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國際國內環境及各種因素的影響，逐步形成了關于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兩種不同思路，一種是新自由主義發展思路，一種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思路。兩種不同的發展思路，歷史淵源不同，產生和發展的背景不同，理論內涵和政策主張不同，所代表的階級階層利益不同，實踐的結果也大庭相徑。自我國吹響改革開放的號角時起，兩種不同發展思路之間的爭論就未停止過。目前，在我國全面深化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刻，這兩種不同發展思路的爭論，已經發展政治改革和意識形態建筑等方面，并涉及到我國全面深化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向何處去的一系列原則問題。對于兩種不同發展思路的爭論及其所涉及的諸多原則性問題，我們必須認真思考、認真對待，絕對不可輕而視之。

　　關鍵詞：改革和發展;新自由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同發展思路的爭論;涉及的原則問題

　　在《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后我國發展面臨的挑戰和機遇》一文中，我們對危機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挑戰、存在的困難和問題以及迎接挑戰、解決困難和問題的有利條件進行了具體分析，在本文，我們擬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從戰略的角度，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兩種不同思路進行評析。

　　一、兩種不同發展思路的比較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國際國內環境及各種因素的影響，逐步形成了關于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兩種不同思路，一種是以吳敬璉、高尚全、張維迎等崇尚西方經濟理論的一批經濟學家的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發展思路，一種是以劉國光、衛興華、程恩富等一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為代表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思路。

　　新自由主義本源自西方，產生于19世紀末期和20世界初期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轉變時期，蕭條于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和私人壟斷資本主義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轉變時期，勃興于20世紀70年代、以兩次石油危機為導火線、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陷入“滯漲”性危機、以國家壟斷為本質特征的資本主義固有矛盾日益激化、反對國家干預的呼聲甚囂塵上時期，在全球廣泛蔓延于20世紀70—80年代、美英國際壟斷資本為了實現并鞏固其世界霸權、向全世界擴張、把它作為推行全球一體化和制度安排的經濟政治乃至文化意識形態的工具、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快速演變的時期。[1]

　　新自由主義系由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演變而來。斯密的自由主義分為經濟自由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其中最重要的是反對任何形式的權力集中，讓企業家享有最大的行動自由，呼吁建立“最明白最單純的自然自由制度”。[2]在全球廣泛傳播的新自由主義，繼承了斯密古典自由主義反對“權利集中”、“讓企業享有最大行動自由”、建立“自然自由制度”這一核心內容，并結合當今國際壟斷資本全球擴張的需要，把它加以發展,達到極致。與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分為經濟自由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一樣，新自由主義也分為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和政治上的新自由主義。[3]在經濟方面，新自由主義竭力鼓吹“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在政治方面，竭力強調和頑固堅持“否定公有制”、“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國家干預”，堅決反對社會主義的所謂“集權主義”;在政治戰略和政策安排方面，極力鼓吹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一體化;最后演變為由美英國家主導并在全球推行的具有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三重特性的“華盛頓共識”。[4]

　　新自由主義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吹響改革開放的號角時起，運用各種方式，通過各種渠道，逐步傳入我國。在我國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及其追捧者吳敬鏈等人的積極努力和推動下，得到不斷充實和發展。目前，在學術界關于全面改革開放和我國經濟社會如何進一步發展的激烈爭論中，這種新自由主義，在吳敬鏈等人的歸納總結和包裝設計下，達到了更加系統和具體化的程度。例如，在經濟方面，鼓吹“計劃經濟苦難論”、“國有經濟無效率論”、“非公有制優越論”、“市場經濟自行調節和糾偏論”;在政治方面，宣揚“強勢政府集權論”、“權力集中腐敗論”、政府控制導致“權貴資本主義”論、“國家政黨機構主導”的體制“嚴重缺陷”論;在戰略方面提出重啟改革議程，竭力推進私有化化、市場化、法制化、民主化，建立包容性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實現從“權威發展模式”向“民主發展模式”轉型的總藍圖;在具體政策上，鼓吹全面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主張國有經濟從競爭性領域退出、對非公有制經濟實行“非禁即入”“非禁即行”原則，“把國有公司股權劃撥到全國社?；鹄硎聲?rdquo;直至做實職工“個人賬戶”、“保護私有財產(私有制)”、實行“憲政民主”、建立“公民社會”、“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在文化意識形態上，要求“淡化意識形態”，堅持適用于全人類的“普世價值”觀，保障“新聞自由”;等等[5]在黨的十八大尤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為了主導輿論，干擾我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這些人更是著書立說，發表講演，甚至在全國各大書店開設售書專柜，兜售自己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觀，積極熱烈之極，非同一般。

　　作為國際壟斷資本向全球擴張及其制安排的理論基礎、戰略和政策性工具，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的蔓延、傳播和推廣，在使美英等西方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盈得一定空間的同時，也更加深化和發展了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在美英等國發生持續兩年多的新世紀第一次周期性經濟危機之后，21世紀10年代末又直接導致了百年一遇、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乃至社會危機，給西方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帶了沉重的災難。例如，自拉美國家于20世紀80年代在美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脅迫下進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之后，經濟社會發展出現了一系列嚴重問題，國有企業私有化，一些產業向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集中，失業問題嚴重;收入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和貧困化十分突出;民族企業陷入困境;國家職能顯著削弱，社會問題叢生;金融過度自由化，經濟運行的正常秩序遭到了破壞，結構性矛盾和不平衡問題不斷積聚并日益發展;結果在1994—2001年間，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相繼爆發了金融和經濟危機，經濟社會發展的勢頭被打斷，國民財富大量流失，失業和貧困問題嚴重，經濟盈余國變為沉重的負債國。[6]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爆發的阿根廷危機，這是南美國家20世紀以來從未遇到的最嚴重的集經濟、政治為一體的危機，在經濟上欠下1000多億美元的外債而無力償還，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倒賬國”;在政治領域，先后有四位總統在短短半個月內相繼走馬上任;在社會領域，成千上萬的民眾走上街頭，敲著鍋碗瓢盆，抗議之聲此伏彼起，搶劫商店，堵塞交通，甚至與警察發生流血沖突。[7]再如，實行美國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幫助設計的新自由主義“經典之作”——“休克療法”的俄羅斯，在實行所謂經濟轉型10年左右的時間里，政局混亂，經濟大幅下滑，少數人暴富，廣大民眾貧困化，深深陷入社會經濟危機之中。這種慘烈狀況，如普京所言：“俄羅斯正處于數百年來最困難的一個歷史時期。大概這是俄羅斯近200—300年來首次真正面臨淪為世界二流國家，亦或三流國家的危險。”普京承認，2000年，俄羅斯的GDP只相當于美國的1/10，中國的1/5左右。蘇聯曾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而當今的俄羅斯1998年則下降到世界第16位，落后于西班牙、荷蘭，甚至被巴西、印度、韓國等發展中國家超過。新自由主義的改革造成俄羅斯人生活水平一落千丈，社會兩極懸殊、貧富分化嚴重。多年來，俄羅斯社會10%的最高收入階層與10%的最低收入階層的收入相差14倍。自1992年起，俄羅斯人口開始減少，死亡率高于出生率1.8倍，人口自然增長率出現負數，人口形勢十分嚴峻。普京在2000年的國情咨文中表示，俄羅斯人口每年減少75萬人，預計15年后將減少2300萬人，這相當于現在俄羅斯人口的1/7。[8]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思路尤其是金融自由化的改革，也給東亞各國帶來了嚴重的災難。大家知道，在1997年之前的30多年里，八個東亞經濟體即亞洲“四小龍”和“四小虎”，一直保持著世界最成功的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紀錄。然而，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實行了放開國內金融市場、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打造全球金融中心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不僅沒有實現其預期目標，反而招來了前所未有的嚴重經濟倒退、金融危機，甚至政治和社會危機。在這次危機中，東亞各國貨幣貶值，股市下跌，通貨膨脹，物價上漲，企業倒閉，失業人數大增，銀行嚴重虧損，債臺高筑，經濟倒退，政府更迭，政局動蕩。[9]

　　新自由主義傳到我國，也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產生了較大影響。這些年來，“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聲音不絕于耳，“黨政”改革的鼓噪此起彼伏，“去政治化”、“淡化意識形態”、以“普世價值”為指導、“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論調多次見諸于報刊雜志和一些論壇。新自由主義在我國的傳播和泛濫，嚴重干擾了我國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造成了嚴重的后果：一些地區和部門私有化取向的改革，使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受到削弱甚至發生了動搖;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在改組和改制過程中造成了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被誤導為國有經濟在競爭性領域全面退出，使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大幅下降，全國28個重要行業有22個行業被外國公司和私營企業控制;億萬勞動者在私營經濟中就業，淪為雇傭勞動者，導致雇傭勞動制度復歸;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擠出效應使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受到嚴重擠壓，以致有名無實;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引起全社會的關注，貧富差距越拉越大，階級階層分化日益嚴重甚至固化;發展不平衡問題較為突出，結構失衡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和效率明顯下降;社會矛盾日益增多，突發事件屢禁不止，群眾不安全感增大;利益主體多元化、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多樣化，加上西方文化意識形態的滲透，使馬克思主義在社會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主體地位、主導地位和指導作用受到嚴重威脅，我們黨的群眾基礎和執政地位面臨嚴重挑戰，等等;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決，必將危及我國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思路，也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是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化歷史的傳承;是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歷程深刻反思得出的結論;是90多年來無數中華兒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拋頭顱，灑熱血，不怕犧牲，前仆后繼，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艱難探索、正反兩方面經驗科學總結的偉大成果;尤其是30多年來改革開放進程中“摸著石頭過河”，反復試驗，反復探索，被實踐反復證明了的正確道路。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依據建國以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的歷程，可以分為改革開放前后緊密聯系、相互銜接的兩個階段。前30年，是我國社會制度建立，開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階段，也即為后30年改革開放，開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創造更加宏偉的社會主義業績，提供理論前提、制度前提和物質技術基礎的階段。在這一階段，我國的基本國情是，社會主義制度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極端貧弱，可以說是“一窮二白”;對于社會主義建設，我們是一無實踐，二無經驗，只有向前蘇聯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學習和借鑒;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發動冷戰、進行對抗的同時，也利用各種機會，動用各種力量和資源，對我國進行包圍和封鎖。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由于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援和幫助，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實踐，逐步探索出一條既與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大體相同，又具有自己特點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這條道路的基本框架包括：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個體經濟為補充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個體勞動者自勞自得為補充的收入分配制度;以“鞍鋼憲法為指導”，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工人、干部、技術人員三結合開展科學研究，大搞技術革新的企業管理制度;黨委領導、廠長經理負責的企業管理體制;以國家計劃為主體、適當發揮市場調節作用(即“大計劃、小自由”)的經濟運行體制;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體制;以一府兩院為行政機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制度;以長期并存、相互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為本質特征，共產黨領導下多黨合作的政治協商制度。

　　雖然這種制度體制還帶有“初創”的性質和很不成熟的特點，甚至還存在一些缺陷，但還是受到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熱烈擁護，思想高度一致，行動高度統一，激發出磅礴的熱情，極大地調動了社會主義建設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得到較好發揮，經濟社會發展在各個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例如：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說過：“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10]經濟文化相當落后。然而，經過近30年的努力，在毛澤東生前，我國不僅已經能夠自行設計和批量生產汽車、飛機、坦克、拖拉機等，而且還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彈、氫彈，試制并成功發射了中遠程導彈和人造衛星。同時，我們還通過興修水利、開展農田基本建設、培育良種、提倡科學種田，較大幅度提高了糧食生產水平和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A設施建設獲得長足進步，基礎工業項目門類比較齊全。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工業體系的建立，使我國在獲得政治上的獨立之后，又贏得了經濟上的獨立，為進一步增強國防力量和維護國家安全，在平等原則下發展對外經濟往來，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條件，為以后我國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牢固的物質技術基礎。[11]再如，我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從1952年到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11.4%。主要工業產品產量。鋼產量從1949年的16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2046萬噸，發電量從1949年的43億度發展到1976年的2031億度。原油從1949年的12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8716萬噸。原煤從1949年的3200萬噸發展到1976年的4.83億噸。汽車從1955年的年產100輛發展到1976年的年產13.52萬輛。國家經濟實力。以不變價格計算，1952年GDP為679億元人民幣，1976年增加到2943.7億元，人均GDP從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6元。工農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的位次。1957年和1978年，谷物3→2;棉花2→3;豬牛羊肉2→3;化學纖維26→7;布3→1;煤5→3;原油28→8;發電量13→7;鋼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除少數農副產品產量的位次不變或略有后退外，谷物和主要工業產品產量的位次都提前。[12]再如，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我國總人口從1949年的5.4167億增長到1976年的9.3717億。同期，我國糧食的人均占有量卻從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就是說，我國這些年增產的糧食不僅多養活了近4億人，而且還使9億多人的人均占有量增加了近200斤。全國居民的人均消費水平。農民從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從148元增加到340元。在全國人民節約縮食支援國家工業基礎建設的情況下，盡管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還是初步滿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需要，這不能不說是世界的一個奇跡。教育事業。從1949年到1976年，我國小學在校生從2439萬人發展到1.5億人;中學在校生從103.9萬人發展到5836.5萬人;高等學校在校生從11.7萬人發展到67.4萬人。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0%以上。不僅為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培養了大批骨干力量，而且也使勞動者的整體素質得到了很大提高。醫療事業。1949年，全國擁有醫院2600家，從1976年發展到6.3萬家，其中縣以上醫院7952家。20世紀50年代后期，農村還普遍建立了縣、區(社)兩級醫療衛生機構。60年代，又在人民公社的絕大多數生產大隊建立了農村基層合作醫療衛生機構，基本解決了農民看病難的問題。建國前，全國人口死亡率為25%，人均預期壽命僅35歲。建國后，全國人口死亡率從1949年的20%下降到1976年的7.25%，與此相適應，人均預期壽命也大大延長。對于上述成就，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說：毛澤東時代“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法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的后起之秀的工業化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中國取得了“全世界所有發展中國家和主要發達國家在同一時期取得的最高增長率”。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當時在《經濟學》第十版里也說，中國的成就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不發達國家。[13]在當時，上述巨大成就，不僅使中國極度貧弱的面貌得到很大程度的改變，而且也為后30年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必要的前提和條件。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黨實現了工作著重點的轉移，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從此，我們踏上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又一個新的30年的征程。在這一新的歷史時期，我們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通過總結前30年正反兩方面經驗，大膽實踐，不斷探索，既有繼承，又有發展，既摒棄了以往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左”的思想和做法，又針對西方國家對我國施行的“和平演變戰略”的圖謀，堅決抵制和排除照搬西方新自由主義發展方略的新教條主義思潮，逐步形成了更加豐富多彩、更加科學、中國特色更加突出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這條道路的總體要求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條道路的基本框架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建立在這些制度基礎上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多項具體制度。這條道路的總依據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總布局是五位一體，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14]

　　在這條道路的指引下，我們戰勝了來自國際國內的各種風險、困難和挑戰，到上世紀末，成功實現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實現了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標，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令人驕傲的歷史性成就。進入新世紀，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努力，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又實現新的跨越，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進展。經濟發展速度。從2003年到2007年，GDP年均增長率為11.65%;2008年到2011年，在戰勝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同時，GDP累計增長了44.4%，年均增長率仍為9.6%。經濟總量。2011年，GDP從2002年的12.03萬億元增加到47.3萬億元，扣除價格因素，增長了1.5倍，年均增長10.7%。經濟總量從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占世界經濟的份額由4.4%提高到10%左右，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年平均超過20%。2011年，我國人均GDP達到35083元，扣除價格因素，比2002年增長了1.4倍，年均增長10.1%。據世界銀行統計，2011年，我國人均國民收入4920美元，已進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基礎設施建設和基礎產業發展。2003年至2011年，我國基礎設施累計投資25.7萬億元，年均增長20%以上。一批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項目建成投產，形成了有利于長遠發展的優良資產。能源生產供應能力穩步提高，2011年，能源生產總量比2002年增長1.1倍。交通運輸能力持續增強，高速鐵路迅速發展。“五縱七橫”國道主干線和西部開發八條公路干線建成。2011年，鐵路營運里程9.3萬公里，比2002年增長26.6%。公路里程410.6萬公里，比2002年增長1.3倍，其中高速公路8.5萬公里，比2002年增長2.4倍。民用航空航線里程349.1萬公里，比2002年增長1.1倍。沿海規模以上主要港口貨物吞吐量增長2.7倍。郵電通訊。全國郵電業務總量年平均增長23.2%。2011年移動電話年末用戶達98625萬，比2002年增長3.8倍，互聯網上網人數5.1億人，穩居全球第一?？茖W技術事業。2011年全球研究和試驗發展經費支出8610億元。比2002年增長5.7倍。重要科學前沿和戰略領域取得一批重大創新成果。千萬億次超級計算機系統“天河一號”研制成功，載人潛水器“蛟龍”號創下7062米的下潛深度;百畝超級雜交水稻試驗田畝產突破900公斤，嫦娥一號、二號探月工程成功發射，神舟九號載人飛船與天宮一號成功對接，等等。教育事業。全國城鄉實現九年免費義務教育，義務教育人口覆蓋率達100%;學前教育快速發展，學前毛入園率達62.3%;高中教育加快普及，毛入學率從42.8%提高到84.5%;中高級職業技術教育已占同級教育的“半壁江山”;高等教育大眾化水平進一步提高，毛入學率從15%提高到26.9%，總體規模居世界第一。醫藥衛生事業。2011年末，全國共有醫療衛生機構95萬個，衛生技術人員620萬人，醫院衛生機構床位526萬張，2010年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已達74.83歲。城鄉居民收入增加，物質文化水平顯著提高，經濟社會發展一派欣欣向榮的升騰景象。[15]

　　以上分析表明，兩種不同的發展思路，歷史淵源不同，產生和發展的背景不同，理論內涵和政策主張不同，所代表的階級階層利益不同，實踐的結果也大庭相徑。依據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及其歷史趨勢，鑒于目前國際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情勢和特點，兩種發展思路，誰個科學，誰個荒謬，誰個順應廣大人民群眾的意愿，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誰個違背廣大人民群眾的意愿，遭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抵制和反對，已是盡人皆知，不言自明。

　　二、兩種發展思路的爭論及其所涉及的一些原則性問題

　　上述兩種發展思路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并不是自發地和偶然地產生的。就新自由主義發展思路的產生來說，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弱階級思想的存在是其國內根源，西方國家對我國的包圍、封鎖、威脅、腐蝕、利誘、意識形態滲透、各種媒體的傳導和影響，尤其是西方國家對我國推行的和平演變戰略，是其國際根源。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在20世紀80—90年代的中國，是一個新鮮事物，在國際上無先例可循，在國內也無現成的實踐經驗，只能在借鑒西方發達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中有益經驗的基礎上，靠摸著石頭過河，邊探索，邊總結，漸進而行。這是新自由主義發展思路在我國產生影響并發生作用的土壤和條件。這樣，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就不能不形成兩種思路相互并存、相互對峙、相互交織、相互碰撞的局面。

　　事實上，自我國改革開放之日起，上述兩種發展思路的對峙和爭論就沒有停止過。上世紀80年代中期關于要不要反對精神污染、要不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兩種主張的斗爭;90年代關于市場經濟能否與社會主義制度兼容，關于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國有企業戰略性改組不同思路的碰撞;關于國有企業產權制度和管理體制改革兩種路線圖的爭論;21世紀的最初幾年，關于國有企業改制方向、措施及其后果不同評價的“郎顧”之爭;近幾年在全國鬧得沸沸揚揚的關于“普世價值”、“民主社會主義”、“08憲章”、“憲政民主”、“公民社會”、“去意識形態化”、“新聞自由”等上升到政治層面的爭論;等等。這些爭論，無不說明兩種發展思路相互對峙、相互斗爭的曲折性和復雜性。由于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需要不斷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只有起點，沒有終點，又由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是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主導和包圍下進行的，上述兩種發展思路的對峙和爭論必將在一個較長時期內持續存在和進行下去。

　　上述兩種發展思路的對峙、爭論甚至斗爭，就其實質來說，絕不是關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一般性和枝節性問題的爭論，而是關系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舉什么旗、抓什么綱、走什么路的問題，也就是我國改革開放、經濟社會朝著何種方向發展的問題。具體來說就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在經濟建設方面，是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還是實行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由華盛頓共識”設計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還是堅持以按要素分配替代按勞分配、造就少數億萬富翁、導致兩極分化的分配制度;是堅持由廣大職工群眾以主人翁身份參加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企業管理制度，還是實行資本為主導、廣大職工群眾邊緣化以致成為弱勢群體的廠長經理一人說了算的企業管理制度;是建立一個有政府宏觀調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建立一個不要政府宏觀調控、完全由市場規律和市場機制調節的自由市場經濟。在政治建設上，是堅持、發展和完善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還是走由壟斷資產階級為主導、代表壟斷資產階級利益和西方“憲政民主”道路。在社會建設方面，是構建一個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法制保障、公眾參與、基層自治的社會管理體制，形成一個政府主導、覆蓋城鄉、惠及廣大人民群眾、可持續的基本公眾服務體系，還是構建一個脫離黨和政府領導、由少數社會精英主導、體現所謂“中產階級”利益、把下層老百姓邊緣化的西式“公民社會”。在文化建設方面，是建設和發展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由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社會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社會發展的社會主義文化，還是建設和發展以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為指導、意識形態多元化、充斥低級庸俗奢靡等腐朽情趣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價值觀的文化。對上述這些問題的爭論，絕不是無病呻吟，也不是小題大做，它是關系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成敗，關系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大問題，絕對不可輕而視之。

　　上述兩種發展思路的對峙和爭論，嚴正而鮮明地提出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些原則性問題。這些原則性問題，要求我們在進行全面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設計時，必須認真對待，正確處理。

　　第一，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指導思想問題。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從事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走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構建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一現實國情，必然要求我們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這一指導思想，既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繼承、捍衛和發展，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成果。實踐和歷史已經并將繼續進一步證明，這一指導思想，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從勝利走向勝利的科學理論和根本保證。因此，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自信，是時代的要求，歷史的必然，含糊不得，動搖不得。對于以吳敬鏈、高尚全等人以“淡化意識形態”為名，推銷充斥西方意識形態的所謂“普世價值”觀、“民主社會主義”等思潮的錯誤觀點和錯誤理論，必須堅決抵制、堅決反對和堅決批評。

　　第二，關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方向問題。這一問題，關系到我國改革開放的成敗和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向何處去的問題。上面說過，近年來，西方的各種社會思潮尤其是新自由主義思潮，趁我國改革開放、打開國門之機，進入我國并得到廣泛傳播，滋生了許多不正?，F象，嚴重干擾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造成了一系列不良后果。諸如，在經濟領域出現了“全面私有化”、“過度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傾向;在政治和社會領域，出現了要求修改憲法、改變我國國體、實行“憲政民主”、構建“公民社會”的傾向;在高等教育和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領域，西方哲學、西方經濟學、西方政治學和西方社會學幾乎成為主流，馬克思主義理論被邊緣化的傾向;在文化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文學藝術創作去政治化、去意識形態化，文藝作品和文藝演出過度娛樂化、戲說化和庸俗化的傾向;在網絡媒體領域，謠言四起，色情泛濫;在新聞出版領域和和報刊雜志上，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抹黑黨和國家領導人，歪曲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招魂的論著不時出現;等等。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要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要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我國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領域的主導地位，要做到不改旗易幟，使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千秋萬代、永葆青春，對上述種種思潮和不良傾向，就不能視而不見，麻木不仁。當前意識形態領域里的問題較多，矛盾較尖銳，性質也較為錯綜復雜，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對上述思潮和傾向，必須旗幟鮮明，積極應對。

　　第三，關于如何評價建國以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也即如何看待前30年和后30年走過的路程問題。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改革開放前30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以無可辯駁的鐵的事實證明，并不是一團漆黑，如吳敬鏈等人所說“是榨取性體制”、“是無窮無盡的苦難”、“始終未能改變貧困落后面貌的前30年。”[16]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速度雖然是驚人的，成就也是偉大而輝煌的。但是，如果客觀而公正地、仔細而審慎地思考一下，沒有前30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沒有前30年所創造并值得驕傲的物質技術基礎，沒有前30年獲得和積累的豐富而寶貴的正反兩面的經驗，后30年的宏偉業績是無法憑空創造出來的?，F實是歷史的繼續和發展，歷史是現實進一步發展的前提、起點、條件和基礎，忘記歷史就等于背叛，割斷歷史就會使現實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毋庸置疑，改革開放30年來的偉大成就就是在對前30年開創的社會主義業績繼承并揚光大的結果。一個時期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至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后，吳敬鏈等人不顧歷史事實和事物發展的條件性、連續性、邏輯性和規律性，全盤否定前30年黨和人民辛勤勞動、艱苦奮斗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和璀璨歷史，把新自由主義發展思路吹得九天九地，以圖在我國復制西方資本主義模式，用心之苦，頑固之極，實在令人懷疑他們和西方國家的某些勢力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刻，我們需要的是歷史唯物主義，絕對不需要而必須堅決反對歷史虛無主義。

　　第四，關于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解和實踐問題。大家知道，當代中國最大的國情、最大的實踐就是，我國已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但仍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生產力總體水平還不高、多層次、不平衡。雖然經過30多年的努力，情況有了很大改善，但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這就決定了我們的經濟制度設計和經濟運行的政策安排，必須依據和適合這一國情和特點。具體來說，這就決定了我國在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其基本經濟制度還須具有“公有制為主體”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兩個基本特點。如果沒有“公有制為主體”，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就失去了社會主義的性質，就不能緩解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矛盾和具體矛盾，就無法規避和化解國際、國內經濟、政治、社會風險，甚至危機機。但是，如果沒有“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也就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推動社會生產力乃至整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因此，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征程中，對基本制度的設計和政策安排，必須既要堅持和保證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同時，還必須創造條件，使多種所有制經濟得到共同發展。黨的“十七大”和“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毫不動搖地鞏固發展和壯大公有制經濟。對非公有制經濟，也要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其發展。這是我們處理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關系，不斷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必須堅持的原則和準則，也是我們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基本標志。然而，近些年來，一些崇尚新自由主義發展思路的少數精英人士如吳敬鏈、高尚全、張維迎等人，卻反其道而行之。在各種場合，利用各種媒體，采取各種形式，竭力宣傳公有制“資源浪費，效率低下”;“國有經濟無效率”;“非公有制優越”，“應成為主導”，“不要再提公有制為主體，誰有能力誰就應當成為主體”;主張“以公有制為主導”替代“以公有制為主體”;在實踐過程中，竭力主張把公有制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進行所謂“MBO”收購，賣給經營者，或者把公有資產尤其是國有資產量化到個人，歸入個人賬戶，等等。同時，黨的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后，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時刻，他們又大造輿論，鼓吹重設體改辦公室或體改委員會，重啟改革議程，以圖鼓起新一輪國有企業私有化、土地私有化、金融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浪潮。這些議論和舉動，嚴重干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旋律，造成了社會輿論和人們思想意識形態方面的混亂，干擾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對我國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乃至政治制度構成了極大沖擊和威脅。對此，我們必須需高度警惕，并予以抵制和反對。

　　第五，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涵問題。自上世紀90年代初期鄧小平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取向以來，理論界就有一種非常流行的觀點，即“市場經濟中性論”。這種觀點認為“市場經濟是中性的”，沒有“姓社姓資”之分，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后來，吳敬璉等人又據此把市場經濟的內涵歸結為“市場+社會公正”，我國改革開放的目標應該是建立市場經濟，前面不必加上“社會主義”幾個字，如果加上“社會主義”，就束縛了改革開放的手腳，給人以“畫蛇添足”之感。直至當前，市場經濟“中性論”的觀點，依然出現在不少報端和期刊上。筆者歷來不同意“市場經濟是中性的”說法。[17]依據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市場經濟是一個二重性的事物。就市場經濟內在的基本規律和運行機制來看，他具有一般性的特點。無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哪個階段，也無論是在哪個國家，只要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或者只要是商品經濟，就必然有市場，就必然有市場調節，就必然有市場運行的基本規律及其調節機制發揮作用。隨著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并在經濟運行中占統治地位，市場運行的基本規律及其調節機制就占統治地位，在資源配置和收益分配中就起基礎性調節作用。這就是所謂市場經濟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特征。然而，市場運行的基本規律及其調節機制又是在一定社會生產關系及其法律化形式社會經濟制度中運行并受一定社會生產關系和社會經濟制度決定和制約、為一定社會生產關系和經濟制度服務并最終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利益服務的。這樣，市場經濟就不能不打上特定社會生產關系、特定社會經濟制度乃至特定階級的烙印。這就是它的個別性和特殊性的特征。一般存在于個別之中，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一般與個別、普遍與特殊，相互聯結、相互依存、不可分離。“市場經濟中性論”的觀點，在理論上存在著明顯的非科學性。因為它只看到市場經濟一般，忽視了市場經濟個別，不僅割裂了市場經濟包含的一般與個別、普遍與特殊之間的辯證關系，而且也抹殺了市場經濟個別的和特殊的特定社會生產關系、特定社會經濟制度乃至特定階級利益的特征，陷入了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境地。在實踐上，“市場經濟中性論”也是十分有害的。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往往會導致兩種極端的傾向和做法。一種傾向是，只看到市場經濟的一般性和普遍性，認為市場經濟既然是“中性”的，既不姓“資”也不姓“社”，資本主義可用，社會主義也可搞，市場經濟在我國是個新鮮事物，一無實踐，二無經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已有幾百年歷史，有著成熟的體制模型和運行機制，我們完全可以拿來，為我所用，于是在實踐中就出現了脫離我國基本國情、照搬西方的主張和傾向。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思路就是在這種形而上學方法論造就的土壤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同時又有一種傾向，只看到市場經濟的個別性和特殊性，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已有幾百年的歷史，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搞的是社會主義建設，決不能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否則就會出現復辟，倒退到資本主義社會。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排斥市場，拒絕搞市場經濟的主張也是在這種形而上學方法論造就的土壤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我們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唯物論者，不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主義者，在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設計和政策安排時，必須充分認識市場經濟的二重性，既要看到市場經濟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也要依據自己的基本國情，看到區別于西方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個性和特殊性，既要繼承前30年計劃經濟時期政府宏觀調控成功的經驗和優勢，也要摒棄其過度集中、排斥市場調節的弊端和缺失。歸結起來，我們要搞的市場經濟可以叫做“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宏觀調控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或者可以叫“以公有制為主體、以市場調節為基礎、以國家調節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鑒于我們的基本國情，絕不可搞新自由主義發展思路所主張的以私有制為主體的所謂現代市場經濟或自由市場經濟。[18]

　　第六，關于分配制度改革問題。近年來，收入分配問題引起了國人的廣泛關注。有資料顯示，目前我國一部分人已成為億萬富翁，中國富翁的增長速度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絕對數量在世界上也已名列前茅。[19]收入差別之大，貧富差距之懸殊，已經引發了諸多社會問題。據此，黨的“十七大”提出縮小貧富差距問題，黨的“十八大”報告也把該問題作為重點，進一步闡明了共同富裕這一社會主義原則問題。然而，對于如何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從理論界、政界到實業界，卻存在著一種傾向，這就是撇開所有制和財富占有，就分配談分配，只在“收入差距”和“貧富懸殊”問題上打轉轉。解決“收入差距”和“貧富懸殊”問題的改革思路和政策措施，也只從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上著手。筆者認為，這種思路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當前存在的收入差距擴大和貧富懸殊問題的。如果硬要以這種思路去解決，縮小收入差距，改變貧富懸殊，實現所謂“公平”，只能是杯水車薪，無濟于事。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為了緩和國內階級矛盾，可以說在國民收入分配尤其是再分配環節費了不少腦筋，結果是事倍功半，收入差距還是越拉越大，貧富愈來愈懸殊，社會問題越積越多，社會矛盾愈來愈尖銳，以致在08年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爆發之際，“占領華爾街”之類的群眾運動始自美國遍及歐洲，波及世界近百個國家。[20]馬克思主義認為，“分配關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現為生產要素的背面。個人以雇傭勞動的形式參與生產，就以工資形式參與產品、生產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結構完全取決于生產的結構。分配本身是生產的產物，不僅就對象來說是如此，而且就形式來說也是如此。”“參與生產的一定形式決定分配的特殊形式，決定參與分配的形式。”[21]“一定的分配關系只是歷史規定的生產關系的表現。”“所謂的分配關系，是同生產過程的歷史規定的特殊社會形式，以及人們在他們生活的再生產過程中互相所處的關系相適應的，并且是由這些形式和關系產生的。”[22]總之，是生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生產條件的分配決定著產品的分配，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著產品的分配方式和分配的結果，而不是相反。西方國家解決收入差距拉大和貧富差距懸殊問題的思路和效果，正為我們提供了一面鏡子。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時刻，解決收入差距擴大和貧富懸殊問題的改革方案和政策安排，必須以馬克思主義關于收入分配問題的相關論述為指導，從其產生的根源上著手，從生產關系尤其從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和財富占不平等有不平等的調整上著手。也就是說，必須從實際上而不是從口頭上毫不動搖地發展和壯大公有制經濟，切實保障和鞏固公有制經濟在所有制結構和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這也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一個原則性問題。

　　第七，關于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問題。在當今世界，由于全球化的加速推進，世界經濟已經或將是一個有機整體。中國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發展離不開中國。由此，便形成了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的關系問題。就我國的基本國情來說，國內發展迫切需要對外開放來支持，同時，對外開放也要以國內發展為基礎并為國內發展服務。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相互聯結、互為條件、相輔相成。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正確處理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關系，這是從我國60多年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中得出的結論。但在我國近年來的改革開放和對外關系的發展中，在某些地區和部門，不同程度地出現了一些在引進和利用外國資本、外國技術、外國人才等方面，盲目追求數量擴張、粗放經營的傾向，結果造成外貿、外資、外產、外源、外技依存度偏高以及外匯儲備規模偏大的情況。[23]這種情況的出現，在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導致引進質量不高、綜合效益下降、經濟結構失衡、國內經濟風險增大、規避國外風險能力下降等不正常情況。這次百年罕見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對我國造成的巨大沖擊，在處理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關系問題上的偏差，不能說不是其中原因之一。因此，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設計和政策安排，就不能不考慮如何正確處理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辯證關系，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對外開放要為國內發展服務的問題。

　　第八，關于“頂層設計”與“基層群眾意見”的關系問題。近幾年來，改革開放的“頂層設計”是一個熱門話題。其實，“頂層設計”并不是我國的“專利”，西方國家也常談及“頂層設計”問題。現在的問題不是我們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不要“頂層設計”，關鍵在于如何搞好“頂層設計”，使之符合我國國情，具有綜合性、整體性、系統性、戰略性、長遠性、預見性和科學性，以推動我國改革開放，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問題。“頂層設計”不是空中樓閣，要有地氣。“頂層設計”要以“基層實踐”和“基層群眾意見”為基礎。“基層實踐”、“基層群眾意見”要成為“頂層設計”的重要依據。“頂層設計”與“基層實踐”、“基層群眾意見”相互聯系、互為條件、相互支持、相輔相成。不能人為地把二者相互對立起來，使之相互脫離。“頂層設計”好比一個加工廠或總裝廠，要完成“加工”或“總裝”的程序，使之成為“最終產品”或“產成品”，必須有相應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否則，“加工”和“總裝”一個產品或一部整機就成為一句空話。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設計”的開篇之作《論十大關系》，就是通過兩個多月的調查研究，找了34個部的同志談話，翻閱了200個到300個重要工廠和建設工地的書面匯報，又分別聽取了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關于經濟工作的意見，搜集并積累了豐富而具體、系統而不零碎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加工”“總裝”而完成的。我覺得，“頂層設計”，首先有一個立場問題，也就是為什么人的問題。目前，我國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貧富愈益懸殊，階級、階層分化愈益嚴重，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意見分歧和對立情緒日益表面化，一個龐大的弱勢群體和貧困者階層已經形成。“頂層設計”的宗旨是為廣大勞動群眾服務，還是為少數資本所有者及其代理人服務;是為廣大弱勢群體和貧困者階層服務，還是為少數暴富者階層服務;這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不能三心二意，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做表面文章，而要真心實意，腳踏實地，做足做實;不要嫌貧愛富，或被既得利益者集團所綁架;要切實站在廣大勞動群眾一邊，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其次，還有一個觀點問題，就是以什么觀點為指導的問題。我們應是歷史唯物主義者，不能是歷史唯心主義者，這里有一個如何對待群眾的問題。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絕不是歷史的被動者;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要總是把群眾當做阿斗，把自己當做圣人或救世主;凡要做出重大決策和重要布署，都要深入基層，到群眾中去，作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問計于民;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而不能害怕群眾;要虛心向群眾求教，傾聽群眾的呼聲，了解各方面的意見，尤其是刺耳的、難聽的甚至是反對自己的或者罵自己的意見;要當好群眾的學生，不要老是當先生，給群眾訓話，盛氣凌人;要看群眾買賬不買賬、滿意不滿意、擁護不擁護，不要與群眾對著干，甚至直接與群眾發生對峙和沖突。最后，還有一個方法問題。我們應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者，不應是唯心主義的先驗論者。作“頂層設計”，不能單靠少數人關在小房子里，翻材料、找數據，冥思苦想，閉門造車;對西方某些基金會、國際經濟組織、甚至某些要人的研究報告和建議，要結合自己的國情，進行具體分析，只能借鑒，不能實行拿來主義;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要通過不斷實踐，不斷探索，不斷總結，有所發現，有所創造，不斷充實、不斷發展和不斷完善，把“頂層設計”科學地完成?？傊?，搞好“頂層設計”，必須注意“基層實踐”和“基層群眾意見”，要正確處理“頂層設計”與“基層群眾意見”的關系。這種基于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之認識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應是我們黨和從事所謂“頂層設計”的工作者始終必須遵循并一以貫之的原則性問題。

　　上述針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戰略性設計和政策安排所提出的必須考慮的一些原則性問題，絕不是憑空而論，也不是邏輯推理，而是我國目前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一些具有較強針對性、現實性、尖銳性和政治性而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和警覺的問題。如果處理得好，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能順暢進行，經濟社會就能得到持續、健康的發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愿境就能預期實現。否則，就會遇到許多麻煩，引發各種風險，甚至折戟沉沙，風云變幻。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慘痛教訓，我們必須記取。黨中央一再提醒我們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要樹立憂患意識。這絕不是聳人聽聞，而是對我國目前所處的國內外環境、對當前國內外形勢的正確判斷。

　　三、結論

　　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思路，從本質上說，是以維護搖搖欲墜的資本主義制度為目的，妄圖阻擋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社會主義必然勝利這一人類歷史潮流的機會主義思路。它代表的是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尤其是國際金融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這一發展思路在70—80年代得逞，絕不表明它的優越，而是在特定歷史環境下，資本主義在其暮年階段病態百出的回光返照。近年來的歷史已經并將繼續證明，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思路，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和一系列具體矛盾，反而造就了資本主義世界的金融危機、債權危機、經濟危機乃至社會危機。歷史已經并將進一步證明，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思路，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包括我國來說，絕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靈丹妙藥，而是一條通往災難之路、一條禍國殃民之路。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思路，則是我國改革開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成功之路，是我國廣大人民群眾通過辛勤勞動、艱苦努力、走向共同富裕之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揚眉吐氣、高歌猛進、實現人類崇高理想——共產主義愿景的康莊之路。中華民族近200年的坎坷經歷、100多年的中國革命史(含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60多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以及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史告訴我們，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是歷史作出的結論，也是歷史給我們指出的方向和作出的必然選擇。

　　通訊地址：安徽省淮北市東山路100號(淮北師范大學當代經濟研究所)

　　郵政編碼：235000

　　電 話：0561-3802313、13965888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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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張作云(1945- )，男，安徽蕭縣人，淮北師范大學當代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碩士生導師 。主要研究方向：《資本論》與社會主義經濟理論。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資本論〉與當代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09BKS035

　　[1] 參見何秉孟：《新自由主義評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頁

　　[2] 參見(意大利)阿列桑德洛.榮卡格利亞：《西方經濟思想史》，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130頁

　　[3] 參見何秉孟：《新自由主義評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頁

　　[4] 參見何秉孟：《新自由主義評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頁

　　[5] 參見吳敬璉、馬國川：《重啟改革議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1-5、293-310頁

　　[6] 參見何秉孟：《新自由主義評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152頁

　　[7] 參見何秉孟：《新自由主義評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202頁

　　[8] 參見何秉孟：《新自由主義評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頁

　　[9] 參見成思危：《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分析與啟示》，民主與建設出版1999年版社第57-67頁

　　[10] 《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頁

　　[11] 參見沙健孫：《毛澤東與新中國建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頁

　　[12] 參見國家統計局：《奮斗的十年》，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年版第473頁

　　[13] 參見沙健孫：《毛澤東與新中國建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279頁

　　[14] 參見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3頁

　　[15] 參見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2頁

　　[16] 參見吳敬璉、馬國川：《重啟改革議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3頁

　　[17] 參見張作云：《〈資本論〉的方法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淮北煤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期，第16-25頁

　　[18] 參見程恩富：《經濟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與未來發展方向》(記者訪談)《馬克思主義研究》2013年第8期第16頁

　　[19] 參見程恩富：《經濟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與未來發展方向》(記者訪談)《馬克思主義研究》2013年第8期第17頁

　　[20] 參見程恩富：《經濟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與未來發展方向》(記者訪談)《馬克思主義研究》2013年第8期第18頁

　　[2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33頁

　　[22]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97-998頁

　　[23] 參見程恩富：《經濟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與未來發展方向》(記者訪談)《馬克思主義研究》2013年第8期第19-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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