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有我師”的胸懷遇到“我必為師”的自負

　　西方為何一再曲解中國——以美國為例

　　近來，個別研究中國的美國學者又拋出了“中國崩潰論”的話題。“中國崩潰論”并不是什么新鮮話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英語學術期刊和新媒體中出現。其實，不只是“中國崩潰論”，像“中國不守規則論”“中國威脅論”等，在英語學術界和輿論界也是交替出現的。這里需要研究的是，以美國為主要代表的西方為何一再曲解中國?

　　研究導向偏差。美國是當今海外中國學研究的一個大本營。以美國關于中國政治的研究來說，其主流價值取向是研究中國的負面問題，“負面中國”“反面中國”占據學術和媒體議程的很大部分，像維權、人權、民族沖突、新疆西藏臺灣問題、政治民主化、群體性事件、社會矛盾、非政府組織這類議題占據研究的顯要位置。在這些議題上，學者們比較容易申請到研究資助。同時，講座教授席位、基金會基金、課題資助、中國研究崗位招聘等也向這類所謂學術前沿方向傾斜。這種學術利益格局和學術生態導致把中國作為一個審丑對象，相關研究人員經常拋出一些危言聳聽、嘩眾取寵的觀點也就不足為奇了。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關于中國政治的學術研究失去了應有的獨立性，過多從屬于資本、政治和外交，媒體告訴老百姓的也是一個失真的中國。

　　冷戰思維作祟。出現這種學術生態和媒體生態，與美國關于中國政治的研究沒有完全走出冷戰思維有關。美國戰后的區域國別研究，包括對蘇聯、中國以及不少發展中國家(地區)的政治學研究，都受到冷戰思維的影響。其研究目的偏離了“更好認識別人”的應有意義，而是旨在發現和制造別國的內部矛盾，從而為進一步的外交干預尋找借口。然而，在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不斷深化的時代，國別區域研究除了為本國政府提供咨政服務，還有通過客觀介紹外部世界對本國民眾進行國際關系教育的功能，以促進國民形成友善向上的國際觀。如果一個國家有關域外世界的研究以及媒體報道受冷戰思維支配，就不可能適應變化了的世界形勢和國際關系。

　　發展走向誤判。在20世紀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中，出現過多次對中國發展走向的嚴重誤判。新中國的成立就讓美國措手不及，引起當時美國政界和學界對中國研究的反思，以至于提出“為什么我們會失去中國”這樣的荒唐問題。冷戰政治學反過來也影響到美國國內政治生態：美國既在外部找敵人，也在內部找敵人，從而出現了美國國內麥卡錫主義迫害知識分子的現象。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的一個傾向是，受教條的自由民主學說影響，不是從中國的國情、制度、發展道路的角度思考和研究中國，而是按照美國的政治標準研究中國、引導中國，從而頻繁產生學術失望和政策挫折情緒。

　　在這方面，中國倒是可以為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提供借鑒。中國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域外世界研究，主流態度是互學互鑒，秉持的理念是“三人行，必有我師”，而不是“三人行，我必為師”。比較中國與美國課題制的研究導向會發現，中國的課題導向是提倡研究各個國家、各種文明中先進的東西對中國有何借鑒意義，很少看到資助研究美國印第安人問題、種族歧視問題、地域矛盾問題的課題。當然，個別中國的美國學研究把美國作為一個學習范本走向極端，也會導致對美國的誤判。例如，2008年面對肇始于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一些人就有些措手不及。他們想不到，美國市場經濟制度那么“完善”，竟也會出現金融危機。這是我們自己需要反省的。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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