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也稱新保守主義經濟思潮，是20世紀30年代后在反凱恩斯主義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當代西方經濟學說。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對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形成了巨大的沖擊，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統治地位被凱恩斯主義所取代。然而，仍有少數經濟學家堅持自由主義經濟的信條，同凱恩斯主義對抗，主張回到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反對國家干預。到了70年代，特別是在1974—1975年的經濟危機以后，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出現了失業與通貨膨脹并存的。滯脹。局面，使凱恩斯主義陷于重重矛盾的境地。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潮又重新抬頭，并獲得一定的市場。

　　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包括的學派主要有：倫敦學派、現代貨幣學派、理性預期學派、供給學派、弗萊堡學派、公共選擇學派、產權經濟學派。中外新自由主義主張一下理論和政策：

　　第一，主張非調控化：推崇市場原教旨主義，反對國家干預。盡管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不可能完全拒絕利用國家干預來穩定現代市場經濟運行，但推崇“市場萬能”的市場機制作用，強調國家對經濟運行和經濟活動的調控與干預越少越好，一切順從自由市場的利潤最大化原則，這是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核心內容。

　　第二，主張私有化：宣揚“私有產權神話”的永恒作用，反對公有制。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是私有化的狂熱擁護者，認為私有制經濟具有自身內在的穩定性，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下，私有經濟能夠自動地實現經濟的均衡，使經濟穩定在可接受的失業水平上。私有制經濟的這種優勢是公有制經濟所沒有的。新自由主義在鼓吹“私有產權神話”的同時，還極力反對公有制。他們認為，在廢除了私有制的公有制社會里，窮人名義上成了公有財產的主人翁，但同時卻不得不服從于擁有極大的壟斷權的國家管理機構，完全受這個龐大的管理體制所支配。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私有制社會是一個富人得勢的社會，公有制社會是一個得了勢的人才能致富的社會，而一個富人得勢的世界要比一個只有得了勢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更好些。

　　第三，主張全球自由化：維護美國主導下的自由經濟，反對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新自由主義把市場原教旨主義推廣到世界范圍，從理論和政策上推行私人跨國公司支配下的全球自由貿易和自由金融，頌揚實行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的美國通過控制國際經濟組織來主導世界經濟運行，不贊成許多國家要求重新建立或健全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合理意見。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站在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立場，贊揚它們憑借其所控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國際清算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國際會計準則的一系列組織和行業規則來控制世界各國，實行美國模式的世界經濟一體化。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新凱恩斯主義的代表人物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尖銳批評了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他說，實際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這三個組織都是單一統治秩序下的可互相調換使用的面具，許多規則是由他們共同制定的。它們會在每個國家都實施“結構調整”的“四部曲”：第一步是私有化，準確說就是腐敗化。在這個過程中，削價出售國有資產的回扣率會達到10%，而這些資產動輒價值數億美元。第二步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行的“拯救經濟計劃”——資本市場自由化，即允許資本自由流進流出。投機的“熱錢”只是單方向不斷流出。一個國家的儲備在幾小時、幾天內就流干了。第三步是價格市場化。 在糧食、水、燃氣價格飛漲的時期，它引發騷亂和動蕩，進而引起新的資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潰，外國公司就趁機以“跳樓價”買到那些價值連城的東西。第四步是“消滅貧困計劃”——自由貿易。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把這種貿易自由化比作以金融和財政手段進行的鴉片戰爭。(參見《一個冰涼的世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帶你去地獄的四個步驟》，英國《觀察家》雜志2001年7月號;《國外理論動態》2001年第12期)

　　第四，主張福利個人化。強調保障的責任由國家向個人轉移，反對福利國家。新自由主義認為，基于高稅收政策的“福利國家”導致經濟上的低效率，弱化了人們工作、儲蓄和投資的動機;“充分就業”政策減少了私營部門的勞動力供應，使經濟發展缺乏彈性;以養老、就業和醫療等為主要內容的全民福利，摧毀了個人自我照顧的能力，增加了個人依賴國家的惰性。

　　綜上所述，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本質特征，就是在凱恩斯主義基礎上“倒退”、“回歸”(回歸斯密)的現代自由主義。按照英語世界的傳統，這就是“右”的，“保守”的，稱之為新保守主義經濟思潮更能顯示其本質，也符合英語傳統的準確稱謂。從人類社會經濟思想史的演進和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察析，相對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西方激進經濟學和新老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來說，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盡管也有某些合理的思想顆粒，但總體上、本質上是保守和落后的。包括薩繆爾遜在內的西方眾多學者。都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稱之為“右翼經濟學”或新保守主義經濟學。應當說，這些稱謂準確地描述了它的思想特征。在經濟全球化和冷戰結束的條件下，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的主流經濟意識形態，取得了思想“霸權”的強勢地位。西方左翼學者、中間派學者和新凱恩斯主義者，都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持批判態度。法國“馬克思園地協會”主席科恩·賽阿就明確指出，新自由主義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意識形態的右翼理論表現。特別是世紀之交的近幾年來，形成了一次自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以后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及其產物——“華盛頓共識”的批判浪潮。這是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和進步性的，也是當今國際經濟學界的前沿創新。

　　日本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伊藤誠強調，中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在于克服新自由主義的思想障礙，這是頗有見地的。國內外許多有識之士紛紛指出，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同時，也有以張維迎、茅于軾教授為代表的極少數經濟學家著書立說，宣傳私有制的效率比公有制高而主張私有化，認為公平與效率是替代關系而貶低社會公平，神化自由市場而輕視國家調節。這些理論和政策主張對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全面深化改革，早日實現跨越式發展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都是不利的，應當旗幟鮮明地予以抵制和反對，盡快消除其影響。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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