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編者按】大約二十年前，大陸思想界開始了“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思想爭論，而這一爭論也直接設定了當下中國的思想分野。然而，無論是在原來的“新左派”，還是在“自由主義”陣營，隨著中國與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兩個陣營內部都在發生進一步的分化。本文是這場爭論當年的主要親歷者曠新年教授反思中國“新左派”的興起背景和當下處境的新作。由于本文較長，破土將分上下篇刊出。在上篇中，曠教授認為新左派的興起是對世界新自由主義潮流影響下的極端市場化的一種批判，它是一種“現代性的反思”的知識。而在下篇中，曠教授將會對當下的部分新左派提出反思和批判，敬請讀者關注。破土倡導開放視野，主張多元對話，本著兼容并包的原則，衷心歡迎不同觀點和立場的讀者來稿討論(郵箱：[email protected])。

　　思想產生時是溫柔的，衰老時是殘暴的。

　　——《博爾赫斯與薩瓦托對話》

　　引 言

　　在奧威爾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學》一文后面有這樣充滿訝異的評論：“奧威爾還談論過這個。”人們只知道奧威爾寫過描繪斯大林主義統治下的極權社會主義景象的《1984》，卻不知道奧威爾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其實正因為奧威爾不僅是一位社會主義者，而且還參加過西班牙內戰，接觸了蘇聯的政治，因此才能寫出《1984》。可能更不會有人想到，那個被薩瓦托稱為“作家的作家”[1]，那個充滿了精英意識，敵視共產黨政權，被薩特稱作“資產階級的看門狗”，而在中國被視為純文學神話的博爾赫斯，竟然曾經寫過一部歌頌俄國十月革命的詩集《紅色的旋律》[2]。博爾赫斯說：“1917 年時的共產主義信徒與現在的共產黨人不能混為一談。現在的共產黨人是俄羅斯帝國的擁護者, 而在那時, 我們把人們叫作布爾什維克的思想看作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博愛關系, 是一種不分民族, 沒有戰爭的境界。”[3]

　　美國被認為是民主的象征，按照列寧的說法，美國是徹底的民主主義。博爾赫斯認為，民主為惠特曼的詩歌創作提供了靈感：“惠特曼肩負起了為美國民主這個新的歷史事件撰寫一部史詩的任務。”[4]同樣，共產主義也為聶魯達的創作提供了靈感，并且使聶魯達的詩歌創作產生了飛躍，使他由一個小詩人變成了一個大詩人。博爾赫斯這樣說起共產主義與聶魯達詩歌的關系：“起初他老是寫一些無聊的言情詩……但是加入共產黨后，他的詩作變得十分有力。我喜歡作為共產黨詩人的聶魯達。”[5]

　　雅斯貝爾斯曾經回憶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不僅歐洲到了日薄西山之時，而且地球上的一切文化均已處在暮靄沉沉之中。人類的末日，任何一個民族和任何一個人均不能逃脫的一次重新鑄造——不論是毀滅也罷，新生也罷——都已經被人們預感到了。”[6]20世紀一開始，資本主義和整個西方文明一起走向了沒落和末路，而共產主義則意味著新鮮的思想、靈感和未來。因此，毫不意外，20世紀最富有創造性和最偉大的藝術家畢加索就是一個共產黨員。20世紀，出現了紅色的30年代，知識分子普遍左轉，羅曼·羅蘭等著名的知識分子即使看到了社會主義在蘇聯已經變質，卻仍然不忍對蘇聯提出公開批評。

　　然而，到了20世紀下半葉，一切都顛倒了過來。與社會主義這個名詞聯系在一起的是低效、匱乏、迫害、恐怖、罪惡，甚至邪惡。社會主義受到詛咒，而資本主義則成為了美麗的天使。正像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的馬列主義教士惱怒于資本主義的“精神污染”，以為沒有這種外來的資本主義“精神污染”，我們就可以安然生活在一個“美麗的新世界”。同樣，在那些新自由主義改革家和資本主義烏托邦的吹鼓手看來，如果不是馬克思，我們早已經進入了自由和繁榮的天堂。我們與天堂只有一步之遙，中間只隔著一個障礙，那就是馬克思，因此，新自由主義派駐中國的大使張五常忍不住咒罵：“最蠢不過馬克思。”

　　1961年，德國(西德)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伯爾在《卡爾·馬克思》一文中寫道：“一部進步史是一部忘恩負義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撈取和享用好處，至于曾為好處所付出的代價連想也沒去想。攙和在這種忘恩負義之中的還有愚蠢、無知以及理論家、知識分子通常所具有的蔑視。工人運動、社會主義這樣的詞語甚至使人連哈欠也打不起來：人們幾乎不知道，這些詞語意味著什么，只是想象，這大概是某種紅的左的東西，因而這已足夠令人懷疑的了。須知：沒有工人運動，沒有社會主義者，沒有它們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爾·馬克思，當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還生活在半奴隸制的陰郁的狀態之中;沒有斗爭，沒有起義，沒有罷工，這需要發動，需要引導，資本家是連半步也不讓的。但這一切消失在赫魯曉夫先生威脅性的講話之后，移至鐵幕之后，便變成了可怕的幽靈。西方世界理應感謝卡爾·馬克思，盡管東方世界宣布信奉卡爾·馬克思，不過，似乎有一種遠比爭取如下的遠景更為復雜的想法：維護卡爾·馬克思，不要讓我們的子孫認為他是可怕的幽靈。”[7]

　　上篇 大歷史：中國與世界、社會主義與資本義

　　在《啟蒙的命運》一文中，許紀霖不遺余力地贊美20世紀80年代中國新啟蒙主義對于美國現代化理論的挪用：“啟蒙派避開了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這類敏感的意識形態概念，他們借助當時在中國紅極一時的現代化理論，將西方的資本主義敘述為一種中性的、可以以一系列技術參數加以量化的現代性指標，或理解為帕森斯所描述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個人主義三大特征，從而使這一具體語境中的歷史訴求具有了超歷史的普遍主義性質。”[8]然而，20世紀50年代興起的美國的現代化理論并非中性的理論，而是美國冷戰的武器，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特征。[9]美國的現代化理論借用德國馬克斯·韋伯的現代化思想，但卻消解了韋伯思想內涵的巨大張力。許紀霖把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新啟蒙運動視為一種中國知識界自主的思想活動，完全忽視了它的國際背景，陷于一種“超歷史的普遍主義”的幻覺。任何概念、理論和思想必須放置到具體的歷史語境之中，才能真正獲得理解。

　　20世紀80年代中國所發生的知識和思想轉型并不是一個孤立和偶然的內部事件，而是和整個世界歷史的潮流和事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實際上，整個中國20世紀思想和知識的轉型都不過是世界歷史分流的一個結果。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中國思想和世界思潮是完全同步的。1919年以后“以俄為師”、“走俄國人的路”和1979年以后“美國夢”、“回歸主流文明”，是和20世紀世界歷史的走向正好一致的。20世紀世界歷史發生了兩次重要的轉向，一個是20世紀上半期以1929年美國市場的崩潰為標志的社會主義轉向，一個是20世紀下半期以1989年蘇聯東歐社會主義世界體系崩潰為標志的資本主義全球化。20世紀中國思想和知識的更替正是與這兩次轉向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只有通過對象才能認識自己。每一種思想都有自己的思考對象和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國的新左派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知識界內部分化的產物，它將新自由主義作為自己批判和思考的對象。為了理解新左派，必須理解20世紀90年代成為思想主流的新自由主義，而為了理解新自由主義，又必須了解20世紀世界歷史的走向，尤其是其歷史主流——社會主義運動。

　　1895年，剛剛通過明治維新學習西方的蕞爾小國日本打敗了中國，對中國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而強烈的刺激。甲午戰敗是中國近代史的真正開端，開啟了中國向西方文明的現代轉型。20世紀中國向西方文明的轉型經過了三個階段和三種中介：第一階段是以戊戌變法為標志，日本明治維新成為中國轉向現代西方文明的樣板和捷徑。第二個階段是五四運動以后，以留學生為代表的新知識分子發動了以現代西方文明為取向、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的新文化運動，虔誠地向西方資本主義學習;然而，這時資本主義本身已經千瘡百孔、搖搖欲墜，資本主義世界的中心歐洲發出了“西方的沒落”的信號，第一次世界大戰使歐洲淪為了廢墟，1929年美國市場的崩潰使資本主義走到了死亡的邊緣。與此同時，俄國十月革命和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功實施，使處于危機和崩潰狀態的資本主義世界的知識分子看到了新的文明的曙光，因此，“反西方的西方”的蘇聯的社會主義試驗成為中國轉向現代西方文明的新的選擇。第三個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全球左翼運動從高潮跌落，而長期默默無聞，處于西方思想邊緣的以反社會主義為職志的新自由主義成為西方思想主流，1979年和1980年，撒切爾、里根先后在英美上臺執政，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進行私有化改革，形成了“華盛頓共識”。中國結束文革開始改革開放，以美國的思想和知識為中介，中國展開了向現代西方文明新的轉向。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發展起來的現代化理論和70年代開始在西方知識界逐漸取得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義思想成為中國精英的知識時尚。20世紀80年代的所謂“走向世界”，實際上就是對美國思想、知識和制度的朝圣和膜拜。改革開放伊始，新自由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美國芝加哥學派的弗里德曼在中國受到隆重禮遇，并對中國的經濟改革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1929年，美國市場崩潰，資本主義遭遇了危機和破產，全世界發生了社會主義轉向，形成了“紅色的30年代”。1989年，柏林墻倒塌，蘇聯和東歐發生劇變，社會主義體系徹底崩潰，福山提出了“歷史的終結”的觀點。隨著社會主義運動的失敗，市場化、私有化和資本主義全球化成為時代主潮，20世紀最后十年形成了新自由主義高潮。2008年金融危機使資本主義又一次遭受挫折，西方重新發現了馬克思。臺灣《思想》雜志2012年第20期刊載朱嘉明《世界性的自由主義全面危機的成因及其前景——兼論哈耶克經濟思想及其精神的現實意義》的文章，從哈耶克的觀點出發，作出了“世界性的自由主義全面危機”的診斷。朱認為，進入21世紀之后，2001年“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機和2010年維基解密這三個歷史事件使自由主義從輝煌回歸暗淡。2001年“911事件”全面刺激各國政府權力擴大。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給各國政府以進一步強勢干預市場經濟的機會。2010年發生的維基解密事件嚴重顛覆了美國在大眾心目中的自由和民主國家的形象。[10]奧威爾的《1984》曾被視為對斯大林主義和蘇聯體制的描述;但是，斯諾登揭露的美國的全球監聽使得《1984》成為美國的寓言和一面鏡子。但是，朱文將哈耶克所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的危機稱為“世界性的自由主義全面危機”，這樣一種自由主義的視野是極其狹窄的。實際上，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不過是對現代自由主義的一次小小的反動。

　　改革開放以來，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潛移默化，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常識，不僅影響政府決策，而且占領了媒體和大學講堂。就像20世紀50年代，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成為一個中國夢一樣，美國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成為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夢。2014年5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西點軍校發表講話，稱美國還將統治世界一百年。奧巴馬的講話雖然頑強地表現美國的強大，實際上卻恰恰反映了美國的衰落和虛弱，有史以來，美國第一次看到了它統治世界的盡頭，因此奧巴馬的講話標志著美國的一個歷史轉折點。而在另一方面，在現代世界上長期受到外來侵略和強暴的中國在經濟總量上即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世界歷史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混沌時刻。西方的思想和知識已經失去了示范和導向的意義，中國的知識界和思想界進入了一個四顧茫然的時代。

　　自由是人類的最高價值，不過，怎樣理解自由，尤其是怎樣實現自由的目標卻造成了巨大的思想分歧和不同的甚至根本對立的思想路徑與思想派別。馬克思曾經通過一位美國白人奴隸主在英國的遭遇，這樣充滿諷刺地描述過自由的悖論：“這就像南卡羅來納州的某紳士一樣，這位紳士由于當眾鞭打他從大西洋彼岸運來的黑人而被倫敦法官判罪，就極為憤怒地大叫：‘這里不許人鞭打自己的黑奴，難道能說是自由的國家嗎?’”[11]馬克思的這一描述是對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義者的有力質疑和鞭撻。而林肯簽署的《解放奴隸宣言》用人權顛覆了產權,是對“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條的嚴重挑釁。

　　在冷戰的背景下，人們普遍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對立起來，然而，實際上，從歷史上來說，社會主義思想是從資本主義內部產生出來的。馬克思主義的兩個基本概念和理論——勞動價值論和階級斗爭理論——都不是馬克思的發明。新自由主義主張回到亞當·斯密，張五常以及當今受新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紛紛詆毀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然而，這些數典忘祖的無賴不知道，實際上，勞動價值論正是由新自由主義頂禮膜拜的亞當·斯密等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提出來的。米塞斯還認為，馬克思主義社會的藍圖構思與設計也并沒有超出傅立葉的假設。[12]馬克思主義是歐洲資本主義文明發展即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思想遺產的繼承、總結和發展。1913年，列寧為紀念馬克思逝世30周年，在布爾什維克的理論月刊《啟蒙》雜志上發表的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將馬克思主義看作人類文明成果的總結，尤其是資產階級思想的結晶：“在馬克思主義里絕沒有與‘宗派主義’相似的東西，它絕不是離開世界文明發展大道而產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變的學說。恰巧相反，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類先進思想已經提出的種種問題。”“馬克思的學說是人類在19世紀所創造的優秀成果——德國的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社會主義的當然繼承者。”[13]1985年出版的西方經濟學最權威的教材——保羅·A.薩繆爾森和威廉·D.諾德豪斯所著《經濟學》第12版中這樣寫道：“同我們所概略考察過的大多數早期的理論不同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今天仍具有生命力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14]一方面，馬克思從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出發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體系，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改變了世界歷史的進程。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產生于資本主義內部，另一方面，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社會主義只能建立在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之上，社會主義革命也只可能發生在資本主義文明的中心像英國、法國、德國這些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

　　19世紀，由于歐洲工人運動和階級斗爭的推動，自由主義越來越趨近社會主義。自由、平等是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最基本的議題和口號。資本主義相對于封建主義是巨大的歷史進步。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等著作中對資本主義不吝贊美之詞。馬克思是現代性和全球化的第一個偉大的思想家。資本主義創造了自由，但是，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不平等。19世紀，社會主義被視為自由主義的自然發展趨勢。自由主義者認為只有采取社會主義才能真正實現自由主義自由和平等的目標。19世紀末期，讓·若雷斯(Jean Jaures)認為，“社會主義是個人主義的邏輯結果”。[15]處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英國的自由主義者霍布豪斯認為，沒有平等就沒有自由，現代自由主義就是通過平等爭取自由，爭取自由的斗爭也就是爭取平等的斗爭，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可以協調的，每一個真誠的自由主義者都是社會主義者。[16]19世紀行將結束的時候，像王爾德這樣前衛的唯美主義藝術家毫不意外地匯入了社會主義的思想潮流。1944年出版的哈耶克最有名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偉大的烏托邦》開頭寫道：“社會主義已經取代自由主義成為絕大多數進步人士所堅持的信條。”[17]他在1949年發表的《知識分子與社會主義》一文中感嘆：“知識分子中間經常是那些更活躍、更聰明、更有創見的人，最有可能傾向于社會主義。而它的反對者往往是些沒有多大分量的人。”[18]站在20世紀歷史的開端處，德國共產黨的優秀領袖和理論家羅莎·盧森堡用一句非常有名的話高度概括了歷史的選擇：或者是社會主義，或者是野蠻。20世紀，在共產主義運動的沖擊下，資本主義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資本主義已經被社會主義涂改得面目全非。尤其是為了應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經濟學領域發生了著名的“凱恩斯革命”。1936年出版的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成為劃時代的著作。“從此以后，經濟學就不再是以前的經濟學了。”[19]凱恩斯通過對傳統古典經濟學自由競爭學說的修正，引入國家干預，拯救了資本主義。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被稱為“凱恩斯時代”。“混合經濟”成為了資本主義經濟的代名詞。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科書就將資本主義經濟稱作“混合經濟”。薩繆爾森基本上認同加爾布雷恩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趨同論：“這個新世界既不是資本主義的，也不是社會主義的，而是由混合經濟占有統治地位的。”[20]這是反社會主義的思想家哈耶克所面對的歷史，也是哈耶克和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出發點。20世紀，社會主義成為了哈耶克被迫面對和思考的主要對象。哈耶克將反社會主義作為了自己的歷史使命：他所面對的是自由主義向社會主義轉換的浩浩蕩蕩的現代世界潮流。

　　和哈耶克同屬奧地利學派的另一位反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家米塞斯的《自由與繁榮的國度》一書出版于1927年，原名《自由主義》。在該書附錄二《關于“自由主義”這個術語》中，他抱怨，當代對自由主義的理解與思想史不得不稱之為自由主義的東西是矛盾的。幾乎所有自稱為自由主義的人都拒絕擁護生產資料私有制。他在該書附錄一《關于自由主義的文獻》中指出，“自由主義這一名稱也常常被理解為溫和的社會主義。”他所描述的米爾的思想進程清晰地體現了19世紀自由主義向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和過渡：“約翰·斯圖亞特·米爾也是一位古典自由主義的追隨者，特別在其晚期，他在妻子的影響下，充滿了怯懦的妥協精神。他慢慢地滑進社會主義，是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意識的沒有思想的大雜燴的始作俑者……不透徹地研究米爾，就無法了解最近兩代人的歷史。因為米爾是社會主義的偉大的辯護士。他以充滿熱情的縝密的思維提出了所有能夠用來為社會主義辯護的論據。在米爾之外所有其他的社會主義者的著作家們——即使是馬克思、恩格斯和拉薩爾——都顯得無足輕重。”[21]米塞斯和哈耶克特定的思想背景值得我們注意，其思考的前提不再是通常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的野蠻和危機，相反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和潮流對資本主義改造的后果。同時，米塞斯所描述的自由主義的思想譜系和發展脈絡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

　　為了理解哈耶克所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必須將其回置于具體的思想語境之中。新自由主義是對于現代自由主義思想主流的一個反撥。它向采用政治手段調節財富的福利國家開戰。它要求回到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從而走向極端的原教旨的自由主義、市場主義。它構造了一個純粹的市場烏托邦。在這個烏托邦里，自由貿易成為最高原則和唯一法律。在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的市場烏托邦里，自由貿易沒有任何邊界和禁區，包括毒品貿易。新自由主義反對“國家干預”，主張徹底的“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造成對于20世紀西方主流經濟學和凱恩斯革命的一個反動。因此，當我們討論新自由主義的時候，應當將它與現代自由主義的思想主流區別開來，新自由主義是自由主義的一個小宗派，是原教旨的自由主義，它恰恰是對在時代潮流沖擊下不斷調整和修正的現代自由主義的一個反撥。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為了對抗蘇聯和第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崛起，在共產主義的故鄉和社會主義運動最強大的德國興起了希特勒的納粹主義運動，這是我們通常所知道的。然而，我們許多人不知道，希特勒的故鄉實際上是奧地利，并且除了希特勒，在德意志奧地利還產生了一個著名的反社會主義的經濟學派——奧地利經濟學派。現代奧地利經濟學派和納粹主義都是對于20世紀強大的社會主義潮流的一個反應。[22]米塞斯對法西斯運動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崇高的評價：“法西斯主義及其類似的獨裁努力完全是出于一種最良好的愿望，它此時介入了歐洲的生活，是為了拯救歐洲的文明。法西斯主義在這方面所作出的貢獻將永遠載入史冊。”[23]奧地利學派奠定了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基礎，構成了新自由主義的思想核心。在對現代自由主義潮流的批判和否定中，新自由主義設立了兩個重要的思想支點：第一個是私有制。米塞斯在《自由與繁榮的國度》的第一章《自由主義政策的基礎》中指出：“用一個唯一的詞匯就能概括自由主義的綱領，這就是：私有制，即生產資料的私有制。”[24]這一新自由主義的教條與他所描述的現代自由主義普遍拒絕擁護私有制的潮流是針鋒相對的。第二個就是在自由的目標下對平等的否定，這同樣與現代自由主義的思想潮流背道而馳。自由和平等是自由主義的基本口號，但是，對于自由與平等以及私有財產的不同看法造成了現代自由主義的主流思想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根本分歧。米塞斯說：“分析舊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綱領之間的區別，最簡單、最直觀的方法是看它們如何理解平等問題。”他對19世紀以來現代自由主義受到社會主義影響深表不滿：“但是，社會主義者卻宣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還遠遠不夠，必須讓每個人的經濟收入都平等起來，做到這一點，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平等;廢除世襲特權、廢除等級制還不夠，還必須徹底消滅私有財產這個最大的、最重要的特權，只有這樣，才能完全實現自由主義的綱領。這樣一來，他們就把自由主義最終引向了社會主義，引向了消滅生產資料個人所有制的軌道。”[25]現代自由主義主張將資產階級的自由擴展成為所有人的自由，因此，自由主義越來越與社會主義趨近。他們認為，沒有平等，就沒有自由。或者，沒有平等，就沒有普遍的、真正的意義上的自由。因此，我們必須區分兩種不同的自由主義，一種是包括從美國的羅爾斯到英國的伯林，從英國的凱恩斯主義到美國的羅斯福新政；一種是原教旨的自由主義，即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或古典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是20世紀世界知識和思想潮流的否定和反轉，主張原教旨的自由主義和市場主義。它們相互之間構成了一種思想的辯證法和思想的循環。凱恩斯主義的混合經濟和羅斯福新政尤其是北歐廣泛地吸收了社會主義的因素而造成的福利社會并不是哈耶克所說的一條 “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這一已經成為知道分子們的口頭禪的口號完全是聳人聽聞。

　　作為奧地利經濟學派最重要的經濟學家的哈耶克在與資本主義世界主流經濟學家凱恩斯的論戰中敗下陣來，因此喪失了一流經濟學家的地位，并且使他轉向政治哲學、法律理論和思想史的研究。[26]哈耶克和米塞斯生長在社會主義時代，在很長時間內，他們的思想極度邊緣，默默無聞，甚至米塞斯在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竟然根本找不到正式的教職。直到左派政治衰退之后，1974年哈耶克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79年撒切爾在英國執政，隨后在美國里根上臺，標志著資本主義世界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改革成為新的時代潮流。1989年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體系崩潰之后，作為反社會主義思想家的哈耶克才獲得了崇高的聲譽。

　　把蘇聯描繪得一團漆黑，把蘇聯的計劃經濟描述為低效的，把蘇聯社會描繪為人間地獄，這完全是對蘇聯的一種妖魔化。蘇聯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而是成為了社會主義的諷刺畫，它與其說是社會主義，還不如說是盜版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然而，即使是名譽盡失的、失敗了的蘇聯的社會主義實驗也并沒有使資本主義增加什么榮譽，資本主義即使在失敗的“現實的社會主義”面前也沒有絲毫的政治、經濟、道德優越感可言。與蘇聯社會有過密切接觸的美國哲學家杜威如是說：“在這個國家的工業化和農業事業的機械化中已經獲得了突出的進展，在生產方面有了巨大的收獲，而且尤為重要的，正在創建一個真正工人的共和國，而且隨著而來的，是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和文化的生活標準也有了突出的提高。但是人們也可以找到證據來支持這樣一種看法：即無產階級專政首先變成一個政黨對于無產階級的專政，然后又變成一小群官僚對于這個政黨的專政，直到后者為著要維持權力，而采取已被推翻的沙皇專制政權所用過的一切壓制的措施，并且在執行中又大大改進了技術技巧。”[27]如果用社會主義的理想來評價，蘇聯的社會主義實驗無疑是失敗的，但是，如果用資本主義的效率標準來衡量，則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蘇聯并不是名符其實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對無產階級專政，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對無產階級專政這難道不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嗎?

　　20世紀90年代，在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中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將自由和民主、效率和公平對立起來，通過“自由高于民主”和“效率先于公平”的口號和策略否定民主和公平。在市場化的旗幟下，中國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國企改革導致的搶劫資本主義和全面腐敗，嚴重損害了中國工農的利益。“新左派”這個名詞的出現是在1994年。汪暉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在《天涯》雜志1997年第5期發表，被形容為一場思想地震，成為新左派思想的一個重要起點。1998年，上海一位文人在《南方周末》上宣布“自由主義浮出水面”，引發“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1999年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導致了中國青年的急劇左轉。2000年，黃紀蘇編劇的《切·格瓦拉》的上演成為新左派思想活躍的一個重要標志。2003年創辦的烏有之鄉應運而生，成為了新左派和泛左翼的一個重要思想平臺。

　　新左派之所以新，是相對于20世紀80年代的老左派而言。新左派和自由派原本同屬于20世紀80年代的新啟蒙陣營。新左派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知識界思想分化的結果，起源于對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批判與反思。90年代新左派的出現帶來了知識的重要轉變。如果說80年代普遍性的知識是“追求現代化”的話；那么，90年代，一種新的知識隨著新左派的產生而登場，這就是“反思現代性”的知識。80年代，李澤厚和新啟蒙主義對中國革命歷史的詮釋是“救亡壓倒啟蒙”；90年代，新左派則提出了“反現代的現代性”的概念。美國學者德里克將毛澤東的文革稱為“對現代性的絕望抗爭”。

　　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伯林二戰后期曾經在蘇聯居住，與帕斯捷爾納克等人有過密切的交往與深入的交流，對蘇聯社會有深刻的認識。1946年，伯林在致安格斯·馬爾科姆的信中寫道：“不過在我眼中，蘇聯就像一所制度嚴苛的英國公學，好比惠靈頓公學。它不是一座監獄，也不是一間勞教所，因為這在某種程度上取決于生活在其中的居民的感受。他們覺得自己受到了駭人聽聞的限制，但確切說又不像監獄犯人。不過別的一切都恰如學校。”[28]伯林思想工作的對象和反思的主題不僅是蘇聯和革命，而且也包括啟蒙運動。伯林稱蘇聯不是一座監獄而是一所學校這種有趣的說法，使我聯想到一系列有關啟蒙的意象和文獻，尤其是新時期文學經典劉心武的《班主任》。也正是學校這一意象使蘇聯將社會主義和啟蒙的形象重疊在一起。同時，我們還聯想到，哈貝瑪斯將現代性稱為“一項未完成的工程”。而按照斯諾《兩種文化》一書中的說法，要實現現代化，只要培養大批工程師就可以了，而他告訴我們，蘇聯是工程師最多的國家，斯大林甚至將作家也稱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正如國民黨的軍政、訓政、憲政的政治規劃實際上體現了一種啟蒙的思想背景和政治規劃一樣，伯林的蘇聯不是一所監獄而是一所學校的比喻深刻地道出了蘇聯政治的秘密。因此，如果對蘇聯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反思不轉變為對更廣泛的啟蒙以及整個現代性的反思，那么，我們就會重蹈思想的覆轍。對俄國十月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反思和批評是伯林重要的思想主題，然而，在其背后，是更為廣闊深遠的對啟蒙的反思與批判。中國的新啟蒙主義將我們由社會主義的試驗品變成資本主義的試驗品，將我們從一個實驗室驅趕到另一個實驗室，從一所學校轉換到另一種學校，盡管許諾給我們資本主義的天堂，但是并沒有改變他們作為啟蒙者/權威而我們作為試驗品的地位。尤其是，中國的新啟蒙主義將對社會主義的反思轉變為轉身全面擁抱資本主義，但是，他們卻忘記了，社會主義并不是監獄，更不是地獄，而資本主義也并不是天堂，恰恰相反，社會主義正是起源于對資本主義的缺陷與罪惡的不滿與批判。

　　新自由主義是原教旨的自由主義和原教旨的市場主義，自由成為了新自由主義的教義，但是，新自由主義卻并不諱言自由和專制、市場經濟和專制政治可以奇妙地結合在一起。新自由主義所到之處，往往是和軍事政變、白色恐怖、政治專制結合在一起。整個20世紀，從奧地利學派到芝加哥學派，從對納粹德國的贊美到與踩著民選政權阿連德的血跡上臺的軍事獨裁者皮諾切特的密切合作，新自由主義一直在歷史的血污中奮然前行。我們僅僅用六個字就可以概括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歷史：坦克加私有化。新自由主義所到之處，一面是坦克保駕護航，一面是腐敗/私有化暢通無阻。用簡單的公式表示就是：新自由主義=坦克+私有化，腐敗=私有化。中國的改革不應該以哈耶克這樣劍走偏鋒的思想家為導師，而應該求助于孟德斯鳩的智慧。孟德斯鳩對最完美的政府的定義是：用最適合人們的風俗和傾向的方式來統治他們的政府。他還說倘若變革真的不可避免，人們也只能以敬畏的雙手破壞法律。面對中國為了神圣的“私有化”不惜踐踏和摧毀一切的極端狂熱的“改革教”，伯林的話語值得我們反復品味：“孟德斯鳩難以忘記，頭腦簡單、精力旺盛、求勝心切，都是專制制度的屬性，它與個人自由相悖，后者需要的是更加寬松的社會環境，和更為和緩的步調。”[29]

　　新左派代表了在新自由主義改革中利益受損的底層立場，表達了平等的價值理想，提出了反對腐敗和要求公平等重要主題和口號。自由派與新左派圍繞自由與民主、自由與平等以及國有企業改革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20世紀90年代，新左派被認為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被邊緣化了的弱勢群體的一種話語表達，其思想土壤相對邊緣化和老齡化。盡管新左派的思想貢獻有限，但近年來，新左派的思想越來越成為青年學生的思想資源，成為他們自我認識和認識世界的理論和方法，新左派的群眾基礎也越來越年輕化。（待續）

　　2014年10月6日初稿

　　2015年6月26日再改

　　[1] 奧爾蘭多·巴羅內整理《博爾赫斯與薩瓦托對話》第56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2] 麗塔·吉爾伯特《豪爾赫·路易絲·博爾赫斯》，理查德·伯金編《博爾赫斯談話錄》第76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

　　[3] 哈·阿爾瓦拉多，《我和博爾赫斯的一次談話》，張永泰譯，《外國文學》1992年第5期。

　　[4] 博爾赫斯《沃爾特·惠特曼<草葉集>》，《博爾赫斯全集》散文卷(上)，第709頁，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

　　[5] 威利斯·巴恩斯通《和博爾赫斯一起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理查德·伯金編《博爾赫斯談話錄》第182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

　　[6] 卡·雅斯貝爾斯《論歷史的意義》，張文杰編《歷史的話語：現代西方歷史哲學譯文集》第52頁，趙金珊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

　　[7] 海恩利希·伯爾《卡爾·馬克思》，黃鳳祝等編《伯爾文論》第60頁，袁志英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6年。

　　[8] 許紀霖《啟蒙的命運》，《二十一世紀》1998年12月號。

　　[9] 雷迅馬《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

　　[10] 朱嘉明《世界性的自由主義全面危機的成因及其前景——兼論哈耶克經濟思想及其精神的現實意義》，《愛思想》網刊2014年5月2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4423.html。

　　[11] 卡·馬克思《累亞德的質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1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

　　[12] 路德維希·馮·米瑟斯《自由與繁榮的國度》第57頁，韓光明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13] 列寧《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列寧選集》第2卷，第441-44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14] 保羅·A.薩繆爾森、威廉·D.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2版)，第1290頁，高鴻業等譯，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

　　[15] 史蒂文·盧克斯《個人主義》第8頁，閻克文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

　　[16] 霍布豪斯《自由主義》第15、49頁，朱曾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

　　[17] 弗雷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29頁，王明毅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18] 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知識分子與社會主義》，《經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論文演講集》第244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

　　[19] 保羅·A.薩繆爾森、威廉·D.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2版)，第1280頁。

　　[20] 保羅·A.薩繆爾森、威廉·D.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2版)，第1295頁。

　　[21] 路德維希·馮·米瑟斯《自由與繁榮的國度》第212-216頁。

　　[22] 希特勒在《我的奮斗》一書一開始就寫道：“命運注定了勃郎諾是我的降生地，這于我以后裨益很大。這個小鎮是位于兩個日耳曼國家的邊境上，它們的合并，在我們青年人的眼中，是一種值得以任何方法盡力使其實現的工作。日耳曼民族的奧大利，將來必須歸并于大日耳曼的母國”。見希特勒《我的奮斗》第1頁，董霖、佩萱譯，上海：黎明書局，1934年。希特勒吞并奧地利成為他侵略和征服歐洲和世界的第一步。我們都知道希特勒的反猶主義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但我們許多人并不知道他鼓吹反猶的理由是，猶太人要赤化德國，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后來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是猶太人。他對猶太人的仇視在根本上是因為仇視社會主義。奧地利經濟學派并非起源于納粹主義時代，而納粹主義也不是起源于德國，但奧地利經濟學派在納粹主義時代達到了鼎盛，出現了米塞斯、哈耶克等著名代表人物，其反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使命意識也比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前輩更加明確。

　　[23] 路德維希·馮·米瑟斯《自由與繁榮的國度》第90頁。在20世紀70年代，皮諾切特推翻阿連德民選政權，在智利進行軍事獨裁，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芝加哥學派的弗里德曼與皮諾切特軍事獨裁政權的親密關系更為人所知，哈耶克等新自由主義人物也都是皮諾切特的堅定支持者。

　　[24] 路德維希·馮·米瑟斯《自由與繁榮的國度》第61頁。

　　[25] 路德維希·馮·米瑟斯《自由與繁榮的國度》第68、70頁。

　　[26] 王明毅《譯者的話》， 弗雷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2頁。

　　[27] 杜威《自由與文化》第75頁，傅統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28] 以賽亞·伯林《致安格斯·馬爾科姆》(1946年2月20日)，《以賽亞·伯林書信集》卷1《飛揚年華：1928-1946》下冊，第733頁，陳小慰、葉長纓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

　　[29] 以賽亞·伯林《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第175頁，馮克利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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