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輕朋友來信，討論無政府主義，下邊是我們的郵件往來。

來信

王老師您好：

最近看到一種觀點，對“無政府主義”的解釋，雖然聽起來有些害怕，但是感覺目前社會確實也是這樣的，不知道您對此的看法是什么？

下邊的觀點說的有些敏感，我們只是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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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一個種子上長出來的兩片葉子。后來“共產主義”通過俄國革命得以實現，但是“無政府主義”在最近的100年里卻由于凱爾斯的“第三只手”的作用，和國家間的對抗而不被人們重視。

不過隨著網絡社會的發達，“無政府主義”獲得了它所需要的成長條件，這樣說吧，“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都是個人擺脫奴役道路，走向自由的思想，我個人觀點，整個的21世紀，在社會倫理學上，將是“無政府主義”大行其道的世紀。

這樣的思想和行動，將給國家的財政政策帶來嚴重的威脅。因此，也是國家要嚴厲打擊和制約的思想。但是網絡技術上的突破，將為我們帶來完全不同的時空扭轉，國家意志在網絡面前也將被碎片化。“無政府主義”不是因為自私，和不管他人。而是更關心自身的自由和自我價值的實現。

這和網絡環境相互照應。所以，中國的儒家思想，可能會因為“無政府主義思想”和網絡帶來的“宅文化”而最終瓦解，因為對于這個時代來講，他們生存的目的不是為了尋找最大公約數，而是尋找自我的特性。如果一個時代是如此的時代，一個社會是一個宅著的社會，我們所有的觀念，和倫理道德也將徹底改變，這甚至會影響到我們未來的生存方式。

大家想想，當初和馬克思論戰的那批人，就是無政府主義者，中國人可能很難理解這樣的狀況，但是我認為所謂的“新經濟”可能和無政府主義思潮息息相關。

中國8000萬黨員，這么一個龐大的組織，將面臨著非常大的困難。

1，無政府主義將導致財政維系困難重重。

2，龐大的組織，按照儒家的【仁】思想，將會發現，他們初了一些道德上的虛詞，比如“河蟹”，“做夢”什么的，他們已經很難提出一個值得8000萬人共同的“最大公約數”，說實在的，一個沒有“最大公約數”的團體，其領導者該是多么的焦慮。

這種焦慮可能正在通過某種形式的“暴虐”表現出來，雖然反腐敗深得民心，但是我們只要稍微冷靜的想想，我們就會發現，這不亞于一場政變。

但是，當我們把視線透過眼前的迷霧，去看到更遠的地方的話，我們終將發現，21世紀，網絡，和無政府主義思潮，將左右我們人類在本世紀的生存狀態。

在這種“新思潮”和“新技術”的背后，我們99%的個體可能都沒有意識到，我們的生存環境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我們的社會倫理結構也將發生巨大的變化。

我們所尋找的公約數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論語》中，提到“仁”的次數有66次之多，卻從來沒有給“仁”下過定義，其原因就是：“仁”就是某個集團的最大公約數，隨著這個集團的結構變化，時代的變化，所尋找的最大公約數也在隨之而變。

在當下，【仁】就是中國夢

回信

**：

“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貌似一個種子上長出來的兩片葉子。但實際上，其根本出發點截然不同。對馬克思而言，人類社會中的個體是相互依賴而生存的；對無政府主義者而言，正如此文說的“更關心自身的自由和自我價值的實現。”，其隱含的假設是：社會結構可以建立在個人“自由”和“自我價值”的基礎上。而何為“自由”，何為“自我價值”，卻語焉不詳。

觀察我們所知的全部人類史，不論你認同什么主張，一個基本事實是無法否認的：在歷史的進程中，人們間的關系越來越緊密，而不是相反。時至今日，每個人的消費，99%以上是別人生產、提供的，每個人的生產，99%以上是供給別人的（他甚至不可能知道這是誰）。因而，我們將不得不依賴某種社會結構。這就是政府之所以會產生并存在的社會根源。

早在先秦時代，人們就意識到這個問題。那時的思想家分為兩個陣營：一個否定社會結構，主張返璞歸真、小國寡民，這就是道家；另一個則致力于探索某種可持續運行的社會結構。其間又有兩個對立的方向：一個力圖建立一個精英統治社會的結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勞力者食（供養）人，勞心者食于人”，這就是儒家；另一個則是墨家，主張另一種社會結構：“兼愛”、“非攻”、“天志”、“明鬼”。可以略微牽強地比附一下：道家類似于今天的無政府主義，儒家類似于今天的正統官僚主義，墨家類似于今天的共產主義。

道家的思想極為深刻，但對社會結構的主張卻經不起歷史的檢驗。原因就在于人們間的關系早已超越了動物間關系的水平，以至于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845年5《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在馬克思看來，“個人”不是獨立的，而是由其“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決定的。于是從“個人”出發觀察問題，不可能看到實質，相反只有從“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出發觀察問題，才可能看到真相，包括“個人”的真相。

坦率地說，馬克思的這一觀察之深刻，超出了99%以上社會成員的理解能力。幾乎所有的人都天真地把個人，尤其是自己這個特定的個人，當做觀察和判斷事物的基點。人們幾乎意識不到自己的立場、偏好其實是其“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合”決定的。若不能認識“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合”，甚至不能認識自己。而這，正是無政府主義的盲區。

正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合”決定了人的個體不像細菌的個體，可以單獨生存。人更像機體中的細胞，一方面靠其他細胞共同創造的環境生存，一方面影響著自己的這個生存環境：有的促進其良性運轉，有的則破會這這個環境。前者類似于健康細胞，后者類似于癌細胞。

此文對當前時代的判斷是：“對于這個時代來講，他們生存的目的不是為了尋找最大公約數，而是尋找自我的特性。”換而言之，每個細胞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極大化，而置其生存的環境于不顧。如果這個判斷符合事實，就意味著這個時代是佛經說所的“末法時代”，人類社會必將走向崩潰。

人類社會若想持續生存下去，問題就不是要不要政府，而是要一個什么樣的政府。“最大公約數”本是數學詞匯，被西方移作社會學術語，又從臺灣流入中國。這在學術上是非常不嚴謹的。社會學意義的“最大公約數”根本無從定義，由此展開的全部討論都不知所云，無從檢驗。對一個社會而言，可能存在兩類狀態：有序或無序。我們觀察到的所有有序社會，都存在一個能運轉并起作用的政府。這個政府既有西方式的“民主”、“憲政”政府，又有新加坡式的家族獨裁政府，還有中國式的一黨專政政府，俄羅斯式的強人政府，更有被西方和中國主流媒體竭力丑化的朝鮮、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政府。

這些政府孰優孰劣，那些方面優那些方面劣，人們立場不同，判斷各異。但這樣的政府存在，卻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美國以“獨裁”、“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借口顛覆了伊拉克、利比亞原政府，結果這塊土地上至今無法建立起基本的秩序，這里事實上陷入了無政府狀態。對這兩個國家的大多數人口而言，薩達姆、卡扎菲時代的“暴政”，已經成了只能向往，卻無法實現的夢想了。

這個事實提醒我們，一個社會能建立什么樣的政府，不是可以自由規劃的。它只能基于自己的“國情”。恩格斯在分析黑格爾的名言“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時，說黑格爾認為“政府的惡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應的惡劣來辯護和說明。當時的普魯士人有他們所應該有的政府。”換而言之，政府也不是自主的，也是其“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合”決定的。

今天無政府主義泛濫，究其根源，一方面是30年來政府令人失望的表現，一方面是自80年代起主流媒體大力鼓吹“自我設計”、“自我實現”。使整整一代人不再以社會整體為念，只要老子自在，管他天塌地陷。而資本主義路線導致的社會現實，卻使這一代的絕大多數根本不可能“自我實現”。憤激而缺乏深思能力的他們，自然有人傾向淺顯動人的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主義提供的，只是一個虛幻的夢境。是沉溺于這樣的夢境，還是直面伊拉克、利比亞的無政府狀態，只能由這些自我中心者自己來選擇。有意思的是：這個春節，韶山毛澤東故居人山人海，而廣安鄧小平故居冷清寥落。這表明了多數國人的好惡，他們背離的不僅是資本主義路線，也背對著無政府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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