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體思維者的邏輯定式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在談論政治問題時使用的思維方式是政體思維。一個剛剛發生的例子是，3月初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寫了一篇文章，講中國即將崩潰。他為什么會這么想?筆者認為，是政體思維導致他得出這個結論。

　　政體思維在西方是有傳統的。從古希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古羅馬的西塞羅，再到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馬基雅維利，以及啟蒙時代的很多思想家，西方思想家兩千多年一直試圖探求理想政體。現代西方政治學也一脈相承，聚焦民主能不能帶來經濟發展、能不能遏制腐敗等議題。很多人讀過柏拉圖的《理想國》，《理想國》的希臘文書名就是《政體論》。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寫的《政治學》也是一種政體論。

　　從這套思路談論問題的時候，會首先說這個國家的政體是什么，要么叫君主制，要么叫專制，抑或其他，然后對不同的政體進行價值判斷。在《理想國》里，柏拉圖按照統治者是一個人、少數人還是多數人，將國家分成不同的政體。亞里士多德也是這么劃分的。

　　按照這種思維方式，必然會說某種政體比較好，某種政體不太好。比如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不會說民主制是好的，但他們會說民主制不是最壞的。之后的西方思想家大概也延續了這種思路。在他們的思維里，有一條就是“形式決定實質”，政權的形式決定這個政權治理的實質。而且形式還決定結果。也就是說，好的政體不管碰到多大挫折最終都會勝出，不好的政體不管現時表現如何亮麗遲早要滅亡。

　　沈大偉也好，章家敦也罷，或者其他說中國要崩潰的人，就是這種政體思維在作祟。在他們看來，世界上有一種政體叫做民主，中國的政體叫做不民主。民主帶來的都是好的東西，不民主帶來的都是不好的東西;哪怕存在問題，民主也會維持下去;但不民主的政體，哪怕你現在做得還不錯，失敗卻是必然的，垮掉只是遲早的問題。

　　政體思維解釋不了復雜的政治

　　我曾在美國學政治學、教政治學，接觸的很多東西都是政體思維，慢慢就發現了問題。政體思維很難分類。以中國為例。在政體思維的作用下，一些西方學者講到中國時會先給中國戴帽子，叫做“威權體制”。后來，他們又覺得不合適，因為中國怎么看都跟伊朗不太一樣，和拉丁美洲國家也不太一樣。一些西方學者就給帽子加點花邊，以示區分，這就有了“軟威權體制”“開放的威權體制”“有活力的威權體制”等。我梳理了一下，當代西方研究中國的學者在“威權主義”這頂帽子下加了20多種花邊。我這里僅僅舉中國一個例子，你可以舉任何國家，都得加花邊，而且不同學者加的花邊還不一樣。

　　民主政體也是一樣。哪個地方有開放的多黨競爭型選舉，就先給它戴上民主的帽子。這樣一來，俄羅斯可以戴這頂帽子，伊朗、菲律賓、印度、挪威也都可以。但是，這些民主不太一樣，所以在民主這頂帽子上也要加很多花邊。有些花邊奇奇怪怪，比如有“不自由的民主”“受控制的民主”“有限的民主”，還有些被叫做“不民主的民主”。

　　西方政治學者在分析問題之前，先要給對象戴帽子，不戴帽子似乎就無法分析，帽子戴得不合適就加花邊，結果花邊加多了就導致分析難以進行。我們可以看到，一些西方學者的話聽起來頭頭是道，仔細一琢磨會發現他其實什么也沒說。這就是用政體思維進行思考的結果。政體思維的局限性因此變得清晰。任何國家的任何事情原本都是非常復雜的，而政體思維是化約式的，它會把復雜現象化約成很簡單的事情。

　　總之一句話，用政體思維看中國行不通，看其他國家也行不通。

　　分析中國適用政道思維

　　中國也有幾千年政治分析的傳統，但我們是歸納式的，我把它總結為政道思維，包括治道與治術。所謂政道，是指為政之道，就是治理的“道”。莊子在《天道》篇中區分了“治之道”與“治之具”，前者指治世的原則，后者指治世的手段。政體思維與政道思維的不同在于，前者關注的只是政治秩序的形式，而后者的著眼點是政治秩序的實質。橫看成嶺側成峰，如果我們把西式政體的視角換為中式政道的視角，那么無論是回顧中國歷史上的政治，評判當代中國的政治，還是展望未來中國的政治，我們都會有不同的感受。

　　中國人為什么不從政體分析?我的觀察是，亞里士多德也罷，柏拉圖也罷，他們所處的國家都是非常小的政治共同體。柏拉圖講過，一個理想的政治共同體是5070戶，如果按照一戶10口人算，也就5萬多人。古羅馬共和國開始也很小，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很多城市共和國也都很小，這類的環境容易產生政體思維。后來西方出現的民族國家疆域非常大，人口非常多，但西方學者卻沿用過時的思維方式。

　　中國的思想家從一開始就在大的共同體里生活，他們不會從政體、從形式上去分析問題。他們考慮的是：什么才是治國的最高目的，這叫做道;什么是治國的最佳方式，這叫做術。先秦儒家、法家、墨家到道家，他們在“道”的認識上是不一樣的。儒家貴民、法家貴君、墨家貴兼、道家貴己。他們的“術”也不一樣，儒家講禮治，法家講法治，墨家講賢治、道家講道治，各家相互之間還有爭論。中國之后的統治者和思想家們，都不會完全嚴守純粹的儒家、法家、道家或墨家。漢宣帝說過，“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思想大家，當他們把問題想清楚后，思考問題的方式都不是聚焦在政體上，而是聚焦在政道上。比如毛澤東講民主，他講的不是政體意義下的民主，而是一種政道意義下的民主。他講為人民服務，怎么聽取老百姓的意見，都是道義上的東西。

　　因此，政體思維這種非常簡單的方式，在一個小的政治體里也許可行。但是要了解與治理一個現代國家，僅僅強調政體的形式是絕對不行的。中國人今天要汲取歷史教訓，警惕政體決定論這種思維方式，采取政道思維的方式。▲(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講座教授、清華大學長江講座教授，新著有《中國政道》和《中國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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