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經濟村莊會不會“人亡政息”

　　老田作為一種生產政體的集體經濟村莊

　　【老田：第十二屆開放時代論壇于2014年11月1日至2日在寧波市江北區慈城鎮(原慈溪縣縣城)慈湖書院舉行，論壇的主題是“集體經濟村莊”。老田在這次論壇的主題發言是“作為一種生產政體的集體經濟村”，這個主題發言篇幅較長，發表時有刪節。這里是全文。

　　在論壇發言中間，老田把集體經濟村莊看做是一個競爭市場中間的企業，考察其管理結構方面的競爭優勢和特點，結合生產政體概念和懷特“開發環境能量”的文明“三分法”，來展開集體經濟村莊的管理運作問題及其意識形態建構需要。發言的主題很大，但是論述卻很粗略，勉強算是把問題展開一下。】

　　我今天介紹的是湖北的HL村，以這個村為例，來觀察集體經濟村莊對管理理念，跟現在提倡的現代企業制度和股份制企業的對比。借鑒一下生產政體的概念，來對照集體存在與現代企業在相關問題上的不同處置方式。

　　一、作為一個觀察視野的生產政體

　　布洛維提出生產政體的概念，是試圖考察生產領域自己的上層建筑，觀察勞動過程、勞動力再生產過程以及更為宏觀的市場競爭和國家干預對企業內部管理的影響。在這個觀察視野里面，一個集體經濟村莊就像一個企業一樣，有其經濟基礎，也有它自己的上層建筑。而集體經濟村莊的特殊性，就在于企業內部干群關系不同于私企，也與改革后確立主流勞動雇傭關系相區別，這既體現在勞動過程中間，更體現在勞動力再生產模式中間。很多人都講到集體經濟村莊內部的集體主義精神，這在今天應該算是一個稀罕的事物，考察它在存在內部到底是怎樣構建出來的，是怎樣起作用的，能夠說明生產政體概念所包含的很多內涵。

　　前一段時間，在準備這個發言的時候，正好在集中精力在讀《毛澤東思想萬歲》和《毛澤東年譜》，偶然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毛澤東當年和劉少奇、鄧子恢爭論的很多問題，都可以放在這個生產政體內部來觀察，例如他1957年從正面講《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8年在反面提出批評資產階級法權，1959年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中所講的生產關系就不是說所有制而是指生產場所的官民關系問題。今天的研究中間，普遍是把這些涉及到具體管理環節的內容和主張，拔高到哲學和方法論的角度去理解，甩開了這些講話在社會經濟過程中間的針對性，就總覺得離開實際很遠很遠。比方說，他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很強調要用說服不用壓服，如果脫離那種直接的上下級關系和面對面的管理層次，就不會有什么說服和壓服的不同選擇。1958年講“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實際上背后隱含的是勞動力是否僅僅作為工具地位來看待，按照一個人提供的勞動質量和數量加以評判。

　　毛澤東反對物質刺激，并不是反對采用激勵手段和管理本身，因為過分強調按勞分配，就意味著把勞動者作為生產工具看待，讓管理者把被管理者的基本生存利益作為管理手段使用，這首先意味著政治上的兩極分化：一部分干部可以控制多數人的命運。1979年之后于光遠等人把按勞分配絕對化，把“按勞分配是資產階級法權”這句話進行過度解釋，并抽掉勞動者被作為生產工具來衡量的關鍵意涵、同時遮蔽掉強化管理手段引起政治兩極分化的負面后果，這樣一來，似乎毛澤東說“按勞分配是資產階級法權”就是主張“大鍋飯”，為懶漢占勤勞者便宜張目，這就脫離了爭論的場域和概念的所指。

　　文革期間特別強調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所有制變革衡量確實沒有任何一個官員是真正搞了資本主義復辟的，但是從生產政體角度看就不是這樣，在管理內部權力關系與私有制條件下的相似性這個方面，確實有著大批的黨內擁護者。1969年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上還講：“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里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里。過去領導工廠的，不是沒有好人。有好人，黨委書記、副書記、委員，都有好人，支部書記有好人。但是，他是跟著過去劉少奇那種路線走，無非是搞什么物質刺激，利潤掛帥，不提倡無產階級政治，搞什么獎金，等等。”[1]物質刺激、利潤掛帥和獎金，作為企業對個人、政府對企業的管理手段，僅僅在生產政體的視野里，才會構成“兩種不同道路”的區別。從改革開放的經驗看，絕對強調物質刺激、獎金和利潤掛帥，確實實現了公有制不變的情況下，從根本上再造了整個社會的宏觀和微觀的權力關系和利益分配，一句話，在物質刺激和利潤掛帥的旗號下，完成了整個社會政治經濟關系的再造過程，由此，還不需要徹底的私有化，人們就已經感受到新時代從根本上有別于舊時代。

　　二、湖北HL村成長的幾個關鍵階梯

　　回到HL村，這個村子的發展，有幾個重要階段。1970年之前這個村子很窮困，HL村處在洪湖邊上，在地理上是江漢平原上是最低點洪湖周邊地區，澇災特別嚴重。只要一下雨，莊稼就淹掉了。借支1970年，村子里有27戶在外面流浪討生活，此外還有150多個勞動力平時不出工，都是在外面討生活。

　　這一年葉書記開始擔任大隊書記，他在任職演說中間說：“三年之內如果不能把村莊的面貌改變的化，我自動下臺”。毛時代很多基層干部都有著勞模的生理特點，比如身強力壯、干活干得比別人多，所以就很有領袖風范。葉這個人恰好是沒有這些特點，而且他的眼睛極度弱勢，只有0.1的視力，按照農民的說法這算是“半瞎子”。他上去之后，特點的能提振民氣，第一件事就是帶領群眾大搞水利建設，給低湖田建設一個可靠的防澇圍子，與周圍的村莊相比，水災之年HL村的圍子是唯一的一個保證了收成的。此外，他還很有戰略眼光，當時洪湖附近水田很多，各個村子相互穿插在一起，地勢高的“高湖田”澇災風險低，潛在價值就高，一畝高湖田可以換幾畝的低湖田，葉書記用本村的高湖田就把周圍村子不要的低湖田統統換過來。因為當時耕作距離比較遠，為了解決運輸問題，還組織群眾修了一條從定居點到田畈的運河。

　　當然，僅僅依靠一個村子的力量去治理低湖田，實際上肯定成就有限。從58年大搞水利，到70年代的時候，整個湖北省的大水利已經開始成型了，就全省而言，治理鄂西北的“旱包子”和江海平原的“水袋子”，是兩大省級水利重點。到了70年代中期，在江漢平原按照等高線開挖了多條排水河，“水袋子”治理開始初見成效了;正是在這個大的水利工程背景之下，一個村莊投入幾萬方的水利工程圍堰，就能夠很好地起到防澇作用，先于周邊村莊解決了水稻生產的最大限制條件。就水利發展的大背景而言，英雄還是跟“時勢”之間有因果關系的。

　　葉書記上任之后僅三年時間，HL村就解決了溫飽問題。到1980年的HL村已經相當富裕了，“全大隊總產值可達120萬元，人平分配480元，工分日值2.5元。現在，全大隊公共積累80萬元，流動資金36萬元，儲備糧120萬斤。全大隊擁有各種動力機械36臺，計馬力679匹;大拖拉機兩輛，汽車兩輛。農業生產中的耕整、抗旱排澇、收割、脫粒、運輸實現了機械化。社員富裕程度也顯著提高。全大隊家家進款，戶戶余糧，百分之百的社員住上了磚瓦房，大多數人家購置了自行車、收音機，絕大多數青年戴上了手表，不少戶還購置了縫紉機、電扇等，社員家庭基本上實現了電表化、自來水化、沼氣化。生活標準已經趕上和超過了一般城市居民。”[2]到了第二年政策要求強制分田的時候，那個村子的村民的思想非常的統一，一致堅決反對。而葉書記也敢于冒一點點的政治風險，頂住了來自上級的政治壓力，順應了民意，所以就沒有分。

　　HL村工業化的最重要的起步，是在79年。這年洪湖市投資建立了棉紡廠，要征用村莊的土地建廠，當時一般村民的眼光就是需要多給招工指標，或者多要征地款。葉書記跟村委一班人討論之后覺得，不要征地款，也不要招工指標，要求幫助建設小棉紡廠，通過這個小棉紡廠的孵化作用，80年代搞了十幾個小工廠，這個村里就從農業逐步走向工業化了。非常有對照意義性的是，1979年國家投入巨資建立的國營棉紡廠在2002年的時候辦不下去了，為了動員職工不反對改制，縣委副書記親自到場做工作，被工人包圍在工廠里面24小時。HL村這個時候站出來，出資1900萬把這個廠接下來了。HL村接管國營廠的時候，向職工承諾穩定就業和穩定工資，這樣，原國營廠的干部職工都很歡迎。縣委書記解決不了的矛盾，葉書記只用了一句話就把問題解決了。很多學者論證說，按照傳統的僵化的國營企業管理模式管理，國企必要要垮臺，恰好相反，葉書記就是承諾按照老式國企的經驗模式來管理，最終把紡織業經營成為HL村的支柱產業。

　　2009年北京一些大學生社團到這個村作寒假調查，學生們聽到葉書記介紹到接管國營企業的承諾時，格外不理解，就提出疑問“你把大部分的管理手段放棄了，要是他們不努力干活，那你怎么辦?”葉書記當時有點激動，用很高聲音地回答說：“哪怕這個人的心是一塊冷鐵，我也把他焐熱了”。我當時就坐在旁邊，聽了很感慨，這些集體村莊的帶頭人對于管理的理解，和我們在學校傳授的管理知識，是截然不同的兩個邏輯，相互之間不僅不兼容，也相互不理解，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管理知識體系的碰撞。在這個村子里，主要的不是靠管理手段和制度來約束人，主要是建立一個共同體，讓大家都都認同集體是我們的家，集體利益實現是我們個人利益實現的一個必由之路，有了這種集體主義精神之后，管理過程對于激勵手段的依賴就很小很小了。不僅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取消利益分配上的兩極分化，還要成為維護共同體信念的支柱，葉書記本人起模范帶頭作用，直到2003年葉書記每年收入僅僅與普通勞動力相當，5500元左右，到了2009年稍微有點差別，葉書記拿全村最高年收入2萬，一線的紡織女工1.4萬。

　　回想在集體農業時代做的比較好的村子，例如大寨的陳永貴，也與葉書記的管理主張有相似性。陳永貴對于集體管理有個很經典的概括，說是：有制度不繁瑣，有差別不懸殊，這個概括據說還很受毛老人家的認同。我后來還接觸到衡水的一個村支部書記李書記，他公然說“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是不對的，在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內部應該實現“各盡所能，均衡分配”，到分田前夕，李書記那個村子也是很不錯，工業已經有了基礎，農業已經實現了全盤機械化，但還是被河北省委派出工作組強行解散了。

　　三、共同體信念或者集體主義精神的建設過程

　　管理永遠需要追求企業成員付出高水平的努力，如果干部不掌握控制勞動者經濟利益的各種管理手段，加以有效的挾制，那么就需要勞動者有著相當高的自覺性作為替代，否則，企業的效率就沒有了保證。換言之，要么是“管理手段挾制下的高水平努力”，要么是“自覺自愿的高水平努力”，二者必居其一。而來自勞動者的“自覺性”或者“主人翁精神”，還沒有人能夠給出很準確的理論提煉，給出一個大家都接受理論框架和概念體系，都是應用各種相近的詞匯加以經驗性描述。

　　在HL村，葉書記上任之后三年時間就解決了溫飽問題，這就有了讓大家安身立命的基礎了。村里采取了一個重大行動，把外流的27戶人家全部找到并接回村里生活。其中有姓楊的一家人，在3年之內就搬了3個省、6個縣，費了很多心思才找回他們;因為在外流浪也是生存艱難，女主人在長期的生活壓力之下，精神已經不太正常了，遷回來生活穩定之后，人的精神狀態就慢慢好起來了。這個重大舉措，有著不言而喻的重要性，村子的興旺意味著每一個人每一家人的興旺，個人或者家庭利益依靠集體利益進步來實現，不能停留在口頭上或者紙面上，要體現在現實當中，這件事成為全村所有人的共同記憶，也成為管理層經常宣講的重要事例，用于論證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一致性。

　　HL村在地理上靠近湖南，四五十年代年代長江大堤防護能力差，通常是南岸比北岸更差，南邊水災更為嚴重，所以災年就有湖南人流落過來，在湖邊的空地搭棚子安家開荒，這群人就當地老百姓蔑稱為“湖南棚子”。合作化之后，承認他們的村民資格，單獨成立一個生產隊，因為靠近湖區釘螺滋生地，70%的家庭有罹患血吸蟲病的病人。1971年大隊狀況改善之后，就做出決議把這40多戶拆遷出來，村支部說服其他村民讓出宅基地給他們建房。這也是證實村民資格“有效性”的重要案例，葉書記在很多年之后還說：“1971年這件事在我和我們全村人的頭腦中都打下了深深的印記，從那時起，我便開始考慮做有心人，要因勢利導地把我們村民中流露出來的這種“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樸實感情，提升為一種精神和一種理念。”[3]今天所謂葉書記的主要助手之一，在講話的時候，也經常強調不忘自己的“湖南棚子”出身，以此隱喻個人與集體的利害關系一致性。

　　HL村在扶持周邊貧困村方面，也是非常積極的。在集體時期，就經常用集體的儲備糧扶持貧困村度荒，后來就上升到金錢幫助，幫助別人建小學，幫助周邊村莊培訓干部和引進項目。在經濟往來上，自覺地杜絕一切占便宜的事情，其中幾個有代表性的占便宜的故事，其發生和退賠過程，也一樣上升到管理案例的高度，以此昭示：什么事情我們能做，什么事情我們不能做，追求利益需要嚴守什么樣的界線。不管是經濟往來、還是無常扶助中間的案例，都一樣是為了確立認同和追逐利益的界線。

　　在訪問南街村的班長王宏斌和HL村葉書記的時候，他們都非常強調“黨的建設”，注重發揮黨員干部的帶頭表率作用，還以身作則要求干部和黨員要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葉書記要求黨員“帶頭富服從帶領富”，不能利益自己的地位追求個人利益的優先實現，“在我們洪林，發展黨員我們始終把握這么一點，無論是誰，你再有本事，賺錢再多，你不關心集體事業，沒有奉獻精神和奉獻意識，不能帶領群眾走共同上升、共同富裕的道路，就不能發展。”“近30年來，由于我們始終堅持抓好了以上兩個重點，所以迄今為止，我們全村78名黨員沒有一個人圖個人發財離開村集體的，我們村也出現既沒有百萬富翁，更沒有貧困戶的事實。”“使我們共產黨人的先鋒模范帶頭作用和村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在洪林這片小天地里得到了充分的發揮。”[4]葉書記本人長期拿本村的平均工資，后來也只接受略高于普通勞動者的收入。

　　對集體的不認同，可能有很多原因，但首要的和最直接的原因是：少數人脫離多數人的先富先貴現象，這不僅在一個特定的場域中間造成“集體的心理報酬遞減”，同時那一部分好起來的少數對多數人的成就不僅構成心理上的貶低和壓力，還是鼓勵個人脫離集體尋找個體奮斗是一個示范作用。

　　按照葉書記自己的總結：“一是全力營造我們洪林人認可和接受的道德觀念及價值取向。在做這項工作時，我所遵循的原則時‘循循善誘、潛移默化’，我運用的主要方式是開會，可以說我對開會是‘情有獨鐘、樂此不疲’。為什么呢?因為一般的工作例會除外，在其他會議上，我能以‘看似未帶觀點、實則已帶觀點’的講話引導村民看問題、想問題，讓村民在看和想的過程中提高認識，達成共識，最后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形成一種理念。比如80年代中期，‘洪林是個大家庭，無論什么時候，我們都要共同上升、共同富裕’‘帶頭富要服從帶領富，帶領富要講奉獻精神’‘先富幫后富，洪林有義務’‘賺錢不賺昧心錢，發財不發不義財’‘既要用金錢裝滿自己的口袋，更要用金不換的思想充實自己的腦袋’等這些樸實無華的觀念，就在我們村民的頭腦中根深蒂固了，時至今日，這些觀念也未曾改變和動搖過，按現代的說法，這應該叫一種‘企業文化’，我把它套用一下，就叫它‘村文化’吧!”在鄉村的共同體中間，葉書記還很重視兩項禮節性的事務：“春節時給村民拜年和村民有喪事時一起給死者開追悼會兩件事。因為每逢春節，既是我們每個村民大團圓的日子，也是我們洪林這個大家庭大團圓的日子。一年一度，村民們在不同的崗位上為洪林的建設和發展都盡了心、出了力，我和班子一班人理應到全村走一走、看一看，給每個村民送一聲祝福，道一聲吉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還可以彌補我們有時平時工作上的不足。對于為去世的村民開追悼會，我認為只要我們深入挖掘、細心提煉、正確引導，它所起的作用就不僅僅是追悼死者了，而是還可以起到教育激勵生者的作用。”[5]

　　說教能夠起作用不是偶然，有了搬遷“湖南棚子”和接受外流27個家庭的共同記憶的支持，集體利益對于個人利益的支撐作用，才顯得可以置信而不是那么空洞;有了黨員干部帶頭作用不率先謀取私利，才有說教不會貶值的可靠保證——集體不是干部個人的階梯而是所有人的依靠。所以，葉書記還喜歡引用毛時代就已經流行的順口溜來說明問題：“村看村、戶看戶，社員看干部，黨員看支部。”

　　管理的一個關鍵任務就是要溝通個人利益與集體目標的不一致，如果有了對于集體的普遍認同，那么采取各種激勵手段反而有些多余了。而對于集體的不認同，通常與村內的社會分化和競爭有關，這些都在有意識地加以抑制之中。葉書記說對于村民建房，絕對不容許高出鄰居一匹瓦一口磚。反過來，最主要的激勵手段——對于利益的分配，反而倒過來為促進集體認同來安排，視村里企業盈利狀況好壞，是按村民的家庭來分配企業紅利的，三口人的核心家庭就分一份紅利，與長輩一起過的四五口人的家庭則按1.5份分，比方一份紅利2-3千元。此外，得益于集體經濟的支持，村里提高很多種免費的福利，例如吃水和用電不要錢，為所有老人購買了社保，村衛生室已經升級為衛生院免費治療村民的常見病和多發病。對于外來務工人員，也設立了成員資格獲得年限，例如工作達到七年之后經本人申請可以享受村民資格待遇。

　　我多次去這個村莊調查，也與村莊干部有過多次訪談，由此形成一個對于管理的認識：只有在認同徹底瓦解的管理結構中間，激勵手段才成為最主要的管理手段，制度建設相應地上升到管理的第一位。在認同依然起作用的背景下，維護認同就成為管理的第一要務，而防范各種瓦解認同的激勵手段和制度，都在惕戒之列。在一定程度上，“管理手段挾制”的強化，會引發管理結構內部的異化和不認同，往往不能夠增進“自覺自愿努力水平”的提高，前者會損害后者。

　　較為平均的利益分配，在不同的群體中間引起的主觀評價是不同的。對于底層勞動者而言，均衡分配是一種增進認同的手段，但對于那些處于技術和管理高級職位上的群體而言，這是一種增進不認同的方式。在市場化的企業中間，較高的管理、技術和銷售經驗和關系網絡，通常要給予較高的利益，特別是周邊存在吸引高層職位的高收益時，這種外部壓力就是不能夠忽視的。私人企業一般的做法是企業高管可以獲得更高的利潤分享權利，這在集體村莊中間激起不同的應對，南街村完全不予理會，自班長王宏斌而下都只拿250元固定工資，華西村是附加條件地接受，HL村則處于二者之間。

　　在私人企業愿意給高層管理人員支付高薪的環境壓力下，華西村從1994年開始給予管理層較多的分紅，同時卻以《村規民約》加以限制：企業高管獲得分紅作為記賬股份，在離開華西村時失效。從1994年開始，村民從企業獲得的獎金取決于村莊規定的‘一三三三’分配制度：1994年開始實施給企業留利20%，2003年改為留利50%;在企業留利中間，廠長得10%，副廠級干部平分30%，職工得30%，其余30%用于企業發展。村民的股份多半來自獎金的記賬收入，在村民收入中，獎金和分紅平均是工資和福利的5倍。

　　南街村、華西村和HL村都一樣，都承認村民的成員資格，以及由成員資格所規定的分享企業紅利的權利。不同的是：南街村通過70%的按需分配來實現紅利共享，華西村則是在承認職務差別的情況下讓每一個村民都得到記賬紅利，HL村則通過每年年底的紅利按戶分配來給出。共同點是：三個村都承認村民依據成員資格分享村企業的利潤。

　　從集體村莊的局部和全局的對照中間，可以看到村莊內部的“修正主義勢力”：那些私企中間得到更高紅利分享資格的企業高管，在化公為私的過程中間會實現自身利益的擴張。給定“經濟人假設”有效的前提，則集體經濟村莊內部有著特殊的管理課題：短期內是高層的利益先占帶來的認同瓦解后果(這對于不注重激勵措施的集體而言是致命的威脅)，長期問題是高層追求利益最大化會走向最終剝奪村民的成員資格所分享的利潤份額(這意味著集體村莊的結束)。在訪問南街村班長王宏斌和HL村葉書記的時候，他們都談到要切實加強村莊內黨的建設工作，他們說的黨建工作要求從短期看是培養那種不要求通過剝奪村民資格以實現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干部儲備人才，從長期看則是要隨時隨地與社會分化的規則作斗爭并逆轉社會分化帶來的消極影響，據以維護村莊的集體性質穩定。正是在這個方面，毛澤東是所有村莊帶頭人的知音，王宏斌本人則認為除了毛澤東思想之外找不到別的思想資源，以實現村莊內部整合并調節公私關系的需要。

　　在集體經濟村莊內部，高層管理人員的不認同趨勢，實際上被視為管理事務中間的最優先事項，是值得“帶頭人”投入最多時間和精力來處理的首要問題。至于日常管理中間，倒是很少花大力氣去進行監督考核，那種把管理視為管理者監督考核被管理者的想象力，不太切合實際需要。有一點很清楚，集體經濟村莊內部，干部的權力很少來自于運用各種激勵手段所帶來的控制權和強制性，主要是來自于村民自下而上的賦權，干部對于村民的影響力主要是源于認同而不是控制權的集中。

　　干部較少運用強制性的管理手段，并不意味著權威的低下，在HL村，村民告訴來訪者，葉書記的權威比公檢法的權威要有效一點，法院判決解決不了的糾紛，葉書記可以調處。另外，在鄉村中間，計劃生育政策在很長一段時間的執行難度很高，但在HL村沒有大的障礙，三十多年來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效果非常好，人口增長速度遠低于周圍村莊。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與農民的生育觀念并不合拍，計劃生育在農村是執行難度最大的政策，但是，所有的集體經濟村莊，其計劃生育政策執行效果都非常好，南街村與河北周莊都一樣。

　　而且，自下而上的賦權，高到一度程度之后，使得社區有潛力接管國家機器的部分鎮壓職能，近年來復活的“楓橋經驗”(今天只強調矛盾就地解決把上訪最小化)，在毛時代的實踐中間是由社區組織接管公檢法機構的鎮壓職能：對于那些需要服刑的鎮壓對象改由社區組織監督改造。近三十年來，毛時代的單位制那種熟人社會網絡徹底瓦解之后，對于國家介入的要求就日益殷切，公檢法這樣的鎮壓性國家機器的擴張就很快，但是，這種高成本的社會管理方式不僅成本高，也遠遠滿足不了秩序要求，很多地區黑惡勢力的抬頭就是一種明顯的標志。

　　在村莊企業的職工隊伍里面，由于承諾穩定就業，村民還額外擁有分享企業利潤的資格，這樣就形成穩定的熟人社會網絡，在這樣的網絡中間，群眾的風評對個人的影響力很大，人們傾向于自我調節和自律，需要干部進行強制性的管理、制裁和糾偏的例外事務反而很少。在一個人進入企業之后，很多人容易形成穩定的預期，自主地形成長期努力方向，穩定就業有助于鼓勵員工學習技術和熱愛崗位。相應地，村莊也鼓勵人們形成長遠預期并據此調整自己的行為，這些村子都有成員資格授予方面的軌定，HL村軌道如果在村里干滿7年之后，經本人提出申請可以授予成員資格，而成員資格不僅獲得利潤分享資格，還會與村莊的長遠發展前景穩定地捆綁在一起。南街村和華西村都有類似的規定，個人工作滿某個年限之后，就有機會獲得村民資格。

　　四、村莊與國家的一致與不一致

　　在布洛維那里，生產政體除了勞動過程和勞動力再生產模式之外，還要與外部的大環境發生關聯，市場競爭的壓力要對企業內部的生產政體起作用，國家政策和法律的干預也是明顯的。今天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中間，每一個集體村莊經濟狀況都依賴于企業產品在市場上的價格補償水平的高低。南街村和HL村不是那么富裕，關鍵在于村莊支柱產業的行業價格補償水平較低，HL是以紡織業為主導，而南街村是以方便面和啤酒為主導的食品產業，國內相關行業處于過度競爭狀況相應地價格補償水平就低;而華西村(冶金類)和河南劉莊(制藥類)的企業產品，行業的競爭度弱一些，價格補償水平較高，因此，村民的分配水平和富裕程度就較高。

　　相比較而言，絕多大數企業內部的權力機制，不能夠與國家政策和法律環境相沖突：微觀政體與宏觀政體的關系是協調一致的。而集體經濟村莊的特點，顯然在于不合于政策大環境的要求，華西村有今天，就是抵制了私有化改制政策的結果，HL村抱怨集體經濟沒有合法地位在貸款各個方面都受到歧視，南街村在工商局不得不虛假注冊為個人持股的股份制企業以獲得合法登記。

　　村莊微觀與宏觀制度背景的不一致，給村莊帶來很大的壓力，河北晉州市的周家莊矢口否認媒體把他們叫做最后一個人民公社，中山崖口村也拒絕人民公社的稱謂。幾乎所有的集體村莊都很低調，HL村葉書記在接受訪問的時候，特別要去不要再網絡上發布談話內容，后來見面時，還特地說到我們在網絡上搜索過了：你們確實沒有在網上發布消息。政府的宏觀政策走向和制度不支持他們的實踐，到現在為止，集體經濟依然沒有法律上的合法地位。在這些村莊大部分低調中間，只有南街村堅持高調，王宏斌本人的看法是把社會上關于南街村的爭論，視同南街村品牌的“營銷策略”——他說爭論越多相應地南街村社會知名度就越高。

　　在內部政體與外部的不一致中間，產生很多困擾，南街村提出“堅持外圓闖商海，堅持內方治南街”，但是，外圓和內方畢竟是兩套截然有別的邏輯，相互之間的沖突很難徹底消除。村莊內部的黨建和紅色文化活動，也只能夠部分地址和消除外部的影響。

　　五、提升鄉村政權執行力的條件與挖掘發展潛力的需要

　　在戰爭年代，共產黨人能夠組織起有執行力的村級政權，給軍屬家庭安排“代耕”，這就把壯勞力參軍之后對家庭農業生產的破壞性減小到了最低限度，農民接受起來不那么勉強。而國民黨作為合法政權，卻依賴于“抓壯丁”這樣的人力補充方式，壯勞力離開家庭之后其生產和生存都無法維持，這就放大了其破壞后果。從這個簡單的比較出發，就很清楚國民黨為什么不得人心，軍事競爭最終落實到政治競爭，共產黨能夠在鄉村維持一個低成本高執行力的政權組織，實現在家庭之間的勞動力調配，而國民黨則不行。依托戰爭年代的政權建設經驗，共產黨人在建國后建立起低成本的農村三級政權，農業合作化或者集體化事業的推進，有賴于鄉村政權組織的兩大特點：低成本和高執行力。

　　一個低成本的鄉村政權，其主要特點就是干部“不脫離群眾”和“起模范帶頭作用”，低成本的執行力水平高低，主要不是與各種激勵手段運用和規則制度建設相關聯的，而是與干部得到群眾自上而下的擁護程度關聯在一起的，認同建設比制度建設更具有優先地位。干部獲得群眾自下而上的賦權，并以此為中心展開其管理結構，這是集體經濟村莊內部干群關系的突出特點，也是集體經濟村莊作為一種特殊生產政體的突出特征。

　　今天的集體經濟村莊，還延續了一些集體農業時代的管理現象，干部起帶頭作用，村民擁有成員資格，干部群眾關系上政治和經濟差距較小。不僅如此，華西村企業內部高管的名稱都有延續性，工廠財務負責人不稱財務總裁、財務總監等等，而是稱為主辦會計。

　　據《江陰市志》資料：華西村在不到十年時間內，“花人工29萬個，挑土137萬方，將1300多塊高低不平的地塊，改造成400多方穩產高產的良田。糧食畝產1964年610公斤，1970年805.5公斤。1972年起推行‘雙三制’，畝產連續8年超噸糧，每年提供商品糧12.5萬公斤。同時發展多種經營，走農副工綜合發展的道路。”“大隊按照統一規劃、私造公助的原則，于1972年建成670間瓦房的華西新村。”據《人民日報》報道，“到過華西的人，都說這里的群眾覺悟高，干勁大，尤其稱贊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發揮得好。”換句話說，華西村當時在幾乎沒有采用強制性的管理手段(包括物質刺激和政治強制)的條件下，勞動者自愿地付出了高水平努力。

　　這種低成本條件下的執行力如何進行定位，理論上沒有解決。到底僅僅是一種另類的實踐，或者從微觀視角看待是一種不同的生產政體，還是一種不同的宏觀制度樣式，乃至于一種與普世文明相對立的新文明?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很多有強烈制度抱負的自由派人士，打心眼里反感南街村、華西村，潛意識里是把它們當做是新文明來看待的，認為這些村莊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普世價值的否定。在網絡爭論中間，一個不認同南街模式的自由派網友挖苦說：托洛茨基批評斯大林一國社會主義不靠譜，你南街難道要搞一村社會主義嗎?

　　在農村建立一個低成本、高執行力的政權，歷代所有的王朝都是做不到，國民黨也是做不到的，當然今天的共產黨政府也是做不到。新中國成立之后，共產黨實在能夠充分利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它也是依賴于能夠建設一個低成本同時具有高執行力的鄉村三級政權。如果把毛的很多講話，降格到面對面的管理層次來理解的話，實際上根毛心靈相通的知音都在民間。我看史來賀他們寫的紀念毛主席文章，我就覺得跟知識分子和政府官員寫的是截然不同。南街村內部的黨建活動，依然含有毛時代晚期的“反修”功能，目的是防止內部產生瓦解集體經濟的權貴力量。集體經濟組織和集體主義精神之間的關聯問題，也很是模糊。

　　萊斯利·懷特在研究文化變遷的時候，強調對環境能量的開發效率的進步，同時也關注社會系統和意識形態系統，他設想社會系統的組織要有利于技術和工具效率的發揮，而意識形態系統則要對之進行表述和維護。懷特的三分法受到質疑，主要是追問社會系統、意識形態系統與技術系統三者之間的關系是不是那么和諧一致，但把這三者突出出來，則是一個很有用的視野，引申到微觀的生產政體或者管理結構內部，去考察組織系統意識形態系統之間的合拍或者不合拍關系。以集體經濟村莊而論，其社會系統——組織形態內部的官民關系和社會關系——迥然不同于外部，而外部的意識形態表述對村莊運作造成很大的負面干擾，村莊內部不得不設法進行各種抵御外部意識形態的瓦解作用，當然，一個村莊不可能完成另類實踐的意識形態表述，只能夠沿襲過往的成就，南街村大唱紅歌、學毛著等等，目的是尋找“有用的意識形態資源”對自身實踐進行肯定。

　　有效地開發環境中間的能量，意味著要結合資源稟賦去開發發展的潛力。中國人多地少，提高單產是必由之路，降低旱澇災害的需要也很迫切。民國初年有一個美國人叫馬羅立，他自稱外行，到中國來訪問之后寫了一本書叫《饑荒的中國》。這本書提到中國的水旱災害十分的嚴重，抗旱除澇的潛在效益非常高，同時勞動力巨多，工資非常的低，他希望把這兩者結合起來，改善抗旱除澇條件。看到環境特點不需要多高的理論水平，只需要不忽視常識和日常經驗就夠了，但是，要真正實現充分利用閑置資源并實現發展潛力，就不那么容易了，需創造什么樣的社會系統和意識形態，才能夠引導大量剩余勞動力投入抗旱除澇工程建設并提升土地生產率呢?

　　毛時代的合作化，是通過強化農村基層三級政權，把中國剩余勞動力這種資源稟賦，結合進潛在的抗旱除澇的效益目標。從這個角度去反思和對照，所謂的制度創新，或者說按照懷特所說的尋求有效開發環境能量的方式，需要就資源和潛在利益目標建立起有效的中介，這個中介就是懷特所說的社會系統。毛時代的實踐中間，是通過基層政權建設，在社員資格穩定的基礎上肯定成員的長遠利益，以此激勵勞動者的高水平努力。那時的先進典型例如華西村，就是短時期內密集投入活勞動進行農田水利建設，提高單產水平;大寨的先進性就在于把“七溝八梁一面坡”改造成水平梯田，提高了耕地的生產率;HL村就是投入大量活勞動修筑圍堰，改善“低湖田”的除澇能力，實現保收。這個方面倒是很符合懷特的觀察，充分利用既有的資源，有效地開發了環境能量。而所需要的社會系統或者組織形態，倒是不一定需要全部按照公社、大隊和小隊三級來設置，像河北的周莊，一開始就不是搞三級所有，而是兩級政權(公社和大隊，沒有生產小隊這一級)，由大隊直接對農戶，鄉一級統籌機械化等大的固定資產投資和管理，農戶向大隊承包一定數量的田間管理任務按時按質完成，大隊檢查監督農戶完成的田間管理工作的數量和質量，周莊自己總結的特點是：大集體、小自由。

　　土改的潛在影響很大，基本上在農村社區重新分配了話語權，我老家的合作社長告訴我：土改之后中農以上的家庭基本上不怎么敢講話了，相應地，過去那種通過向鄰居放貸收租的利益實現路徑不僅沒有了，在新的意識形態中間也完全不合法了。毛時代強調“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甚至還貫徹到農村去，其內在的功能要求是實現對利益實現方式的肯定和否定。潛在地，各種通過個人努力追求身利益的優先實現，也都喪失了合法性，土地公有之后的優勢群體是干部，四清運動否定干部多吃多占這種方式。否定優勢群體的利益多占，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一種實際的意識形態界線，如果把土改后的話語權重新分配，四清對干部多吃多占的否定，看做是意識形態建設工程，那么，這種意識形態系統與集體經濟的社會系統的關系又是怎么樣的?今天在集體經濟村莊實踐中間，維護集體認同的關鍵，依然與否定干部利益的過度擴張有關，在某種程度上也算是一種“反修策略”——否定優勢群體利益的過度擴張作為維護認同的關鍵，這算不算是集體經濟所需要的意識形態要點和核心內容?即便是華西村由于其處在發達的蘇南地區，受到外部的競爭壓力很大，不得不對企業高管作出妥協并給予更多的利潤分享，但依然沒有徹底剝奪村民的成員分配資格，這就與那些實現了鄉鎮企業私有化的村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從生產政體角度看，集體經濟村莊有著不同的管理結構，以及由此決定的組織形態和社會關系樣式，同時，也需要一種不同于主流的意識形態來配合它的實踐，追求一種不同的生產領域的上層建筑。按照懷特的三分法視野，集體經濟村莊需要一種不同的社會系統和意識形態系統，在這個新的系統中間，管理效率的方向是以認同建設為中心，管理效率的障礙就不是被管理者的懶惰或者不努力，而是來自于管理者追求利益先占而帶來的認同瓦解效應，后者才是中心性問題。在這些集體村莊，實踐中間提出來的問題雖然與主流企業管理結構有異，恐怕也夠不上威脅主流制度實踐的力量，而是必須反過來尋求自己的出路。

　　南街村王宏斌回顧南街村歷史時說：作為一個農村組織，在起步階段技術、資金和人才三個方面都處于劣勢地位，要市場競爭中間生存和壯大，必須尋求自己的競爭優勢。因為農村環境下，做正規化的管理是不可能形成管理結構方面的優勢的，反過來，在認同建設方面的潛力就比較大。管理結構也好，生產政體也好，都關聯到企業成員如何付出高水平努力的功能性管理要求，在宏觀制度一致和市場競爭的大背景之下，創造競爭優勢只剩下“面對面的管理”這個微觀層次，集體經濟村莊要生存和發展，只有在這個層面上進行辛苦耕耘，一方面激發內部高水平努力，一方面應對外部的敵意和歧視。換言之，集體經濟村莊作為一種生產政體，所需要的上層建筑建設及其維護工作，因為與大環境不一致，做起來比較費力。

　　下面三段是談論過程中間的發言和評論：

　　老田：集體經濟的“能人”現象，或者說集體經濟會不會跟著“能人”而人亡政息，這是一個歧視性的問題。當然，一個企業的生存能力確實是真問題，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集體經濟與私人企業所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有起有落，這無可厚非。就目前而言，從企業的生存性指標來說，集體經濟的表現是相當好的。全國工商聯2005年發布的《中國民營企業發展報告》藍皮書數字，“全國每年新生15萬家民營企業，同時每年又能死亡10萬多家，有60%的民企在5年內破產，有85%的在10年內死亡，其平均壽命只有2.9年。”(《民營企業發展報告藍皮書 民企壽命平均2.9年》，網址，

　　http://biz.163.com/05/0701/03/1NHUB23G00020QFC.html)這說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沒有任何人，即使再能干資本家都是把握不了自己命運的，集體經濟的生存當然也要遭遇市場競爭的殘酷考驗。在所謂的“能人現象”背后，有著管理結構與競爭生存方面的普遍性問題，美國研究西方企業成長史的錢德勒教授就指出過：一個成功的企業需要進行成功的三重投入：廠房設備方面的投入、銷售網絡方面的投入以及管理結構方面的投入。他使用的管理結構概念，在功能上相當于生產政體以及集體企業中間被強調的“能人現象”。在所有的企業中間，都需要一個經理班子去要把企業的人力、物力資源整合起來，進行生產和營銷活動，實現自己的利潤和生存。錢德勒還認為管理結構投入有一個十年左右的成長周期，這個周期大于設備廠房投入周期和銷售網絡的建設周期，一個新產品技術的成熟到市場上出現第一批領導型企業，一般需要十年左右的時間。如果一個企業十年之內不能完成這個管理結構的成功投入的話，領導下企業在市場上建立起自己的競爭優勢之后，機會之窗就會關閉了。很明顯，管理結構對于企業競爭的成功是很關鍵的，不過，學者喜歡把集體企業的管理結構想象為一個帶頭人的絕對主導作用，然后推測：沒有了這個人集體企業以后就會怎么樣，其他地方沒有這個人所以就怎么樣，這樣來提出問題和思考問題，不僅僅是歧視集體企業，而且對于這種觀察視野也有反思的必要。所有的企業，不管是公營還是私營企業里面，都同樣會碰到管理結構與市場競爭的適應性問題。在企業經營中間，不管是勞動過程還是管理過程，基本的邏輯就是分工協作，許多人合作同時每個人都完成自己的事，而且還要在自己選擇的水平上付出自己的努力，集合起來的努力成果，才會有企業的成功，這是不需要討論的。單獨提出集體企業的帶頭人與集體企業生存的關系，未必合乎事實，這可能僅僅是一種把集體經濟村莊的管理結構等同于帶頭人的學術想象力。

　　老田：我剛才聽了劉教授對人民公社很多介紹，他講到合作醫療和普及初等小學初中高中教育的過程，這個確實跟人民公社有關，但這個只是必要條件，沒有人民公社必然不會有這兩樣東西。但是反過來，這不算充分條件，有人民公社也不一定就會有合作醫療和初等教育普及，這個充分條件，是在文革期間才出現的，而且是等到六八年才普及的，為什么呢?在官僚精英階層特別倒霉的那個時候，教育部、衛生部垮了，不能夠正常履行管理職能之后，在它管不住的空白時期才普及的。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四日，《人民日報》發表山東省兩名小學教師的一封信，“建議所有農村公辦小學下放到人民公社的大隊來辦”，“國家不投資或少投資，教師不發工資，由生產大隊記工分”(此建議稱為“侯王建議”)。此前的小學是很昂貴的辦法，要建立高于某個標準的校舍，聘用正式教師，財政撥給經費維持，因為財政能力不足，所以學校辦得很少，大多數農村小孩不能上學。下放到大隊之后，一個大隊就辦起一所學校，使用的民辦教師按用記工分的形式付給報酬，這個成本就很低，迅速就普及了。我們老家以我的年齡為界，比我年齡大的同鄉絕大多數是文盲，比我年齡小的絕大多數是識字的，客觀上就達成了這個效果。合作醫療，在合作化早期的高級社階段，就有基層的試驗，人民公社早兩年是按照官辦的方式，建立公立醫療機構聘用專職醫生，醫生拿遠高于農民收入的工資，1961年劉少奇、陳云主持三年“調整”，在“退夠”的名義下，醫療事業與其他公社興辦的服務事業一樣被砍掉了，醫療事業恢復私人診所的收費營業模式，醫生和醫療機構恢復以營利為目標的經營方法，跟今天一樣由醫生向病人收費的營業模式。這個調整政策是宏觀性的，全國到處都實施，后來是怎么推廣的呢?到六八年的時候，湖北長陽縣的赤腳醫生覃祥官的事跡在《人民日報》報道出來，全國各地到處仿效，馬上就行得通了。普及初等教育和合作醫療，在官場上歷來有著強烈的反對意見，1974年鄧小平批評合作醫療就說是社會主義階段辦了共產主義的事。這個意見代表教育部、衛生部官員們的看法，文革結束后，1979年衛生部就迅速出臺政策對合作醫療進行各個方面調整。1980年代出版的、何東昌領銜主編《當代中國的教育》(代表教育部觀點)在提到文革期間普及初等教育時，只有幾百字，評價都是負面的，“大批農村公辦小學改為民辦，教師下放回原籍改拿工資為記工分，本人及其子女被轉為農村戶口。這種做法，使許多農村小學教師遭受不幸。”“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上海、北京、天津三大城市的‘讀者來信’，提出城市的中小學由工廠辦、街道辦的建議，并開展了‘城市中小學如何辦’的專欄討論。此后，全國許多城市的中小學由工廠接辦，或搞‘定廠辦學’。上海、北京等一些大城市將小學下放到街道辦事處領導管理。在當時沒有相應規章制度的制約下，只能使學校遭到破壞。例如骨干教師被調走，校舍、校產被挪作他用，等等。”“‘文化大革命’中進行的所謂教育革命，不僅違背了教育規律，而且是對教育事業的摧殘。”無獨有偶，代表衛生部觀點、由黃樹則領銜主編的《當代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中間，對于農村合作醫療的評價也是極其負面的：“而在農村，則大搞‘一刀切’，不問實際情況，全部實行‘看病不要錢’的合作醫療，并把合作醫療制度與農村基層衛生組織拴在一起，結果許多大隊衛生所被合作醫療‘靠窮’、‘吃光’，使防治疾病的力量大為削弱。”不管是事前，還是在事后，合作醫療和初等教育的普及，與教育部、衛生部系統官員們所理解的“規律”都是沖突的，他們只要起領導作用，普及這兩者的條件就不存在。所以說，人民公社只是普及教育和合作醫療的必要條件，而充分條件則要等到官僚精英階層的常規化思路不起作用的那個特殊條件。

　　老田 ：就是經濟學家不讀社會學家的書確實很遺憾，曹錦清老師《黃河邊上的中國》說到：建國以后農業規劃的目標，是以提高最稀缺的土地資源生產率為主的，以提高單產為目標的農業發展路向，而不是以單個勞動力的效率最高為出發點的，在擁有巨量剩余勞動力的條件下，客觀上沒有追求單個勞動力效率最優這個條件，經濟學家長期把眼光盯在單位勞動必須效率最高方面。從理論上來說，從勞動力最優產出來分析問題，與追求土地最有產出一樣，都沒有問題，但硬要用勞動力最優作為標準去評判歷史，不知道有什么現實根據。這是第一點。

　　還有一點就是經濟學家的共識，說1970年代經濟到了崩潰邊緣，官員這么說可以理解，符合特定時期的政治需要。但學者也這么說不加論證，好像就是共識，這難道有什么統計數據支持嗎?還有就是經濟學家老是強調剝奪農民，還說政府搞剪刀差政策，這個也需要以工農業產品價格對照來得出結論。毛時代普遍實行國家管制價格、價格信息非常真實，至少那些支持剪刀差結論的學者，也沒有找到政府提高工業品價格、降低農產品價格政策依據和價格依據。葉善蓬是主張以剪刀差解釋工業積累的，在他的專著《新中國價格簡史》相對價格數字卻是相反的：“從1952年到1977年，農產品收購價格提高了72·4%，而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上升0·1%。”( 葉善蓬：《新中國價格簡史》，178-179頁，北京，中國物價出版社，1993。)葉善蓬承認的農業品價格相對變化幅度數字，還遠遠小于國家物價局的數字。沒有提高工業品價格的事實依據，反而存在長期地提高農業品價格的數據，在這樣的數據面前還硬要說剪刀差政策存在，這種結論與證據相反的事情反而在經濟學界長期流行，我感到特別奇怪。

　　[1] 毛澤東：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36頁

　　[2] 中共洪湖市HL村委員會編《HL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教活動學習讀本》，第148頁

　　[3]葉書記：《我是怎樣在村支書崗位上帶來群眾共同致富的》，講話打印稿(2004年4月16日)

　　[4]中共洪湖市HL村委員會編《HL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教活動學習讀本》，第16-17頁

　　[5]中共洪湖市HL村委員會編《HL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教活動學習讀本》，第51-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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