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4月2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出席亞非領導人會議開幕式并發表講話。新華社 圖。下圖：1955年，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發言說：“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制度。” AFP 資料

　　4月22日，亞非領導人會議在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并發表題為《弘揚萬隆精神　推進合作共贏》的重要講話，表示各國應該大力弘揚萬隆精神，不斷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

　　近日，在“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杭州論壇上，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王曉明發表了主題演講——“早期中國現代思潮中的‘第三世界’歷史軌跡”，呈現現代早期(大致從1880-1940年代)的中國思想里積累的大量有關第三世界的想法。他發現，孫中山、梁啟超、章士釗等差異巨大的老一輩思想家和革命者都曾有此共識：中國應當在思想、動力、對象、政治路線、行動模式等方面，走不同于資本主義的、屬于自己的道路。

　　時至今日，“第三世界”這一概念需要重新界定嗎?中國今天重提“第三世界”意味著什么?我們現在擁有哪些“第三世界”的思想遺產可供再挖掘?

　　澎湃新聞現場采訪了王曉明教授，并整理編輯了他的演講發言，以饗讀者。發言稿未經講者審定。

　　澎湃新聞：和60年前召開萬隆會議時相比，當前世界格局和中國自身的外交環境都已發生了變化。尤其在“大國崛起”的語境下，中國的社會民眾今天對“第三世界”這一提法已略感陌生，同時又會隱約覺得那是一種需要擺脫的身份;而知識分子重提“第三世界”則與民族主義的、區別于西方的“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理念糾纏在一起。“第三世界”這一概念現在還成立嗎?需要重新定義嗎?

　　王曉明：“第三世界”這一概念最早被提出來的時候，本身是很清晰的。即美國和蘇聯分別代表兩種對世界的理解和控制——美國代表我們今天稱為“自由主義”的那一套理念，蘇聯代表列寧斯大林版的馬克思主義——在這兩者之外，叫做“第三世界”。

　　那么今天，蘇聯是沒有了。但那個核心問題依然存在，只是以不同形式呈現出來。所謂重新定義，也就是要在新的環境下重新去理解那個基本問題。這個基本問題從中國的角度來說，就是如何在所謂普世價值的資本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外，尋找到新的理念和道路。因為，我認為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都是同一塊土地上長出來的，都是在歐美那樣的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社會土壤中長出來的。而產生這些主義的經驗，在全世界人類的經驗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其他地方的經驗、歷史道路和對未來的想象，需要有另外的知識和實踐來加以呈現，這就是我們今天說的“第三世界”。我是這樣理解的。

　　澎湃新聞：所以在您看來，今天再次強調“第三世界”這一概念，目的是為了“分”(你我不同)還是為了“合”(平等共存)?

　　王曉明：“合”的意思是，各個地方的不同經驗匯合起來，構成一個整體。而不是我們放棄自己的經驗，變得和他人一樣。所以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是“分”還是“合”，而在于我們如何找到適合我們自己的社會發展道路。

　　在今天，這是很具體的問題。比如說，城市化。無論是按照自由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紐約或芝加哥的模式上發展起來的城市，都是人類通向進步的必經之路。但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不用說整個中國，就50%或70%的中國按照那樣的模式進行城市化的話，絕對是個災難。如果我們依然用“城市”這個概念的話，我們應該如何來想象新的城市生活?還有，農業問題。美國代表了發展農業的一種思路，就是大規模的、機械化的，這一點馬克思主義也會贊成的。但我們今天的情況很明顯，光說一條：美國式的大農業降低了人類食物的質量。美國的雞、魚、玉米之類的食物，只要能有選擇，人是不會想吃的，因為營養價值差。那么中國的農業如何設想未來?

　　諸如此類，城市的、農業的、生活方式的議題，都是“第三世界”需要探索的具體問題。

　　澎湃新聞：我想起之前采訪耶魯大學的社會學家杰弗里·亞歷山大，他注意到中國崛起之后，有一些知識分子開始持有民族主義意味的觀點，認為需要走一條非西方的、中國獨特的道路，要發展一套中國特色的社會理論和概念，不能用西方的概念。他在理解中國想受到平等尊重的同時，對這種“特殊論”有點擔心。他說：假如我說我要發展一套美國特有的社會理論，因為我們比別人都更強;假如德國人說他們要創造一套德國特色的社會理論，日本人也說要有一套日本特色的社會理論……得到的反響都不會很正面的。假如每個國家都用自己的一套獨特理論說話，不同國家之間怎么對話呢，世界會變成什么樣呢?他認為，想要讓世界免于毀滅，就要往一個融合的、全球化的方向發展。您對此怎么看?

　　王曉明：會議上我們也討論到了“中國特色”這個概念。我認為，中國現在還是有其獨特性的，只是其中壞的東西居多。我不清楚那位學者的具體語境，但我想各個地方的人，因為歷史、語言、氣候、水土都不同，自然會生成不同的經驗和想法。如果這些豐富的不同都滅掉的話，對人類會是個災難。

　　當然，要有一些人類共同認可的基本原則。但我覺得現在基本的人類共識是有的，而多元的豐富性在消減。比如我們現在不會再有人認為壓迫是好的、剝削是好的，沒有人會反對平等、反對民主、反對自由、反對解放，這些都是多少年積累下來的，這方面的觀念差異已經很小了。目前更大的問題是，某種強勢的資本主義邏輯把自己打扮成普世性的價值，席卷全球。當這種資本主義的邏輯推動的力量，在某些地方受到阻礙——它的確會受到阻礙，因為會影響當地統治階級的利益——那么當地的統治階級的確會強調諸如“亞洲價值”之類?？梢坏╇p方利益協調好了，統治階級可以在強力結構中分一杯羹了，當地老百姓是很難再發出聲音的。

　　澎湃新聞：中國人對“現代”這一概念有沒有自己的理解?

　　王曉明：至少在現代早期，西方式的現代還沒有成為中國人對現代理解的主要內容。中國人當時對現代的理解，簡單來說就是：原來的日子過不下去了，我們必須要考慮我們將來的日子怎么過。

　　而在當時的中國，對此是有很多不同的想法的。在那個時候，即使是強烈主張中國應該向西方學習的人，也很清楚地知道：那不是我們的終點，而只是我們暫時要走的一條路。這條路的終點不是西方化，不是資本主義化，不是現代化，而是要結束這個現代，走到另外的他們認為好的方向中去。

　　可惜的是，一百年來我們始終在問這個問題，“中國要往哪里去”，而圍繞的討論，在今天越來越弱了。對很多今天的中國人來說，這個問題似乎根本不存在了。他們認為我們就是要現代化，甚至要在現代化、西方化這條路上走得更遠，要比美國人更像美國人。

　　澎湃新聞：我注意到您在講座中提到，您認為中國受到的殖民越來越深?

　　王曉明：我覺得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是這樣。這在我自己所做的研究中可以對比發現：中國人想法最多、最豐富的時候，是1890-1940年代。和那個時候相比，現在中國人的想法之多樣性，少了太多太多了。我舉個例子：土地可不可以私有?土地私有是不是一件正當的事情?1900年前后關于這個問題，有非常多的討論。當時認為土地是可以私有化的、可以當成一種資本來使用的觀點，和認為土地不可以被私有化、不屬于人類的看法，至少一半對一半。

　　澎湃新聞：那么您認為殖民加深的原因是?

　　王曉明：最早是因為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聯合沖擊，把本地的語言、文化、技藝都摧毀掉，把原有的生活徹底改變了。這些改變中，應該說有一些是有進步意義的，像醫療衛生之類。但更大的副作用是把本地的傳統文化摧毀了。中國是本身的傳統文化比較厲害，一下子摧毀不了，在現代之初依然在起作用，所以當時人的想法就各種各樣。那個時候的人，我覺得他們同時有好幾個腦子：現代西方知識的腦子，中國傳統文化的腦子，還有佛學的腦子。而我們現在呢?頭腦很簡單的，就對西方尤其是美國了解一點，但也超不過那個時候的人;我們對中國傳統的了解比他們少了很多;今人有當時那些人的佛學頭腦的更是少之又少。而當你自己的東西少了，外來的東西就能特別容易地進入?，F在整個知識生產系統也是一邊倒。我們的大學體制就是西方式的體制，我們的學科分類也是一樣。然后再加上內部的一些原因，加深了弊病。

　　像我這一代人，1980年代的時候都是頭腦簡單的自由主義者，都覺得現代化是必由之路。而現代化是什么?就是美國化。

　　澎湃新聞：那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產生懷疑的呢?

　　王曉明：1980年代末之后。發現這個想法有問題。

　　在“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杭州論壇上，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王曉明發表了主題演講——“早期中國現代思潮中的‘第三世界’歷史軌跡”。亞際書院 圖

　　[會議演講：早期中國現代思潮中的“第三世界”歷史軌跡]

　　今天我們討論“第三世界”。如果把“第三世界”簡單概括為“發展中的國家”，那么發展中國家和所謂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擁有不同的歷史和生活經驗。因此在革命的時候，我們不能主要按照那些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歷史中形成的理論來展開自己的革命，而必須開辟自己的革命道路。而這個道路不只是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也是文化的和知識的。

　　我在研究中發現，在現代早期——也就是大概從1880年、1890年開始，到1940年結束——的中國思想里面，積累了大量有關第三世界的想法。雖然當時沒有用這個詞，但是這樣的思考和實踐是非常豐富的。

　　我想介紹當時關于第三世界思考的兩個方面：一個是如何理解世界革命，第二個是在這樣對世界革命的理解的基礎上，如何來創造新的中國和新的世界。

　　如何理解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

　　大概在1900年前后，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已經有了很明確的共識：中國需要來一場革命。但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內容是什么?它和世界革命是什么關系，特別是與西方展開的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思想的所謂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是什么關系?

　　孫中山在1905年發表了一套說法，影響深遠。首先，他說世界各個地方情況不一樣，因此革命道路也是不一樣的。第二，他說中國革命和歐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革命不一樣，在那些地方革命重點是反對資本主義，但是在中國這樣的地方，革命主要的對手是帝國主義，是反帝國主義、反專制，爭取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第三，中國革命不能跟著歐美式的革命走，要開辟自己的道路。第四，正因為中國革命走自己的道路，所以中國革命可以同時完成兩個任務，一個是反對帝國主義，二是控制資本主義，把在歐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變得非常明顯的資本主義問題一起克服掉。

　　無政府主義者劉師培從另外一個角度解釋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關系。他說中國革命是一場農民的革命，主體是農民，而革命主要對象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他在論述里提出一條革命路線：在亞洲這樣的農業國家里，以“農民革命”進入世界革命。我們后來看到，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地方的革命方案，都不同程度按照他這一路線在走。

　　1921年，老資格的革命思想家梁啟超再次討論中國革命。他把中國革命稱之為“社會主義運動”，他說中國革命和歐美最不相同的地方在于：中國的資本主義還沒有怎么充分發展，中國就已經成了全球資本主義禍害的最后集中地了。他這么分析是基于對全球狀況的認識，他說全世界兩大階級，一個叫“國際資產階級”，一個叫“國際勞工階級”。他由此估計，在稍遠的將來，一定會有這么一天，全世界的資本家都把它最后的力量、最后的爭奪集中到中國來，到時會在中國展開一場決戰。如果在那個決戰當中，中國的人民、中國的勞工階級戰勝了全世界到中國來的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話，他說這也就是全世界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人民獲得解放的最后時刻。身為一個中國人，我站在今天回過頭去看差不多100年以前梁啟超的這個預言，真是感慨萬分。

　　了解中國現代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剛才舉的這三個人，孫中山、劉師培、梁啟超，各方面都有很大差異。恰恰這三個人討論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關系，卻表現出很明顯的共同點。他們都相信：中國這樣資本主義不發達國家的革命，和發達地區的革命是相互聯系的，可以相互支援的。但是他們更強調，由于歷史和現實條件不同，這兩類革命主要內容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因此他們都認為，中國革命以及其他地區的類似革命，都應該在各個方面，在思想、動力、對象、政治路線、行動模式等方面，開創自己的道路。

　　如何創造新的中國和新的世界

　　再說第二方面。1924年孫中山說的很清楚，中國革命主要目的不是推翻專制的滿清政府，而是為了創造一個新的中國。這個也是當時中國革命者的共識，形成了一系列關于“中國將來應該創造什么樣的中國”的討論，有很多很多的方案。

　　其中特別有意思的一位，是章士釗。在1920年代中期，他所提出的方案叫做“農國”。

　　這是一種關于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整體構想，提倡未來中國以“農”的精神立國。什么是“農”的精神？核心是兩條。第一，你家里有多少米，你就煮多少飯，不要把別人家的米搶來放到你的鍋里，變成你自己的飯。第二，煮飯的目的是大家有飯夠吃，而不是為了賺錢。最重要的是全家老小都有飯吃，有的人可以吃得多一點，有的可以吃的少一點，但是差距不能太大。

　　章士釗認為“農”和“工”是相對的。“工國”是相反的，人民生活、國家經濟不是根據自己國家的土地資源，不是為了自己國家人民服務，而是要到全球市場上去獲利。他指的其實就是當時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他認為那樣的社會一定會搞成國內資產集中，貧富懸殊，勞工階級、資產階級水火不容。他認為“農”的精神和“工”的精神最關鍵的區別，就是你是不是要搶別人家的米。所以從中可以看到，他對中國未來的構想，是一種站在第三世界或者被壓迫民族的立場上來看待整個世界的視角。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1920年代到1940年代，一系列更為具體的方案就開始被提出來了。有晏陽初他們搞的農村運動，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費孝通提出來的鄉村工業的構想，還有潘光旦1940年提出來的鄉土教育。這些不光是寫在紙上的方案，而是實實在在的、非常具體的大規模展開的社會運動。而這些實踐，一直到今天還是會有一些東西留存在我們的生活中。

　　在那個時期，當大多數中國的革命者在想象未來中國的時候，中國和世界是聯系在一起的。所以當他們構想未來中國的時候，不但構想未來中國怎么樣，也會構想未來中國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關系怎么樣、如何打交道。那個時候中國還是很弱的國家，但當時就有了一系列的警示，說中國將來強大了、富強了以后，絕對不能變成西方資本主義霸權那樣的國家。

　　伸向遠方的第三世界思想

　　但是第三世界的思想要繼續展開、繼續發展，是非常困難的。原因非常多。

　　第一個原因，從那個時候開始，整個人類的知識生產形成了向西方一面倒的結構。在這樣一個結構里，中國的思想家面臨很大的知識生產的困難。一方面，他們用西方的主流經驗沒有辦法解釋中國的現實。另外一方面，理解中國現實的過程當中，越來越喪失中國傳統的思想和政治的資源。在這個情況下，很多很好的想法、很豐富的思想不容易長大，大多停留在非常粗糙的、甚至是初步的階段上。

　　第二個原因，也是更大的困難，是當時嚴酷現實的壓迫。因為面對的黑暗很強大，不斷地失敗，就會迫切想要徹底解決問題，想要比較快速地解決問題，就會有這樣的沖動。因此政治功利主義很強。這樣的邏輯很強勁，尤其在現實環境的刺激下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特別是當這些理論積累了相當的思想乃至政治、軍事實力以后。蘇聯就是很明顯的例子。那么當時的中國的革命者，想要抗拒這些誘惑，繼續自己發展實踐，就非常困難。

　　所以今天回過頭來講，中國關于第三世界的思想，在那個時候曾有那么豐富的創造和累積，但是后面走的路非常不順。但是終于想起來了，總還是一件好事情。想起來了，開始討論了，只要有人繼續走，斷掉的路總還是能夠伸向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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