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蘇聯如何審判日本戰犯：首次公開日軍細菌戰，斥美國替日掩蓋

　　【原編者按】

　　1949年底蘇聯在其遠東城市伯力城(Khabarovsk)就日軍在戰爭期間“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的罪行，對包括最后一任關東軍總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內的12名日本戰犯公開審判。這場審判首次全面揭示了日軍在中國東北進行活體實驗、實施細菌戰爭等嚴重罪行，是二戰后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針對細菌戰罪行的國際大審判，開創了人類公開審判細菌戰爭犯罪的先河。遺憾的是，由于各種原因，這場審判長期湮沒，很少為國人所知。

　　《伯力城審判：沉默半個世紀的證言》一書，根據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0年出版發行的《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中文版編校整理而成，記錄了伯力城審判全過程，資料原始，細節生動，國內罕見。

　　澎湃新聞經授權摘編該書編校者孫家紅的序言《從“拒絕遺忘”到“正視歷史”》。

　　1949年“伯力審判”(Khabarovsk Trial)庭上被起訴的部分日本軍人。

　　今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結束的第七十年。可以想見，在世界范圍內——尤其當年參戰各國，將會有多種多樣的活動來紀念這場曠日持久、創巨痛深的人類浩劫，關于這場戰爭的記憶將被大規模喚醒，許多戰爭往事則會以形形色色的方式，重新涌入現時人們的生活當中。在這撫今追昔的莊嚴時刻，本文所要論及的是一場近乎被國人遺忘、但十分重要的戰后國際審判活動——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至三十日，在前蘇聯遠東城市哈巴羅夫斯克(Khabarovsk)針對日軍“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的戰爭罪行，對包括最后一任關東軍司令山田乙三等人在內的十二名日本戰犯進行的公開審判。因為哈巴羅夫斯克原屬中國領土，在漢語中舊名“伯力城”，故這場審判又名“伯力城審判”或“伯力審判”(Khabarovsk Trial)。

　　伯力城審判產生于特定的國際時勢背景下，長期遭受人為“曲解”和掩飾，并未引起足夠重視。二戰后，關于戰犯的國際軍事審判，最著名者莫過于紐倫堡審判(Nuremberg Trials，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和東京審判(Tokyo Trials，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此二者不僅為戰爭犯罪審判開辟嶄新紀元，更衍生若干國際法律規范，對形塑戰后世界政治格局影響深遠。歷來關于這兩場審判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眾多，也最為國人熟知。

　　但就戰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懲處而言，與日本軍國主義所犯下的諸般戰爭罪行相比，太過局限。即如關于日本戰爭罪行的揭露發現，乃至相關戰犯的審判追責，都很不徹底，或曰存在嚴重的“漏罪”問題。僅就中國所遭受的戰爭苦難來說，在數十年日本侵華戰爭中，除常規戰爭帶來的破壞摧殘、奸淫擄掠等暴行外，還有更令人發指的，日軍利用中國人進行的各類“活體實驗”、細菌武器開發、實施細菌戰等罪行。

　　二戰結束前后，中國的南京國民政府和蘇聯政府曾就日本細菌戰罪行進行調查取證，隨將所獲各項證據材料提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蘇聯甚至還曾押送兩名親身參與實施細菌戰實驗的日本戰俘(柄澤十三夫和川島清)到東京作證，擬就日軍細菌戰罪行提起訴訟。但在美國政府的野蠻干預和精心掩護下，昔日細菌戰罪魁石井四郎、北野政藏、若松次郎、笠原辛雄，以及親自批準組織進行細菌戰的裕仁天皇等人，皆被免于起訴，幸逃法外。這樣一個結果，對于那些因為細菌戰(包括相關實驗)而遭受傷亡的各國罹難者——尤其對于其中占據絕大比例的中國罹難同胞來說，顯然有失公平和正義。

　　為何會發生這樣的狀況?從二戰結束前后的國際形勢來看，隨著戰事逐漸接近尾聲，圍繞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對立分歧，美、蘇兩大陣營之間的角逐競爭日益激烈。自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英國首相丘吉爾在美國富爾頓發表“鐵幕演說”，冷戰正式拉開序幕。而發生于一九四六年一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自調查取證、開庭審理，乃至裁判處決，整個過程都被籠罩在冷戰的陰云之下。最終，東京審判歷時兩年有余，竟未能將日本細菌戰犯送上國際法庭，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遺憾。

　　然而，對日本細菌戰罪行的揭發取證、對細菌戰犯的國際司法審判并未就此終結。同樣基于美、蘇兩大陣營的針鋒對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蘇聯在其遠東著名城市伯力城設置特別軍事法庭(即濱海軍區軍事法庭)，從當時拘禁的數萬戰俘中遴選出十二名細菌戰犯，就其所犯細菌戰爭罪行，進行公開審判。

　　這十二名戰犯分別是：前日本關東軍總司令陸軍大將山田乙三，前日本關東軍醫務處長軍醫中將梶冢隆二，前關東軍獸醫處長獸醫中將高橋隆篤，前第七三一細菌部隊部長軍醫少將川島清，前第七三一部隊分部長軍醫少佐柄澤十三夫，前第七三一部隊部長軍醫中佐西俊英，前第七三一部隊支隊長軍醫少佐尾上正男，前第五軍團軍醫處長軍醫少將佐藤俊二，前第一〇〇細菌部隊科學工作員中尉平櫻全作，前第一〇〇部隊工作員上士官三友一男，前第七三一部隊第六四三支隊醫務實習員上等兵菊地則光及前第七三一部隊第一六二支隊醫務實驗員久留島祐司。經過這場審判，蘇聯向全世界昭告日軍曾在戰爭期間“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的犯罪事實，成為向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陣營對戰的有力“外交武器”。

　　這場由一個國家(蘇聯)組織特別軍事法庭，對另外一個國家(日本)的細菌戰犯進行審判的國際司法活動，盡管在法庭組織、審判規則、實體運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瑕疵，尤與晚近發生的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迥然不同，但因其中揭露的日本“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等內容屬于嚴重戰爭罪行，早被多項國際戰爭法規和慣例譴責、排斥;并且，蘇聯以一種近乎點名的方式，直斥“某個有力的大國”(即美國)掩蓋這些令人發指的戰爭罪行，以致相關罪犯未能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交付審判，得到應有懲罰;所以，這場審判一經公開報道，國際反響十分強烈，美方在難以否認基本事實的前提下，只能不斷聲稱這場審判是一場“政治秀”(Political Show)，只是蘇聯進行的宣傳伎倆而已，刻意在媒體上加以歪曲和反宣傳。

　　然而，隨著一九八〇年代以來美國政府相關檔案解密，通過一些記者、學者研究揭發，美國當年攫取日本細菌戰實驗材料，聘用石井四郎等細菌戰犯進行細菌武器開發，借以推進本國細菌戰水平，并在隨后的朝鮮戰爭中針對朝鮮和中國部分地區施放細菌武器等事實，早已大白于天下。今日觀之，美國當時雖以極低成本自日本細菌戰犯手中獲取大量“活體試驗”和細菌戰武器資料，但在此件事情上所根本犧牲的，卻是一個以“道德楷模”和“國際警察”自命的大國道義形象。

　　在戰后關于戰犯的系列審判活動中，伯力城審判是相當重要的一環。正如前言，繼紐倫堡審判之后組織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使日本的主要細菌戰犯逃脫法網，免于刑責。遺憾并令人費解的是，大約在此前后，在南京國民政府組織的數次大規模審判日本戰犯活動中，對于日本細菌戰罪行的調查取證、相關戰犯的審判處理，一直未見有明顯動作。(或因忙于內戰，或許是在某一大國壓力下不得已而為之?有待進一步揭示。)因而，專門針對細菌戰犯罪的蘇聯伯力城審判，盡管其中存在不少瑕疵，但作為二戰后或曰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針對細菌戰犯罪的國際審判，正式開啟了人類審判生化武器犯罪的正義之路，意義非凡。

　　再從后續發展來看，蘇聯在伯力城對于日本戰犯的公開審判，為中國的戰犯審判提供了經驗。一九五〇年七月蘇聯將九百六十九名戰俘(連同部分訊供材料)移交中國，關押于新成立的撫順戰犯管理所。一九五六年六至七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在遼寧沈陽和山西太原組織特別軍事法庭，開庭審理武步六藏、鈴木啟久等四十五名戰爭犯罪嫌疑人(含此前羈押于太原戰犯管理所者)。

　　據曾經擔任沈陽特別軍事法庭審判長的袁光將軍回憶，當時“找來蘇聯在伯力審判日本戰犯的程序，有厚厚兩大本，基本上就采用了人家的程序”。另有證據表明，蘇聯的伯力審判記錄更成為一九五六年沈陽特別軍事法庭審辦日本細菌戰犯榊原秀夫案件的一項重要書證。當然，中國對于日本戰犯的司法審理，有不少法律實體和司法程序方面的創造，亦絕非照搬蘇聯經驗;而從戰犯認罪和思想改造效果看，中國的“以德服人”策略明顯更深入人心。

　　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至三十日伯力城審判完結后，蘇聯有關當局便著手將審判資料公開出版。一九五〇年四月底或五月初，經過編輯整理，設于莫斯科的國立政治讀物出版局便以俄文出版了一本名為《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戰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的書。隨后，該書被譯成多國文字，由蘇聯的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出版印行。從筆者所見中文、英文、日文、德文四種版本樣式窺之，該書并無完整版權標識或銷售信息(如經銷定價)，應屬官方特種印刷品，可能僅限政府或政黨間交流使用，因而存世數量較為稀少。有鑒于此，但凡得此原本者，無不加以珍視;甚或爭取機會，整理出版，以此警世。

　　據筆者有限所見，除一九五〇年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的中文原版外，近二十年間，該書至少在中國已被三次重新出版，且均經改擬書名，大致如下：(1)《伯力審判——12 名前日本細菌戰犯自供詞》(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月)，署作“佛洋編寫”。(2)《1949 伯力大審判：侵華日軍使用細菌武器案庭審實錄》(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一月)，署作“姜力編”。(3)《日本細菌戰戰犯伯力審判實錄》(湖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五月)，署作“王國棟編譯”。以上三者，雖然書名和署名方式各異，但內容并無二致。

　　此外，該書的日文版與中文版大致同時出版，并很快傳到日本。一九八一年十月，曾經淪為蘇聯戰俘的日本作家山田清三郎，根據本書的日文原版，以紀實文學的筆法撰寫發表了《細菌戰軍事裁判：記錄小說》(新興出版社發行)一書;次年七月，不二出版株式會社又在該書日文原版基礎上影印重版，并改名為《公審記錄——七三一細菌戰部隊》，側面表明日本民間確有一些人士對于這場重要的審判表示關注。

　　如今在中國大陸，中文原本既難獲見，三次重版本也早經售罄，時逢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為了忘卻的紀念”，很有必要再次重版此書。本次重版，酌將書名改擬為《伯力城審判——沉默半個世紀的證言》，一則以審判發生地地名稱之，比較符合國際語文慣例;二則言該書“沉默半個世紀”，乃因中國(提前)釋放最后三名日本戰犯在一九六四年四月——自此關于日本戰犯的個體的訴訟問責宣告終結，國內關于日本細菌戰罪行的研究揭發也驟然沉寂，距離提出本次出版動議(二〇一四年)正好五十周年，故命此名。

　　另外，筆者在查閱相關資料過程中發現：數十年來，中國的知識界對于這樣一場重要而特別的伯力城戰犯審判，一直鮮有深入專門的研究成果。對于普通民眾而言，則更“難得周郎顧”。目前中國學界基本限于利用伯力城審判的歷史記錄，討論研究中國抗戰期間的細菌戰、活體實驗等問題，或根據新近發現資料或實地調查報告，就伯力城審判中未能發現或存在偏差的細菌戰史實，進行補充和修正。換言之，比較側重在細菌戰或抗戰史的框架下進行討論。相比之下，對于這場審判的來龍去脈，絕大多數論者只是根據目前這本伯力城審判材料，作些簡單介紹而已。因而，透過冷戰的歷史煙云，全面厘清伯力城審判的歷史背景、審判過程、時代反響及其歷史遺緒，尚是亟待研究開發的宏大學術課題。

　　最后，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日本數十年侵華戰爭期間給我們的國家民族所造成的巨大傷害?又該如何看待慘酷無比的“活體實驗”和細菌戰罪行?一九六二年六月，前遠東國際法庭法官梅汝璈先生在追述南京大屠殺的一篇文章結尾處特別寫道：“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于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然在筆者看來，追溯或紀念歷史的意義，不僅在于拒絕人類對于痛苦經歷近乎本能的“選擇性遺忘”，更在于正視歷史慘淡的真實，深刻反省：人類何以一面高揚理性的旗幟，禮贊人性的光榮偉大，另一面卻在同類間大肆殺戮，以致給彼此民族造成沉痛災難?我們相信，只有從真實的歷史中吸取足夠的教訓，才能尋繹出人類未來的光明前景。

　　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予當今世界的影響始終沒有消歇。遑論這場大戰所形塑的嶄新世界格局與戰前迥然不同，亦不論這場大戰后的世界格局又經歷幾多滄桑劇變，單就這場戰爭中所投入的一些新式殺人武器(如原子武器、生化細菌武器)來說，其對人類道德倫理乃至精神世界造成的嚴重沖擊，仍時常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乃至引起公眾的警懼或恐慌。與此同時，自世界范圍看，包括當年交戰各國(尤其一些“大國”)在內，今天的人們對于這場戰爭的認識和反省，既難言完全一致，更難說有多么徹底。

　　日本政府一方，對于當年侵華戰爭的態度，經常游移于有限承認和堅決否定之間。媒體亦時常曝出部分人士否定侵略戰爭的言論，甚至有一些政府官員不斷為當年的甲級戰犯招魂獻祭。對于日本二戰時期“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的罪行來說，不僅絕大多數細菌戰罪魁最終逃脫刑責，得享天年，有的甚至復出政壇，成為美國當年太平洋戰略的重要棋子。日本政府亦從未就此正面表示道歉。二〇〇七年五月日本最高法院終審駁回中國一百八十名細菌戰受害者的上訴，雖然沒有否定日軍當年細菌戰犯罪事實，但拒絕對受害者進行賠償，便足以說明一切。

　　當然，作為另一方的中國，在追溯或紀念這場人類“大浩劫”的時候，也有必要讓我們的公眾了解真實的歷史，進而在真實歷史的基礎上，學會面對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或許，中日兩國只有雙方都能真正學會正視歷史，才能從歷史的沉疴中解脫出來，更加妥善地處理兩國關系，在謀求兩國人民乃至人類和平福祉的大業中有更積極的作為。至所企盼!

　　《伯力城審判：沉默半個世紀的證言》

　　作 者：孫家紅 編校

　　出 版 社： 九州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5-05

　　版次：2015年5月第1版

　　頁數：456頁

　　字數：403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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