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先生奧運期間去了趟倫敦，與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談起了中英關系史，寫了些感想。最精彩的一段如下：

　　我們經常把當時的西方國家稱作“列強”，既指他們的強大，也指他們是強盜。確實，中國的大門就是被這些“強盜”用“堅船利炮”打開的。但就我理解，這些列強最初來到中國還是希望按照市場的邏輯從事商貿和交流，并沒有想用強盜的邏輯征服中國。如果當時中國的當權者能理解市場的邏輯，順應全球化的大趨勢，主動開放門戶，改革體制，再有一個合適的外交戰略，中國不僅不需要割地賠款，而且完全有希望與列強平起平坐，如日本經歷所顯示的那樣。但我們拒絕了市場的邏輯，最后被強盜的邏輯征服了。由此，我們有了現在所知道的這200年的中國歷史。[1]

　　讓張先生發出這段感想的原因是他接著敘述的兩段中英關系史。劉曉明大使告訴他：“1876年清政府第一任駐英大使郭嵩燾在英國參觀了各地的工廠、學校和政府機構，深感震撼，發出‘西洋政教、制造，無不出于學’的驚呼。他把使英途中的所見所聞寫成《使西紀程》，向清政府大力介紹外國先進的管理概念和政治措施，建議清政府效仿，改革中國的體制。但上任不過兩年，因與保守的副使劉錫鴻發生沖突，后來又受到翰林院編修何金壽的彈劾，指責其‘有二心于英國，想對英國稱臣’，郭嵩燾憤然辭職，1879年與繼任公使曾紀澤辦理完交接事務后，黯然回國，稱病回籍。”

　　第二段歷史中國人耳熟能詳：就是1793年馬戛爾尼勛爵向乾隆要求在京建立使館、給予殖民地、開放更多通商口岸，但被乾隆皇帝以“使臣駐京既屬無益，且與清朝體制不符”為理由拒絕的事情。

　　在敘述這兩段歷史以后，張先生對歷史做了這樣的假設：

　　設想一下：如果清朝政府當年能以平等的主權國而非“藩屬”對待英國，認真研究一下馬戛爾尼的要求，與其談判達成一個對等的協議，同意英國在北京設立辦事處，開放幾個口岸，同時也要求在倫敦設立一個中國辦事處(而不是等到1876年)，鼓勵中國商人去英國做生意，鴉片戰爭也許根本不會發生，之后的中國歷史乃至世界的歷史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接著就是本文開頭張先生那段精彩論述了。

　　按照張先生的意思，如果乾隆皇帝在十八世紀末就開始“改革開放”，到1840年改革開放40多年，中國早就與西方經濟政治軍事水平相當。鴉片戰爭可能打不起來，打起來也不見得中國失敗。

　　說實話，張維迎先生的引用的“史料”和得出的結論在當今中國并不出格，甚至已經是相當多中國知識分子的共識。自“五四”以來，尤其是最近二三十年，中國人的自虐心理達到了頂峰。很多人都認為，中國到大清帝國時期的經濟已經遠落后與西方國家，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抵不過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而封建專制的政治制度與西方相比已經顯得陳腐落后，統治集團盲目自大，拒絕任何先進的東西。這才導致最后被西方人打敗。當然，像張維迎先生把這一時期的中西方關系史說成是清朝皇帝把西方人原本正常的“市場邏輯”逼成“強盜邏輯”的說法，倒真的有點創新。

　　乾隆皇帝因為代表英皇的馬噶爾尼勛爵不肯下跪就拒絕與英國建立“合理”的現代外交關系和商業關系，拒絕英國送給清政府的先進科技產品，于是導致中國不能熟悉正常市場邏輯和現代外交關系，失去學習國外先進技術、文化和政治制度的機會——這種說法并不真實。關于馬噶爾尼出使中國的真實背景和過程，在馬噶爾尼的《日記》出版后，美、法和中國臺灣學者已經進行了糾正，只是當今中國知識分子寧可相信“謠諑”罷了。

　　這些研究注意到幾個問題：第一，馬噶爾尼勛爵并不是已經精神錯亂的英王喬治三世欽派大使;第二，乾隆皇帝并不是因為禮儀問題和自大傲慢冷淡了馬噶爾尼;第三，馬噶爾尼并沒有帶來“先進科技產品”。

　　張維迎先生想當然地認為馬噶爾尼勛爵是英王的特使，他的“照會”是英王簽發的，帶來的禮物是英王送的，提出的要求是代表英國政府的。其實，早在1600年伊麗莎白一世就仿照荷蘭賦予了英國東印度公司以特權。這個特權包括獲取領土、設立軍隊、鑄造錢幣和行政管轄。也就是英王把主權“外包”給了一群商人，自己享有收稅權利罷了。研究表明，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是亨利三世派勛爵出使中國，所有證據都顯示馬嘎爾尼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監委會派出的。他從中國回來后沒有向英皇匯報，只是向東印度公司進行了匯報。雖然乾隆皇帝并不清楚其中奧妙，但這確實不屬于政府間的“外交”事項。張先生由此發出關于乾隆拒絕現代外交規范的一通感想實際上驢唇不對馬嘴。

　　那么，中國皇帝是不是因為盲目自大，因循舊制就拒絕了馬噶爾尼的要求呢?

　　既然拒絕的理由是“與天朝體制不符”，問題就來了。馬噶爾尼在中國浙江、廣東中國島嶼“居住和收存貨物”的要求，已有舊例。早在馬嘎爾尼到中國200多年前的葡萄牙人就以“晾曬貨物”為理由賴在澳門不走，并最終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乾隆干嘛專門拒絕馬噶爾尼呢?其次，在北京建立“商館”(注意：不是張維迎先生說的“英國駐北京辦事處”，甚至不是“英國駐北京商務代辦處”，嚴格講是“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北京辦事處”)的已經有俄國、葡萄牙等國，干嘛單單對英國不友好呢?

　　至于跪拜問題這時已經解決，而且根據各方面資料研究，馬噶爾尼最后還是雙膝跪拜了，只是沒磕頭而已。[2]乾隆皇帝和清廷這時真的拒絕與西方接觸嗎?也不是，馬噶爾尼到熱河后發現，欽差大臣徵瑞再次拜訪時，隨同竟有六名“留有絡腮胡子的歐洲傳教士，他們的衣著都像中國官員——他們已是中國官員。”不過他們不是英國人而是葡萄牙人、法國人和意大利人。

　　那么為什么中國政府要歧視馬噶爾尼勛爵呢?問題很簡單，中國政府這時已經懷疑英國有“強盜邏輯”了。

　　這事兒還要從藏羚羊說起。直至今天，藏羚羊毛披肩還是天價奢侈品。1791-1792年，廓爾喀人(今蒙古人種，很強悍，現居住尼泊爾)入侵西藏圖謀藏羚羊資源。乾隆派福康安率大軍擊潰廓爾喀軍隊，并翻過喜馬拉雅山兵臨廓爾喀都城。最后廓爾喀人降服，福康安撤軍。獲得1997年美國漢學列文森獎“最佳著作獎”的《清代的賓禮與1793年馬嘎爾尼使團》一書作者，美國北卡羅納大學歷史系教授James L.Hevia在書中提到：東印度公司和孟加拉的英國當局既在“某種程度上卷入了尼泊爾廓爾喀人與清軍在西藏的戰爭”，同時又策劃、資助并參與了1792年9月出發之馬嘎爾尼使團在華的全部行程和議題。而且馬噶爾尼的《日記》中也記載了中國官員說“西藏前線發現了歐洲人親臨指揮，也在許多包頭布中看到了類似英軍的軍帽”。

　　根據史料記載，福康安在剛進藏時曾致信英國總督要求其出兵制止廓爾喀人侵略，英方一直沒有回復。直至福康安大軍兵臨廓爾喀都城城下，他們才來“勸架”。

　　廓爾喀人入侵西藏事件是英國人對中國的一次軍事試探，而且中國人已經察覺。馬噶爾尼在《日記》里也記載了在熱河期間福康安對他的冷淡。乾隆皇帝待福康安如同己出，乾隆對馬噶爾尼的來訪顯示出警惕之心是必然的。

　　也就是說，如果英國沒有剛剛對中國顯示出他們的“強盜邏輯”，乾隆皇帝一定會像對待其他西方國家那樣，按照“市場邏輯”準予設立“英國商館”并按照近代外交習慣處理與英國的關系。

　　對于馬噶爾尼那次來究竟給乾隆皇帝帶了些什么禮品，現在說什么的都有。電視劇《乾隆王朝》中有這樣的場面：馬噶爾尼給乾隆皇帝展示了他帶來的火車模型和精致的鐘表。乾隆指著火車模型問做什么用。馬噶爾尼說這東西拉得多跑得快。雖然二月河先生清史研究得不錯，但科技史學得不怎么樣：能跑的火車是勛爵走后的第9年，真正能使用的火車是1814年才有。有的文章甚至說馬嘎爾尼的“禮品介紹中專門提及了榴彈炮、迫擊炮以及手榴彈、卡賓槍、步槍、連發手槍”。英國在1792年真有這些自動武器，用不著9年前承認華盛頓的獨立!哎——現在的小孩兒連瞎話都編不好。

　　馬嘎爾尼確實把鐘表帶來了，還有幾輛精美的馬車。但模型不是火車而是大型戰艦模型——這東西是嚇唬人的。實際上，早在英國人來中國前，葡萄牙人、荷蘭人早就把西方當時最精致的技術產品帶到中國了，鐘表和火槍、火炮確實有點技術含量。但是中國人仿制并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制造業產品的能力，去一趟溫州就知道了。早在康熙年間中國人已經能夠自己制造鐘表。[3]稍晚的嘉慶年間甚至已經形成分工生產的產業鏈。顧祿《桐橋倚棹錄》記載：“影戲洋畫，其法皆傳自西洋歐羅巴諸國，今虎丘人皆能為之……自走洋人，機軸如自鳴鐘，不過一發條為關鍵。其店俱在山塘。腹中銅軸，皆附近鄉人為之，轉售于店者。”其實顧祿先生并不清楚：鐘表機械的核心技術是“擒縱調速系統”。這是中國人發明并傳到西方的。

　　至于西式馬車也無非精巧而已。西方縲著馬脖子的“頸帶式系駕法”(馬脖子受力)馬車與中國馬肩胛受力的“軛靷式系駕法”(馬肩胛骨)的馬車相比，確實華而不實。

　　這樣看，乾隆皇帝回復說這些東西“不過張大其詞而已，現今內務府所制儀器，精巧高大者，盡有此類。其所稱奇異之物，只覺視等平常耳”，并非全是無知自大。

　　至于乾隆和福康安不稀罕馬噶爾尼的火炮和操演，是因為他們會認為這是“炫耀武力”。因此其他西方國家的軍演會看，剛剛策劃對華侵略的人的軍演不會去看。

　　很多人一點不去了解科技史和工業發展史，把十九世紀中后期的西方科技和工業水平當做十八世紀的西方。實際上到十八世紀中后期西方依舊是作坊生產，主要依靠畜力和水力，其大部分產業的技術水平遠低于當時的中國。蒸汽機用于紡織是1790年前后，用于船舶和火車到十九世紀了。馬噶爾尼勛爵為乾隆祝壽帶來了鐘表、馬車和火炮，但不會帶來最先進技術蒸汽機。一是他們自己才剛有幾年;二是他也帶不來——1810年前后，英國頒布了一個法令，凡是蒸汽機和機器出口的，處以死刑。

　　東印度公司為什么這時要派馬噶爾尼勛爵來中國呢?這要從當時東印度公司面臨的問題說起。

　　1765—1766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進口商品金額是其對華出口額的3倍多。雖然銀子可以從美洲搶來，但照這樣下去，再多的銀子也不夠花的。東印度公司1784 年在廣州還有幾十萬兩白銀的盈余，結果第二年就出現二十多萬兩的赤字。此后虧損額每年翻好幾番。再這樣按照“市場邏輯”下去，東印度在華公司只有一條路——破產退出。

　　但是英國人不缺少“商業智慧”。東印度公司的一位高級職員(就是后來著名的華生上校)通過對中國市場的調查發現，出口中國貨物中只有鴉片盈利。本來還為公司虧損而愁眉不展的董事會終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他們專門成立了鴉片事務局，壟斷印度鴉片的生產和出口，并授意英屬印度政府將鴉片批發給有經營權的小商戶，通過他們讓大煙出現在廣州市場上流通，所得收入全部交給公司的廣州財庫，后者再以倫敦匯票的形式支付這些鴉片販子，匯票可在英國金融機構兌出現金。

　　英國印度總督號令當地人留出大片土地種植罌粟。東印度公司對罌粟種植和收購加工實行壟斷經營。東印度公司在當地收購價格為每箱160盧比，在廣州售價為3500盧比，利潤率驚人(當時3.88盧比折合1個銀元)。當時鴉片銷售利潤高達900%，每箱鴉片能凈賺700多兩白銀。[4] 英屬東印度公司再用毒品賺來的白銀從中國收購茶葉回英國賣。到十八世紀最后十幾年，英國向中國出口鴉片每年已經達到2000箱，折合近二百萬兩白銀。正是這個關口，1793年馬噶爾尼勛爵被東印度公司派到了中國。

　　如果還僅僅依靠“正常”商品貿易，讓開放更多口岸，那么雙邊貿易額越大，東印度公司虧損只能更加嚴重。如果沒有看到鴉片貿易的光輝前景，馬噶爾尼勛爵干嘛不早點來中國?如果張維迎先生認為“毒品交易”屬于“市場邏輯”范疇，這件事兒還可以討論，不過估計張先生不會愿意在這個前提下與貧道討論的。

　　到1838年，英國對華鴉片出口已經達到4萬箱，年均增長8.2%。

　　張維迎先生的這番議論是建立在一個“假設”基礎上的。句式是“如果當時中國的當權者能……中國不僅不需要割地賠款，而且完全有希望與列強平起平坐，如日本經歷所顯示的那樣”，“如果清朝政府當年能……鴉片戰爭也許根本不會發生，之后的中國歷史乃至世界的歷史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張先生在文章中說：“人們通常認為，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但如果不做假設，我們很難理解歷史”。

　　其實張先生不用假設，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中英雙方確實建立了“市場邏輯”，甚至比一般市場邏輯還“市場邏輯”。但是并沒有出現中國“與列強平起平坐，如日本經歷所顯示的那樣”。也沒有出現“鴉片戰爭也許根本不會發生”。而是幾個列強繼續輪番對中國實行“強盜邏輯”，而且又持續了100多年，甚至一直到共產黨上臺后還沒完。哪里有什么“之后的中國歷史乃至世界的歷史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中英簽訂《南京條約》。割地賠款不說，這個條約中“五口通商”，比勛爵的要求開放的多多了;在“市場邏輯”方面比馬戛爾尼勛爵向乾隆提出的要求更是“寬松”多了。典型的是第十條的“協定關稅”：中國向英國商人征收進出口貨物稅，必須同英國政府商議(這好像不符合現代國際貿易的市場邏輯規則)。

　　按照一般人的推測(估計篤信自由經濟的張先生也是)，應該出現1840年后英國對華貿易會很快由貿易逆差轉為貿易順差，而且中國將迅速出現白銀大量外流的局面。

　　確實，五口通商，協定關稅讓英國人興奮異常，“一想到和三萬萬或四萬萬人開始貿易，大家好像全都發了瘋似地，他們勇往直前地開始想象中的‘全人類三分之一人口’做起生意來”。“人們告訴公眾說只消中國每人每年需用一定棉織睡帽，不須更多，那么英格蘭現有工廠已經供應不上了”。似乎只要中國政府放棄反毒政策，英國人僅靠正常貿易就能扭轉貿易逆差局面。

　　可結果讓英國資本家大失所望。戰后頭幾年英國對華貿易確實增長了，但依然主要是鴉片而不是棉織睡帽。1843年英國對華出口鴉片增長到4.3萬箱，1858年達到7.5萬箱。從三十年代后期開始，英國對華出口一半以上是鴉片。但盡管如此，英國對華貿易還是不能按照市場經濟邏輯擴大貿易額和獲得盈利。1845年后對華出口連年下降，貿易公司虧損嚴重(一度達30-40%)。1858年雖然鴉片出口接近翻番，但對華出口總額比1842-1845年下降了50%(鴉片價格大幅下降。原因很簡單：只要不準中國政府禁毒，中國老百姓不僅會吸鴉片，也會種鴉片，而且水平不會比印度農民低)。同期中國出口激增，茶葉出口翻番，絲和絲織品出口增長10倍。整個50年代，西方國家凈流入中國白銀達到15000萬兩以上，依然維持比鴉片戰爭前的情況還嚴重!

　　這時想在中國推銷棉睡帽的英國人才醒悟：“完全沒有想到，早在英國人知道有棉織物的許多世紀以前，這三萬萬居民的祖先就不稀罕這種東西了。” [5]

　　英國人在中國的遭遇讓人想到當年葡萄牙人在印度的遭遇。斯塔夫理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這樣描寫了葡萄牙人第一次帶著他們的商品千辛萬苦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時面臨的問題：

　　達•伽馬在卡利庫特……葡萄牙的貿易貨物多半為零碎小物件和羊毛織物，不適合印度市場。事實上，葡萄牙人完全低估了印度文明的水平和高級程度。這從達•伽馬奉獻給卡利庫特統治者的禮物的品種——羊毛織物、帽子、成串的珊瑚珠子、臉盆以及罐裝的油和蜂蜜——上可清楚地看出來；這類禮物肯定不會給人以好印象。因此，達•伽馬與卡利庫特通商之所以有困難，不僅因為當地阿拉伯商人的敵視，更重要的是，還因為葡萄牙（和整個歐洲）當時生產不出什么能使東方諸民族感興趣的東西。歐洲制造品通常比東方產品質量差、價格高。達•伽馬的一位同伴說：“我們沒能……使這些貨物按我們希望的價格出售……因為在葡萄牙能賣得300里爾的一件很漂亮的襯衫，在這里僅值……30里爾，而30里爾在這國家是一筆巨款”。

　　也就是說，按照“市場經濟邏輯”，英國人鴉片戰爭后在中國面臨的問題與300年前達伽馬在印度面臨的問題一樣：英國人的棉織品運到中國后，發現生產成本加上運輸成本高于中國本地棉織品成本價格，以至于只能虧損銷售，最終導致對華出口萎縮。這起碼能給出兩點啟示：第一，沒有顯示出英國人當時應用蒸汽機的紡紗機比中國人在淞滬地區大量水力紡紗機的生產力高到哪里。第二，即使依靠“強盜邏輯”的協定關稅，英國人也沒能扭轉對華貿易入超的局面。

　　“之后的中國歷史乃至世界的歷史”與此前三百多年的世界歷史完全一樣，英國并沒有選擇“按照市場的邏輯”解決他們的困境，而是“按照強盜的邏輯”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與清政府簽訂了《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再往后，法國人、俄國人、日本人和其他國家的軍隊不斷光顧中國并且簽下各種條約，這些條約讓中國基本實現了“半殖民地”狀態。外國列強(還是要用一下這個詞)強迫中國割地賠款，簽訂了一大堆絲毫沒有張先生說的那種“市場邏輯”的貿易協定。列強費了那么大氣力，他們的對華貿易逆差也無非是到1870年以后才發生逆轉，中國由出超變成入超。一直到十九世紀末，列強先后通過武力威脅簽訂了《望廈條約》、《黃埔條約》《中法和約》《煙臺條約》《藏印條約》《馬關條約》，西方對華出口才比1864年增長3倍。但同期中國出口也激增(主要是原材料)，因此中國白銀流出速度依然不高，白銀擁有量依舊是世界第一。

　　許多文章都說，到了近代，中國白銀大量外流，通貨儲備枯竭，造成經濟衰敗。那么是不是中國被西方人用“強盜邏輯”逼著“融入全球化大家庭”后，被西方物美價廉的工業品打敗，才陷入這種窘境了呢?

　　確實，鴉片的流入造成中西方貿易處于畸形狀態。半殖民地經濟讓西方工業品沖擊了中國企業，造成中國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地位，成為西方制成品的銷售地和原材料供應地。但是，中國畢竟是個經濟大國，雖然自1870年后由出超變為入超，貿易赤字并沒嚴重到不可挽回的地步。1870年中國出口48655千關兩，進口46210千關兩，凈出口依然有2445千關兩。一直到1936年，中國貨物出口452979千關兩，進口604329千關兩，入超151350千關兩。貿易赤字占進出口額的14%。[6]這個比例高嗎?是有點高。但這個數字低于2008年英國貿易赤字占貨物進出口總額的16%的比例，更低于西班牙同年占比20%的數字，遠低于同年美國占比25.5%的水平。要知道，中國到1870年前后依舊是世界白銀儲備第一大國，中國白銀儲量(包括民間)占除美洲殖民地外全球白銀儲量的一半左右!而且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非常低，如果不是二戰，沒多少貨物進出口。按理說，在只認硬通貨的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前期，西方列強僅靠“市場邏輯”不可能讓中國到20世紀初就突然變得叫花子似得!

　　如果看看1500年后全球白銀儲備的游走軌跡就會發現，中國白銀儲備的大頭并不是被“市場邏輯”拿走的。

　　中國不是白銀生產大國(明朝官府銀礦年產僅6000公斤，折合19萬兩)，那時期白銀主要出產在美洲，16-18世紀美洲總計出產約13.3萬噸白銀(折合40億兩)。這些金銀究竟是怎“旅行”的呢?顯然與西方推動的“全球化”有關。電視片《大國崛起》曾經給出這樣一個資料：“到16世紀末，世界金銀總產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有一點恐怕張維迎先生不會否認，這些白銀不是通過“市場邏輯”流到西班牙的的，而是西班牙人用“強盜邏輯”從印第安人哪里搶走的。

　　西方學者對這13.3萬噸白銀的去向做了研究。認為有3.3萬噸留在了美洲殖民地。據《劍橋中國明代史》一書估計，其余白銀從十七世紀開始，有1/3-2/3流入了中國。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一書描繪了白銀走向，認為十六到十八世紀有不少于4.2萬噸(13億兩)美洲白銀經馬尼拉或從歐洲轉流至中國。[7]

　　而中國人獲得這些白銀的手段與“強盜邏輯”不搭邊。它們顯然是中國人按照“市場邏輯”通過出口大量絲織品、茶葉和瓷器等，靠貿易順差獲取的。

　　到20世紀初，這些白銀的大部分又回到了西方。前面的數字告訴我們：西方人并沒有能夠通過“市場邏輯”，用工業化生產出來的物美價廉的商品從中國換走的(把鴉片算進去也行!)。

　　事實是，這些白銀是西方列強依靠完完全全、徹頭徹尾、如假包換的“強盜邏輯”讓拿走的!

　　清政府從1842年開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開始賠款，到清朝滅亡前的60多年里，連本帶息一共向眾列強賠付白銀8.6億兩。這個數字恰好占中國人用“市場邏輯”賺來的13億兩白銀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說，即使把毒品貿易、協定關稅等因素算進去，西方人用“市場邏輯”從中國拿走的東西并不多。如果扣除占貿易額一半以上，利潤占絕對比例的的毒品貿易扣除掉，西方人用面紗睡帽換走的白銀甚至可能是負數!

　　這樣看，歷史與張維迎先生描繪的恰好相反：西方人先用“強盜邏輯”在美洲掠奪了數十億兩白銀。然后用搶來的白銀按“市場邏輯”在中國換取商品。由于西方人不能通過生產能力在與中國交易中實現貿易平衡，這種“強盜加市場”的三角貿易就成為“不可持續的發展方式”。于是他們就回到得心應手的“強盜邏輯”老路上。一方面進行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販毒活動，更多的靠他們在美洲的那一套“標準強盜手段”——不斷發動侵略，然后索要巨額賠款——又把白銀拿回去了。

　　貧道講的這些是《全球通史》的基本歷史敘述。說實在的，從斯塔夫理阿諾斯的這本書里，貧道看到從哥倫布發現美洲到二戰時的西方列強，主線是強盜經濟，輔助線是市場經濟。

　　這就給張維迎先生出了個難題：歷史不斷在證明，西方人本來就疏于“市場邏輯”，而是“強盜邏輯”的行家里手。他們用市場邏輯與中國人打交道時從來都是失敗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前是這樣，第一次鴉片戰爭后還是這樣。幾百年前是這樣，最近這幾十年依舊這樣。中國人這二三十年把“市場邏輯”發揮得淋漓盡致，以至于大部分西方國家有嚴重貿易赤字，不得不靠印錢和舉債生活，眼看又進入了“不可持續的發展方式”(起個“新常態”的概念是安慰自己：印錢多造成的危機靠印更多的錢擺脫危機?)。今天的列強丟了“強盜邏輯”?美國通過打遍天下無敵手的軍事力量維持一個貨幣霸權體系，寄生在新興市場國家身上吮吸養分。(中國購買“兩房”3000多億美元，如果打水漂了，按現在價格也就是8億多兩白銀，與整個大清帝國賠付的錢一樣多!)

　　中國現在的局面與1840年前后差不多——擁有3.3萬億美元，還在不斷增長的外匯儲備，而整個西方都缺錢。甚至更糟，因為那時的13億兩白銀貨真價實，現在的3.3萬億是美國人印的紙。

　　稍微有點歷史觀，而且屬于貨真價實如假包換的中國人，讀完貧道前面敘述的歷史，再抬頭看看今天的中國與西方世界的關系，恐怕沒有一個后背不出點冷汗：

　　又是西方人逼著、哄著中國按照市場邏輯“融入世界大家庭”，一如200年前;

　　中國人又在市場邏輯中把G8(≈當年的八國聯軍)搞得年年貿易逆差(前幾年還剩下德國和日本，這幾年連日本也逆差了!)，一如200年前;

　　中國又靠市場邏輯把自己搞成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外匯儲備又是除了“外匯產地”(美國)外占全球外匯儲備的一半左右，一如20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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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人家張維迎先生就不這樣，就在這檔口還在告訴中國人：早在二百年前西方人就是“來到中國還是希望按照市場的邏輯從事商貿和交流，并沒有想用強盜的邏輯征服中國”的，今天大家也別怕。

　　讀完張維迎先生的“感想”也有點感想：張維迎先生和劉曉明大使還真有點像郭嵩燾大使——“有二心于英國”。

　　【注釋】：

　　[1] 黑體字為本文作者標注

　　[2] 很多中國人認為馬噶爾尼最后沒有行跪拜禮。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黃一農在2007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表一篇《印象與真相——清朝中英兩國的覲禮之爭》引用大量中英史料做了折中總結“……遂協議先在入覲時行略加修改的中式禮節：雙膝下跪三次，每次三俯首深鞠躬，但不叩頭”，同時也沒能按照英國理解吻皇帝的手。實際上，如果未達成協議皇帝根本不可能接見。這樣的例子此前很多。現在很多中國人對清廷堅持外國使臣跪拜皇帝大加嘲弄。這些人的認識比拿破侖就差一截子。1816年英使阿美士德因拒絕跪拜未獲清帝召見。回程路過圣赫勒那島訪問在這里被監禁的拿破侖并說了他在中國的遭遇。拿破侖后來說：“不管一國的習俗如何，只要該國政府的主要人物都遵守它，外國人入鄉隨俗就不算丟臉。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騾子，但這并不視為卑躬屈膝”。他對奧米拉(盟軍指派的愛爾蘭醫生)說：“你說他準備像向自己國王那樣向皇帝行禮，但你怎么要求中國人服從英國的禮節呢?……如果英國的習俗不是吻國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國皇帝脫褲子呢?”

　　[3] 康熙刻本《曠園雜志》稱：“(杭州人)黃履莊所作自鳴鐘、千里鏡之類，精巧出群……自動戲，內音樂具備，不煩人力，而節奏自然。真畫、人物鳥獸，皆能自動，與真無二。燈衢，作小屋一間，內懸燈數盞，人入其中，如至通衢大市，人煙稠雜，燈火連綿，一望數里。自行驅暑扇，不煩人力，而一室皆風。”

　　[4] 見邢廣叢 王學紅《英國對華鴉片貿易的起因、擴展與衰落》《安徽師院社會科學學報》1997年8月

　　[5] 引文來自郭予慶等《河南經濟發展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89-190頁

　　[6] 《近代中國出口貿易變動趨勢及其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1870-1936)》《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7年第21期

　　[7] 韓琦《美洲白銀與早期中國經濟發展》“論文聯盟”http://www.lwlm.com/zhongguojingji/201004/3560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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