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華盛頓共識”的出籠，標志著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實踐模式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新自由主義由學術、理論而政治化、美國國家意識形態化；由此，美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集團開始了按新自由主義理論和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模式改造全世界的“十字軍遠征”。

　　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模式之所以會墮落為“通往災難之路”，是由其本質所決定的。

　　新自由主義這樣一種極右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理論體系，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特殊的經濟社會背景下資產階級思想理論界滋生出的一個怪胎。所謂特殊的經濟社會背景是：一方面，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資本主義加速由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階段過渡，主導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運作近一個半世紀的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已越來越不適應壟斷資本主義的需要，30年代初爆發的席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蕭條，表明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理論已經走到了歷史的盡頭。在30年代大蕭條前夕及大蕭條期間，多多少少從《資本論》汲取營養的凱恩斯發表了一系列關于就業、投資、貨幣等方面論著，逐步取代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成為主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主流經濟學;另一方面，蘇聯的以公有制為基礎、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蓬勃發展，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這就從左、右兩個方面對主張自由競爭、自由經營、自由貿易等為基本理念的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形成夾擊之勢。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以捍衛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為己任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按捺不住，相繼發表了《價格與生產》、《儲蓄的“悖論”》等文章，對主張在經濟危機期間，政府實行擴張性財政、加大社會投入、増加就業、提振社會有效需求，以刺激資本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凱恩斯主義進行批判，絕望地為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辯護;同時，他還伙同他的老師、極端仇視社會主義的馮·米塞斯，挑起了同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關于經濟計算問題的論戰，借這場論戰批判以公有制為基礎、以保持政府宏觀調控和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為基本特征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在30年代經濟大蕭條期間，哈耶克、米塞斯等的歇斯底里表演，既成為新自由主義及其頭面人物哈耶克登上世界歷史舞臺的序幕，更表明，新自由主義從誕生時起，便是逆歷史潮流的!由于哈耶克等人頑固堅持的這種已經走向極端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當時在政界甚至在理論學術界均遭冷遇。這就迫使哈耶克及米塞斯等新自由主義的中堅分子不得不蟄伏于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美國芝加哥大學等學術機構，窺探時機、以求一逞。

　　在長達數十年的蜇伏期間，哈耶克等人主要干了兩件事：其一，潛心完善其極端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先后發表了《通往奴役之路》、《自由憲章》、《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謬誤》等著述;其二，充分施展其擅長學術小圈子的能耐，糾集一批以復興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理論為己任的英國、美國等國的學者，成立了朝圣山學社。從1947年至70年代末的近30年中，朝圣山學社先后在12個國家召開了27次研討會，推動新自由主義理論研究，傳播新自由主義理論主張，壯大新自由主義理論隊伍，并逐步形成諸多學派。其中，尤以哈耶克、科斯、弗里德曼和盧卡斯等“四大金剛”為首的以下四個學派，從不同角度鼓吹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影響最大，對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蔓延起了極壞作用。

　　一是哈耶克領銜的倫敦學派。這個學派以英國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為基地，狂熱鼓吹絕對自由化、完全私有化、徹底市場化，強調自由市場、自由經營，認為任何形式的經濟計劃、國家干預始終與效率無緣;而私有制又是自由的根本前提，在哈耶克及其弟子看來，公有制、社會主義是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是典型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他及其倫敦學派的理論觀點是其他新自由主義者的主要思想來源。

　　二是由米爾頓·弗里德曼領銜的現代貨幣學派。這個學派以美國芝加哥大學為基地，強調實行貨幣“單一規則”，以現代貨幣數量論為其理論基礎，以激烈反對國家干預為其主要政策主張，主張在貨幣單一規則的前提下，實行經濟自由放任政策，反對國家干預，否定計劃經濟和任何形式的公有經濟，是絕對自由化特別是金融自由化、完全私有化、徹底市場化的狂熱鼓吹者。

　　三是由羅納德·科斯領銜的新制度經濟學派。這個學派以經濟組織或制度問題為研究對象，主要強調明晰私人產權，降低市場交易費用，實現資源“有效配置”。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包括四個方面，即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理論、企業理論、制度變遷理論。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交易費用的節省是企業產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場機制的唯一動力;只要企業產權落實到自然人，也就是私人，其交易成本必然低于公有制企業，因此，私有制企業的經營效率比公有制企業高。這一學派的創始人是在新自由主義大本營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羅納德·科斯。

　　四是由羅伯特·盧卡斯領銜的理性預期學派。盧卡斯提出的名噪一時的所謂“理性預期假說”，是這一學派的理論基礎。所謂“理性預期”，就是認為在經濟活動中，人是理性的，總在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經濟未來的發展趨勢關乎自己的投資或就業選擇等切身利益，所以他總會充分調用自己各種主觀和客觀資源，對經濟前景進行盡可能準確的預測，其決策一般說來是有根據的;而政府對經濟信息的反應不如公眾靈活、及時，所以政府的決策不可能像個人決策那樣準確、靈活，因此政府的任何一項穩定經濟的措施，都會被公眾的合理預期所抵消，成為無效措施。這一觀點給予了奉行國家干預政策的凱恩斯主義沉重打擊，所以也被稱為“理性預期革命”。

　　由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周期性規律，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陷入長達10年之久的“經濟低增長或經濟停滯、高通脹、高失業”的“經濟滯脹”期。在以往，“高通脹”一般出現在經濟復蘇—高漲階段，但此次卻與高失業、經濟停滯并存于危機階段，這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技術進步、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導致實體產業資本利潤率下降所形成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一種新特征。面對資本主義的這一新的社會經濟現象，凱恩斯主義束手無策。

　　持續的“滯脹”危機，迫使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英等國的資本，向通過高杠桿操作可能獲得高額利潤的金融領域、資本市場流動，導致金融壟斷資本急劇擴張、膨脹。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美英等國急劇膨脹了的金融資本不甘于為實體經濟融資、支付的“配角”地位，不僅利用實體產業深陷“滯脹”危機、負債累累之困境，通過提供貸款、并購等手段，逐步控制了產業資本，實現了經濟的金融化，而且向政治權力領域滲透，從而推動美英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向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階段過渡。

　　金融資本較之實體產業資本更貪婪、更具冒險性，逐步實現了對產業資本乃至國家政治決定權的控制后，再也不滿足于被調控、被監管和國內有限的市場了，力圖擺脫監管自由流動、自由經營，乃至突破國界，在更廣闊的全球空間、市場上攫取更豐厚的利潤。此時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迫切需要一種理論取代主張宏觀調控的凱恩斯主義，為其全球擴張提供理論支撐。長期蟄伏于學術界的哈耶克及他的弟子，憑借其敏銳的政治嗅覺把握住了這一機遇，他們利用“滯脹”危機對凱恩斯主義發起猛攻;同時，極力鼓吹他們的將古典經濟學基本理念推向“市場原教旨主義”極端的“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一體化”主張。哈耶克一伙的這些動作和極端理論主張，正好迎合了美英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需要。

　　20世紀70年代末，代表英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利益的保守黨首腦撒切爾當選首相。上臺伊始，她便將倫敦學派的基本理念冠以“撒切爾主義”的名義作為保守黨的執政理念，圍繞著向國有企業開刀、向工會開刀推進新自由主義改革：大規模推進私有化，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壓縮社會福利開支，減少政府對經濟的調控和干預以推行經濟自由化，將新自由主義捧上了英國主流經濟學的寶座。1980年底，美國共和黨人羅納德·里根成為美國總統。同撒切爾夫人一樣，里根上臺伊始，便迫不及待地拋出了所謂“里根經濟學”。這種經濟學不過是新自由主義的兩個主要學派，即以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頓·弗里德曼為主要代表的現代貨幣學派理論、以南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阿瑟·拉弗和哈佛大學教授馬丁·費爾德斯坦為代表的供給學派理論的大雜燴而已。

　　20世紀80年代，兩任里根政府通過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把新自由主義學派推上了美國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的寶座;不僅如此，在此期間，里根政府緊鑼密鼓，按照這一理論營造了一個適應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需要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模式，把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集團送上了主宰美國經濟、左右美國政治的權力巔峰的寶座，從而也將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階段向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階段轉變的歷史進程向縱深推進了一步。

　　美國的金融寡頭——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集團并不滿足于僅僅對美國經濟的主宰，美國國內的市場對于急劇膨脹的金融資本來說，已經過于狹小了，迫切需要突破國界，向全球擴張，控制全球經濟，掠奪全世界人民。1990年，美國共和黨總統布什為適應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全球擴張的需要，授意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發起，召開了一個有關拉美地區80年代中后期以來經濟調整與改革問題的研討會。會議行將結束時，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曾任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的約翰·威廉姆遜拋出了一份包含十條政策主張的所謂會議“共識”，后來被稱為“華盛頓共識”。

　　“華盛頓共識”的十點政策聲明中，除了新自由主義骨干們長期以來鼓吹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等內容外，還特別強調各國政府應開放商品市場、金融資本市場，放松對外資的限制和監管。其用心十分明顯，就是為美國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進入其他國家的市場開辟道路，以便控制他國的金融、資本市場乃至整個經濟命脈，當世界金融乃至世界經濟的霸主。從此，新自由主義的內涵在“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這“三化”的基礎上，又擴展了“全球一體化，即全球美國化”。可見，“華盛頓共識”的出籠，標志著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實踐模式步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新自由主義由學術、理論而政治化、美國國家意識形態化;由此，美國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集團開始了按新自由主義理論和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模式改造全世界的“十字軍遠征”。

　　必須強調的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的名義將新自由主義推上英美兩國主流經濟學的寶座，絕不僅僅是撒切爾和里根他們的個人喜好，而是他們所代表的國際金融壟斷資產階級利益與需要決定的;從另一方面說，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之所以青睞新自由主義，是因為新自由主義主張的絕對自由化、完全私有化、徹底市場化、全球“一體化”也即美國化，適應美英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全球擴張的需要。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本質。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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