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樂強，南京大學哲學系暨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副教授(江蘇南京 210023)。

　　20世紀60—70年代以來，沉寂百年的《大綱》(即《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開始在西方學界引起廣泛關注，甚至成為意大利自治主義者重構馬克思哲學的主導依據。在這一過程中，“固定資本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一節(這也就是他們津津樂道的“機器論片斷”)更是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被他們譽為是一段“圣經式的文本”。由此出發，他們建構了一種既不同于正統馬克思主義又不同于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自治主義流派，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重大影響。在他們這里，《大綱》，特別是其中的“機器論片斷”，被看作是馬克思思想發展的頂點，而《資本論》則被視為是這一手稿的歷史倒退，進而將《大綱》與《資本論》完全對立起來。針對這種解讀，國內外學界也積極地做出了批判性回應，但始終有一個核心問題未能得到澄清，即“機器論片斷”能否作為馬克思思想發展的最終標桿?或者說，該如何理解“機器論片斷”與《資本論》之間的內在關系?筆者認為，這一片斷固然重要，但它只不過是馬克思思想發展中的一個過渡環節，在許多問題上還存在明顯的歷史局限性，決不能將其夸大為馬克思思想發展的最高點，更不能以此為依據來建構馬克思的革命理論。在《資本論》中，他全面超越了這一片斷的歷史局限性，建立了科學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批判理論，為無產階級革命提供了內在依據。就此而言，完整地把握從“機器論片斷”到《資本論》的發展，不僅有助于我們準確定位《大綱》和《資本論》在馬克思哲學發展史上的歷史地位，為我們全面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實質，特別是歷史辯證法的“客觀公式”(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與“主觀公式”(即階級斗爭)之間的內在關系提供重要啟示，而且也能為當前國內學界進一步深化對《資本論》哲學思想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鑒。

　　一、作為“圣經”的“機器論片斷”：意大利自治主義學派對馬克思形象的政治重構

　　相較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大綱》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和接受過程則相對滯后，直到1939—1941年才首次在莫斯科公開出版，并于1953年由東柏林狄茨出版社再版。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當時這一著作并沒有引起西方學界的重視。直到1968年羅斯多爾斯基的《馬克思〈資本論〉的形成》一書的出版，才使西方學者認識到《大綱》的重要性，積極推動了這一著作在西歐的傳播與研究。但就當時的反響來看，它在意大利產生的轟動效應尤為突出。

　　20世紀60年代，意大利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和工人運動，在此背景下，出現了一股極左思潮，即工人主義或自治主義，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萊尼奧洛·潘茲爾瑞、馬里奧·特隆蒂、安東尼奧·奈格里、保羅·維爾諾、拉扎拉托等。與其他左翼思潮不同，這一流派的直接指向并不是為了反抗右翼勢力，相反，是為了對抗意大利共產黨及其所支配的工會傳統。哈里·克里弗指出：“在美國，‘回到馬克思’是在反抗新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影響下出現的;與此不同，在意大利和法國，它是在對抗共產黨及其所支配的工會傳統中生長起來的。”在他們看來，意大利共產黨和工會已經完全站在了工人的對立面，成為資本的幫兇。也是在此背景下，自治主義者認為，要想真正實現工人的解放，就必須擺脫一切幻想，既不能依靠意大利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工會組織，更不能寄希望于資本家，相反，唯有依靠工人自身，才能將自己的命運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上。這一點決定了他們必然反對那種強調客觀規律的正統馬克思主義，也必然會反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那種脫離工人運動的純學術研究，而主張建構一種以工人自治為核心的激進政治哲學。這種工人中心主義構成了這一左翼思潮的核心特征。

　　而《大綱》的出現恰恰滿足了他們的理論和實踐需要。就像奈格里指出的那樣：“一方面，《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突出了60年代以來我們在‘工人自治’運動中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話語的方法論(因此也是主觀的、認識論上的)特征;另一方面，在從大眾工人向社會工人轉型的過程中，《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對理論話語的相應轉型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有助于重估生產性社會的本質。”也是在此基礎上，他們主張拋棄正統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幻想，從《大綱》出發，重構馬克思的政治形象。在這一過程中，被他們稱為“機器論片斷”的這一手稿恰恰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甚至被譽為是一段“圣經式的文本”。維爾諾指出：“在西方，當英雄遇到巨大困境時，他們經常會從《舊約》中引出一段經文，或者來自《詩篇》或者來自《以西結書》，并把它們從各自的語境中抽離出來，順其自然地將其融入到當下的偶然處境中，成為解釋當下困境的有力預言……20世紀60年代早期以來，馬克思的‘機器論片斷’就是以這種方式不斷被閱讀和引用的。”可以說，這一片斷在整個自治主義運動過程中始終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在不同發展階段，他們對這一片斷的解讀重心又有所不同。

　　20世紀60—70年代，工人主義運動的目標是為了反抗意大利共產黨和工會傳統，從而建構一種以工人自治為軸心的激進政治哲學，以此來證明，共產主義決不是正統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結果，也不是政黨領導下的革命行動的產物，而是現實主體對抗和工人自治的必然結果。這一點決定了他們對《大綱》和“機器論片斷”的解讀一開始就不是純學術性的，而是具有明確的政治導向，即為真正革命主體的生成提供合法性論證。這一點在奈格里的著作《〈大綱〉：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1979)中得到了充分體現。他指出，與充斥著客體主義的《資本論》不同，《大綱》完全“是一個確立革命主體性的文本”，其中到處充滿了對抗。如果說在價值和貨幣階段，這種對抗還是潛在的，那么，經過剩余價值階段，這一邏輯最終在“機器論片斷”中徹底成熟。因此，如果說《大綱》是馬克思思想發展的頂點，那么，“機器論片斷”則是《大綱》的頂點。“《大綱》是以‘機器論片斷’……結束，因此馬克思論證的邏輯性達到完滿”，這一片斷“可能是在馬克思所有著作中所能找到的運用矛盾而且建構辯證法的最高級例子”。在這里，奈格里重點抓住了馬克思關于勞動與生產過程的分離所導致的資本主義崩潰理論，并由此引出了他的自治主義哲學。

　　在這一片斷中，馬克思指出，隨著自動化機器體系的引入，不論是從價值增殖形式還是從物質形式來看，勞動都不再像前期那樣是支配整個生產過程的主導因素，而是淪為生產過程的一個次要環節。這就意味著，在機器大生產階段，直接勞動在財富生產中的作用將越來越小，而科學知識和技術水平將成為財富創造的首要因素。于是，資本主義就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只要生產還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勞動時間就永遠是財富的唯一尺度和內在源泉，然而，科學技術的進步卻又不斷在沖擊和瓦解這一基礎，以便使財富的創造不取決于直接勞動時間。隨著這一矛盾的發展，資本主義將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潰的深淵。

　　在這里，馬克思實際上是想通過資本的矛盾運動，來論證交換價值生產制度崩潰的可能性(這一論證還存在重要缺陷，下文將著重分析)。然而，奈格里卻完全忽視了這一點，徑直將其轉化為主體對抗的生成邏輯。他指出，第一，勞動與生產過程的分離，意味著勞動徹底擺脫了資本的統治，成為一個與資本對立的自治主體;第二，既然資本主義財富生產是以勞動為基礎的，這就意味著，要推翻資本主義，無需發動革命，只要每個自治工人有意識地拒絕勞動，就可以達到了，“不勞動，拒絕勞動就成為工人們的主張，成為價值規律被顛覆的基礎”。于是，資本主義的崩潰和共產主義的到來不再是客觀矛盾運動的結果，也不再是政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產物，而是工人自主選擇、自我建構的結果，“主體性的道路正是將唯物主義帶向共產主義。勞動階級是主體，分離的主體，是他們催生了發展、危機、過渡，乃至共產主義”。正是基于“機器論片斷”，奈格里顛覆了馬克思的傳統形象，重構了一個“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建立了一種以工人自治為核心的革命主體政治學，打開了一條通往共產主義的自主之路，完成了對“機器論片斷”作為一種圣經式文本的全面論證。

　　也是在此基礎上，奈格里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即如何看待《大綱》與《資本論》之間的關系?在這里，他重點批判了兩種傾向：一是以法國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為代表，他們把《大綱》視為是馬克思完成“認識論斷裂”之前的“最后一本著作”，認為它到處充滿了“唯心主義和個體式倫理臭味……是18世紀客觀唯心主義和個體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姿態的綜合”。二是以羅斯多爾斯基為代表，奈格里指出，他僅僅把《大綱》看作是《資本論》的準備材料，一味地強調它們之間的線性連續性，完全忽視了二者之間的斷裂和異質性，把《大綱》所散發出來的、具有天才性質的主體政治學消融于《資本論》的客體邏輯之中。這種解讀實際上是以一種目的論預設為前提的，即“《資本論》構成了馬克思思想中最成熟的要點”。這兩種觀點共同構成了一枚硬幣的兩面，完全貶低了《大綱》的歷史地位。與此不同，奈格里認為，《大綱》既不是早期邏輯的延續，也不是《資本論》的準備草稿，而是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一部具有獨立地位的革命性著作，其中彰顯出來的對抗邏輯完全體現了馬克思哲學的本質和精髓。也正是基于此，他將《大綱》視為“是馬克思理論發展過程中的中心”，“是馬克思革命思想的頂點”。于是，一個新的問題出現了，即如何理解《資本論》的歷史地位?他指出，決不能像正統馬克思主義或羅斯多爾斯基那樣，把《資本論》預設為馬克思最成熟的著作，以此來解讀《大綱》，這樣不僅會閹割后者的革命意義，而且也會進一步加劇《資本論》的客體主義傾向，相反，必須拋棄這種目的論預設，以《大綱》為軸心來重新解讀《資本論》，“如果我們根據《大綱》的批判來理解《資本論》，如果我們通過《大綱》的概念體系重新閱讀《資本論》……我們就能恢復對《資本論》的正確理解(不是為了知識分子的勤勉治學，而是為了群眾的革命意識)”。而克里弗的《政治性地閱讀〈資本論〉》(1979)就是這一理論努力的積極嘗試。

　　到了20世紀80—90年代，隨著計算機和人工智能的迅速發展，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生了重大轉變，即從福特制轉向了后福特制。如何理解這一轉型的本質，并為這一時期的工人自治運動提供理論指南，就是擺在意大利自治主義者面前的一項重大任務。在此背景下，他們再次回到了“機器論片斷”來尋找靈感。如果說在20世紀60—70年代，他們更多地集中于馬克思關于勞動與生產過程的分離所導致的資本主義崩潰理論，那么，此時他們更多地強調了馬克思關于“一般智力”(也翻譯為“普遍智能”)的論述。

　　在這一片斷中，馬克思指出，隨著科學知識在財富生產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資本必然會最大限度地追求科學技術的發展，將固定資本的生產和科學技術的發明提升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從而導致“一般智力”的形成，“固定資本的發展表明，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產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會生產力已經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僅以知識的形式，而且作為社會實踐的直接器官，作為實際生活過程的直接器官被生產出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一般智力并沒有擺脫資本的限制，而是“被吸收在資本當中，從而表現為資本的屬性，更明確些說，表現為固定資本的屬性”。結果，就引發了一個新的問題：資本對一般智力的追求，直接危及到以直接勞動為基礎的財富生產本身。隨著這一矛盾的發展，“資本也就促使自身這一統治生產的形式發生解體”。屆時，一般智力也就擺脫了資本的限制，成為未來社會財富生產的基礎，“在這個轉變中，表現為生產和財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勞動，也不是人從事勞動的時間，而是對人本身的一般生產力的占有，是人對自然界的了解和通過人作為社會體的存在來對自然界的統治，總之，是社會個人的發展”。

　　在所有著作中，這是馬克思唯一一次提到“一般智力”概念。而自治主義者就緊緊抓住了這一概念，將其建構為透視當代資本主義的核心范疇。不過，與20世紀60—70年代相比，這一時期的理論建構不再是基于對這一片斷的毫無保留的肯定式閱讀，而是在批判反思的基礎上進行的理論重構。具體表現在：

　　首先，對一般智力范疇的重構。維爾諾指出：“馬克思完全把一般智力(即作為主導生產力的知識)等同于固定資本，等同于內化為機器體系的‘客觀科學力量’。結果，他完全忽視了今天絕對居于主導的另一維度，即一般智力表現為活勞動本身。”在后福特制時代，一般智力已經越出了固定資本的限定，不再表現為對象化的知識力量，而是表現為主體自身所具有的思考能力和潛能，“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知識、想象力、倫理傾向、思維習慣和‘語言游戲’”。也是基于此，維爾諾認為，在后福特制時代，一般智力已經遠遠超越了馬克思的理解，變成了主體自身所具有的內在潛能，即“智力一般”。

　　其次，是對勞動范疇的重構。他們指出，在“機器論片斷”中，馬克思曾預測到，隨著一般智力的發展，勞動在財富生產中的作用將逐漸下降，最終導致交換價值生產制度的崩潰。然而，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已證明馬克思預言的虛假性：在后福特制時代，普遍智能已經實現，但資本主義并沒有滅亡，而是產生了一種更加穩定的統治形式。馬克思為什么會得出這種錯誤的結論呢?他們認為，根本原因在于，他對勞動的理解過于簡單了。他所理解的勞動完全是一種物質勞動或體力勞動，隨著一般智力的發展，這種勞動在財富生產中的作用自然會逐漸趨于下降，但這并不意味著交換價值制度的崩潰，因為它的發展又重新孕育出一種全新的勞動形式，即非物質勞動。拉扎拉托指出，后者主要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工業和第三產業中的信息生產活動，一是充斥整個社會生活的文化生產活動。不過，哈特、奈格里認為，這種定義完全忽視了情感勞動，因而是不完善的。在此基礎上，他們重新定義了這一范疇，將它區分為兩種類型，即語言或智力勞動以及情感勞動，徹底實現了從物質勞動到非物質勞動的轉型。

　　再次，是對新型統治形式的思考。他們指出，隨著非物質勞動的形成，資本的統治形式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由于馬克思僅僅強調物質勞動，因此，在他那里，資本的統治形式主要表現為資本在生產場所對工人身體的規訓，而非物質勞動的出現，意味著資本的統治已經超越了單純的身體控制，將整個生命置于自己的統治之下。

　　最后，對革命主體和解放道路的再思考。他們指出，馬克思的工人階級概念完全是以從事物質勞動的產業工人為基礎的。在后福特制中，非物質勞動已經取代了物質勞動，成為當代社會勞動的主導形式，因此，馬克思的工人階級概念也就喪失了存在的合法性，必須要從非物質勞動出發，重新建構革命的主體政治學，這也就是他們所推崇的大眾概念。從內涵上講，他們所理解的大眾實際上就是那些從事非物質勞動或生命政治勞動的人，它不再像工人階級那樣擁有相同的身份認同和階級意識，或者說具有同樣的本質屬性，相反，大眾在各個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性，因而是一種多樣性的集合。那么，大眾如何實現自身的解放呢?前期的那條自治對抗邏輯再次登場了。維爾諾指出，既然一般智力已經轉化為每個個體自身具有的潛能，這就意味著，只要一般智力的社會化與個體化達到了最終同一，個人也就轉化為馬克思當年所說的“社會個人”，也就擺脫了資本的統治，成為一種完全獨立的自治主體。這恰恰也是奈格里“大眾智能的蘇維埃”的邏輯基礎。

　　這一時期，他們正是通過對“機器論片斷”的批判性重構，實現了自身理論邏輯的當代轉向。不過，從最終導向來看，他們批判的目的并不是要徹底否定這一片斷，而是力圖在當代語境中，“重新召回馬克思有關資本主義價值體系崩潰的預測或愿景”，重塑這一片斷的當代生命力。就此而言，“機器論片斷”依然是給予他們靈感和啟示的一部“圣經”。

　　二、“機器論片斷”的歷史局限性與《資本論》的超越

　　如何評價意大利自治主義者對馬克思哲學的重構呢?要想回答這一問題，首先必須準確定位“機器論片斷”在馬克思思想發展中的歷史地位。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已經明確區分了工場手工業和機器大工業。但如何理解機器大工業的運行機制和內在本質，此時他尚未給出科學的分析，而是像舒爾茨、拜比吉等人一樣，用斯密的分工邏輯來理解機器大生產，這決定了他無法科學解剖機器大生產時代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而只能從分工入手引出生產力與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這一思路顯然是有問題的。在尤爾的影響下，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做了重要推進，但此時他并沒有實現對機器大生產或自動工廠的科學認知，仍將分工視為后者的核心構件，顯然是不準確的。

　　經過《倫敦筆記》的洗禮，到了《大綱》，特別是其中的“機器論片斷”，馬克思對機器大生產的認識取得了新的突破。在這一片斷的開頭，馬克思一上來就再次引用了拜比吉和尤爾關于機器和自動工廠的論述。這時他充分意識到，與工場手工業不同，在現代工廠中居于主導地位的不再是勞動分工，而是資本與科學力量的聯合，是機器體系之間的協作。在這里，分工已經喪失了存在的合法性，而工人也隨之喪失了自己的主體地位，淪為機器體系的附屬物。然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些機器體系決不只是以物質形式存在的，同時也表現為價值增殖的手段，表現為由資本所決定的特殊存在形式，即固定資本。因此，后者的出現，標志著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個全新的階段，即機器大生產階段，也只是到了這個時候，資本才真正建立起與自己相適應的生產方式。這時，馬克思清楚地意識到，要想為無產階級革命提供科學依據，就不能再像前期那樣從分工入手來引出資本主義的矛盾，相反，必須站在機器大工業這一制高點上，來科學解剖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也是在此背景下，馬克思做了一些積極嘗試，試圖從資本對科學知識和一般智力的追求，進而導致直接勞動在財富生產中的作用不斷下降這一矛盾，來論證交換價值生產制度的崩潰。這也就是上文中被意大利自治主義者奉為“圣經”的那些段落。

　　不得不承認，與前期相比，“機器論片斷”的確做出了重要推進：它超越了前期的分工邏輯，從資本與科學的聯合入手，客觀分析了現代工廠的運作機制，并試圖站在機器大生產之上來揭示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能否像自治主義者那樣把這一片斷視為馬克思最成熟的思想表達呢?答案是否定的。實際上，它只不過是馬克思在解剖資本主義矛盾過程中的一種理論嘗試，其中還包含著明顯的歷史局限性。

　　在這里，必須澄清一點，筆者所強調的歷史局限性與哈貝馬斯和自治主義者關于這一片斷的認知存在本質區別。在《認識與興趣》中，哈貝馬斯認為，“機器論片斷”完全是建立在技術決定論之上的，因而是不足為信的。同樣，自治主義者始終將這一小節命名為“機器論片斷”，這本身就忽視了機器體系作為固定資本的關系維度，潛在地將其扭曲為一種技術史觀，而他們對這一片斷的批判和重構都是以此為基礎的。實際上，這些指責根本站不住腳。在這里，馬克思從未想過要建立一種技術史觀，更沒有單純地從技術維度或工藝學出發來論證交換價值制度的崩潰，而是始終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入手，來揭示資本主義滅亡的可能性。他指出：“一方面，資本喚起科學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樣也喚起社會結合和社會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財富的創造不取決于(相對地)耗費在這種創造上的勞動時間。另一方面，資本想用勞動時間去衡量這樣創造出來的巨大的社會力量，并把這些力量限制在為了把已經創造的價值作為價值來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內。生產力和社會關系——這二者是社會個人的發展的不同方面——對于資本來說僅僅表現為手段，僅僅是資本用來從它的有限的基礎出發進行生產的手段。但是，實際上它們是炸毀這個基礎的物質條件。”這清楚地表明，馬克思一直力圖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來分析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及其發展趨勢。同樣，他也始終堅持從物質形式和社會形式雙重維度來分析機器體系，明確區分了作為物質資料的機器體系和作為固定資本的機器體系，并堅決反對單純地根據前者來認識資本主義;更為重要的是，他不僅分析了科學知識和一般智力在使用價值或物質財富生產中的歷史作用，而且也從生產關系入手分析了資本對一般智力的吸納過程，揭示了后者在價值增殖過程中倒置為統治工人權力的根本原因。以此來看，所謂技術決定論的指控完全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馬克思無需負責。

　　那么，這一片斷的局限性表現在什么地方呢?在《大綱》中，這一節出現在第二篇“資本的流通過程”中，而在《資本論》中則被放在了“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的標題下。這種位置上的調整，反映了馬克思在一些問題上已經做出了新的思考。在此，筆者就通過《資本論》與“機器論片斷”的比較分析，來細致挖掘這種理論上的推進和發展，為我們清晰定位這一片斷的歷史局限性提供有力支撐。

　　第一，關于財富尺度和勞動二重性學說。在這一片斷中，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現在是而且始終是：直接勞動時間的量，作為財富生產決定因素的已耗費的勞動量”。但隨著機器體系的采用，財富的創造將越來越少地取決于直接勞動，更多地取決于科學技術和一般智力的發展，“勞動時間——單純的勞動量——在怎樣的程度上被資本確立為唯一的決定要素，直接勞動及其數量作為生產即創造使用價值的決定要素就在怎樣的程度上失去作用;而且，如果說直接勞動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那么它在質的方面，雖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一方面同一般科學勞動，同自然科學在工藝上的應用相比，另一方面同產生于總生產中的社會組織的、并表現為社會勞動的自然賦予(雖然是歷史的產物)的一般生產力相比，卻變成一種從屬的要素”。也是在此基礎上，馬克思做了一個重要推論：“一旦直接形式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因而交換價值也不再是使用價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便會崩潰，直接的物質生產過程本身也就擺脫了貧困和對立的形式。”一個全新的社會即將到來了。這些論述正是意大利自治主義學派奉為圣經式的段落，也是國內外學界經常反復引用的段落。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很少有人去反思這些段落的缺陷。在這方面，德國學者海因里希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他認為，馬克思之所以會得出這一結論，根本原因在于，他對勞動二重性的理解還存在一定缺陷。我以為，這一判斷是較為準確的。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說：“古典政治經濟學在任何地方也沒有明確地和十分有意識地把表現為價值的勞動同表現為產品使用價值的勞動區分開”，而這種區分首先是“由我批判地證明的。這一點是理解政治經濟學的樞紐”。其中，生產使用價值的勞動是有用的具體勞動，而生產價值的勞動則是無差別的抽象勞動。就前者而言，任何使用價值都是自然物質和勞動的結合，“因此，勞動并不是它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的唯一源泉”，“自然界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本來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源泉”。就后者而言，價值并不取決于直接勞動量，而是由抽象勞動即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根據這一理論，可以看出，此時馬克思的分析還存在明顯的歷史缺陷：此時他把直接勞動視為資本主義財富生產的決定性因素，將直接勞動時間理解為財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這一判斷顯然是有問題的。如果這里的財富是指物質財富，那么，直接勞動從來都不是它的唯一源泉，這里面還應包括自然界;如果是指社會財富(價值)，那么，抽象勞動才是它的價值實體，而直接勞動也從來都不是它的尺度和源泉。因此，馬克思據此所做的推論，即一旦直接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交換價值生產就要崩潰了，資本主義制度就要解體了，恰恰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他推論的前提本身還存在問題。由此可見，此時馬克思的分析更多地是基于直接勞動做出的，雖然他力圖基于質和量的辯證法，來區分物質財富和價值財富，但實際上二者的參照系卻是一樣的，即都是直接勞動，或者說，是后者的兩個不同方面：直接勞動的質構成了使用價值的源泉，而直接勞動量的交換構成了價值關系的源泉。因此，他自然會認為，隨著大工業對直接勞動的不斷壓縮或消解，直接勞動量的交換也將逐漸被解構，這也是他得出交換價值制度崩潰的重要原因。這表明，在這一片斷中，馬克思對機器大工業的運行機制理解得還不夠深入，他更多地看到了大工業對直接勞動的沖擊，而相對忽視了大工業所建構出來的一種更加社會化的、超越直接勞動的抽象勞動。

　　第二，是“魁奈之謎”和相對剩余價值理論。此時馬克思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入手，分析了機器大生產階段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即資本一方面廣泛喚起自然科學和一般智力，使財富創造不取決于勞動時間，另一方面又用勞動時間來衡量這些力量創出來的財富。于是，馬克思指出：“資本本身是處于過程中的矛盾，因為它竭力把勞動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勞動時間成為財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那么，這一矛盾真的就是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嗎?答案是否定的。在政治經濟學說史上，魁奈最先提出了這一問題。他在《關于商業和手工業者勞動的回答》中指出：“你們認為，在工業產品的生產中，只要不損害生產，越能節約費用或昂貴的勞動，這種節省就越有利，因為這會降低產品的價格。盡管如此，你們又認為，由工人勞動創造的財富的生產，在于增大他們產品的交換價值。”馬克思后來在《資本論》中明確指認了這一點，并將其稱為“魁奈之謎”。在這一片斷中，馬克思不僅沒有解決這一問題，反而將其指認為資本主義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并認為隨著它的不斷發展，資本主義將最終趨于崩潰。而到了《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中，他已經認識到，這一“矛盾”實際上并不是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而是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客觀機制。他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力的提高具有雙重效果：一方面，縮短了“生產某種商品的社會必需的勞動時間，從而使較小量的勞動獲得生產較大量使用價值的能力”，使商品的價值降低;另一方面，降低了“勞動力的價值，從而縮短再生產勞動力價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使剩余價值得以提高。“也就是說，因為同一過程使商品便宜，并使商品中包含的剩余價值提高，所以這就解開了一個謎：為什么只是關心生產交換價值的資本家，總是力求降低商品的交換價值;這也就是政治經濟學奠基人之一魁奈用來為難他的論敵、而后者至今還沒有回答的那個矛盾。”在這里，馬克思把這種通過提高勞動生產力所實現的剩余價值生產形式稱為相對剩余價值，并根據提高方式的不同，劃分了三種形式：協作、分工(工場手工業)和機器大工業，完成了對相對剩余價值理論的全面建構。那么，反過來，在《大綱》中，他為什么沒有解決這一問題呢?我認為，這恰恰是與他對相對剩余價值的理解聯系在一起的。譬如，他指出：“工場手工業所以取得這樣較高的利潤率，只是因為同時使用許多工人……在工場手工業中，占優勢的是絕對剩余時間，而不是相對剩余時間。”換言之，此時馬克思還是從絕對剩余價值入手來理解工場手工業的，那么，什么才是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呢?答案是機器大工業，它是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唯一形式。由此可見，在《大綱》中，馬克思實際上是根據固定資本或機械化的發展程度來區分二者的。這表明，此時他還沒有建立起成熟的相對剩余價值理論，這一缺陷也妨礙了他對魁奈之謎的解決。

　　第三，是一般智力與剩余價值生產問題。此時馬克思指出，一般智力與直接勞動的分離，最終將危及資本主義制度，而大工業就是它崩潰的臨界點，“正如隨著大工業的發展，大工業所依據的基礎——占有他人的勞動時間——不再構成或創造財富一樣，隨著大工業的這種發展，直接勞動本身不再是生產的基礎……在大工業的生產過程中，一方面，發展為自動化過程的勞動資料的生產力要以自然力服從于社會智力為前提，另一方面，單個人的勞動在它的直接存在中已成為被揚棄的個別勞動，即成為社會勞動。于是，這種生產方式的另一個基礎也消失了”。這些觀點也存在明顯的歷史局限性：首先，直接勞動被揚棄為社會勞動，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消失了嗎?恰恰相反，這種轉化，即具體勞動向抽象勞動(社會必要勞動)的轉變，正是資本主義生產得以存在的基礎，而不是它崩潰的依據。其次，在生產過程中，一般智力與直接勞動的分離，能夠危及交換價值生產制度嗎?答案也是否定的。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指出：“生產力當然始終是有用的、具體的勞動的生產力，它事實上只決定有目的的生產活動在一定時間內的效率。因此，有用勞動成為較富或較貧的產品源泉與有用勞動的生產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生產力的變化本身絲毫也不會影響表現為價值的勞動。既然生產力屬于勞動的具體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能同抽去了具體有用形式的勞動有關。”因此，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力的提高并不能改變抽象勞動作為價值實體的事實，后者更不會因為科學知識和一般智力的發展就自動消失。這表明，單純從一般智力與直接勞動的分離來論證資本主義崩潰的邏輯是站不住腳的。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詳細考察了這種分離的產生過程，并基于相對剩余價值理論，準確定位了這一分離的歷史地位。他指出，“這個分離過程在簡單協作中開始，在工場手工業中得到發展，在大工業中完成”，“生產過程的智力同體力勞動相分離，智力轉化為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是在以機器為基礎的大工業中完成的。變得空虛了的單個機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學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會的群眾性勞動面前，作為微不足道的附屬品而消失了;科學、巨大自然力、社會的群眾性勞動都體現在機器體系中，并同機器體系一道構成‘主人’的權力”。此時馬克思已清楚地意識到，一般智力與勞動的分離，不僅不會導致交換價值生產制度的崩潰，而且還會進一步強化這種生產機制;同樣，機器大工業也決不是資本主義崩潰的臨界點，而是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進一步完善。

　　最后，是關于自由時間問題。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財富的源泉是直接勞動，而一般智力和機器體系的發展會把這個源泉縮減到最低點，從而為每個成員的全面發展創造出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節約勞動時間等于增加自由時間，即增加使個人得到充分發展的時間……直接的勞動時間本身不可能像從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觀點出發所看到的那樣永遠同自由時間處于抽象對立中，這是不言而喻的”。但另一方面，馬克思又指出，機器的資本主義運用必然會“把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變為剩余勞動”，變成剩余價值的生產時間。這一矛盾實際上也是經濟學史上著名的機器悖論問題。不過，在這里，馬克思還是從直接勞動出發來確認這一悖論的。這就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即自由時間與作為價值實體的抽象勞動之間的內在關系。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明確指出，真正的自由時間決不只是指直接勞動時間的縮減，而且還包括對抽象勞動的揚棄。如果只有前者，沒有后者，那么，這種自由時間還稱不上是真正的自由時間。比如，那些被機器體系排斥的產業工人(馬克思將他們稱為“產業后備軍”)，他們的直接勞動時間已經降低為零，他們獲得自由了嗎?或者說，他們的時間是自由時間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他們的這種時間本身就是由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制造出來的，并沒有真正擺脫資本的強制，“由此產生了現代工業史上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即機器消滅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產生了經濟學上的悖論，即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竟變為把工人及其家屬的全部生活時間轉化為受資本支配的增殖資本價值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手段”。這表明，拋開抽象勞動或生產關系限制，單純從具體勞動維度來理解自由時間還是不夠的。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機器論片斷”本身還存在明顯的歷史局限性，因此，當自治主義者把這一片斷譽為“圣經式的文本”，并以此為據，將《大綱》視為馬克思思想發展的頂峰時，無疑夸大了這一片斷和《大綱》的歷史地位，完全抹殺了《資本論》的理論貢獻。這表明，完全秉持目的論思維，線性地解讀從《大綱》到《資本論》的發展，固然有錯，但完全以斷裂性思維為原則，徹底否定《大綱》與《資本論》之間的連續性，甚至將它們對立起來的做法，也是錯誤的。因此，當他們把“機器論片斷”視為馬克思思想發展的最終標桿，并以此為據來重構馬克思哲學時，必然會導致一系列的缺陷。

　　一方面，他們的種種建構本身就是建立在對這一片斷的誤讀之上的。在這里，馬克思實際上是想通過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來論證交換價值制度崩潰的可能性，雖然這里的論述還存在局限性，但它至少反映了此時馬克思的思路，即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入手來解剖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而自治主義者們恰恰忽視了這一點，徑直將它翻轉為一種主體對抗的生成邏輯，實現了從歷史辯證法到真正對立的轉變，從而建構了一條勞動與資本、大眾與帝國的自治對抗邏輯。就此而言，他們對這一片斷的解讀本身就不是從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出發的，而是基于后結構主義和后現代。通過這種嫁接而建構出來的哲學，決不可能是馬克思主義的，而只能是一種充滿倫理色彩的后現代主義的主體政治學。

　　另一方面，他們的整個建構并沒有真正克服這一片斷的內在局限性。此時馬克思把一般智力與直接勞動的分離視為大工業的主要特征，并試圖從中引出資本主義崩潰的可能性。這一邏輯包含兩個不同層面的局限性：一是內在局限性，這點上文已經分析過了;一是外在局限性。當年馬克思所強調的一般智力與勞動的分離過程，主要是針對機器大生產階段而言的，自然不可能涵蓋一切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隨著后福特主義的到來，當代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確出現了重大變化，一般智力與勞動的融合已經取代了二者的分離，成為這一時期勞動過程的主要特征。這一點恰恰構成了20世紀80—90年代意大利自治主義者批判和重構這一片斷的現實基礎，也是他們建構大眾智能和非物質勞動理論的客觀依據。他們的理論貢獻自然不能小覷，但他們的缺陷也不容忽視。由于抹殺了《資本論》對這一片斷的超越和發展，他們自然也看不到這一片斷的內在局限性。因此，當他們立足于后福特制時代，通過一般智力與勞動的融合來重塑這一片斷的當代生命力，并從中引出當代資本主義崩潰的可能性時，恰恰犯了與“機器論片斷”同樣的錯誤。

　　他們認為，非物質勞動是對馬克思物質勞動理論的超越和發展。這一語境表明，他們所理解的非物質勞動仍然停留于直接勞動或具體勞動層面，是不包含任何生產關系的一般主體性勞動。當他們從這種具體勞動(“多”)來界定新的革命主體時，必然會得出一種沒有內在同一性的、多樣化的大眾群體;而當所有大眾聯合起來時，他們自然也就認為，前者實現了對一般智力的全部占有，成為與帝國和資本相對立的自治主體，屆時，后者的末日也就到來了。實際上，這整個邏輯與“機器論片斷”一樣，都是建立在對直接勞動的分析之上的，完全忽視了抽象勞動。馬克思后來指出，抽象勞動才是整個資本主義價值生產的內在基礎，這種勞動“既同勞動獨有的特殊性毫無關系，也同勞動的這種特殊性借以體現的特殊使用價值毫無關系”。不論直接勞動采取什么形式，物質勞動還是非物質勞動，只要它生產剩余價值，那都是一種雇傭勞動。針對這一點，馬克思在《剩余價值學說史》第1卷的“非物質生產領域中的資本主義表現”中做出了深刻分析。他舉例道：“例如，在學校中，教師對于學校老板，可以是純粹的雇傭勞動者，這種教育工廠在英國多得很。這些教師對學生來說雖然不是生產工人，但是對雇傭他們的老板來說卻是生產工人。老板用他的資本交換教師的勞動能力，通過這個過程使自己發財。戲院、娛樂場所等等的老板也是用這種辦法發財致富。在這里，演員對觀眾說來，是藝術家，但是對自己的企業主說來，是生產工人。”這清楚地表明，所謂非物質勞動只不過是資本追逐剩余價值所建構出來的一種新形式，它在本質上并沒有擺脫抽象勞動的控制。就此而言，要想真正終結帝國和資本的統治，就不能單純停留在直接勞動(非物質勞動)領域的變革和聯合，也不能簡單訴諸一般智力的大眾化(大眾智能的蘇維埃)，更不能寄希望于主體(大眾)的自治，相反，必須回到馬克思的歷史辯證法，通過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分析來尋求無產階級革命的現實可能性，從而徹底變革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從這個角度而言，意大利自治主義學派所開出的藥方無疑是一種烏托邦，而他們在實踐中的全面失敗，正是這種烏托邦的最好證明。對此，齊澤克評價道，“他們沒有能夠在當前的條件下去重復馬克思的分析，即無產階級革命的前途就蘊含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之中”，而是單純地訴諸主體權利，企圖建立一種“沒有革命的革命”，這在本質上又重新退回到“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之中了。這真是一針見血地戳中了他們的要害。

　　三、“主觀公式”與“客觀公式”的辯證法：《資本論》哲學意義的再思考

　　意大利自治主義者之所以抬高《大綱》和“機器論片斷”，過分貶低《資本論》，根本原因在于，他們認為《資本論》完全是客體化的邏輯，無法為主體政治學的建構提供有力支撐，唯有回到“機器論片斷”，才能為這種主體邏輯找到合法基礎。相較于早期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與《資本論》的對立，以及后來的《共產黨宣言》與《資本論》的對立，意大利自治主義學派無疑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對立，即《大綱》與《資本論》的對立，這也就是“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超越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等標題流露出來的真實內涵。綜觀這些對立論，雖然文本不停地在變，但核心觀點卻一直沒變：《資本論》完全是一部客體主義的著作，到處充斥著客觀規律，沒有為主體和階級斗爭留下絲毫空間。在這些指責的背后始終存在一個核心問題，即如何理解馬克思的革命理論?或者說，如何理解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與階級斗爭之間的辯證關系，這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著名的“客觀公式”與“主觀公式”的關系問題。惟有科學解答這一問題，我們才能有效回應自治主義者對《資本論》的批評，才能準確定位《資本論》的哲學意義及其政治意蘊。

　　在《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中，伯恩施坦指出，在革命理論上，馬克思沒有發明權，他完全承襲了布朗基，因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布朗基主義者。可以說，這是對馬克思革命理論的最大歪曲。針對這種革命恐怖主義，馬克思恩格斯生前就曾做過尖銳批判：“這些密謀家并不滿足于一般地組織革命的無產階級。他們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發展的進程，人為地制造革命危機，使革命成為毫不具備革命條件的即興詩。在他們看來，革命的唯一條件就是他們很好地組織密謀活動。”與這種革命密謀不同，成熟時期的馬克思既反對從抽象人性的角度對革命事業進行思辨論證，也反對任何超越歷史進程而人為地制造革命的做法，相反，他始終立足于歷史發展的內在矛盾，來探求無產階級革命的現實可能性?？梢哉f，這一思想貫穿了從《德意志意識形態》到《資本論》的整個發展過程，并在后面的文本中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和發展。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構成了一切歷史沖突的根源，隨著這一矛盾的爆發，“每一次都不免要爆發為革命”。到了《哲學的貧困》和《雇傭勞動與資本》，他開始從生產關系入手，來揭示“構成現代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物質基礎的經濟關系”。這些思想在《共產黨宣言》中得到了集中展現。在這一文本中，馬克思似乎更突出了階級斗爭的重要性，這也是一些學者(比如，萊爾因)將其視為“主觀公式”的經典之作，進而將其與“客觀公式”對立起來的重要原因。實際上，這恰恰是錯誤的。在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強調，這一著作的核心思想就是，“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因此人類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以此來看，階級斗爭決不是外在于客觀公式的一條獨立邏輯，而是始終奠基在后者之上的。因此，將《共產黨宣言》中的階級斗爭邏輯界定為一條與客觀公式相對立的獨立邏輯，恰恰是站不住腳的。經過1848年歐洲大革命的歷史反思，馬克思更加明確地得出了如下結論：“在這種普遍繁榮的情況下，即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力正以在整個資產階級關系范圍內所能達到的速度蓬勃發展的時候，也就談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現代生產力和資產階級生產方式這兩個要素互相矛盾的時候，這種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機之后才有可能發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機一樣肯定會來臨。”換言之，只有將革命奠基于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之上，這種革命才具有現實可能性。

　　但是，我們能否說這里的階級斗爭理論已經徹底成熟了?筆者持保留態度。在這里，我們必須嚴格區分兩個不同的層次：一是一般歷史觀層面，一是具體社會形態層面。在這些文本中，馬克思恩格斯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入手，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并力圖從中引出階級斗爭的客觀基礎，這對于批判歷史唯心主義和革命唯意志論而言已經足夠。因此，從第一個層面來看，馬克思恩格斯的確已經建立了科學的歷史觀。但一旦立足于第二個層面，我們就會發現，這里的分析顯然還不夠。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畢竟只是一個科學抽象，用這一抽象“不可能理解任何一個現實的歷史的生產階段”。因此，要想完成這一任務，就必須超越一般層面，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系統研究資本主義的運行機制及其發展規律，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為無產階級革命提供科學依據。那么，此時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分析是否已經成熟了?顯然還不能這樣認為。比如，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此時他還是從分工入手來分析資產階級社會的內在矛盾，從而把無產階級革命建立在由分工所導致的工人的片面化發展之上，雖然這與思辨主體邏輯存在本質區別，但這一思路還是不夠的，因為單純從分工入手是不可能科學解剖所有制形式演變和資本主義運行機制的。這反映了他當時掌握的經濟史知識還不夠，就像后來恩格斯反思的那樣：“在這篇稿子(指《費爾巴哈論》——引者注)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舊稿(指《德意志意識形態》——引者注)找出來看了一遍。其中關于費爾巴哈的一章沒有寫完。已寫好的部分是闡述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這種闡述只是表明當時我們在經濟史方面的知識還多么不夠。”再比如，在《共產黨宣言》和《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中，雖然此時他明確提出了只有當生產力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生矛盾的時候，無產階級革命才有可能，但這種矛盾的標志是什么呢?答曰：工商業危機。此時他顯然把危機當成了資本主義滅亡的“病理性”標志，從而在革命與危機之間建立了直接依賴關系。

　　1857年，資本主義社會爆發了第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這促使馬克思夜以繼日地工作，“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問題搞清楚”。而這次研究的結晶，就是后來的《大綱》。在這一文本中，馬克思的確在“一些基本問題”上取得了重要突破，但就“機器論片斷”而言，如上所述，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認識還存在缺陷，徑直將“魁奈之謎”視為資本主義崩潰的客觀依據，這顯然是錯誤的。那么，此時他為什么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呢?除了勞動二重性和相對剩余價值理論不足之外，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他還沒有真正克服革命與危機的依賴模式。在這一片斷中，他指出，資本對科學技術和一般智力的普遍追求，必然會提高生產率水平。就使用價值生產而言，這就意味著，人們只需要“用一部分生產時間就足以滿足直接生產的需要”。隨著這一趨勢的發展，必然會出現生產過剩(危機)，屆時，必要勞動就會中斷，剩余勞動也就失去了存在條件。關于這一點，他在《大綱》的另一處說得更為明確：“危機。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形式的解體。”以此來看，此時他不僅把危機視為交換價值崩潰的基礎，而且也把它看作是資本主義制度解體的重要依據，因此，他自然會把危機視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最佳時機。所以，在危機爆發之后，他就熱切地期盼新一輪革命高潮的到來。但遺憾的是，這場危機并沒有引發一場洶涌澎湃的革命高潮，更沒有導致交換價值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崩潰。這促使馬克思不得不重新反思自己的判斷。而這種反思的結果就是1859年“序言”中的“兩個決不會”。在此之后，他再一次系統地研究了經濟學，寫下了數量龐大的《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超越了《大綱》和“機器論片斷”的內在局限性，完善了他對資本主義運行機制和內在矛盾的分析，最終在《資本論》中得到了公開闡述。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馬克思的革命邏輯既不是基于人性作出的推論，也不是單純依靠主體能動性制造出來的密謀運動，而是始終基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來尋求無產階級革命的現實可能性。離開客觀邏輯，抽象地談論階級斗爭，或者說，單純從主體能動性的角度引出階級斗爭，都是非法的。這是馬克思對主觀公式與客觀公式辯證關系的科學認知，也是歷史辯證法的精髓所在，離開了這一點，就無法真正把握馬克思革命理論的精神實質，更無法將其與革命的庸俗派和唯意志論者區別開來。就此而言，從《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到《大綱》再到《資本論》的發展歷程，決不是萊爾因斷言的那樣，是主觀公式與客觀公式的斷裂過程，更不是奈格里所說的從純主體邏輯向純客體邏輯的倒退過程，而是歷史唯物主義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發展過程，是他對資本主義運行機制解剖不斷深化的過程，同時，也是他不斷豐富、發展和完善革命條件學說的過程。從這個角度而言，《資本論》的出場絕不是偶然的，而是馬克思“為我們的黨取得科學上的勝利”所進行的長期探索的理論結晶。

　　那么，《資本論》在何種意義上為階級斗爭提供了客觀基礎呢？我認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機器大生產與階級斗爭的普遍化。大衛·洛威爾指出，馬克思的無產階級理論完全是基于黑格爾的形而上學建構出來的一種抽象神話，根本不具有任何現實性。實際上，這一指責是站不住腳的。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指出，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是建立在勞動力成為商品之上的，這就為他的無產階級概念提供了一個科學基礎：所謂無產階級不再是法權意義上的那些沒有財產的人的總稱，而是那些沒有生產和生活資料，只能靠出賣自己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的現代雇傭工人。而剩余價值理論則從根本上揭示了資本家與工人在階級利益上的對立，為階級斗爭提供了合法的理論依據。但這并不是說，只要單純基于剩余價值生產，工人就能自覺地形成普遍化的無產階級，起來反抗資本的統治，恰恰相反，這種生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取決于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生產的客觀水平。馬克思指出，在工場手工業階段，由于分工的特殊性，決定了此時工人必然無法超越勞動等級的限制，達到普遍性高度，“工場手工業發展了一種勞動力的等級制度，與此相適應的是一種工資的等級制度。一方面，單個工人適應了一種片面的職能，終生從事這種職能;另一方面，各種勞動操作，也要適應這種由先天的和后天的技能構成的等級制度”。而此時工人聯合起來同資本家斗爭，“最初目的只是為了維護工資”，這種斗爭還局限于單純的經濟行為。而機器大工業的發展，則徹底消除了工場手工業分工的技術基礎，“在自動工廠里，代替工場手工業所特有的專業化工人的等級制度的，是機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種勞動的平等化或均等化的趨勢，代替局部工人之間的人為差別的，主要是年齡和性別的自然差別”。一方面，它用大量婦女和兒童取代了成年工人，造成了龐大的過剩人口和產業后備軍，也就為超越等級的普遍化無產階級的生成提供了客觀條件;另一方面，機器大工業消滅了一切手工生產和家庭勞動的存在基礎，把他們統統變成了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這也就“消滅了‘過剩人口’的最后避難所，從而消滅了整個社會機制的迄今為止的安全閥”，為工人超越單純的經濟行為，上升到普遍化的政治斗爭，提供了客觀條件。

　　二是資本的運作機制與拜物教意識的解構。馬克思認識到，作為資本主義的生產當事人，工人也必然會像資本家一樣受到拜物教觀念的束縛。那么，工人如何才能超越這種歪曲觀念，形成革命的階級意識呢?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從兩個維度對這一問題做出了解答。從本質層面而言，他指出，整個資本主義生產完全是建立在對工人的奴役之上的，“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一切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都是靠犧牲工人個人來實現的;一切發展生產的手段都轉變為統治和剝削生產者的手段……這些手段使工人的勞動條件變得惡劣，使工人在勞動過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惡專制，把工人的生活時間轉化為勞動時間，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兒女都拋到資本的札格納特車輪下”。這是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這種奴役化的生產實踐必然會使工人認識到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本質，破除對資本的一切美好幻想，進而“迫使他反對所有這種關系，從而反對與這種關系相適應的觀念、概念和思維方式”。另一方面，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詳細分析了資本本質的社會化過程，揭示了工人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種種現象是如何生長出來，并最終以“三位一體”公式固定下來的。通過這種探討，馬克思實現了對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的歷史分析，為工人認識各種顛倒觀念的生成機制提供了有力武器。以此來看，工人要想擺脫資本主義拜物教觀念的束縛，單純依靠主體自覺是行不通的，必須要以資本的運動和發展為客觀前提。

　　三是資本的內在界限與革命時機的診斷。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已經不再把經濟危機視為資本主義滅亡的病理性標志，而是將其視為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生理周期，“工業的生命按照中?；钴S、繁榮、生產過剩、危機、停滯這幾個時期的順序而不斷地轉換”。經濟危機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已經達到了徹底成熟的程度，更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制度就要滅亡了，相反，它只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生理階段，因此，決不能把經濟危機視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最佳時機。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指出，實際上，存在兩種不同的危機：一是由剩余價值實現所導致的外在危機，一是由于剩余價值生產所引發的內在危機。前者的原因具體包括：有支付能力的消費不足、生產部門的比例失調以及流通中的貨幣量的限制等，雖然它們在本質上也根源于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但這種危機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已經喪失了發展活力。第二種危機則表現為由資本積累和一般利潤率趨于下降規律引發的內在危機。馬克思指出：“利潤率下降和積累的加速，就二者都表現生產力的發展來說，只是同一過程的不同表現。”它們共同表明，資本生產永遠無法克服生產力的絕對限制。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必然是生產資料日益集中于少數人手中，這與生產力的社會化發展產生了不可避免的沖突;而一般利潤率下降規律則表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生產力的發展中遇到一種同財富生產本身無關的限制;而這種特有的限制證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僅僅歷史的、過渡的性質;證明了它不是財富生產的絕對的生產方式，反而在一定階段上同財富的進一步發展發生沖突”。一旦達到一定程度，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爆發，引發無產階級革命。屆時，“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敲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資本論》本身包含著非常明確的政治導向，是全面服務于無產階級革命的。因此，當詹姆遜將《資本論》解讀為一部沒有政治結論的、純粹關于失業的書時，恰恰從根本上解構了《資本論》的政治意蘊和實踐旨趣。另一方面，這些分析也表明，《資本論》決沒有拋棄階級斗爭，而是始終從資本的客觀運動中引出階級斗爭。對此，柯爾施正確地指出，《資本論》表明，馬克思的革命邏輯既不是忽視階級斗爭的機械決定論，也不是單純強調主體能動性的革命唯意志論，而是始終強調“無產階級革命的客觀前提……這種前提不可能通過純粹的良好領導、正確的理論或者富有戰斗力的革命組織去取代”。因此，當第二國際正統以此為依據，將馬克思哲學詮釋為經濟決定論時，恰恰忽視了這一著作包含的階級斗爭意蘊;而當意大利自治主義者和萊博維奇批判《資本論》沒有為階級斗爭留下任何空間時，恰恰又走向了另一種極端，徹底否定了革命邏輯的客觀基礎，將階級斗爭完全界定為一種純主體性活動。而克里弗僅僅依據這種主體性來重構《資本論》，恰恰把馬克思革命理論的整個客觀基礎徹底刨掉了。不過，對自治主義者而言，這沒有什么好奇怪的，因為他們所理解的革命本來就是一種人為制造的恐怖襲擊活動，完全是布朗基主義和雅各賓主義在當代意大利的延續，而奈格里本人就是“紅色恐怖主義”的鼓吹者。有了這一點，他們的一切理論建構自然就一目了然了。

　　孫樂強：《超越“機器論片斷”：《資本論》哲學意義的再審視》，《學術月刊》2017年第5期。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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