特別是他們的文學書寫對革命經驗的體認方式。

　　這些革命作家極大地拓展了我對歷史、文化、社會、世界與中國等宏大命題的理解。這項研究課題于我個人的最大意義，是使我真正步入并理解何謂“中年寫作”。這些革命作家完成的都不是“青春寫作”，不是基于個人情緒和經驗的“倒影式”寫作，而是力求改造世界的理性寫作。由此而在自我體認的方式上達到的那種“無我之境”，是我感觸最多的地方。印象很深的是1943年的柳青，他從延安下放到陜北米脂當鄉文書。因為勞累、不適應環境、物質條件極度匱乏等原因，柳青病倒了。家鄉的大哥來看他：“你怎么革命革到這步田地了!”那大概是柳青精神徹悟的時刻。他后來這樣寫道：“我在那些漫長的春夏天的白日里……從縣上中學的一個教員那里借了一本英文的《悲慘世界》，這是本寫善與惡的書，Jean von Jean的生活精神對我有很大影響，雖然我清楚他是早期的基督教信徒，而我是馬克思主義信徒”。在我看來，要理解革命年代的作家，柳青的這段話很重要。這倒不是重復那種革命者是“信徒”與“殉道者”的濫調，而是在意識到這兩者相似性的同時，更要意識到革命與宗教的根本差別在于：信徒相信上帝的存在，并把他的生活看作上帝的證明，而革命者的信仰，則是通過他的行為與實踐使革命成為社會實存。他們不是盲目的信徒也不是虛無主義者，而是立志“改造世界的人”。魯迅說：“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或許接近這種理解。與那個革命年代相比，今天的中國已經發生了許多變化，但革命主體的能動性和無我之境，卻無疑是我們能夠觸摸到革命歷史內在肌理的途徑之一。

　　二

　　第二個關鍵詞，與“中國”相關。我關注“民族形式”問題的開端，也是知識界關于“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國經驗”等的討論漸漸熾烈的時候。因為專業研究的當代性要求，我在從事文學史研究時，總是嘗試打通現狀批評與歷史研究，希望保持對當下知識狀態和社會問題意識的敏感。而所有研究的立足點，則是我作為一個當代人對當代中國的感受和體認。21世紀初期知識界關于中國問題的討論，顯然與中國當下的發展階段密切相關，這是在確認中國作為一個龐大經濟體在全球格局中崛起這一前提下，嘗試以一種新的世界視野重新理解中國問題的探索。在這些探討中，一種長時段的文明史視野開始浮現出來，典型如甘陽的“通三統”。在我看來，真正有新意的，并不是“三統”如何或是否能“通”，而在能夠將這三者同等相待的思維方式本身。這意味著我們實實在在地遠離了20世紀特別是1980年代那種“落后”于現代世界的焦慮感，而在一種真正的世界視野中思考中國的歷史、現實與未來。這也意味著無論現代化范式的落后國家論，還是革命范式的社會主義國家論，都難以準確地描述中國。這大概也是為什么進入21世紀，“中國是什么”開始成為一個前沿性的具有極大挑戰性難題的原因。

　　我對這個問題的接近，出于兩方面原因：其一是我發現知識界的左右之爭，到了21世紀，在演變為幾場鬧劇式事件之后，真正的思想推進卻在另外的方向展開。問題的焦點不再是左與右，而是如何重新闡釋中國與世界、傳統與現代。一個外國朋友開玩笑說：沒想到中國1990年代的“新左派”都變成了21世紀的“新保守派”!這種說法有一半是對的。那些曾在世紀之交的論戰中被稱為“新左派”的學者大多不約而同地轉向了對中國問題的探討，并且都有相近的“通三統”訴求，只是立場、理論和角度各不相同。但稱之為“新保守派”則是不對的，因為左右的立場仍然存在，只是談論問題的語言、理論和方式發生了變化。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變化?關鍵原因或許是21世紀的全球性危機，使得單純在左右之爭的維度上談問題的方式已經失效了。21世紀的危機是全球現代性危機和所有文明的危機，這也使得超越單一國族、單一政治立場的思考成為必需。中國的問題不再是中國內部的問題，而應當放在全球視野和真正的文明史視野中考察。這里有中國主體性的訴求，也有超越民族主義的全球眼光。我相信到今天，沒有人會否認思考這一問題的必要性，關鍵在于所謂“道路”“經驗”的內涵該如何闡釋。這與其說是一種歷史經驗的總結和概括，不如說更是迄待解決的理論和思想創新。

　　另一個層面的原因，則來自我對生活的觀察和體認。不知道從什么時間開始，“傳統文化”成為中國社會生活中越來越不能忽略的存在。我注意到這一現象，大約在2004-2005間，那時常去北京海淀區知春里的沃爾瑪超市購物。有一天，超市門口出現了一種引人注目的新商品，大約10元一本的簡易版中國文化經典書籍：四書五經三國水滸三字經弟子規……人們可以像買菜一樣，隨手挑兩本放在購物車里。我也買了不少這樣的“菜”，回家有空時便翻翻。然后注意到電視臺最熱鬧的節目是講傳統經典的“百家講壇”，注意到春節回家到處談的是重修家譜重建祠堂，注意到旅游熱帶動的“名人故里”之爭和“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注意到周圍人群的宗教熱，注意到唐裝漢服祭孔祭祖……

　　對于我這樣的在1980年代西化氛圍中長大的中國人而言，與21世紀同時到來的這種“傳統文化熱”和“文化鄉愁”，絕不是一種自然現象。這種現象顯然與知識界的中國問題研究有內在關聯，也與大眾社會諸多流行文化現象直接相關。對這些思想與文化現象的關注，使我開始了一個新的文化研究題目“21世紀中國：思想與文化鏡像”。這是我從2011年開始，與“民族形式”問題同步展開的另一個寫作序列，包括《“文化自覺”與知識界的“中國敘述”》(2012)、《傳統文化熱：“國家“與”文明“的交互塑造》(2014)、《馬年春晚與“中國夢”想象》(2015)、《“文明”論與21世紀中國》(2017)、《孔子：曖昧的遭遇戰》(2010)和《看“中國”：電影大片的國際化運作與國族敘事》(2009)……我思考1940-70年代文學民族形式問題的許多理論資源、問題脈絡和基本立場，可以說與我考察21世紀思想與文化中的中國敘述是互為表里的。有時為了安慰自己便這樣想：畢竟，我用十年時間完成的，不是一本書，而是兩本書。

　　兩個課題的同時寫作，在我的思考中，并不單純是為了給歷史研究提供現實參照，也是探尋某種研究范式轉換的可能性。當代中國文學研究有兩個主導性范式，即1940-70年代形成的革命范式與1980年代形成的現代化范式。如果說革命范式涉及人民、階級、社會、政治、國家等主題，那么現代化范式則涉及個體、現代、文學、文化等與之相對的主題。雖然兩種范式具有針鋒相對的對抗性，不過在追求現代性這個面向上，它們卻是一致的。但對于21世紀中國而言，與其說“現代”是需要追逐的目標，不如說更重要的是反思現代性本身的西方特性，進而在一種真正的文明史與全球史視野中重新思考中國與世界。

　　從這樣的角度，重新思考“中國是什么”也是探尋新范式的一種嘗試。中國并不是一個西方式的民族-國家，與其用民族主義知識意義上的“民族”，不如用具有長時段穩定性特質的“文明”來描述中國。中國的地理面積事實上相當于整個歐洲，這也從一個重要側面顯示出中國作為一個政治體的獨特性。歐洲經驗無法解釋中國，因此需要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現代文化觀，從多元的文明視角(亨廷頓將之概括為八個文明，布羅代爾則概括為五個文明)來同時觀察中國與世界。這種文明史觀的引入，一方面將歐洲現代經驗特殊化了，另一方面也將中國經驗放在了一個從特殊性內部生發出普遍性的思考視野里。20世紀以來，中國經歷了劇烈的現代性轉換過程，帝國主義與西方化、種種革命與形形色色的戰爭，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社會，但這個文明體仍舊保留了某些不變的特質。如汪暉在《跨體系社會與區域作為方法》中提到，“在1989年之后，中國幾乎是當代世界上唯一一個在人口構成和地域范圍上大致保持著前20世紀帝國格局的政治共同體”。不僅政治形式如此，文化形式、經濟體樣態亦然。這意味著在現代變革的過程中，如果說從“文化”的層面中國發生了巨變，那么從“文明”的角度，中國仍舊保留了某些延續性。如何闡釋這種延續性，并不是“復古主義”、重申“古典學”就可以解決的問題，而需要從具體的歷史實踐過程中考察現代、革命、傳統這三種力量互相作用的方式。從文明視野觀察中國，意味著我們在將古典傳統納入分析視野時，又不落入“復古主義”;在將現代經驗作為考察對象時，又跳脫“現代主義”的思維方式;在重新思考革命歷史時，又超越那種“反現代的現代性”視野。這是一種站在21世紀的當代性立場上，開放性地調動全部的中國經驗(也包括世界經驗)以尋求新的歷史可能性的理論實踐。

　　三

　　第三個關鍵詞，或許是“文學”。經歷了1980年代的新啟蒙思潮之后，關于文學的理解已經形成了一套定型化的思維慣性。“文學”就是個人化、審美、虛構等等的同義詞，意味著在現實之外建構的另一個想象的世界，這個世界不僅與社會政治保持距離，而且是由孤獨個體的透視視野中顯影的。從這樣一種文學觀來看，1940-70年代形成的當代文學無疑是一種別樣而且特殊的文學，甚至根本就是一種“非文學”(或反文學的“政治”)。但無論趙樹理、周立波、梁斌、柳青，還是毛澤東以及那些寫革命通俗小說的作家，對他們來說，文學的意義顯然比這個要大得多。一方面，文學與當時的社會、政治乃至經濟等形成了密切的互動關系，某種意義上，這個時期的經典之作都是一種“非虛構”文學;另一方面，文學也作為一種與社會運動、政治實踐同等重要的社會力量發揮作用。事實上可以說，文學與其他諸種社會力量一起構成了一個整體性實踐機制。這種機制被新啟蒙思潮一言以蔽之稱為“政治”。但需要意識到，文學在被這種“政治”限制乃至控制的同時，事實上也賦予了它極大的社會影響力和實踐力。那個時期的文學經典常常被視為“教科書”(比如《三里灣》、《創業史》被稱為“合作化運動教科書”)和“手冊”(如《青春之歌》被稱為“知識分子改造手冊”)，在整體性的社會結構中承擔著特殊的教化、情感動員功能。文學發揮的社會影響力因此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正如將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潑出去，1980年代以來的新啟蒙思潮在反思政治對文學的限制的同時，也切斷了文學進入社會的路徑。從“文學與政治離婚”、強調文學的“虛構性”和“詩到語言止”，再到90年代的“個人化寫作”，文學到今天，大多已經成為那些有特殊教養的精英階層的自戀式讀物。從這樣的當下視野再回過頭看前30年的文學，便會意識到那種包含著某種總體性視野的文學，自有它獨特的魅力。事實上，無論是現代意義上的“literature”還是古典意義上的“文”，其巔峰之作都不是那種由“內在的人”透視外在風景的個人性寫作，而總是包含著將文學重新融入世界的創作訴求，比如19世紀俄國與西方的長篇小說，比如中國的詩騷傳統。從這樣的角度來看，1940-70年代的當代文學或許始終在史詩傳統上展開，其中“史”和“詩”之間相輔相成、相抗相生，構成了這個時期文學的基本特質。

　　處理這個歷史時段的文學，在打破1980年代形成的“純文學”觀念體制之后，需要進一步做的，是呈現出在活生生的歷史肌質里展開的種種文學實踐。這不是從文學再回到政治，而是呈現“文學溶解在政治里”或“政治溶解在文學里”的那種活的歷史機制。這一方面需要從更廣闊的社會、政治、經濟等社會結構關系中來重新理解文學，另一方面也需要從文學作品里讀懂其關于社會、政治、經濟等的文化書寫。只有從這樣的研究視野出發，文學才能真正恢復其原生性、整體性的存在樣態，而不被塞入偏狹的“純文學”緊身衣里。

　　基于對文學的這種理解，本書的寫作過程，對我也是一種知識、理論和精神視野拓展的過程。這首先是一種知識結構上的補充和調整，特別是對與民族形式問題相關的社會科學理論的涉獵。大約從2009年起，我開始了一個熱衷讀書的自學期。家里堆積成災的書籍，換成了社會科學類，比如與民族問題相關的安德森、蓋爾納、霍布斯鮑姆等的民族主義理論，與中國研究相關的汪暉、王銘銘、甘陽等的研究著作，比如與鄉土中國探討密切相關的費孝通的諸多社會人類學著作，比如與文明視野關系密切的布羅代爾、麥克尼爾、亨廷頓等的文明史及全球史著作，還包括許倬云、葛兆光、杜贊奇、黃仁宇等的中國史研究……這對我也是一個知識轉型，使我從文學研究領域跨到了與民族形式問題相關的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等領域。

　　不過，這種跨學科也不是一種純粹知識意義上的轉型，或將文學作為論證西方式社會科學的一種材料性注解，而是1940-70年代文學自身的豐富性對文學研究所提出的要求，是研究者在討論相關作品時必須具備的社會科學理論與知識。在這樣的意義上，從民族形式角度重新考察當代文學，不是僅僅從“外部”的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政治視野考察文學問題，而是民族與形式、中國與文學、政治與文學實踐等兩者的彼此建構過程的具體展現;在趙樹理研究中引入費孝通，不是用趙樹理來證明費孝通，而是同時將二者視為一種“敘事”，并從文學與社會人類學的互相參照中理解中國鄉村社會與民間文化的特性;同樣，在毛澤東詩詞的研究中引入布羅代爾的“地理時間”和李零的“地理大視野”，也不是用毛澤東來論證后者，而是從共通的文明史視野中開啟一種闡釋毛澤東詩詞內在世界觀的分析角度……可以說，缺少相應的社會科學理論與知識，就無法更好地把握前30年文學的總體性特質;同時，正是1940-70年代文學實踐的整體性，對西方式社會科學提供了另一種有意義的歷史參照。

　　本書寫作過程中，另一值得提及的對“文學”內涵的拓展，則基于我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哲學的體認。“純文學”觀念有其特定的哲學基礎，即基于康德哲學所奠定的美學觀，將審美視為連接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的中介，從而與現實世界保持一種特殊的距離。這種文學觀從根本上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同。如果說階級斗爭、政治經濟學和辯證法哲學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那么我們可能最忽略的就是從“哲學”意義上來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及其在20世紀中國的實踐。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哲學打破了康德哲學的二元論，強調的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即馬克思所說的“哲學家們只是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造世界”。從這種辯證法哲學的角度來思考文學，就應當意識到，1940-70年代文學與1980年代通過“回到康德”而形成的美學熱與純文學觀的最大不同，就在于這是一種以“改造世界”為訴求的文學實踐。

　　這種文學實踐自然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上的，但有意味的是，自1980年代以來，有關革命文學或當代文學的研究，往往不是從這種文學實踐自身的理論視野出發來分析問題。比如“重寫文學史”思潮依靠的是普遍主義的“文學觀”(背后是康德式美學觀)，比如“再解讀”依賴的是1960年代西方當代理論，如解構主義、后現代主義、符號學等，這也正是造成諸多相關研究有“隔靴搔癢”之感的原因所在。因此，本書對經典作家和文本個案的考察，我的一個明確研究訴求，是從當代中國革命與文學實踐的內在理論視野即馬克思主義理論脈絡出發，來重新思考1940-70年代的文學實踐。基于這樣的考慮，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哲學構成了我分析問題的基點。在這種哲學視野中，文學不是一種封閉的作品或靜觀的對象，而是一種實踐，是一種在整體性的社會歷史視野中展開的既是文化也是政治的實踐。正是在這種實踐視野中，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主客體的同一性、總體性視野、矛盾的對立統一等，才構成了革命文學的內在歷史視野，也是“文學溶解在政治里”或“政治溶解在文學里”的根源所在。辯證法哲學不是一種規律，而是一種方法和視野。改造世界的無數“瞬間”正是文學與社會、理論與實踐、主體與客體統而為“一”的時刻。那是文學進入世界并改造世界的時刻。

　　四

　　本書的各章節基本都以論文的形式在報刊雜志上發表過。這里以發表時間為序列出來，給有心的讀者參考：《革命與“鄉愁”——〈紅旗譜〉與“民族形式”建構》(《文藝爭鳴》2011年第3期)、《超越現代性視野——趙樹理文學評價史反思》(《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13年第4期)、《趙樹理的鄉村烏托邦》(《中華讀書報》2015年4月29日)、《<三里灣>與趙樹理鄉村烏托邦的另類書寫》(《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015年6月30日)、《“民族形式”建構與當代文學對五四現代性的超克》(《文藝爭鳴》2015年第9期)、《村莊里的中國：趙樹理與〈三里灣〉》(《文學評論》2016年第1期)、《“民族形式”的風格化書寫：周立波與〈山鄉巨變〉》(香港《中國文學學報》2015年12月卷)、《政治·生活·形式：周立波與〈山鄉巨變〉》(《文藝爭鳴》2017年第1期)、《柳青的“三所學校”》(《讀書》2017年第12期)、《“總體性世界”的文學書寫：重讀〈創業史〉》(《文藝爭鳴》2018年第1期)、《“民族形式”問題與中國當代文學史(1940-70年代)的理論重構》(《文藝理論與批評》2019年第1期)、《長時段視野里的中國與革命——重讀毛澤東詩詞》(《文藝爭鳴》2019年第4期)、《毛澤東詩詞與當代詩歌道路》(《詩刊》2019年第5期)。這些論文也曾參與過多次會議，包括社科院文學所舉辦的“社會史視野下的趙樹理研究”、“社會史視野下的柳青研究”，上海大學舉辦的“20世紀中國文學與‘新文明’再造”，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今古齊觀：中國文學中的古典與現代”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嶺南大學舉辦的“現代與古典文學的相互穿越：故事新編與理論重構”等。

　　寫作過程中也形成了兩本相關的著作，一本是受趙魁元老師邀請，將相關的趙樹理研究論文集成的《趙樹理文學與鄉土中國現代性》(北岳文藝出版社，2016年)，一本是受徐志偉老師邀請，編輯而成的《1950-70年代文學研究讀本》(上海書店，2018年)。

　　在這本書漫長的思考和寫作過程中，要感謝許多師友，特別是張濤、祝東力、趙剛、李少君、陳艷、王振峰、崔柯、李靜、李浴洋、魯太光、陳漢萍、趙晉華、薛毅、羅崗、毛尖、董麗敏、孫曉忠、耿化敏、楊慶祥、李憲瑜、何吉賢、程凱、袁一丹、潘家恩、李廣益等。沒有他們的邀請和督促，本書的完成可能要拖更長時間。在2014年課題審查過程中，我的半成品成果曾得到吳曉東、張志忠、張煉紅、曠新年等師友的指點和中肯批評，在此一并致謝。另外，一如我的其他寫作，這本書涉及的內容多次在北大課堂上與學生們分享并共同思考，曾開設過四輪名為“50-70年代文學專題”的課程，學生們的熱情參與總會使我有許多收獲，刺激我思考更多的問題。

　　感謝艾英，她曾幫助本書獲得北京市社會科學理論出版基金。特別感謝雅秋，作為師妹和本書的責編，她對我的拖延始終抱著縱容的態度，不過對書中可能存在的問題，卻絲毫沒有姑息的意思。這也迫使我嚴以律己，反復修改和潤色之后才敢交出書稿。希望通過我們的共同工作，這本書可以相對完美的形態出現在讀者面前。

　　十年的時間很長。從2009年確立課題到今天脫稿，這本書的寫作陪伴我從青春期進入中年，我的兒子也從一個蹣跚學步的小人兒長成了人高馬大的半大小子。在現在這個完稿的時刻，我并沒有多少輕松的感覺，書中留下的許多缺憾，只能留待未來了。但值得一說的是，十年間我的精神狀態以及對人生、世界的理解也發生了許多變化。這些變化很多都體現在本書的文字風格和思考角度中。或許最大的變化是，我告別了那種依靠靈感的青春期寫作狀態，常常是在反復閱讀和揣摩中形成某種觀點，并在寫作時思慮再三。這種“慢寫作”很大部分是我的自覺追求。我在與研究對象的長時間體認中，真切地感受到他們的思想、境界和情致滲透到我的精神世界，并轉化成我的一種內在心境。我感到自己慢慢變得豐厚和沉著。有時想，一個人或許只有過了45歲，才能真正從青春期的自戀和自我關注的習慣中擺脫出來，體味某種包容性的“無我之境”，進而見到天地之廣大和歷史之綿長。王家衛的新武俠電影《一代宗師》中說，習武之人有三個階段，“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或許，這也是問學之人能夠擁有的三種境界。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2020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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