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改革應該為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圍繞改革問題，學術界有許多爭論。我們就此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新城。

　　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斗爭，任重道遠

　　問：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但學術界對三中全會文件的解讀很不一致。有人顯然是用新自由主義來解讀的，這種解讀，一定程度上好像還占了上風。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答：我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三中全會決定公布以后，學術界立即展開了熱烈討論，討論集中在兩個問題上，第一，是關于怎么理解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第二，是怎么理解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捶ǚ制绾艽?，顯然有兩種解讀。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的解讀，另一種是新自由主義的解讀。

　　出現這種狀況也是可以理解的，這反映了國際國內意識形態斗爭的確是十分激烈的，絕不能等閑視之。從世界范圍看，我們是在資本主義包圍下建設社會主義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千方百計對我國推行西化分化戰略，他們憑借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的優勢，竭力把西方的資產階級理論、價值觀、意識形態灌輸到中國來，對我國進行思想滲透，以期中國發生類似蘇聯東歐那樣的變化，簡單說來就是發生和平演變。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國內有一些人完全接受西方的觀點，自覺地充當“第五縱隊”，在國內忠實地執行美國制定的“華盛頓共識”，力圖把我國的改革引導到新自由主義的道路上去，進而實現資本主義化。如果認真查一下，那些鼓吹新自由主義的頭面人物，不少是有外國背景的。加上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國內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實力大大加強，產生資產階級思想的土壤已經形成，而且日益深厚。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就會有為資產階級辯護的思想、理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這樣，內外相結合，新自由主義對我國改革的影響日益擴大。盡管黨中央一再強調要批判新自由主義，劃清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界限，但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并沒有消除，一到節骨眼上，就有人拋出新自由主義來干擾改革。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出現兩種解讀聲音就毫不奇怪了。

　　兩種解讀，實質上就是改革的兩種方向。改革并不是目的，而是達到一定目的的手段。我們不是為改革而改革，改革是為了達到一定目的所采取的手段。手段是服從目的的，所以，不是任何改革都是對的，要看改革想達到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說，要看改革的方向，想朝哪兒去改。這是鄧小平提出來的，他說：“改革和開放是手段”，[①]“我們的改革要達到一個什么目的呢?總的目的是要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于鞏固黨的領導，有利于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②]他不是籠統地講改革，而是講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反對資本主義化的改革。他強調，對這兩種改革要分辨清楚。1989年政治風波期間，他明確指出：現在大家都贊成改革，但“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③]在改革方向這樣的原則問題上，鄧小平不是“不搞爭論”，恰恰相反，他是主張爭論的。后來，江澤民把這一爭論概括為兩種改革觀的斗爭。他在政治風波平息以后說：“在改革開放問題上，實際上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一種是黨中央和鄧小平同志一貫主張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改革開放，即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開放。另一種是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要求中國‘全盤西化’的人所主張的同四項基本原則相割裂、相背離、相對立的‘改革開放’。這種所謂‘改革開放’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化，就是把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我們必須明確劃清兩者的根本界限。”[④]過了兩年，他又重申這一點。他說：“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的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的根本界限。”[⑤]兩種改革觀說的是改革的指導思想、方向問題，也是改革的目的問題。

　　說白了，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兩種解讀，仍然是上述兩種改革觀斗爭的繼續。這種斗爭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曾經預見到，社會主義社會不是某種凝固不變的東西，而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既然是不斷變化的社會，那么必然有一個朝哪兒變的問題，從大的方向來說，無非是兩個方向：一個是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制度，逐步走向共產主義;另一個是倒退到資本主義去，像蘇聯那樣。這就是兩條道路的斗爭，盡管這有點犯忌，有人不愿承認，然而事實就是如此。這兩條道路的斗爭，必然貫穿整個社會主義時期。我們的改革是朝前一種方向走的，即通過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逐步走向共產主義;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則是后一種方向，即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退回到資本主義去。這是一個原則問題，所以，我們絕不能輕視對三中全會決定的兩種解讀。

　　必須正確理解“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論斷

　　問：我們應該怎樣理解決定中提出的“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

　　答：決定提出“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新自由主義者一片歡呼，認為這是他們取得的勝利，因為他們主張改革必須實行徹底的市場化，既然說要使“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這不就是要走徹底市場化的路子了嗎?他們歪曲決定的內容，斷章取義。第一，本來文件規定得很清楚要“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這就嚴格規定了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范圍。他們在解讀中故意把這一提法中的“資源配置”四個字省略去，籠統地說要“使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這樣他們就可以任意擴展市場作用的范圍了。市場經濟是個經濟范疇，只是調節經濟的一種手段，因而只應該是在討論經濟運行時談論的事情，他們卻把它擴展到一切領域，越出了經濟領域，什么都講市場，甚至擴展到政治思想領域，提出所謂的政治市場化、思想市場化等，哪個政黨執政、哪種思想應該成為整個社會的指導思想，都要由市場來決定。仿佛一切都要由市場來決定，市場應該統治一切，這就荒唐了，但恰恰反映了這些市場迷的狂想。第二，本來《決定》在談到調節經濟的手段時，總是既注意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又重視政府的作用，要求把兩者結合起來。但新自由主義者在解讀《決定》時，往往只引“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話，而不引《決定》中強調政府作用的話。這哪里是解讀，分明是在誤導嘛!

　　談到理解市場經濟的作用，我們必須牢牢記住鄧小平有關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的理論。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大貢獻，就是他明確指出，計劃經濟、市場經濟都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都是經濟運行機制的范疇，而不是基本制度的范疇。既然市場經濟是方法、手段，那么，第一，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運用市場經濟不等于搞了資本主義，這就解放了我們的思想，把我們的思想從計劃經濟、市場經濟是基本制度的范疇的思想束縛下解放了出來，只要能夠發展生產，我們就可以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第二，我們可以根據發展生產、調節經濟的需要來選擇運用計劃經濟、還是運用市場經濟，一切從實際出發，什么時候、什么領域，哪種方法、手段能夠發展生產、有利于調節經濟，我們就要那種方法、手段，而不是拘泥于某一種方法、手段，這就同新自由主義的迷信市場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區分開來了。第三，關鍵在于誰來運用這種方法、手段，為什么目的來運用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主人”是誰，也就是說，市場經濟同那種所有制相結合。手段是不可能離開運用這種手段的“主人”而獨立存在的。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公有制相結合，那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資本主義私有制相結合，那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不同所有制相結合，就顯示出市場經濟的不同性質。方法、手段是從屬于運用這種方法、手段的主體(所有制)的，不能倒過來說，市場經濟決定所有制。我們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上，是為了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忘記了這個目的，實行市場經濟就失去了目標，就變得毫無意義。

　　在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條件下，發展生產、調節經濟可以運用兩種方法、兩種手段。一種是市場經濟，即依靠價值規律、供求規律、競爭規律的自發作用，來有效地配置各種資源，促進生產的發展，調節經濟的運行，另一種是依靠政府的職能(過去主要是通過計劃，現在則是運用財政、金融、計劃等綜合手段)來解決經濟生活中出現的矛盾，調節經濟的運行。這兩種方法、手段各有自己的優缺點，各有自己的最佳適用范圍，兩者不是對立的，而是相互補充、相輔相成。因此，在實際工作中，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⑥]按照這一精神，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在強調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提出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把兩者結合起來。習近平同志在對《決定》做的說明中，特地指出：“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發揮市場的作用，也要發揮政府的作用，但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職能是不同的。”“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⑦]

　　應該指出，提出市場不能起“全部作用”、“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這是由市場這種方法、手段對經濟發展的作用的特點決定的。

　　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證明，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市場對企業這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最有效的。市場機制，第一，可以在價值規律支配下，促使企業不斷改善經營管理，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物資消耗，提高資源使用效率;第二，可以在供求規律的支配下，把有限的社會資源配置到社會所需要的部門中去，做到產銷對路;第三，可以在競爭規律的支配下，促使資源流向經濟效益高的企業中去，從而提高整個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益。市場配置資源的這些優點，已被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所證明。我國的改革一再證明：凡是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作用發揮得比較充分的地方，經濟發展速度就快，經濟效益就好，經濟實力就強，只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才能真正做到經濟增長率高、經濟效益好。

　　但是，我們在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的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市場本身也有其弱點和不足之處，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市場調節具有短期性。市場通過價格的漲落所反映的社會需求是近期的社會需求，因而它不能進行長期的調節;第二，市場調節具有滯后性。只有某個部門出現了供過于求或供不應求的情況，才能促使企業退出或進入這個部門，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失衡現象，造成資源的浪費;第三，市場調節具有不確定性。市場只能通過價格的漲落為企業指明社會需求的方向，因而容易造成生產的盲目性;第四，市場調節缺乏全局性。市場調節是受企業的局部利益驅動的，難以協調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的關系。此外，在有些領域，市場調節是無效的，這就是西方經濟學中所說的“市場失靈區”。例如，公共事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市場是難以調節的。

　　正是由于市場調節具有上述種種缺陷，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還必須由政府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正確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在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候，江澤民就明確指出：“市場也有其自身的明顯弱點和局限性。例如，市場不可能自動地實現宏觀經濟總量的穩定和平衡;市場難以對相當一部分公共設施和消費進行調節;在某些社會效益重于經濟效益的環節，市場調節不可能達到預期的社會目標;在一些壟斷行業和規模經濟顯著的行業，市場調節也不可能達到理想的效果。”因此，他說：“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發揮計劃調節的優勢，來彌補和抑制市場調節的這些不足和消極作用，把宏觀經濟的平衡搞好，以保證整個經濟全面發展。”他還指出：“在那些市場調節所力不能及的若干環節中，也必須利用計劃手段來配置資源。同時，還必須利用計劃手段來加強社會保障和社會收入再分配的調節，防止兩極分化。”[⑧]這一分析是符合實際的、科學的，至今對我們的實際工作仍有指導意義。

　　概括說來，企業微觀層次的經濟活動，應該由市場進行調節。歷史經驗證明，在這一層次由計劃經濟調節，效率是不高的。在宏觀層次上，包括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平衡、產業結構的調整(即保證部門比例的平衡)、重大工程項目的建設等等，則應該由政府發揮調節職能。這一層次靠市場來調節，損失太大。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政府應起主導作用：市場活動的規則應由政府制定，市場活動的過程應由政府進行監管，市場作用應達到的目標也要由政府來確定，總之。市場應該在政府主導下發揮作用，不應該是完全自發起作用。

　　既看到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看到它的不足之處，在強調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作用的同時要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職能，這恰恰是我們同完全迷信市場的自發作用、主張市場經濟萬能論的新自由主義根本區別之一。

　　牢牢把握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實現形式

　　問：三中全會提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任務。圍繞混合所有制經濟，存在著嚴重分歧。應該怎么理解這一決策?

　　答;自從提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以來，學術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顯然有兩種指導思想、兩種做法，最后必然有兩種結局。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解讀，發展混合所有制式為了增強公有制主體地位，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引導非公有制經濟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另一種是新自由主義的解讀，把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看作是由私營經濟、外資經濟控制和利用國有資產壯大自己的一種途徑，實行私有化的一種形式。這種事情，十五大以后一段時間里曾經有過，他們嘗到了甜頭，那時，有人借國有企業“改制”的機會，大肆侵吞國有資產，許多私營企業的“第一桶金”就是這樣得來的。現在他們又想故伎重演。正是針對這種情況，習近平在2014年3月9日參加“兩會”安徽代表團會議時強調，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兩種思路、兩種做法，在實際工作中，落實下來，就是誰控制誰，誰利用誰：是公有制經濟控制、利用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壯大自己的實力，擴大國有資本支配范圍，發展公有制經濟，還是私營經濟、外資經濟利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機會，瓜分國有資產，化公為私，控制和利用國有資產來謀取私利，實行私有化。撇開那些華麗辭藻，事情的實質，說到底就是這么回事。

　　我們先來看看三中全會實行怎樣提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吧。習近平同志在三中全會上對《決定》做的《說明》指出，當前，“如何更好地體現和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進一步探索基本經濟制度有效實現形式，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全會決定強調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全會決定堅持和發展黨的十五大以來有關的論述，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強調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這是新形勢下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的一個有效途徑和必然選擇。”[⑨]

　　我認為，這段話的中心意思是，要把發展混合所有制看作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這個論斷，指明了我們發展混合所有制的性質、目的和方向。

　　全國解放以后，我們黨幾代領導集體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經過幾十年的艱苦探索，最終把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度確定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并把它寫進了憲法。這一成果來之不易，我們應該倍加珍惜。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憲法第六條規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七條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我們強調依法執政，首先要依憲執政;依法改革，首先要依憲改革。改革的任何措施都要符合憲法的規定。而不能違背憲法。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也是如此。具體說來，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必須要體現和落實憲法第六條、第七條的規定?，F在有一種很不好的現象：嘴上講依憲治國、依憲改革，但一到制定改革方案時，就把憲法置諸腦后，完全不顧憲法的規定，甚至違背、破壞憲法的規定。這是不能允許的。

　　那么，混合所有制經濟怎樣才能成為基本經濟制度的實現形式呢?

　　第一， 發展混合所有制，應該有助于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

　　段，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私有制(包括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都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有積極作用。我們應該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不存在所謂的“國進民退”或者“國退民進”，公有制經濟、私有制經濟都要發展，不是哪個要進、哪個要退。不要一提改革，就只想到如何發展私營經濟，好像發展國有經濟就不是改革似的。改革的一切措施(包括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既要有利于發展私營經濟，更要為發展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創造條件。壯大和發展國有經濟，是憲法賦予國家機關的神圣職責。這一職責往往被人們忽視、忘卻了。

　　第二， 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應該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公有制為主體，這是我國社

　　會保持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保證。在所有制結構中，必須分清主體與補充，不能“不分老大老二”。不同所有制在整個所有制結構中的地位是客觀存在的，哪種所有制占主體，決定著整個社會制度的性質?？梢哉f，越是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越要注意保持和增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在混合所有制中，不同所有制經濟交叉持股，更要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如果發展混合所有制的結果，削弱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那么這種改革就走上了邪路，犯了方向性錯誤。

　　第三， 發展混合所有經濟應該加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國有經濟是共產黨執政的經

　　濟基礎，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支柱，調控整個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必須有利于擴大國有資本的支配范圍、保證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提高國有企業的競爭力，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影響力。要使混合所有制成為發展國有經濟的有效途徑。同時要發揮國有經濟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作用，使非公有制經濟在國有經濟引導下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為了實現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在混合所有制經濟中，應該保持國有企業的控股地位。不能讓混合所有制成為私營經濟、外資經濟控制和利用社會主義經濟的一種形式。如果出現這種情況，那就是改革犯了顛覆性錯誤。

　　第四， 經濟改革必須實現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目的。必須全面理解

　　對待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把鼓勵、支持和引導結合起來。也就是說，我們不僅要鼓勵和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還要注意引導它們的發展。這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非公有制的作用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它們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有積極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它們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而且它的主要部分(私營經濟、外資經濟)是資本主義性質的，還存在剝削，因而同社會主義的本質存在一定的矛盾。所以，我們在鼓勵、支持它們發展的同時，還要注意引導它們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只講鼓勵、支持，不講引導，那是片面的。在改革過程中，我們要在政治上通過黨和政府的工作，經濟上依靠國有經濟的力量，來做到這一點。發展國有經濟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途徑和必然選擇。

　　總之，我們一切改革措施，包括發揮市場的作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等等，都是為了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我們不是為改革而改革。忘記了我們改革的目的，改革就會犯顛覆性錯誤，走上改旗易幟的邪路。這是最大的危險。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也是改革開放的根本政治保障

　　問： 談到改革，還有一個問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堅持改革開放的關系。經常有人把兩者割裂開來，好像兩者沒有關系似的。你怎么看?

　　答：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是我們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兩個基本點，它們是統一的。

　　記得我們黨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總結我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時，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改革開放結合起來作為“管總的”經驗提出來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確實取得了巨大成就，這是舉世公認的，不能否定。談到這幾年的成就，有人往往歸功于改革，歸功于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這是正確的，但還遠遠不夠。世界上搞改革的國家不少，在經濟運行機制方面把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的轉軌國家也不少，但成效很不一樣。例如，我國的改革開放同蘇聯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開放顯然形成鮮明的對照。都講改革，都搞市場經濟，我國經濟發展、政局穩定、社會安定，一派欣欣向榮景象，而蘇聯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卻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經濟滑坡、政局動蕩、階級矛盾尖銳、人民怨聲載道。出現這種狀況的根本原因，正如胡景濤指出的：“我國改革開放之所以成功，在于我們既以四項基本原則保證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又通過改革開放賦予四項基本原則新的時代內涵，教育和引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深刻認識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辯證關系和重大意義，堅持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于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當今世界的深刻變革中牢牢站住了、站穩了，并成為充滿生機活力的社會主義。”[⑩]堅持還是拋棄四項基本原則，正是我國的改革開放與蘇聯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開放的根本區別所在，也是改革開放的效果大不相同的根本原因所在。

　　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國立國之本，這是《黨章》、《憲法》上明確規定了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立國之本。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中，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1] 這是我們黨總結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得出的結論，也是每一個黨員都必須遵守的。然而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恰恰在這樣一個基本原則問題上，存在著激烈的斗爭。有人千方百計地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也有人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旗幟不鮮明，仿佛無關緊要似的。因此，有必要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樣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作一點分析。

　　四項基本原則是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之初提出來的。但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那樣，“這四項基本原則并不是新的東西，是我們黨長期以來所一貫堅持的。”[12]

　　早在1956年，我們黨在批評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錯誤時，就總結了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指出這一基本經驗具有國際意義，是任何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都必須遵循的。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從根本上說，否定的就是這一基本經驗。我們黨把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概括為五條，其基本內容就是現在我們通常說的四項基本原則，只是表述上有所不同而已。當時我們黨明確指出：這五條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十月革命的道路，它們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長途中一個特定階段內關于革命和建設工作的普遍規律。這不但是蘇聯無產階級的康莊大道，而且是各國無產階級為了取得勝利都必須走的共同的康莊大道。”正因為這樣，盡管我國的革命和建設具有自己的許多特點，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把自己所干的事業看成是偉大的十月革命的繼續。[13]后來毛澤東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又提出判斷政治是非的六條標準，即“(一)有利于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不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三)有利于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專政;(四)有利于鞏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壞或者削弱這個制度;(五)有利于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六)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而不是有損于這種團結。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14]這里所講的實質上就是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其基本思想是同四項基本原則一樣的。

　　1979年2月，針對理論務虛會上以及社會上出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鄧小平重申黨一貫堅持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把它概括為四項基本原則。他說：“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這四項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15];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16]這四項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必不可少的本質特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堅持社會主義。他強調：“決不允許在這個根本立場上有絲毫動搖。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17]黨的十三大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作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兩個基本點之一，并指出它是“我們立國之本”。[18]

　　我們為什么強調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什么要把它作為立國之本?這是因為它反映了社會發展的規律，是社會發展的客觀必然趨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

　　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并不是人們主觀想象出來的，而是從歷史發展的邏輯中得出的結論。與空想社會主義者不同，馬克思恩格斯在談到社會主義時，并不是訴諸道德和法，因為他們認為，“道義上的憤怒，無論多么入情入理，經濟科學總不能把它看做證據，而只能看做象征。”[19]他們提出未來的社會制度問題的根據是：“共產主義是從資本主義中產生出來的，它是歷史地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它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那種社會力量發生作用的結果。”[20]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使得生產越來越具有社會的性質，許多分散的生產過程融合成為社會的生產過程，整個國民經濟越來越成為一個各種生產密切聯系、相互依賴的整體。生產力的這種性質，客觀上要求由社會來占有生產資料和調節國民經濟。然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是歸資本家私人占有的，生產經營是由資本家自行決定的，以他的意愿為轉移，社會產品也歸資本家個人所有。于是，生產形式就與占有形式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生產形式起來反抗占有形式，生產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私人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構成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這一矛盾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是無法解決的。解決這一矛盾的唯一辦法是使占有形式適應生產形式，按照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的客觀要求，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里有過生動的描述，他說：“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21]周期性爆發的經濟危機生動地證明了這一點?？梢?，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生產力的社會性質，同以資產階級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生了矛盾，這一矛盾決定了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客觀的歷史發展必然趨勢。正如列寧指出的：“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這個結論，馬克思完全是從現代社會的經濟的運動規律得出的。”[22]

　　然而建立公有制、“剝奪剝奪者”，勢必引起資產階級的殊死反抗，因此，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無產階級必須組織成自己的政黨——共產黨，并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就有可能實行按勞分配原則，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所有這一切都必須在無產階級世界觀——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才能做到?？梢?，作為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四項基本原則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形象地說，是一個“成套設備”。[23]它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四項基本原則，如果撇開其具體表述形式，而就其基本內容來說，并不只是中國的特殊條件的產物，它表達了社會主義的共性。任何社會主義國家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能有絲毫動搖。如果說十月革命勝利后的蘇聯以及東歐、亞洲、拉丁美洲各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從正面證明了這一點，那么，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蘇聯東歐國家的政局劇變、社會制度演變則從反面證明了這一點。這些國家實現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無一不是從否定這四項基本原則開始的。是不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實質上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原則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必須旗幟鮮明，不能有絲毫動搖和含糊。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堅持改革開放是統一的

　　問：有人提出一個問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是對立起來，改革開放最終必須放棄四項基本原則，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不可能徹底進行改革，兩個都“堅持”，那是“二元論”，無法實現的。你對這個問題怎么看?

　　答：這種否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的統一性的看法是錯誤的。我們不來分析這種觀點會導致什么樣的政治后果，單從理論認識上說，這種觀點的錯誤就在于沒有全面地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狀態。

　　大家知道，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我們不是為改革而改革。從經濟上說，改革是調整生產關系，目的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我們所有的改革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24]換句話說，就是要解決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因此，科學地回答改革問題，應該具體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狀態，明確什么東西是發展生產力的障礙。毛澤東指出，同其他社會一樣，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而且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但是矛盾的狀態已同資本主義社會根本不同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是基本上適合生產力性質的，它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資本主義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因而生產不斷擴大，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但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還很不完善，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產力的發展又是相矛盾的。必須按照具體情況，克服這些不完善的方面，解決矛盾，推動生產力的發展。這就是改革的任務。而且在解決舊的矛盾以后，又會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又需要人們去解決。矛盾不斷出現，又不斷解決，這就是一切事物發展，也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辯證法?？梢姡鐣髁x社會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關系，是處于既相適應，又不適應，而且是基本適應、局部不適應的狀態。因此，我們的政策應該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與生產力性質相適應的方面(這是基本的方面)，必須堅持;而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方面(這是局部的方面)，必須改革。換句話說，改革的對象不是整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而是其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需要的不完善的方面。這些不完善的方面，只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一部分，而且是它的非基本部分。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既適應又不適應的狀態(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也一樣)，決定了社會主義的改革必須把“變”與“不變”統一起來。正如習近平指出的，改革的關鍵問題是，要把“改什么”與“不改什么”統一起來。改革不是說什么都要改，有的東西是不改的，而且過多長時間都不改的。

　　那么，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中哪些是符合生產力發展需要，因而必須堅持，哪些是與生產力發展相矛盾，因而必須改革的呢?鄧小平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明確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25]他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具體體制嚴格區分開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它是四項基本原則在制度上的體現)，反映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符合社會發展規律，適應生產力社會性質的要求，必須堅持，不能動搖;改革的對象是經濟體制，具體說來就是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因為它盡管有其歷史的由來、起過歷史的積極作用，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已經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了。

　　我們黨根據鄧小平關于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都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的思想，總結我國多年改革的實踐經驗，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強調我們在深刻而廣泛的變革中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時又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好地實現經濟建設這個中心。”[26]我們始終強調要在“市場經濟”的前面加上“社會主義”四個字，這是十分重要的。正如江澤民所說的：“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并非多余，并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了我們的市場經濟的性質。西方市場經濟符合社會化生產、符合市場一般規律的東西，毫無疑義，我們要積極學習和借鑒，這是共同點。但西方市場經濟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搞的，我們的市場經濟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搞的，這是不同點。而我們的創造性和特色也就體現在這里。”[27] 這一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本身就很好地體現了改革過程中“變”與“不變”的統一：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是“不變”;但經濟運行機制由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這是改革，這是“變”。

　　從邏輯上講，同一件事情，既要堅持又要改革，那是做不到的;但兩個領域、兩件事情，一個堅持，一個改革，那是完全可以做到統一的。對于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即四項基本原則在制度上的體現)，我們堅持;對于具體的體制、運行機制，我們進行改革。這兩者是不矛盾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堅持改革開放是統一的，從理論上說，兩者統一于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的完整分析;從實踐上說，兩者統一于解放、發展生產力。

　　值得注意的是，有人在總結改革開放的經驗時，只談堅持改革開放，不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們離開四項基本原則籠統地贊揚改革，這是十分危險的。戈爾巴喬夫就是一個前車之鑒。他上臺的幾年時間里，幾乎是逢會必講改革，儼然以改革家自居，但他把改革的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指向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無產階級專政、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而把主張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人斥之為“社會主義守靈人”。這種放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改革會導致什么樣的結果，現在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了。殷鑒不遠，這一教訓應該認真吸取。

　　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告訴我們，不是任何改革都是正確的，都應該支持，只有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根據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環節進行改革，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也就是說，只有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這種性質的改革，才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動力。拋棄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只能阻礙甚至破環生產力。

　　應該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有一股勢力，想把我國引向資本主義道路，意識形態領域始終存在著四項基本原則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尖銳斗爭。這種斗爭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不可避免的。鄧小平估計，直到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之前這種斗爭都不會停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手法可以不斷變化，可以宣傳新自由主義，也可以宣傳民主社會主義，也可以宣傳 “普世價值”，“憲政民主”，但萬變不離其宗，其矛頭都是指向四項基本原則，核心都是否定四項基本原則。這種斗爭的實質是中國應該舉什么旗、走什么路，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化的原則問題。這是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焦點。

　　反對四項基本原則、主張資本主義化的人，把英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私有產權等等封為“普世價值”，然后用這個標準來衡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指責這個不行、那個不行，然后要求按照資本主義的標準改造中國，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成資本主義。他們把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里的政黨輪流執政制度當作“普世”的、唯一的民主制度，攻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共同協商的制度，說這是“另搞一套”，要求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實行多黨制;他們竭力歪曲和攻擊無產階級專政，把它同民主對立起來，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鼓吹西方的甚至臺灣的所謂的“憲政”制度;他們宣傳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因而私有制是最合理的、永恒的，宣布私有產權是“普世”的，要求在經濟上實行私有化;他們把資產階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宣布為人類共同的核心價值，要求放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如此等等，矛頭所向，十分清楚：他們要求放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拐到西方的“主流”社會即資本主義道路上去。

　　不可否認，以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普世價值”等種種形式表現出來的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在我國改革過程中曾得到相當程度的泛濫，有的地方甚至出現這種錯誤思潮成為輿論的主流，而馬克思主義則被邊緣化的現象。這是極不正常的。出現錯誤思潮是不可避免的，但為什么錯誤思潮會影響一大批群眾，為什么群眾會看不清這種錯誤思潮的實質呢?這就不能不談到我們意識形態工作中的缺點了。在一次討論“普世價值”問題的研討會上，有的同志提到，只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就可以看到鼓吹“普世價值”的實質及其錯誤所在。但是近來多年不講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甚至把它當作宣傳思想教育工作的禁區，這就導致很多人看不清“普世價值”的階級實質，陷入了抽象的價值觀念的泥坑，分辯不了是非，引起了許多思想混亂，這是“普世價值”得以泛濫的一個認識方面的原因。我非常贊成這一看法。其實，不僅“普世價值”問題，而且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等，它們之所以能夠泛濫，一個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有人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同以階級斗爭為綱混淆在一起，仿佛否定階級斗爭為綱就不能再講階級分析了。這是極大的誤解。毫無疑問，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主義制度已經建立，大規模群眾性的階級斗爭已經過去的情況下，黨的工作以階級斗爭為綱是錯誤的。然而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仍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一定條件下還會激化，因此，我們還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江澤民曾經指出：“我們糾正過去一度發生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這不等于階級斗爭已不存在了，只要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存在，我們就不能丟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與方法。這種觀點與方法始終是我們觀察社會主義與各種敵對勢力斗爭的復雜政治現象的一把鑰匙。”[28]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和階級分析方法來觀察和分析意識形態領域的種種現象。在階級分析方法面前，那些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種種言論，就會剝下華麗的外衣，現出原形，暴露出他們的反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行資本主義化的本質。

　　回顧近年來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我們更加深切地感到，四項基本原則的確是我們立國之本，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內容之一，也是我們今后取得偉大成就的根本保證。

　　[①]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6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4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④] 《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618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

　　[⑤] 《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1649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⑥]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文件匯編》，第1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⑦] 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6日。

　　[⑧] 《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20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⑨] 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見《人民日報》2013年11月6日。

　　[⑩] 胡錦濤：《繼續把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推向前進》，《求是》2008年第1期。

　　[11] 《中國共產黨章程》，第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2]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3]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

　　[14] 《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3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5] 從上下文看，這里指的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即必須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原則。

　　[16]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7]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7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8] 《十三大以來重要文件選編》(上)，第1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8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0] 《列寧全集》，第31卷，第8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6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2] 《列寧選集》，第2卷，第43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3]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136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24]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5]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6] 胡錦濤：《繼續把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推向前進》，《求是》2008年第1期。

　　[27] 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202、20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8] 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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