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初，文化研究興起，風風火火大有成為“顯學”之勢，幾乎要變成當代文學研究的同義詞。2002年，《視界》雜志上刊登的一篇文化研究文章《吊帶衫》引起了學者曠新年的注意。這篇大三學生所寫的文章把一件小巧玲瓏的吊帶衫寫得云蒸霞蔚，風云變幻，氣象萬千。這種“文化奇觀”促使學者曠新年當時對方興未艾的文化研究進行了反思。他借用朱寒冰同學對吊帶衫的描述來描寫文化研究，揭示文化研究的曖昧性。文化研究既是反抗，又是撒嬌，看起來離經叛道，充滿語言暴動，然而卻并不是要推翻和瓦解體制，反而是要在體制之內分得一席之地。文化研究的興起標志著“傳統左翼”向“現代左翼”的脫胎換骨。曠新年敏銳地覺察到，這種研究有可能存在的弊端和陷阱是——文化研究既拆除了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結構的暴動和爆破，同時也無力發起對于資產階級的文化陣地戰。從根本上來說，文化研究由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生死攸關的政治斗爭轉變成為一場裝滿橡皮子彈的語言掃射和文化批判，使階級斗爭變得越來越無害化。這與其說是炮火連天的戰爭，不如說是裝點后現代社會和消費主義時代的絢爛煙花。本文深刻的洞察和反躬自省，對我們今天的研究仍有警醒意義。

　　感謝作者曠新年授權文藝批評發表!

　　文化研究這件吊帶衫

　　——對文化研究的一點朝思暮想

　　曠新年

　　文化研究與反抗

　　從上一個世紀走過來，文化研究已經成為了國內的一門“顯學”，文化研究快要變成當代文學研究的同義詞了，連朋友們見面的時候也會問“搞文化研究嗎”?似有取代過去中國人見面打招呼時說“吃過飯了嗎?”之勢。從出版到教學，從研究生培養到本科生課程，文化研究搞得紅紅火火。文化研究不僅成為了批評舞臺上的當紅小旦，而且已經在學術界分得了一塊蛋糕。在第7期《視界》雜志上發表的文化研究的文章就很搶眼，令觀眾賞心悅目，嘆為觀止，就像香港電影里常說的“眼睛好像吃了冰淇淋一樣”。尤其開首一篇《吊帶衫》，寫得行云流水，波瀾起伏，柳暗花明，氣象萬千，不禁暗暗驚嘆一位三年級的大學生，像一位長袖善舞的魔術師，把一件小巧玲瓏的吊帶衫寫得如此云蒸霞蔚，風云變幻，分明已是一位語言游戲的大師，令人禁不住贊嘆：“真是好身手!”我們由讀者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消費者”，就像不經意撞上了一場文化晚宴，親眼目睹一種文化奇觀，一件小小的吊帶衫，做出了一道令人目不暇接的“滿漢全席”。當然，我們所“消費”的，是既“具技術性又具傳奇性的編碼規則”重新詮釋了的符號產品。

　　完全可以借用朱寒冰同學對吊帶衫的描述來描寫文化研究，只要把“吊帶衫”這三個字換成“文化研究”就行：文化研究是“獨立的、高雅的、時尚的、干練的”，“僅僅是那么‘一點點’布料，文化研究就成了他們‘嘲弄’原權力的權力，令他們產生‘炫耀、誹謗和抵抗’的快感。‘因此，一方面占據支配地位的社會文化結構企圖利用大眾文化來控制接受者對意義和快感的生產，另一方面接受者又可以利用這種資源來產生顛覆和抵抗的效果。’”

　　自從“經濟是最大的政治”以來，文化就被“邊緣化”了。而這位被邊緣化了的“文化”由此成為了一個忙里忙外眉飛色舞眉目傳情的傳媒老手。于是，酒有酒文化，煙有煙文化，茶有茶文化，性有性文化，廣場有廣場文化，企業有企業文化，吃喝有飲食文化，拉撒有廁所文化，穿衣有服飾文化，連放個屁都少不了文化的包裝。就像上海的小學老師不化妝就不能登上講臺一樣，沒有文化的包裝，連巨貪巨腐、汪洋大盜、大款二奶也不能在媒體上飛揚跋扈、趾高氣揚。文化是權力必要的化妝師。股票有借殼上市，資本化的人格和人格化的資本也要借文化浮出海面。曾經有人諄諄教誨俺們，“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發展是硬道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可是，這些硬道理都不是赤身裸體地出場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而是穿著一件件文化大衫沐猴而冠。就像沒有愛情的性交是奸污和強奸、沒有說法的斂錢是搶劫和盜竊一樣，沒有法律保護的金錢是沒有洗干凈的黑錢，沒有文化包裝的經濟是沒有出路的經濟。用一句大家再熟悉不過的話說就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有人吹牛皮“經濟學帝國主義”，其實，沒有文化搭臺，哪有經濟唱戲的地方?如果沒有文化疊被鋪床，經濟就好比沒有婚姻執照的賣淫嫖娼。實質上，當代那些掛著經濟學招牌的“大師”轟轟烈烈地從事的都是偉大的“文化”事業，正如創造發明了“轎車文明”和“二房”理論的大腕擅長的都是文化大話一樣。似乎自從經濟學成了帝國主義，文化就成為了經濟學家身邊一只會賣弄風情的小蜜，一為千瘡百孔的富婆搞掉暗瘡撐起胸脯的美容師，或者等而下之，成了一沒有絲毫貞操下賤不堪只會賣身的暗娼;然而，實際上，為了“全球化”的偉大事業，文化不知做了多少指鹿為馬、偷天換日的事業。可惜沒有“新大陸”可以再發現，不然現代世界歷史就要從他們開始重新寫起了。

　　文化研究的意外之想

　　文化研究作為一門新興學科還是“妾身未分明”。“待曉堂前拜舅姑，畫眉深淺入時無?”文化研究充滿了曖昧性。她既是反抗，又是撒嬌。這種反抗展現了柔軟的姿態，因此，與其說是抗議，不如說是表演。她把誤讀當成了反抗的策略，把誤讀編輯成為了一種充滿無奈和自欺的“革命”。文化研究初看起來刁鉆古怪，充滿了離經叛道。她孤芳自賞，然而并非真要道破“反認他鄉是故鄉”的日常生活，而是對夢中的迷離充滿了咀嚼、留戀和回味。她對強暴既充滿了幽怨，又對所有的強暴順水推舟。她對父權秩序充滿了挑釁，然而又并非真要從父權制中破門而出。她對體制充滿了語言的暴動，然而并不是要推翻和瓦解體制，反而要在體制之內分得一席之地，要在體制之內找到并且站住自己的位置。“誰說百煉鋼，化為繞指柔?”文化研究不是要與千古的父權制進行徹底的決裂;而是相反，要把決裂、反叛、沖撞柔化成一種打情罵俏，提高成為一種有品位有格調的調情，打造成有條件的屈從。我常常能夠欣賞到文化研究的學者他們自我犧牲的姿態和英勇就義的聲音，為了獻身文化研究，不得不忍受慘不忍睹的廣告和肥皂劇的折磨和蹂躪，與他們周旋到底，就像只身打入虎穴的臥底。他們的話語有點聽起來奮不顧身的壯烈味道，就像張維迎們在為“先進生產力”申辯的時候情不自禁地聲嘶力竭起來一樣。

　　正像吊帶衫是內衣外穿，充滿了革命和反叛，充滿了出奇制勝一樣，文化研究也斗志昂揚，充滿了斗智斗勇。更為迷人的是，文化研究是如此感性和性感，是一種如此感性和性感的研究方式，它撫摸當代花天酒地燈紅酒綠鶯鶯燕燕鶯歌燕舞的感性生活最隱秘敏感的部位。文化研究深入夜總會、招貼畫、同性戀、俱樂部、酒吧、廣告、時裝、旅游以及眼花繚亂顛倒眾生的消費文化和多姿多彩不斷翻新的流行時尚。文化研究好像是一位風姿綽約、顧盼生情、千嬌百媚、人見人愛的小家碧玉，風情萬種，光鮮閃亮。在某種意義上說，不經意間，文化研究已經被收編為父權秩序中的一位姨太。如果“大房”是一位風韻猶存的掌握著政治、經濟權力的經濟學家，那么，文化研究則更像是花枝招展、含苞欲放行使著文化權力的姨太太。說得白一點，“大房”是搶飯碗的，就像一位經濟學家說的那樣往公眾的飯碗里吐痰，把飯碗搶到手。俗話說，馬上打天下，不能馬上治之。如果說“大房”是幫著打天下的，那么，“二房”則是幫著坐天下了。“大房”滿身唾沫和銅臭上不了臺面;相反，“二房”這位風華正茂的美人，既有“個性”，又有“人性”，既有“感性”，又有“良心”，既有“顏色”，又有“文化”，甚至她暴戾乖張的性格也成了“夫君”新的附庸風雅、有容乃大的資本。“夫君”早年敲骨吸髓、巧取豪奪、擇肥而噬、殺人越貨的勾當像愈久愈香的陳年佳釀一樣早已經成為了日常生活中消閑解悶的趣聞軼事，成為了她打情罵俏的資料和他們天倫之樂、延年益壽的養料。“二房”可以耍脾氣、犯上、挑釁，可以做出種種使人難堪的出其不意的小小惡作劇，有時候甚至還會放肆到抓破“夫君”的臉皮，帶給他小小的痛苦的尷尬，而這種小小的痛苦的尷尬，又帶給他加倍的出奇的快感，因為資本主義帶有施虐和受虐的雙重性格，一點點無傷大雅的尷尬和施虐反而會給他罪惡的一生帶來一種特別提神和滿足的快感。

　　文化研究婷婷玉立、楚楚動人，出落得俊俏嫵媚。在當今物欲橫流的消費主義時代，文化研究天生麗質，“出污泥而不染”。在當代被欲望所馴服的大眾社會里，文化研究是唯一不被馴服的力量，似乎天生一種高貴的不可馴服的反抗姿態，與大眾文化和主流價值格格不入，沉醉于語言的魅力和語言的力量。她飽讀從馬克思到福柯以及各種各樣的另類和非法讀品，甚至自許為左翼知識的一脈秘傳。“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必須用物質來摧毀。”但是文化研究畢竟受過世界上最好的文科教育，甚至修煉成了博士及第。文化研究建立在中產階級深厚的財富土壤和文化根基上，她敲打著中產階級的感性生活，是中產階級感性生活天然的守夜人。她深知人性唯一光明的前途就是改良和提高人性，政治的唯一出路就是用學院政治代替暴民政治。

　　學院政治是沒有真正的政治目標的政治。作為沒有政治目標的離經叛道，文化研究迅速地被吸收到大學的學科建制之中，結成與現代體制親密無間的手足情誼。文化研究的興起標志著學院政治的真正成熟，標志著左翼批判力量陣地的徹底轉移，或者說，標志著“傳統左翼”向“現代左翼”的脫胎換骨。文化研究既拆除了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結構的暴動和爆破，同時也無力發起對于資產階級的文化陣地戰。從根本上來說，文化研究將戰場從外部轉向內部，可以說，文化研究從資產階級內部向資產階級發起進攻，使階級斗爭變得越來越無害化。文化研究由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生死攸關的政治斗爭轉變成為一場裝滿橡皮子彈的語言掃射和文化批判。這與其說是炮火連天的戰爭，不如說是裝點后現代社會和消費主義時代的絢爛煙花。

　　2002年10月28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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