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

　　——《共產黨宣言》

　　今天紀念馬克思的意義究竟何在?

　　毫無疑問，最主要的一點在于紀念馬克思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思想——盡管他本人否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洞察力。與某些先入為主認定馬克思是一個理想(=幻想)家的觀點不同的是，馬克思從來沒有像托馬斯·莫爾、威廉·莫里斯、康有為等人那樣，醉心于去描述未來的(同時卻又帶有強烈的“崇古”色彩)烏托邦國或大同世界的誘人風景。就像列寧所指出的：“......例如《資本論》這部敘述科學社會主義的主要的和基本的著作，對于未來只是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它考察的只是未來的制度所由以長成的那些現有的因素。誰都知道，在未來的遠景方面，從前的社會主義者所寫的東西多得多，他們極詳細地描繪了未來的社會，想以這種制度的美景吸引人類......”(《列寧全集》第一卷，第154頁，人民出版社，2013)反觀馬克思，他的所有著作基本上都是對于現實的經濟、政治、文化問題的分析，特別是對于一種正處于冉冉上升期的人類制度及其階級(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的本質分析。雖然這種分析并非馬克思的獨家經營，但馬克思的不同凡響之處就是他從這種制度的上升期便預見到了它的晚期形態。所謂“三歲看老”，馬克思就具有如此的歷史眼光。

　　鼓吹馬克思主義過時論的“有力”論據之一便是聲稱自馬克思去世以來，資本主義已經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簡言之，它逐漸變得更“人性”、更具“人道”面孔了;它的發展主要是依靠“技術創新”而不再是剩余價值。事實上，如今我們都很清楚地知道，如果說資本主義曾經在某一段時期內變得較為“人性”和“人道”，只是因為那時存在著社會主義陣營，存在著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斗爭，存在著所謂的“國際共產主義威脅”。當上述的因素不復存在或是減弱之后，資本主義不僅沒有更“人性”、“人道”，恰恰相反，奴役式勞動、童工、對女性勞動者的壓迫歧視，甚至是八小時工作制的搖搖欲墜，“全球化”(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統治)下正在“復活”的是具有“野蠻資本主義”所有特征乃至更壞——“1%對99%”便是最具象征性的口號——的殘酷現實。有趣的是，它所造成的一個諷刺性結果是對體系中心國家的反噬(脫歐思潮和“美國優先”)。在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依附理論中有一個著名的“脫鉤”觀點，即認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外圍”國家如果想要擺脫依附狀態，就需要與該體系“脫鉤”。但現在我們卻驚異地看到，希望“脫鉤”的正是這個體系的“中心”國家，而揮舞著“自由貿易”的大旗，表示要堅決“捍衛”這個體系的卻是被認為曾與其“脫鉤”的某些“外圍”國家!當然，這絕不是天真地認為“中心”國家準備放棄它的霸權地位，只是說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發展邏輯正在超出“中心”國家的駕馭能力，它很可能帶來這樣的趨勢：即出現完全凌駕于民族國家(包括所謂的“中心”國家)之上的徹底的(資產)階級統治。由于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壟斷而非競爭，那便會形成一個超級的寡頭式體系(真正的“極權主義”)?？闪硪环矫?，原來的擴張是在“中心”國家的軍事、政治、文化力量的服務下才能順利實現的(利用軟和硬的暴力排除拒絕美元化或對跨國資本不“友好”的政權)。資本主義全球化則以建立金字塔式的“有序剝削”——它使得階級和社會矛盾轉移到金字塔的下端，保證“中心”國家的民眾維持相對舒適的生活水平。就好比這個典型的觀點：因為有“Made in China”，美國人才能買到價廉物美的商品——向“中心”國家投桃報李。但資本主義為了獲取無窮利潤可以六親不認的性格，已經開始動搖“服務—回報”結構的穩定，那種飲鴆止渴轉移矛盾的方式也逐漸失效。于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與體系內“中心”國家之間的沖突變得激烈。“中心”國家的統治階級及其代理人，似乎想面面俱到地同時安撫1%和99%，但他們最終只會站到1%一邊，這將進一步加深包括“中心”國家在內的整個體系的矛盾，直到金字塔分崩離析，上述的那種超級寡頭式體系即使出現，也難以得到維持。“資產階級......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可以說，現在從另一層意義上，這個論斷再次得到了驗證。

　　所以，對于資本主義——從誕生到衰落——無論其如何改變面貌但“萬變不離其宗”的歷史洞察，是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的第一貢獻，這也是今天紀念馬克思的主要意義之一。與此同時，我們又得以重新確認了列寧、毛澤東作為馬克思及其事業最重要繼承人的歷史性地位。長期以來，出于各種目的歪曲、挑撥、分裂這三者之間關系的企圖從未停止過：比如宣稱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斯拉夫化(意味著是一個低劣版本)的結果;比如宣稱毛澤東是借馬列之“殼”行中華之道等等。不少持論者又多以某人“忠誠信徒”、“捍衛者”的身份出現。對此，我們要十分明確地說：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他們之間是繼承與發展的關系，不存在誰高誰低的問題。他們處于不同的歷史時代，解決不同的歷史任務——馬克思揭示出了革命的敵手的根本秘密，列寧則賦予“共產主義幽靈”以堅實的肉身，而毛澤東就怎樣保持“肉身”的健康，防止其腐敗退化作出了杰出貢獻。如果要說他們之間的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是真正的革命巨人，是所有革命運動的力量源泉。

　　2

　　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ad hominem]。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馬克思

　　共產主義不是教義，而是運動。

　　——恩格斯

　　今天紀念馬克思的另一個意義，是我們需要全面檢討馬克思去世后迄今為止整個世界革命運動的歷程。

　　毫無疑問，十月革命、中國革命、古巴革命......如果向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匯報的話，這些都是在他們的指引下，革命運動值得驕傲的記錄。但是此后呢?

　　今年恰好也是法國五月風暴的大紀念日。在上世紀的六十年代末，“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當資本主義看來已末日臨頭，普天下即將是赤旗的世界時，很少有人會預料到，這竟是革命運動由高潮轉落的開始。1980年代初，里根—撒切爾的反革命拉開了序幕。阿英馬島戰爭，是老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在灰頭土臉幾十年后的首次勝利;入侵格林納達，顯示出美國在經歷了越南的噩夢后，終于又具備了摧毀革命政權和控制“后院”的力量。1987年多瑪士·桑卡拉的被暗殺，就像一曲獻給曾經在戰后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非洲大陸的挽歌。1989年，柏林墻轟然倒塌，蘇東陣營瓦解，剎那之間天崩地裂。而當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三年后從地球上消失時，一些西方左派曾高呼萬歲，日本共產黨甚至以“巨惡的消失”來歡呼“假社會主義”的滅亡。在他們看來，“假社會主義”的滅亡意味著為“真社會主義”開辟了光明大道。這種觀點的天真之處是：即使以蘇聯為代表的力量的崩潰是“假社會主義”的滅亡，但它同時也是一個真實的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的巨大存在的滅亡。它的滅亡使得真資本主義肆無忌憚，其結果是壓迫了一切革命運動的生存空間。

　　整個1990年代，共產主義及激進主義(依據多梅尼克·洛蘇爾多的定義)運動陷入世界性的低落：中國的二度春;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在尼加拉瓜大選中敗北;拉丁美洲最大的左翼游擊隊之一毛派“光輝道路”領導人古茲曼的被俘;“紅軍旅”、“日本赤軍”、“直接行動”等組織紛紛走向解體之路......革命的老(十月革命的“孩子”)與新(文化大革命和五月革命的“孩子”)的力量全部受到重創。當然，并非一切都是灰色的，如果要尋找閃光點的話，菲德爾的古巴和金日成、金正日的朝鮮，盡管面對嚴峻局勢，仍然穩住了陣腳;印度、尼泊爾、菲律賓的毛派游擊隊展開英勇的斗爭;烏戈·查韋斯發動了反抗新自由主義的軍事起義(雖然沒有獲得立即的成功);墨西哥的薩帕塔民族解放軍;還有現在看來不那么重要的，20世紀末，意大利、法國、日本的共產黨通過議會選舉迎來了一個短暫“復興”的插曲。

　　而在這一時期，革命運動史上主要的修正主義派別：社會黨春風得意(但日本社會黨是突出的例外)。先是不少前共產黨改名換姓地加入了社會黨國際，壯大了其力量;后是在像安東尼·吉登斯這樣的“第三條道路”的鼓吹者和以托尼·布萊爾為代表的新工黨的實踐者的努力下，一種繼續大幅修正(向右)了的修正主義的登場，在舊有的意識形態對立消失的背景下，吸引了頗多的選民。尤其是在東歐“現實社會主義”的廢墟上，原共產黨(如今的社民政黨)得以繼續掌握政權。在中國，提倡“通三統”的著名學者甘陽認為，“社會黨”是一個錯誤的譯法，應當準確地譯成“社會主義黨”。如此一來，遍觀全球，社會主義不僅沒有陷入低谷，而且發展得非常不錯。與他立場多少有異的某些人士也開始在中國鼓吹“非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北歐模式”等等。這種利用翻譯學和修辭學將“社會主義”從低潮中“挽救”出來的主張，實際上與現實的發展趨勢完全相背。因為我們之后就會看到，那種“修正的修正主義”(所謂“第三條道路”)非但沒有挽救過社會主義，反而成為了社會民主主義衰敗的起點。

　　以1999年查韋斯在委內瑞拉的勝利為標志，拉丁美洲的變化帶來了新世紀的希望。新自由主義在該地區的罪惡使得進步力量井噴般的崛起。查韋斯(委內瑞拉)、科雷亞(厄瓜多爾)、莫拉萊斯(玻利維亞)、奧爾特加(尼加拉瓜)、盧拉(巴西)、基什內爾(阿根廷)、盧戈(巴拉圭)、穆希卡(烏拉圭)、巴切萊特(智利)、塞拉亞(洪都拉斯)，左翼和中左翼在拉丁美洲取得了空前的勝利。但是進步主義的局限性——不同程度地反對新自由主義可卻很少觸動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也埋下了之后再次反復的隱患。而在亞洲，尼泊爾毛派迅速地崛起壯大，并展示出經典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模式在21世紀仍然具有生命力。毛派的武裝斗爭最終終結了尼泊爾的君主制，不過妥協、爭議及嚴重的分裂也隨之出現。

　　2008年發生的戰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最大危機本應是革命力量的好機會，令人遺憾的是，從那時到今天，從世界范圍來看，這個機會并沒有被很好地把握。的確，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作為思想的馬克思再次風靡，但作為運動的馬克思卻相形見絀。“阿拉伯之春”、“占領華爾街”，這些運動對新自由主義乃至資本主義制度提出了程度不同的質疑，可力量分散、派別林立，開出的藥方五花八門，其收場不是一哄而散就是被保守的宗教勢力或軍人政府摘取“革命”果實。此外，曾經成為世界左翼希望的拉丁美洲，因上述進步主義自身的問題，同樣在金融危機中受到巨大沖擊，客觀上動搖了這些政府的穩定。選舉失利及傳統政變或軟政變，使得該地區的進步勢頭遭遇了逆流，尤其是幾個重要國家如巴西(特梅爾)、阿根廷(馬克里)、智利(皮涅拉)等再次被右翼掌握。在厄瓜多爾，有著一個偉大革命家名字的現任總統列寧·莫雷諾背叛了科雷亞的公民革命，開始向美國靠攏;莫拉萊斯和里內拉沒能在玻利維亞的公投中獲勝;尼加拉瓜近期的局勢出現不穩定。被視為地區榜樣的委內瑞拉玻利瓦爾革命，因對石油利益的過度依賴和查韋斯總統的英年早逝，經濟與政治形勢也異常緊張。但美國及右翼反對派明顯低估了尼古拉斯·馬杜羅的堅韌性與人民對于玻利瓦爾革命的忠誠度。在最新的總統選舉中馬杜羅獲得壓倒式的勝利，同時不可否認的是，殘酷的經濟戰爭造成了投票率下降(46%)，前路依然充滿艱險。該地區另一大焦點是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人民軍。自和平協議達成后，游擊隊交出武器，退出根據地，向議會政治轉型。但政府方面并沒有誠實地履行協議，對左翼活動家和前游擊隊員的謀殺、監禁事件層出不窮。很多進步的分析家開始對游擊隊的選擇表示出越來越強烈的懷疑：這是一次投降嗎?!前指揮官赫蘇斯·桑特里奇的被捕和他為抗議被引渡美國而進行的絕食斗爭，起到了極大的刺激作用。游擊隊近日發表聲明，要求前指揮官和戰士“重歸戰壕”。目前看來，他們正在等待總統大選的最終結果，看究竟是烏里韋的接班人，極右翼富翁伊萬·杜克勝出，還是進步的前波哥大市長古斯塔沃·佩特羅創造哥倫比亞政治的新歷史。這支拉美現存最“古老”的馬克思主義游擊隊的未來命運將何去何從，值得關注。

　　在歐洲，政治上出現了很明顯的一衰一興的趨勢：衰的是老牌政黨，特別是社民系政黨。奉行“第三條道路”——我們上文稱之為“修正的修正主義”——的社民系政黨，證明了自己比右翼政府更忠實于新自由主義。貧富差距日益擴大、青年的高失業率、公共服務的私有化，經濟危機將民眾所有的積怨瞬間點燃，這些政黨在選舉中紛紛遭到歷史性的慘敗(英國、法國、希臘等等，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包括了歐洲第一經濟強國的德國)。不過這也催生出一個比較積極的因素，它使傳統上社會民主主義的最左翼得以復活，法國的梅朗雄，英國的科爾賓等人于是脫穎而出。盡管由于歐洲的整體右傾化，他們被反對者冠以“民粹主義”甚至“極左派”(十分滑稽)的惡名，但獲得的民意支持正在持續上升卻是不爭的事實。我們認為，這種趨勢的前途取決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不僅與“第三條道路”訣別，而且能夠突破舊社民主義的范圍。

　　興的是極右翼和新法西斯—納粹主義。讓-瑪麗·勒龐在1974年僅能獲得不到1%的選票;14年后(1988年總統選舉)，他拿到15% 。而現在，他的女兒已經具備了入主愛麗舍宮的政治能力。法國并非孤例，一是糟糕的經濟形勢，二是由美國及西方發動的虛假的反對“全球恐怖主義”戰爭(阿富汗、伊拉克)和“推翻獨裁者”(利比亞、敘利亞)的“革命”所造成的混亂與難民潮，使得極右翼和新法西斯主義已經在歐洲成規模地崛起，甚至是在那些被認為資本主義發展得較為“健康”的國家 (德國、北歐、荷蘭)。引人注目的是，在前“現實社會主義”地區，極右翼和新法西斯主義更少顧忌。烏克蘭的所謂“革命”，推倒一座座列寧像的同時，豎起了一面面的納粹旗幟;或許是全世界最反共國家之一的波蘭，不久前數萬名極右翼分子在光天化日下舉行了大游行，震動歐洲。我們很自然地會把這樣的場景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相比，但今天的極右翼處于一個遠較當年有利的政治環境中，它既能夠吸引右翼的選票，又能夠吸引傳統左翼的選票。因為傳統歐洲左翼的兩大力量——社民政黨信譽破產，共產主義及激進主義萎靡不振。

　　美國的傳統政治生態雖然與歐洲有別，但相似的現象同樣出現了：一方面是特朗普的當選，一方面則是“桑德斯旋風”。

　　對照極右翼和新法西斯—納粹主義的上升勢頭，共產主義及激進主義運動的現狀實在難以令人滿意。以法國和意大利這兩個曾經擁有西方世界最強大共產黨的國家舉例。法國共產黨不僅在黨旗上去掉了鐮刀與錘子的圖案(這個做法導致一些人退黨)，而且對法國政治已經起不到多少影響。意大利方面，在最新的議會選舉中，非社民系的左翼只拿到50萬票(二戰后的最低記錄)，為了加深印象，我們這樣來說明：這個數字是老意共黨員人數的四分之一。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一度燃起人們的熱情，但結果是齊普拉斯投降的速度比這個組織崛起的速度還要快。面對眼前的形勢，歐洲的共產主義及激進主義運動既缺乏有效的替代方案，又缺乏說服民眾相信其方案的能力?？傊?，從理論到實踐都出現了問題。而極右翼的主張要明快許多：外國人搶走了我們的工作!移民和難民敗壞了我們的國家!還經常添加上神圣的點綴物(如聲稱保衛基督教和西方文明云云)。因此他們現在更能贏得惶恐不安的人心。

　　歐洲以外，另一場重要失利發生在印度。印共(馬)不僅失去了長期執政的西孟加拉邦，并且整個議會左翼都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被很多左翼認為是法西斯分子的莫迪卻取得了政權。而在中國，左翼也經歷了眾所周知的政治地震，“泛左翼”的陣營由此加速地分化。最近幾年中，右翼民族主義現出抬頭之勢，它的極端派別是所謂的“皇漢”。我們不得不說：純血理論，優等民族，大國崛起。當這三者結合到一處，已經非常接近于一種法西斯幻想。該派人物本質上是亨廷頓的忠實信徒，但又時空錯亂地扮演起“大漢”、“大明”的忠臣孝子，其令人厭惡的程度甚至超過所謂的“自由派”，對此必須高度警覺，尤其是當這個派別以“毛主席”為幌子來掩護它本質上的反動之 時。

　　最后，在兩個與美帝國主義長期對抗的社會主義國家——朝鮮和古巴，也都發生了新的變化。朝鮮自今年初以來，打開了外交局面，這一進展的最高潮場面可能就是萬眾矚目的“金特會”。朝鮮將要面臨兩個重要挑戰：從短期來看，就是與美國的談判;從中長期而言，則是如何應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古巴方面，隨著迪亞斯-卡內爾的當選，“歷史一代”即將完全告別，新一代古巴領導層的主要任務是在發展經濟與保持社會主義制度及創新社會主義政治文化之間找到平衡點，這考驗著新領導層的集體智慧、個人能力，當然，更關鍵的是需要人民的廣泛討論和參與。

　　如此，在馬克思迎來他的第二百個生日時，我們必須誠實地向他匯報：親愛的卡爾，尊敬的導師同志，革命有過好消息，也有過壞消息，到今天為止，壞消息或許更多些。但百年來的革命運動史已經告訴了我們，革命的“好消息”與“壞消息”、“勝利”和“失敗”，都是革命運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們從中收獲正反兩方面的遺產，繼續向著最終的目標前進?，F在，吹滅二百枝裝飾著鐮刀與錘的生日蠟燭，讓我們為你唱起那首熟悉的生日歌：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3

　　資本家如果先組織起來，他們就會把共產黨人趕走，那就什么也不用談了。

　　——列寧

　　丟掉幻想，準備斗爭！

　　——毛澤東

　　去年正逢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各種立場的紀念文章紛紛出現，在眾聲喧嘩之中，都柏林城市大學的榮譽教授海倫娜·希恩的一篇紀實令人印象深刻。文章詳細地描寫了1988、89年在南斯拉夫察夫塔特召開的二次國際學術會議，會議由南共聯盟主辦。與會者除了蘇東和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者，薩米爾·阿明、拉爾夫·密里本德、保羅·斯威齊、哈里·馬格多夫、丹尼爾·西格爾、科斯坦佐·普萊維、恩內斯托·拉克勞等世界左翼的大家都參加了。第一次會議(1988)的主題是《社會主義與時代精神》，雖然主持方希望主要討論學術性的問題，但東歐的局勢卻引起最大的關心。人們已隱約感覺到暗流洶涌，“地面下在顫抖”。希恩指出，東歐的與會者——黨的高級知識分子們，思想上陷入混亂。特別有意味的是提到了來自中國的經濟學家江春澤對西方左翼的批評：“西方左派全是理論而沒有實踐。”希恩表示：“他們說我們理想化了社會主義，我們說他們理想化了資本主義。”想來希恩不會料到，這位“用微觀經濟的答案回答所有宏觀政治問題”的江春澤，她于1990年上呈中央的“絕密件”報告，成為中國推行市場化改革的重要“理論武器”。以“吳市場”聞名的吳敬璉因此稱她為“并肩前進的老朋友”。

　　在這次會議期間，另一個現象是后現代主義比馬克思主義更為吃香：馬克思主義被認為是舊的，而后現代主義似乎是新的，

　　1989年的第二次會議，主題是《社會主義與民主》。致命的時刻此時已經降臨，不安、沮喪、悲觀、迷茫、變節的氣氛籠罩了整個會議過程。一些東歐與會者認為多黨制可能給社會主義帶來好的結果，幻想黨仍能掌握政權，防止向資本主義倒退;另一些則持強硬態度，為黨的一元化領導辯護，并且主張嚴厲地壓制反對力量。雙方發生了激烈爭論，來自斯洛文尼亞的與會者對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代表喝道：“我告訴你，你們的國家就像集中營!你對我說你有充分就業，在集中營就有充分就業，可那不是社會主義!不是民主!”哈里·馬格多夫則認為東歐的那些知識分子都是反革命，他們只是想著能過和他們的西方同行一樣的生活;東德的漢斯·盧夫特考慮用旅行自由和開放色情片來轉移年輕人的不滿情緒;游擊隊出身的南斯拉夫老共產黨員眼見他們為之浴血奮斗的理想大廈即將坍塌，但仍希望避免最終失敗的結果;已轉向后馬克思主義的拉克勞，在休息時間竟興致勃勃地唱起了很多馬克思主義的老歌......

　　希恩的文章感傷而生動地描繪了一個大的革命周期在臨近其尾聲時的景況。我們所看到是一幅士氣崩潰、軍無斗志，甚至還有幾分反諷和黑色幽默的悲辛場面。從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一聲炮響到“白宮”的一聲炮響，這其間到底出了什么錯?特里·伊格爾頓暢銷書的題目是《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我國不久前的一檔電視節目或許受其影響，也取名為《馬克思是對的》。馬克思的確是對的，但革命運動犯下了很多錯：有些是難免和必須的，有些卻是離譜和要命的。

　　綜觀革命運動的歷史，各種幻想的出現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第二國際的幻想(修正主義)、第三國際的幻想(從左傾冒險主義到右傾投降主義)、“全民黨全民國家”的幻想、“和平競賽”的幻想、“走(資本主義)議會道路的社會主義”的幻想、“歷史性妥協”的幻想，“單干”的幻想、“獎金”的幻想、“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及可笑之極的“全人類利益高于一切”的“最終幻想”。

　　幻想之所以產生，歸根結底是偏離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放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心甘情愿地淪為敵對意識形態的俘虜，結果完成了對手用任何力量都無法做到的壯觀的政治自殺。

　　對于西方的革命運動而言，二戰后資本主義社會眼花繚亂的發展——諷刺的是正是“五月風暴”成為加速這一變化的重要因素——使他們強烈地感到理論與現實脫節的困境。傳統的無產階級似乎正在眼前“消失”，即使還存在，也不再是馬恩經典著作中那種悲慘的模樣。如果說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面對現實挑戰出現了各種替代方案(帕索里尼對“游民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期待、竹中勞的“窮民革命論”、激進左翼的武裝行動及“第三世界主義”等等)，但在此之后，他們似乎再也無能為力，長期的思想倦怠引發的意識形態危機(對此可以參考弗朗切斯科·馬塞利一個關于意大利共產黨的內部批判的影片《致每晚報的公開信》)，終于使他們付出沉重的代價。他們在紐約倫敦巴黎的繁華街道上找不到工人階級的蹤影，于是斷定去無產階級化的“后工業社會”已經到來，所有的革命預言都不再靈驗。走投無路之下便到同性戀權益、生態保護之類的時髦領域尋找出路(發端于1970年代末)。但如今他們卻發現，馬克思的論斷在今天比在19世紀更為準確。無產階級非但沒有“消失”，反倒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擴張過程中迅速地擴大了規模?？傻鹊剿麄冃堰^味兒來時，原有的陣地已被極右翼大片地占領。而面對無產階級“突然”的重生，相比極右翼的口齒伶俐和對左翼戰術(很早就被左翼自身遺棄)的有效使用，他們則言語笨拙，行動乏力——現在仍保留了一定戰斗力的幾乎全是被貶稱為“斯大林主義”的組織(如希臘共產黨)——這是一種結構性的癱瘓，想改變它也必須動結構性的手術。

　　在社會主義國家，幻想不僅只是在黨的高層和知識分子群體內存在。不妨想一想，“單干”和“獎金”的幻想如何輕易地瓦解了工農聯盟。曾多次訪問東歐的意大利哲學家科斯坦佐·普萊維證實，這些國家內新生的“中產階級”，對革新社會主義根本毫無興趣，他們追求的就是恢復資本主義，這個資本主義甚至不是北歐模式，完全以盎格魯—撒克遜模式為惟一的典范。1990年代后逐漸脫離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普萊維在論及毛澤東主義時，認為正是毛主義最先認識到：當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一旦完成，資本主義復辟將會是一個“正常”的結果。盧卡奇的高足伊斯特萬·梅薩羅斯由此斷言“現實社會主義”根本無法改革，因為它本質上仍然遵循著資本主義的邏輯。而1968年盧卡奇本人對其管家發出一聲歷史長嘆：“我們將不得不從頭開始一切，在另一個時間和地點!”與此同時，我們在拉丁美洲“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的實踐中觀察到了相似的情況。那些從貧困狀態提升到“中產階級”的民眾逐漸疏遠了進步政府，并排斥更激進的革命。

　　于是我們必須再次回到革命的一個根本問題：階級意識。

　　《共產黨宣言》著名的結尾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但必須承認，相比無產者，資產者更容易聯合起來。這不僅關乎物質力量，資產階級堅定的階級意識是更為重要的原因。不用去談論共濟會的秘史，從最近發生的“柳老板事件”中，便能清晰地看到無可爭辯的證據。

　　資產階級可能是所有階級中最少幻想的階級。賺取無盡的利潤是它的階級欲望但絕非幻想，同時這也是該制度本身的欲望，是其存在的惟一理由。因此資產階級的個人意識與其階級意識、與資本主義制度處于高度的融合統一。在革命運動士氣高漲的年代里，某些資本家也受到了影響，就像電影《定理》中描寫的那樣，他們將自己的工廠交給工人管理，隨后只身奔向荒漠去做曠野的呼喊。但這是極罕有的情況。歷史上確實有好資本家——恩格斯不就是一個光輝的例子嗎?而支援革命及革命政府(或是支援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的也并不鮮見——但絕沒有好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辯護士和社會主義國家內的翻案分子，最擅長的招數就是通過濃墨重彩某些好資本家來美化整個階級。

　　如果說，資產者的階級意識是“自發”式的，那無產者的階級意識直到現在仍是“啟發”式的。與資產階級最大的不同是，無產階級的個人意識與其階級意識并非“天然”一致，甚至時刻會面臨游離的狀況。單個的無產者很可能考慮的不是整個階級的利益，而是他本人生活的改善，因此容易受到敵對階級意識形態的誘惑。此外，小農階級的幻想、小資產階級的幻想、“中產階級”的幻想都會以不同的形式影響到無產階級的個人意識?；蚧孟胗谐蝗湛梢猿蔀榇筇?、中號、小號的“老板”、“成功人士”(野心型);或“是老板養活了我”“沒有老板就沒有我的好日子”(臣民型);或“人家命好我命苦”“人家有賺錢的本事咱沒有”(順命型)等等。而無產階級中某些人的幻想成真，又將個別的奮斗史奇跡塑造成了一種集體的階級幻想。無產階級本應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中發現其階級意識最原始的形成過程，但由于資本主義強化了它的策略，意識形態騙術、勞動方式的變化、胡蘿卜加大棒戰術的運用，都對這一認識起到了遮蔽作用，從而使之被迫停留在抽象的狀態中。毫無疑問，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革命政黨或組織，不能有效地介入是一個關鍵原因。

　　相比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階級意識問題更是生死攸關。以下的分析將主要以中國為對象，因為與蘇東或朝鮮、古巴都不同的是，只有中國曾以激進的“文化”革命的方式對這一挑戰做出了回應。當然，其中的一般性分析也適用于已經瓦解的所謂“現實社會主義”的情況。

　　我們知道，二十世紀成功的革命都是發生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地區，所以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國，無產階級都是革命勝利之后，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過程中大規模形成的。換言之，無產階級的壯大不是革命勝利的原因，而是其結果。“黨啊黨啊，親愛的黨啊!你就象媽媽一樣把我培養大。”社會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的確是由先鋒隊這個“媽媽”一手培養大的。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間。保守派能夠得到工人階級一定的支持，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現在看來，這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形成造成了兩個不利的后果。

　　首先是在客觀方面，完全依靠理論和想象來理解資本主義，缺乏切身的體會。以現代京劇《海港》為例，韓小強階級意識的覺醒，靠的都是有著舊社會經歷的“過來人”——正面人物的憶苦(方海珍、馬洪亮)和反面人物(錢守維)的現形。也就是說，“長在紅旗下”的這一代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比起資本主義社會下的老一代無產階級來，竟然更有動搖的風險。“狠斗私心一閃念”，粗看似乎帶有濃厚的宗教內省色彩，可是歸根結底，包括“憶苦思甜”、“興無滅資”、“斗私批修”，都是對于階級意識對決的敏感，是防止個人意識游離階級意識的戰術行為。盡管無法回避其形式上的粗糙，并始終面對戰術的模擬性與現實斷裂的風險——因為資本主義復辟這時并沒有真的發生，而人們日常遭遇到的現實問題又是另一種樣子——當社會整體處于革命環境中時，這樣的戰術是起到作用的(戰略上獲得保障)。但在形勢轉變后，其局限性也就暴露無疑。在反革命的時代氛圍下，則成為了恐怖故事和黃色笑話。

　　其次是在主觀方面，對于“先鋒隊”過度的依賴。正像兒女過度依賴父母會影響其自立一樣，這同樣對無產階級階級意識的自為性產生了不利影響。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來說，不僅資本主義是抽象的，“黨”也是抽象的，一個是抽象的惡，一個是抽象的善。抽象化的結果就是“相信黨”，相信母親不會拋棄孩子，完全低估了“先鋒隊”變質的可能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正是試圖打破這種抽象化，但卻始終受到另一個抽象化的削弱。因為正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定義，無產階級主客觀的兩個抽象化認識被緊密地結合到一起，成為革命的目標。但當通過“當權派”祛除了“黨”的抽象化時，“資本主義”的抽象化仍頑強地存在著。“走資本主義道路”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一種未來的可能性?或只是一個道德問題?于是，試圖一舉解決抽象化問題的革命面臨著自我抽象化的矛盾，這就為純粹的形式主義和玩世不恭提供了生長土壤。

　　而當復辟真的發生后，不管這一代無產階級是否終于被喚醒了階級意識，都已經無力回天。新一代的無產階級現在則需要面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階級意識問題了(上文已詳述)——如果嚴格劃分的話，這里并沒有將“農民工”包括在內。因為“農民工”本身是工農聯盟被破壞的重要一環，理論上也不可能具有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但從中國革命的歷史而非教條來看，“農民工”能否產生革命的階級意識，仍值得關注。

　　強調階級意識，并不是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否認。但我們必須自問：為何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人民公社、公有制)被“上層建筑”這樣輕易地瓦解?為何無產階級被自己的“先鋒隊”背叛?社會主義民主與黨究竟構成怎樣的關系?無產階級如何才能真正意識到她的歷史主體性?也許二十世紀革命最大的悖論就是：我們終于證明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本質的分析及毛澤東晚年的預見，然而卻是以悲劇的方式——政治失敗。

　　在馬克思誕辰二百周年之際，再次檢視全世界革命運動走過的歷程，挫折反復在所難免，但要避免在同樣的地方跌倒。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滿腔的

　　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斗爭！

　　國際歌不是凱旋曲，不是勝利進行曲，她是被壓迫者最悲壯的吶喊。“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革命的路途充滿了艱辛困苦，但即便如此，也絕不放棄戰斗。必須有“準備跌得粉碎”的覺悟，哪怕再一次化作幽靈游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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