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澤東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當時美國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對新舊中國作過這樣的比較：“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在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層層壓榨之下暗無天日的社會。是一個農村整個破產，工業被帝國主義全盤控制的社會。用魯迅的話說，是一個吃人的社會。”“受了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在中國產生了新的精神面貌，在第三世界產生了新的世界觀，在發達國家里產生了對人的價值觀念的重新估定。”芝加哥大學歷史系何炳棣教授說：“毛主席將一盤散沙、各自為謀、忍辱待斃、任人宰割的舊中國變成為艱苦卓絕、急公好義、勤仆儉武、自力更生，受到全世界尊敬的新中國。”“從客觀歷史觀點看，毛主席無疑是整個二十世紀中對人類影響最大的人物。”委內瑞拉外交部長埃斯科瓦爾·薩洛姆認為：“沒有毛主席的形象，就寫不出二十世紀的歷史。”

　　列寧所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在某種程度上仍然只是一個發生在歐洲的歷史事件，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革命則廣泛而深刻地改變了整個世界的結構與面貌。彭德懷元帥在朝鮮戰爭結束以后宣告，帝國主義只要在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以征服一個東方國家的歷史已經過去了。毛澤東有力地扭轉了世界歷史，顛覆了習慣的思維方式，改變了人類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他以從容不迫的態度告訴人們：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然而，當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浪潮面前土崩瓦解和全面潰敗、宣告“歷史終結”了的時候，再來談論社會主義，談論毛澤東，已經成為了一種冒險。今天即使是在中國，毛澤東的痕跡也正在日漸消失。在知識分子所掌握的各種媒體上，毛澤東被涂描成為一個封建暴君，毛澤東的時代被描述成為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社會主義的實踐被視為一場不堪回首的噩夢，是饑餓和迫害的象征，甚至被稱為“國恥”。當然在中國，也有人在懷念著毛澤東，而且這些人比官僚和知識分子的數量要大得多，但是他們與任何權力無緣，因此這種懷念在報紙、電視等大眾媒體上幾乎沒有公開表達的可能性。他們屬于“沉默的大多數”——這也因此使我對“言論自由”的可能性充滿了懷疑。中國沉默的工人和農民以他們的方式懷念著毛澤東――這位人民共和國的締結者。當中國的官僚和知識分子極力丑詆毛澤東的時候，他們把毛澤東神化了，他們把毛澤東當成了他們的保護神。在城市，司機在駕駛室里懸掛毛澤東像;在農村，農民為他修建清官祠。盡管工人和農民的這些表達在意義上是含混的，但是卻與官僚、知識權貴對毛澤東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毛澤東在今天的中國被分裂成為完全不同的兩幅畫像，正像今天的中國被分裂成為官僚、知識權貴和工人、農民兩個不同的中國一樣。在某種意義上，毛澤東表征著今天中國官僚、知識權貴與工人和農民之間政治、經濟利益上的嚴重分裂和思想、情感上的巨大鴻溝。

　　在今天，毛澤東已經成為了權力/知識一種共同的禁忌——如果不是詆毀與詛咒毛澤東的話。在1999年五十周年國慶的時候，即使是官方也很不情愿把1979年以后“改革開放”的二十年與毛澤東的時代聯系起來，人們感覺不是國慶五十周年而是國慶二十周年。倒是一位外國記者把五十年作為一個整體來理解，并且把它和另一個同樣是大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鄰國印度進行了比較。1999年8月10日，《洛杉磯時報》發表了駐北京記者羅恩·特姆佩斯特的一篇長文，對比了中印兩國五十年的歷史和道路。羅恩說，中印兩國差不多同時宣布獨立。印度選擇了市場經濟和議會民主制度，尼赫魯在1947年8月宣告：“機會之門為我們打開了”，我們要結束“貧窮與無知和疾病與機會不等。”兩年以后，毛澤東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們國家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但是，羅恩說：“當印度領導人今天在準備慶祝印度頭一個五十年的時候，卻不得不承認除了在人權和公民自由的領域外，幾乎在每一個層面，中國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窮的公民——的生計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印度外交部長、前駐中國大使說：“毫無疑問，從直接的對比當中，中國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標都比印度更好。”好在哪里呢?羅恩說：“例如，從1960年以來，中國使公民的平均壽命增加了20歲以上。中國男人的平均壽命為69歲，中國婦女為71歲。印度的平均壽命雖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歲。識字率方面，差別更大。盡管中國有十年文革的動亂，很多學校都關了，但實現了人口81%的成人識字率，而印度為52%。1990-1994年，中國的年均國內總產值增長率為12.9%，印度為3.8%。1994年印度人均收入為320美元，只占中國的530美元的60%。”“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最新的各國人力發展指標——根據識字率、平均壽命和平均收入計算得出，中國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44分，亞洲國家中唯一低于印度的是老撾和孟加拉國。原因何在呢?羅恩說：“許多專家現在相信，到目前為止中國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進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較早時更粗暴的改革，特別是1949年至1976年毛澤東專政統治時期在槍尖下強迫實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們只主要記得毛澤東時代1960-1961年大躍進失敗之后的饑荒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統治和迫害。但是，特別是在共產黨統治初期的1950年代，中國卻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義務教育、簡體字和保健與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復中國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雖然從今天來看總是要復雜得多，但是共產黨對宗教、迷信、秘密會社、三合會和宗派的鎮壓也幫助中國打破了盤踞地方上的貧窮。哈佛大學經濟學家阿馬提亞·森是印度西孟加拉人，他認為：‘中國對印度的相對優勢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產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結果。’”這樣一種歷史的思考方式啟發了中國的一位名叫韓德強的年輕學者，使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五十周年前夕寫下了《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一文。韓德強的文章遭到了來自知識分子合作撰寫的匿名文章的攻擊和誹謗，對毛澤東的否定代表了今天的政治正確。

　　實際上毛澤東思想是一筆含糊不清的遺產，有人認為毛澤東所推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至少不能把它稱為社會主義，因為它距離馬克思所描繪的社會主義異常遙遠，80年代的改革派就認為他們所面對的是一筆封建主義的遺產;然而，它無論如何也不是資本主義，因為它明確反對私有制，90年代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就是要使歷史轉向毛澤東時代的反面。

　　毛澤東一開始定義他們的事業既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普通的資本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現代中國的基本特征是所有社會階級都是軟弱的，因此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所建立的是工人、農民、民族資產階級等組成的聯合專政。毛澤東說：“這種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歷史上歐美各國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資產階級專政，而造成各革命階級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專政。”莫里斯·梅斯納指出：“在1950-1952年新政權主持的土地改革運動中，在農村地區廢除了傳統的社會經濟關系，消滅了紳士地主階級，并且重新把土地分配給農民。……不過，土地改革運動雖然具有激進的社會意義，它決不是社會主義運動。用馬列主義的術語來說，廢除資本主義前的土地關系僅僅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必要進程的一部分，它是創造真正的全國性市場和政府所需要的基本措施。用毛澤東主義的術語來說，土地改革也是‘資產階級’革命階段的一幕。”但是，當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后，毛澤東決心將它迅速轉變成為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過程中與劉少奇產生了嚴重的分歧。劉少奇認為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應該是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也就是說，應該讓資本主義充分發育成長。毛澤東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報告中仍然肯定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在全國解放后，毛澤東很快就宣布進行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文革結束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來，對毛澤東這種急劇的轉變提出了批評，認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封建主義復辟，并且因此提出了中國應該“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然而，如果在今天簡單地提出“補資本主義的課”的話，那么它卻包含了對于毛澤東時代的簡單化理解。

　　1925年至1927年間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史稱國民革命或大革命)以國共分裂而告結束。1927年“清黨”使國民黨喪失了社會基礎及其社會基層的有效動員，它沒有能夠完成土地革命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使得國民黨成為了一個脫離了社會基礎的孤立的軍事利益集團。確實不論毛澤東為社會主義事業做出的貢獻多么有限;然而，毛澤東卻有力地掃除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完成了中國資產階級沒法完成的歷史任務，他完成了土地革命，建立了一個現代民族國家，造成了統一的國內市場，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前提。

　　毛澤東確實高度重視政治以及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但是實際上這個國家一直沒有放棄現代化的目標。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強國，一直是毛澤東的主要目標。“四個現代化”的口號在文革后期1975年1月的四屆人大會議上明確提出并不意外。莫里斯·梅斯納說：“毛澤東時代的許多觀察家們長期以來一直設想：使現代工業化手段同社會主義目標相調和的獨特嘗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毛澤東時期所獨具的特色之一。無疑，這就是毛澤東的目的，而且一定也是毛澤東派的主張。但是，毛澤東作為一位推進經濟現代化的人物終于比他作為一位社會主義的建設者成功得多。當然，這種情況并不與一些人對毛澤東時代的通常認識相一致。這些人說毛澤東為了‘意識形態’而犧牲了‘現代化’，并且宣稱，當這位已故的主席為了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精神烏托邦而著手進行一種無效的追求時，經濟的發展被忽略了。實際的歷史記錄表明了一個相當不同的進程，而且這一進程實質上是一個迅速工業化的過程。……在毛澤東時期，工業總產值增長38倍，重工業總產值增長90倍。從1950年到1977年，工業產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長;如果從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這是全世界所有發展中國家和主要發達國家在同一時期取得的最高增長率;而且，中國工業產量在這個期間增長的步伐，比現代世界歷史上任何國家在迅速工業化的任何可比期間所取得的工業增長步伐都快。”更重要的是，中國在毛澤東時代這種經濟建設的成果不是為一部分人壟斷，而是相對公平地為全社會所分享。也正是這樣，毛澤東接管政權的時候，中國的人均壽命只有35歲，而當他的統治結束的時候，中國的人均壽命達到了65歲。在當時，超過了韓國的平均壽命。而印度的人均壽命預期直到2010年才趕上1976年毛澤東逝世時的中國的水平。與此同時，中國的嬰兒死亡率降低到了與發達國家相當的水平。中國的基礎教育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已經基本普及了廉價的中學教育，為所有人提供了學習機會;不僅城市職工實現了免費醫療，在廣大農村也建立了合作醫療，“赤腳醫生”盡管在后來的歲月里遭到了嘲笑，但是對于從來缺醫少藥，得不到現代醫療保護的廣大農民來說，確實減少了疾病，延長了他們的壽命;不僅在城市建立了職工退休保障制度，在農村也建立了嚴格的“五保戶”制度，使需要救濟的農村社員獲得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正是在這些方面體現了這個政權的社會主義因素。因此毛澤東在中國所進行的又確實不僅僅是一場單純的資產階級革命，正如莫里斯·梅斯納在《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中所說的那樣：“把中國共產黨人簡單地看作‘民族主義者’或‘推進現代化的人物’，既不能公正評價他們的目標和努力，也不能讓我們有一個足夠高而強有力的判斷標準去評估他們的成敗。”

　　我們通常低估了毛澤東時代的成就，或者僅僅把它理解為一場災難。這是與我們通常的觀察角度有關的。毛澤東提出“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農村醫療條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雜交水稻試驗為80年代糧食產量的大幅提高奠定了技術基礎，20年來農村的發展仍然受惠于毛澤東時代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人們都知道文革時期高等教育遭到了嚴重破壞，但是基礎教育卻取得了長足進步。“在現在被譴責的‘文革十年’里，農村中、小學的注冊人數引人注目地增加了，十年里小學的注冊人數從大約1.16億增加到1.5億人，中學的注冊人數從1500萬人上升到5800萬人。”在文革后期，已經開始普及了中學義務制教育。然而，今天九年義務教育卻依賴于“希望工程”。 毛澤東時代為國家的長遠利益作出了巨大犧牲和貢獻，鄧小平時代的物質繁榮正是毛主席時代所積蓄的巨大潛力釋放的結果。相反，二十年來對于毛澤東時代資源單純的掠奪性利用，不僅使我們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相對下降，使得90年代以來水旱等自然災害對農業生產的災難性影響成為了經常性的;而且也毀壞了我們這個民族無形的道德基礎。與毛澤東時代對于基礎設施的戰略眼光相對照，90年代急功近利的政策甚至使得許多基礎設施成為了“豆腐渣工程”(朱镕基總理的說法)，甚至“豆腐花工程”。我本人正好在70年代完成中小學教育，從小學到中學每學期的學費從1.5元到7.5元，而今天則是從幾百元到幾萬元。1977年正式恢復高考，我又在80年代初完成了免費的大學教育。如果沒有毛澤東，我就不可能有上中學的機會;同樣，如果沒有鄧小平，我則會失去上大學的機會。毛澤東時代，在中國所進行的主要是基礎工業、基礎教育和基礎設施的發展和建設，偏重于重工業和主糧作物，相對來說忽視了經濟作物、住房和日用消費品的生產與供給。與此同時，保護與發展了下層階級的利益，打擊與壓抑了上層階級的利益。在某種程度上，它確實反映了這個政權“工農聯盟”的性質。可以說，毛澤東的政治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錦上添花”。

　　然而，評價毛澤東的困難之處不在于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在于1949年之后的歷史。重要的也不是毛澤東在1949年以后在國家經濟建設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單純這些經濟成就的羅列并不能顯示出它與蘇聯以及東歐社會主義實踐的任何差別。真正構成了毛澤東的中國與蘇聯以及東歐社會主義實踐的區別在于其它的方面，尤其在于它區別于斯大林模式的不同政治經濟政策。也就是說，是毛澤東獨特的“革命后”的歷史實踐使得他成為了一個值得討論的偉大歷史人物。莫里斯·梅斯納在他的書中引用羅伯特·邁克爾的話說：“雖然社會主義者也許會取勝，但是社會主義不會勝利，社會主義社會在社會主義的信徒們獲得勝利的那一時刻滅亡。”莫里斯·梅斯納接著說：“使當代中國成為獨一無二的現象，并且引起人們對它產生特殊歷史興趣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似乎與‘革命后’社會歷史的一般模式不相同。而且，更坦率地說，那種模式就是：當革命家變成統治者的時候，革命就滅亡。當社會的新統治者們著手處理革命后局勢中的嚴峻的政治和經濟的實際狀況時，他們就往往把革命的人道主義目標和平等目標推遲到越來越遙遙無期的將來，就會與過去的傳統和殘余妥協，并且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那些背離他們自己對一個全新社會的理想和希望的歷史過程的指揮者。革命歷史上司空見慣的模式是，革命的烏托邦目標不久就變成空洞的儀式，使那些在革命后時代出現的不平等和壓迫的新形態合理化。”毛澤東的歷史實踐就是與這種歷史宿命的偉大的悲劇性抗爭。莫里斯·梅斯納說：“為了評價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在現代革命通史中所具有的地位和意義，人們最好記住各種革命所共有的厄運，認識到失敗似乎是革命成功所固有的。因為中國自1949年以來一般說來也許是在引人注目的歷史中具有最引人注目的特點，因為一直是中國極其努力地扭轉革命可能會在革命后的時代滅亡這種似乎是普遍的趨勢，阻止會窒息革命要求的‘官僚主義的制度化’進程，并且努力保持中國革命的烏托邦目標和理想，作為當代社會行動的活的源泉。”毛澤東的革命不是通常的“打江山，坐江山”。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的一個重大區別就在于，他在武裝奪取政權后要求繼續推進中國的革命，要求把新民主主義革命不停頓地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要求對他自己的統治特別是政治、經濟與文化進行不斷的革命。毛澤東對于歷史的最大挑戰在于他對于官僚體制的批判和對于僵硬的、官僚技術化的斯大林主義的繼續革命與歷史性偏離。毛澤東不愿意看到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勝利以后轉變成為一個簡單的執政黨和利益集團，毛澤東的“不斷革命”不遺余力地推動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化。這是毛澤東發動“百花齊放”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但是歷史的悲劇就在于，毛澤東要摧毀僵化的官僚機器，然而他本身又是這架巨大的官僚機器的一部分。毛澤東發動了“百花齊放”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但是同時毛澤東又是這兩場運動直接的鎮壓者。這正如莫里斯·梅斯納所說的那樣：“這既具有諷刺意味，也具有悲劇性。”毛澤東是在與自己的宿命進行一場不可能取勝的斗爭。文化大革命無疑是左傾政治的失敗，是毛澤東思想的悲劇。文化大革命本身充滿了不斷的妥協和退卻，最后以左傾激進政治的失敗、崩潰和對它的全面否定而宣告結束。文革結束，歷史似乎又重新回復它既定的軌道。

　　毛澤東觸動與侵犯了官僚階級和知識分子這兩個中國傳統歷史上一直占據統治地位的階層的利益，和中國歷史傳統上官僚和知識分子聯合的封建士大夫統治傳統不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都受到了直接的威脅與打擊，甚至于使得他們感覺到毛澤東是在有意恥辱他們。“思想改造”是毛澤東的一種創造，他企圖通過上山下鄉、五七干校、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等思想改造運動把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改造成為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這些措施不僅是毛澤東“縮小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的嘗試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毛澤東激勵人們追求自由與平等的目的的一部分。毛澤東沒有為他的家族留下任何遺產，甚至他的子女在今天會遇到普通生活上的困難，但是他卻為中國人民尤其是從來無依無靠的泥濘中的底層留下了豐富的、永恒的財產。這一光輝的財產就是人的自由、平等與尊嚴，也就是實現現代個人自由和民族解放的現代目標。正如1949年10月24日毛岸英在寫給他的表舅向三立的信中所說的那樣：“新中國之所以不同于舊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不同于國民黨，毛澤東之所以不同于蔣介石，毛澤東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蔣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皇親貴戚仗勢發財，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在這方面我們對于毛澤東的態度是復雜的，因為他既喚醒人們破除對于一切權威的崇拜和迷信，但是他卻是利用人們對于他的崇拜與迷信用強制的力量去摧毀那些腐朽的權威;他喚醒人的尊嚴，但是，他卻是以對另一部分人的踐踏作為代價，他通過對于一直盤踞在人民頭上的統治階級的任意恥辱來使人民的地位得到提升。即使如此，今天許多自以為是運用西方的思想在同“毛澤東的專制遺產”進行斗爭的人，實際上也是從毛澤東那里獲得了直接的鼓勵和啟發。中國人曾經是最馴服的臣民，正是文化大革命使他們擺脫了長期以來的奴性。毛澤東是五四的偉大的兒子。他一直號召人們參與到公共的政治生活之中去，“要關心國家大事”。他希望人們起來造反、革命，擺脫歷史和社會強加于他們身上的壓迫與束縛。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曾經這樣評價他：“毛澤東公開嘲弄了中國官吏，但他并沒有殺死他們，而是讓他們官復原職;那些取笑過中國官吏、并且看透了他們的人們，現在也許不會那樣卑下地向他們叩頭膜拜了，而按照傳統人們是傾向于這樣做的。……我認為，毛澤東主義的宗教觀正是把人當作人來看待，尊重人性的尊嚴，不容許地位低下的人遭受中國官吏的凌辱。”正是因為這樣，黃克誠將軍盡管曾經在漫長的時間里和彭德懷一起受到極端不公正的迫害;然而，在80年代當否定毛澤東成為了一種潮流之后，他卻挺身而出捍衛毛澤東：“有些同志對毛主席說了許多極端的話，有的人甚至把他說得一無是處。我認為這是不對的，這樣做不但根本違反事實，而且對我們的黨和人民都非常不利。有些同志，特別是那些受過打擊、迫害的同志有些憤激情緒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頭。但我覺得，對于這樣關系重大的問題，決不能感情用事，意氣用事。”只有超越了利害得失尤其是個人恩怨的歷史評價，才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莫里斯·梅斯納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失敗并不在于它沒有引起根本的社會變革，在經濟匱乏的條件下，根本改變現存的勞動分工和取消階級區分的任何嘗試無疑會導致經濟的混亂。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失敗是它沒有產生大眾的、民主的政治機構和制度，從而允許勞動群眾取得對生產資料的控制權，并且隨著發展現代生產力，最終實現他們自身的社會經濟解放，從而實現整個社會的解放。”“無論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毛澤東的意圖是什么，他最終滿足于重建一個經過思想整頓的黨和經過改革的國家機構。”莫里斯·梅斯納批評道，盡管毛澤東重視上層建筑，但是文化大革命卻并沒有能夠產生新的政治制度，而是恢復和重建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制度。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摧毀官僚主義，文化大革命一方面使官僚受到了空前的沖擊，另一方面卻又沒有從根本上對官僚制度有任何革新。“如果說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改革減輕了官僚優越感的一些較突出的表現，那么，它們并沒有根本改變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直截了當地說，這種關系是國家(以及作為其代表的官僚)對社會實行全面統治的關系。”他說：“雖然毛澤東和社會主義的批評者們對于平等和反官僚主義抱有同樣的目的，但是他并不贊成他們爭取自由和民主的想法。建立政治民主制度和從制度上保證思想自由是建設社會主義缺一不可的兩個部分，毛澤東不承認或者不愿意承認這個事實，毛澤東的這些缺點后來成為‘毛澤東主義對未來的設想’的致命缺陷之一。”

　　莫里斯·梅斯納在評價毛澤東時代的時候引用了英國歷史學家E·H·卡爾的話說：“危險不在于我們避而不談十月革命史實上的巨大污點、那場革命使人類付出的痛苦代價、以那場革命的名義所犯下的罪行。危險在于我們總想全部忘記并且在緘默中忽視那場革命的巨大成就。”然后，他接著說：“卡爾的話適用于俄國，同樣也適用于中國。不幸的是，人們不容易對革命做出公正的評價。社會大變動總會激發起人們對未來的、偉大然而達不到的期望，一旦希望破滅，長期的幻滅感和憤世嫉俗的態度便必然接踵而來，而實際的歷史成就卻被抹煞或被遺忘了。真正看清歷史的畫面往往需要遠離那個革命時代的政治斗爭和意識形態斗爭，用幾代人的時間。現在深深銘刻在當代政治意識和歷史意識中的毛主義的記錄上的污點，特別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人們不能也不應該遺忘：那些事件是大失敗，而且使許多人喪生。然而，未來的歷史學家們將一定在不忽略那些污點和罪過的情況下，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毛澤東時代，作為世界歷史上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作為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利益和人類利益的時代載入史冊。”

　　毛澤東在赤腳醫生、農村合作醫療、控制和消滅流行疾病、農村水利基本建設、消除貧困、社會保障、義務教育、掃盲、夜校等許多方面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這些方案正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地鋪展開來的，這些正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貢獻。這些當然還做得不夠，但哪一個政府會去做這樣一些事情，甚至想到去做這樣一些事情呢?毛澤東時代犯了許多錯誤，甚至是嚴重的錯誤，比如在1959年至1961年發生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饑荒，發生了1957年反右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對于知識分子的大迫害(同時，我們不應該忘記：如果毛澤東時代存在著“紅色恐怖”的話，在海峽和大洋的另一面同樣存在著“白色恐怖”：國民黨殘余政權在臺灣省直接實行軍事統治，臺灣省的戒嚴直到毛澤東逝世多年以后才解除;美國發生了歇斯底里的麥卡錫主義。)1959-1961年的大饑荒既不單純是毛澤東時代所解釋的自然災害的結果，也不完全是后來所解釋的由于政策失誤所導致的歉收的結果，而是由于“五風”(官僚主義、強迫命令、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干部任性專橫、禁止批評和無視人民的疾苦所導致的災難，因為就在大饑荒發生的同時，中國的糧食出口卻增加了一倍。毛澤東時代一方面利用計劃經濟和社會動員的優勢發展了生產和進行了國家建設，在國家工業化上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但是它也造成了物質資源尤其是人民的勞動、熱情和理想的巨大浪費。民主是一種制度，同時，民主也是一種傳統。毛澤東曾經為中國人提供了“大民主”，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大民主”遭到了否定。不論怎樣，如果今天我們對于民主仍然懷抱一種浪漫主義態度，那么帶給中國的就可能并不是進步，而是災難。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作者指出：“研究中國社會的任何方面，如果不從中國共產黨努力改造中國社會這一背景出發，那簡直是毫無意義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創造性的發展，尤其是比斯大林主義更加充滿靈活性和開放性。相對于正統馬克思主義來說，毛澤東更重視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的作用，重視政治對于經濟的作用，毛澤東“群眾路線”的思想補充和修正了列寧的“民主集中制”;但是，毛澤東卻似乎對制度建設缺乏真正的興趣和足夠的耐心。中國社會主義實踐所遭受的挫折和失敗一方面因為它受制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另一方面也因為第三世界革命內在地包含的歷史矛盾。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傳統的，還是西方現代的，我們應當拋棄這樣一種簡單化的看法。我們今天不應該再簡單地用“進步”這樣一個時間觀念來評價一種思想，用單純的“趕超”思維來對待今天中國與西方在經濟和社會上的距離。在今天我們不應該是簡單地適應西方的模式，而是應該以提升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和道德水準作為目標，我們不能通過毀滅人的自由與尊嚴而獲得“發展”。鄧小平說：“發展是硬道理。”但是毛澤東并沒有否定過發展，而是相反，“只爭朝夕”。毛澤東一方面遵循現代化的邏輯，另一方面又企圖克服現代化的后果。毛澤東在現代性的悖論與困境中的掙扎奮斗使很多人對毛澤東時代的歷史充滿了誤解。比如很多人責難毛澤東對馬寅初的批判是“錯批一個人，多生幾億人”;然而，事實上正如西方歷史學家所觀察到的那樣，中國一面批判馬寅初的理論，一面實行計劃生育：“文化大革命的混亂秩序使計劃生育政策受到挫折，1970年以后，這項政策逐步走向嚴格，每對夫婦只能生兩個小孩，并為實施政策而建立了嚴格的獎勵和處罰制度，采取避孕措施有時甚至連婦女的月經期都受到了單位和鄰居的監視。”因此，實際上相反，中國50年來的根本思維并沒有脫離現代化和“發展主義”的軌道。今天中國的思維卻仍然缺乏對“發展主義”的必要反思。今天我們繼續在“發展”、“效率”這些宏偉的名義下漠視人們的利益和痛苦，“效率優先”和“減員增效”等理論的泛濫正在摧毀我們生存的道德基礎和生存本身，片面的“發展主義”已經導致了“只要發展，不要生存”的災難性后果。今天中國的某些“改革”理論家在歷史目的論和“代價”論高高的旗幟下蔑視人民的利益與權利，然而，毛澤東時代我們正是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今天那些用“市場”來反對“國家”的理論家也忘記了不論中國的“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從來都是由于國家政權的強制推動。

　　弱肉強食是資本主義的規律，然而，房寧卻提出“社會主義是一種和諧”。面對今天日益擴大的社會階級差距和不斷惡化的生態環境，“社會主義是一種和諧”猶如空谷足音。毛澤東思想是中國現代性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具有現代性和批判現代性的復雜內涵。自晚清西方現代性進入中國的時候開始，就包含了豐富的批判現代性的內容。辛亥革命以后所引進的比如議會民主所引起的曹錕賄選(用金錢收買議員促成自己當選總統，那些被收買的議員則被稱為豬仔議員)以及政治腐爛，這一時期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它給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帶來了明顯的恥辱，給中國人留下了黑暗與丑惡的記憶。今天中國的理論家正鼓吹和設計中國的私有化，和俄羅斯公開、全面的私有化不同，今天在中國理論界和現實中正在發生一場秘而不宣的私有化運動。一位中國私有化的吹鼓手這樣解釋私有化：私有化首先必須搞垮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就像一個飯碗，誰要得到這個飯碗，最好的辦法就是往飯碗里吐痰。今天中國的某些所謂“改革家”迫不及待地要推進的是這樣一種骯臟的私有化。新自由主義和新權威主義的合流是中國90年代思想的秘密，也是理解中國的一把鑰匙。“改革家”鼓吹往飯碗里吐痰，吐臟了以后就可以據為己有。但是并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往飯碗里吐痰的權力與機會，只有那些擁有“化公為私”特權的流氓大佬才可以往飯碗里吐痰，才有權力“私有化”，或者換一種說法，“管理層收購”(MBO)。中國資本主義的理論家把私有化的策略描述為往公共的飯碗里吐痰，他們對待毛澤東的遺產也是同樣一種態度。然而，我們卻不愿意這樣，不想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與今天流行的“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觀念相比，毛澤東思想可能會被認為是異想天開的幻想，他們之間的區別就像汽車輪子與人的兩條腿，或者飛機與汽車之間的區別一樣。韓德強在一篇文章里說：“不錯，文革是一場災難，但它是在尋求理想征途上的災難。正如第一架飛機掉下來一樣，有人會站在旁邊冷嘲熱諷，甚至激烈抨擊，飛機掉下了死了多少人，毀了多少物，我早就說過，鐵疙瘩怎么能上天呢?人性怎么能不自私呢?也有人會仔細分析飛機掉下來的原因，重新考慮飛機的結構、強度、氣動原理，再造一架新飛機。人類社會的真正進步恐怕也需要像研制飛機一樣。如果只是簡單地否定文革，而不是仔細地解剖其殘片，分析其黑匣子，那么人類社會仍然會在以暴易暴的循環中難以自拔，甚至有可能會毀于一旦。”

　　在半個世紀以前，在朝鮮半島上中國和美國曾經發生過一場戰爭。中國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和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帝國相遇，這是包括中國的領導人自己和他的敵人在內都沒有預料到的一場戰爭，當時中國的內戰還沒有結束，中國內部的統一還沒有完成，更重要的是，中國一直是一個遭受西方帝國主義侵略欺侮的國家;其結果同樣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場沒有贏得勝利的戰爭。尤其是，戰爭結束以后，中國很快便從朝鮮撤出了志愿軍部隊，而美國軍隊在韓國的長期占領卻成為事實。這不僅是兩種不同的戰爭，而且也是兩種不同的政治。

　　今天由于過分重視眼前利益而遠離了毛澤東思想，我們越來越關心眼前的利益，所謂成功與效率，人類的遠景正在從我們的視野中消失。毛澤東思想也許不合時宜，但是并不意味著它是過時的，或者不必要的。只要沒有消除壓迫、剝削、貧困、歧視、不平等與不公正，毛澤東就不會從人類的記憶中消逝。曾經擔任西德總理的勃蘭特說：“對于一部分人來說，他是希望，對于另一部分人來說，他是思想政治上永久的挑戰。”

　　2000年10月8日完稿

　　2019年12月25日修訂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