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兩會"的秘書工作的需要，我是19號奉命進京的，20號凌晨，伯伯就靜靜地離去。據說，當時的北京上空那一輪碩大無比的明月似乎把光華盡傾于他老人家的床上，他那張飽經歲月風霜的臉，因此安詳而生動。

       我是于二天后的深夜才得到他西去的消息，當時，我披衣從會務組出來，獨自來到中華世紀壇前，抽著香煙久久地徘徊于此。在初春的寒風里無由地竟想起他曾多次跟我說起過的一段話，我記得十分清楚，第一次聽他說這話時是我陪他去薊縣，在農居門前的土場上，也是一個皓月當空的夜晚，不知是因何而起，他竟說道；“我逢本命年必不順，沒出生，父親就丟了命，12歲時母親丟下我和姐姐走了，24歲時是因婚姻，36歲靠邊站，48歲時被審查，60歲中風，這樣算起來我應是72歲時就去見馬克思了。”當我06年接到他病情惡化的消息趕到醫院時，他似乎已經不太認識我了，每當想起他老那包含了深深宿命感的話，我就有了種欲哭無淚的感覺。我在以后幾次有限的探望中，也只能是隔了玻璃的墻，反復打量著他那張顯得格外安靜的臉。在他走后的今日，我再望著他躺在鮮花叢中的那張慈祥的臉龐，想起他曾對我說過的這些話時，不由百感交集，潸然淚下。

      95年夏，我從書店給伯伯買了幾盒京劇的錄音帶趕到三河，特地為他挑選的都是名家經典，我想他會喜歡的，當我在他的床前，發現他聽的都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新人錄音選輯時，就問他為何不愛聽那些名家名段？他是這樣對我說的；新人不能得到社會的重視，那就得不到發展，這個社會又怎么前進？你呀，就是太迷信權威了點。

      也是在95年，他的十卷本的長篇小說文庫出版了，他專門托人送了套給我做生日禮物，我格外高興，其中《金光大道》第一次以全貌重現于世，對于這部小說的出版，引起了一些所謂的精英們的叫囂，說什么文革余孽，陰魂不散之類的攻擊性很強的語言。我讓伯伯與他們辯論，伯伯告訴我，這些所謂的精英，當年就有不少想通過他向當時權貴遞交效忠信，全是一幫沒脊梁的軟骨頭。他才不屑與這類人爭議什么；“看看他們當年在大鳴大放中的表演，在文革中的言談行動，你真以為他們是為國擔憂，為民請愿嗎？全是為了自己以后的政治資本大撈稻草罷了。有這時間，我不如干點更有意義的事情去。”

        不論現時社會的改革主流輿論對伯伯作品的評價如何，但他在我的心目中永遠是位值得我推崇的楷模，我的精神之父。他那來自生活，頌揚人民大眾的鴻篇巨制真實地反映出我們共和國曾經歷過的黨與人民血肉相連，同甘共苦的那段令人難以釋懷的歲月。那行行充滿了勞動人民當家作主自豪感及舉國上下共有的革命理想追求的波瀾壯闊史詩般美好記憶的文字，與現時那些脫離生活，背離歷史，宣揚個人至上，皇權至上，精英至上，以人性的旗號來公然為漢奸文化粉飾的所謂“大作”相比，我相信他的作品是不會讓人民和歷史所擯棄的，作為一個深受人民喜愛的農民作家，他當之無愧。

      晚年的伯伯在完成了自傳體小說三部曲《樂土》《活泉》《圓夢》后就很少動筆了，他把他幾乎全部的精力都投到發現、扶植、培養文學新人中。我望著在追悼會場外打著巨幅橫幅的青年男女們，他們多幸運呀，因為他們得到了伯伯的親手扶植，而當年那樣熱衷于文學創作的我卻在伯伯的勸告下轉向了科研領導崗位，想著伯伯留給我的那一切珍貴的記憶，與他的這些經歷已鑄成了今天的我，而這些又是屬于我的，是用任何金錢和物質也無法比擬的人生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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