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彭建國副主任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一文，著實大吃一驚。驚在其觀點之大膽，與一個時期以來代表國資委說話的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同志(也就是這位彭副主任的頂頭上司)大不一樣，當然，與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企改革的一系列講話精神就更不一樣。大概為好聽好記好落實，文章內容是用一套“一二三四五”的數字概括來展開論述的，可謂成體系的彭氏國企“混改”方案。試就其要害內容，分析如下：

　　(一)國企改革目標不容歪曲

　　習近平總書記早就指明“深化國企改革是大文章，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這是國企改革的總目標。他在省部級領導干部班上嚴肅批評了那種曲解三中全會決定精神，“只講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不講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甚至認為國有企業根本搞不好、應該消失”的錯誤傾向。習總書記還用“命門”一詞，來形象比喻國企對于黨和國家的極端重要性。他在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時講話強調：我國國企“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確保國企這個“命門”和“支柱”，通過改革得到加強而不是削弱，這是討論國企改革、研究制定國企改革規劃方案最基本的出發點和歸宿。如果連這個大前提都不要，國企改革就失去了本來意義，也根本違背了三中全會精神。

　　國資委研究中心楚序平主任也指出：“發展混合所有制與搞好國有企業是有機統一的，絕不能為了混合而混合。”“最為關鍵的是按照三中全會提出的建立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完善國有資產管理制度，實現國有企業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有企業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包括公有制經濟價值觀體系、國家所有權制度、委托代理制度、國有企業法人治理制度、激勵約束制度等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國有企業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在制度框架內協調發揮制度優勢、搞好國有企業的綜合能力，包括國有企業發展動力、內生活力、創新驅動等各個方面。”特別強調：“這次國有企業改革，我們必須與時俱進，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做中國的事，破除陳舊的思維定勢，堅定中國模式、中國道理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以更加開放的胸襟推進改革。改革不能搞教條主義，不管它是華爾街的洋教條還是其他什么教條。改革也不能搞‘一招靈’、‘勝負手’,不搞一刀切、不搞運動，不能做夾生飯、不能翻燒餅，一切從實際出發，以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推進改革，確保不犯顛覆性錯誤，正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可是，這位彭建國副主任卻只字不提國企改革的總目標和關鍵性任務，只講改革就是“實現一個目標：使混合所有制經濟成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而且提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具體目標有四個：一是大部分國有企業逐步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企業;二是根據我國發展實際，混合所有制企業逐步降低國有股權比重;三是支持非公有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重組;四是國有資本也可以參與到非公有制經濟中。”顯然，這是典型的“為混而混”。首先，他把“混合所有制”這樣一種改革中應該根據實際情況而選擇的具體形式和手段，講成國企改革的唯一目標，否定了習總強調的要加強國企這一總目標和完善國企制度這一關鍵;其次，在所謂的“具體目標”中，前三條目標指向非常清楚，就是不顧實際，要對絕大多數國企搞一刀切、刮風式的“一混了之”，“支持”私資外資改造重組國企，并且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戰略氣魄”提出了在混合所有制企業中還要“逐步降低國有股權比重”這樣一個不斷推進私有化的發展趨勢;再次，在“具體目標”的第四條巧妙使用了“也可以”(而不是“支持”)這樣一個詞匯，說明對國有資本參與非公經濟的態度是不支持不反對(其實全篇也未再提出一句實施意見)，誰都能看出，不過是虛晃一槍、掩人耳目而已。

　　習總所批判的那種片面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甚至要讓國企“消失”的危險傾向，不正活生生地擺在我們面前嗎?民眾不是傻瓜，不管你改革的調門唱得多高，只要按你這種改革取向，客觀可預見的結果不是加強國企，而是瓦解和削弱國企，就不可能承認這是真改革，只能認定這是走邪路。說穿了，這位彭副主任就是用偷梁換柱的手法，借發展“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名義，推出扭曲三中全會精神的企圖削弱國資國企、逐步實現徹底私有化的“改革”意見，其目的根本不是強我“命門”，而是衰我“命門”，乃至滅我“命門”。

　　(二)“增量發展原則”不容否定

　　要實現加強而不是削弱國企的總目標，就必須保證通過改革，國有資產在總量和占比上都得到明顯提升。習總書記特別指出，在改革中，國企領導“肩負著搞好國有企業、壯大國有經濟的使命”。什么叫壯大國有經濟?直接指標，就是國有資產不僅在絕對量上，而且在相對量上，即在社會總資產中國資所占比重和國資所控制的資產比重，都應當比過去有較大提高，這是國有經濟得以加強的最起碼標志，離開了這條，改革就沒有說服力。

　　要做大國有資本，就要求國企改革在調整產權結構和發展混合所有制中，必須實行“增量發展原則”，即“做加法不做減法”。具體方法既可搞新項目合資合股，也可老項目吸收參股增資擴股，這才叫“多元投資”、“合力共進”;如果搞“以賣代混”，把國有資產的存量轉讓給私資、外資搞“多元化”，那就不是加強國企，而是要搞掉國企!為此，國資委確定了“堅持在增量基礎上發展混合所有制原則”。這是一項有決定意義的重要原則，是混合制改革不可舍棄的大前提。正如楚序平主任一再強調的：“發展混合所有制必須在增量資產上混合，以有利于在新形勢下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更好地集聚社會資本發展規模經濟，絕不能搞國有經濟大規模撤退、大規模減持，絕不能影響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發揮主導作用，要堅決防止出現拋售優質國有資產浪潮。”國資委主辦的《國企》還專門發文《混改宜重“增量”》，指出：“地方政府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積極性是值得肯定的，令人憂慮的是這些文件都沒有提到國資委提出的‘增量發展原則’，而是把目標指向了國資存量，硬性要求按企業分類劃分控股比例進行股權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難想見，如果這些文件被真的執行，就勢必造成在全國范圍大比例地拋售現有優質國有資產，而國資委所主張的‘絕不能搞國有經濟大規模撤退、大規模減持，絕不能影響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發揮主導作用，堅決防止出現拋售優質國有資產浪潮’就會變成一句空話。”言之鑿鑿，令人警醒!

　　可是，這位彭建國副主任卻公然唱起反調，大談國企“通過產權多元化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要“涵蓋兩個方面：存量與增量的產權多元化”。首先是搞國企“存量產權多元化”，“大力鼓勵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國有企業改革”，也就是向私資外資拋售國企優質存量資產，還具體提出要把“中央企業母公司層面的股權結構”，按照“四種形式：少數涉及國家安全的企業為國有獨資;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企業實行國有絕對控股;部分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企業實行國有相對控股;在國家不需要控股的企業，實行國有參股或退出”的方案，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造。然后才是“增量產權多元化”，“在增量產權多元化的新設混合所有制經濟中，國有資本是否控股、參股或不參與，可以參照存量產權多元化的做法”。這一招，何其陰毒乃爾!

　　所謂“涵蓋兩個方面”，實際上是以“存量資產轉讓”為前提，以此來徹底否定“增量發展原則”，達成私有化之目的。因為，只要一旦放棄“增量發展原則”這個前提，拿現有國資的存量開刀，按照企業分類劃分的控股比例進行股權多元化的“混改”，那么“國資控股比例”就會被倒過來變成“國資拋售比例”，不可避免地造成全國范圍的國有經濟大規模撤退、大規模減持，造成大比例拋售現有優質國有資本，其結果就不是“合資共進”，而是“國退私進”、“中退外進”，國資國企就不但不可能得到加強，而必定會被削弱，遭受顛覆性、毀滅性打擊，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堅持不堅持在增量上發展混合經濟，是事關國企改革成敗的要害問題，也是衡量真假國企改革的試金石!

　　更何況，這位彭副主任還十分明確地把矛頭直指“中央企業母公司”，大有“殺雞取卵”、“斬草除根”之來勢。

　　人們都知道，改革以來，我國現存的集體經濟已極為薄弱，應當占主體地位的公有制經濟只能靠所剩不多的國有經濟勉為支撐，而國有經濟在全國總資產中所占比重卻已衰減得比許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還低。這種結構現狀，雖是以往改革歷史所致，但與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要求極不相稱，與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社會化生產力發展要求也不相適應，必須通過深化改革來扭轉。這也是習總書記反復強調改革要加強國企、壯大國有經濟的意義所在。而這位彭副主任信奉的還是過去的那一套“崽賣爺田不心痛”的“敗家哲學”，即“一講改革就是賣，不賣不算改革，賣光才算改革成功”，只不過他這次是把沾滿國家和人民利益鮮血的“大刀”，向所剩無幾的全民財產“家底子”——國企優質存量資產“砍去”，向習總書記所講的國民經濟、共產黨執政和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基礎的重要支柱——中央企業“砍去”，向國際壟斷資本財團和國內買辦利益集團又恨又饞的“眼中釘”和“碗中肉”——大型中國國企的母公司“砍去”，其假改革、真掠奪的用心昭然若揭!全世界都知道，一國國有經濟的存量資產轉讓，就是經濟根基的掘毀;國企母公司的私有化，就是國民經濟的徹底私有化。如此親者痛、仇者快的所謂改革意見，竟出自國資委的這位“領導同志”之口，讓人們該作如何理解?你究竟是國資委的領導，還是私資委、外資委的代表?

　　(三)私有化改革方案不容推行

　　習總書記在關于三中全會決定的說明中指出：“全會強調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強調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在兩會期間又強調：“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改革關鍵是公開透明。”這就說明：第一，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可動搖，絕不能讓非公經濟取而代之;第二，發展作為基本經濟制度的一種重要實現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指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而不是放棄國有資本和集體資本即公有有經濟之間的交叉參股融合，只向私資外資開放，更不是放棄公有經濟控股主導，而把國企陣地讓給非公經濟占領;第三，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和提高競爭力，而絕不是讓國有資本“見好就退”、“見利就讓”，退出效益好的一般競爭性領域，只干“賠本買賣”;第四，改革成敗的關鍵是公開透明，防止假改革之名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搞私有化腐敗。

　　國資委研究中心楚序平主任也強調：“三中全會決定說得很明確，發展混合所有制，目的要探索基本經濟制度的實現形式，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提高國有企業競爭力。只要符合這個目標，都可以混合，反之就不能混合。發展混合所有制與搞好國有企業是有機統一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不能為了混合而混合，更不能開列一個所謂‘清單’，導致國有經濟的大規模退出。”“那種‘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的觀點只能導致徹底私有化，不符合三中全會精神,不符合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是完全錯誤的。”“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要準確界定不同國有企業功能，國有資本加大對公益性企業的投入，服務于國家戰略目標，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重點提供公共服務、發展重要前瞻性戰略性產業、保護生態環境、支持科技進步、保障國家安全。這其中多數都是競爭性領域。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沒有什么行業不是充滿競爭的。要求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必然導致國有經濟退出所有經濟領域，其本質就是徹底私有化。”“要堅持公開透明原則防治國有資產流。2013年，全國國有企業(非金融)資產總額91萬億元，所有者權益32萬億元，這是建國以來全國人民辛勤勞動積累的寶貴財富，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也是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一個銅板都不容許流失。必須規范國有產權交易，通過上市和產權市場發現價格，通過進場交易、競價交易實現陽光操作、公開透明。要特別重視解決違規進行資產評估、惡意串通低估評估值、把優質資產分離到副業、通過境外殼公司弱化監管等約束管理等問題，最大限度控制自由裁量空間，最大限度消除尋租空間，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可是，這位彭建國副主任在文章中閉口不談這些代表中央和國資委的國企改革精神，既是概略地、又是相當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私有化改革方案。

　　——“實現一個目標”。即改革就是為混合而混合。強調的是絕大部分國企都“混”，“支持非公有資本”來“混”，“混”過了還得再“逐步降低國有股權比重”，直至徹底私有化。

　　——“涵蓋兩個方面”。鼓吹以“存量產權多元化”為前提，而“增量”照此辦理。強調的是“大力鼓勵”非公經濟瓜分國資存量，以央企母公司為重點轉讓優質國有產權，而且在大量的所謂“國家不需要控股”的競爭性企業，放棄國資控股權，“實行國有參股或退出”。

　　——“引入三種資本”。提出“混改”引進的只有三種資本：一是中外非公有制企業資本，混進來參與國企改制;二是國內外自然人資本，在公開上市的二級市場上購買股票投資;三是內部高管持股和員工持股。可見，這是完全向私資、外資敞開了大門，而完全排斥了習總所指明的國有資本和集體資本即公有有經濟之間的交叉參股。其實質是，從混合所有制經濟的資本構成上就根本否定了公有制主體地位。

　　——“采取四種方式”。羅列出“混改”方式：一是股份制改造;二是企業上市;三是產權交易;四是引進戰略投資者。其中，強調的重點“主要是允許非公有資本參股，進而成為混合所有制企業”，而對如何防止化公為私，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如何規范國有產權交易，防止私下交易、暗箱操作;如何公開規范進行資產評估，防止國資價值被低估，造成稀釋國有股權，變相賤賣國有資產等，一概不予提及。

　　——“打破五種界限”。強調“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混合指的是不同經濟成分的混合，為此必須打破各種不利于混合的界限”。一是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的所有制界限;二是中央與地方的層級界限;三是各企業監管部門的系統界限;四是產業與金融的行業界限;五是國內與國外的國別界限。看起來似乎有理，其實是“混”不設防、不要底線。給人一種邏輯：改革就要“混合”，“混合”就要打破一切界限，整個國民經濟就要徹底開放，從此可以敞開大門，無所顧忌地擁抱私有資本和外國資本了，一切阻礙私資和外資流動和占領我國經濟領域的界限都不允許存在。其包藏的禍心是，借“混合”搞“變天”，對內可名正言順地突破基本經濟制度界限，變公有制主體為私有制主體;對外可順理成章地突破“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界限，聽任外國資本控制和占領我國家命脈產業、戰略產業和關系國計民生的，借助國際壟斷資本力量全面掠奪我國民財產，控制我經濟體系，以中國經濟附庸化倒逼私有化，造成不可挽回的惡果。

　　由上可見，這個“一二三四五”還真不是數字游戲，而是極具欺騙性、誤導性、險惡性的私有化改革的政治套路。一派國企私有化的謬論，出自于國資委研究中心的領導之口，而且是副主任敢向主任叫板，敢與習總書記指示精神唱對臺戲，還能在中央黨報發表，看來是有私有化后臺強硬撐腰的，反映了當下中國兩條國企改革道路的斗爭進入白熱化較量。

　　“命門”危在旦夕，人民豈能坐視?但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能把準把穩改革的方向舵，但愿我們的黨和國家不要犯顛覆性錯誤!

　　(作者是昆侖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附錄：

　　彭建國: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近年來，我國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方面積極探索，取得了明顯進展。當前，應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進一步明確思路，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實現一個目標：使混合所有制經濟成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我國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從實際情況看，公有制經濟主要是指國有經濟。國有企業改革的大方向，是通過改革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更好實現基本經濟制度。這是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目標。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具體目標有四個：一是大部分國有企業逐步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企業;二是根據我國發展實際，混合所有制企業逐步降低國有股權比重;三是支持非公有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重組;四是國有資本也可以參與到非公有制經濟中。這樣，通過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使國有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有機地融合為一體，促進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切實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

　　涵蓋兩個方面：存量與增量的產權多元化。國有企業通過產權多元化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存量產權多元化。大力鼓勵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國有企業改革。中央企業母公司層面的股權結構主要有四種形式：少數涉及國家安全的企業為國有獨資;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企業實行國有絕對控股;部分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企業實行國有相對控股;在國家不需要控股的企業，實行國有參股或退出。另一方面是增量產權多元化。新設企業允許非公有制經濟參股，新投資項目允許非公有制經濟參股。在增量產權多元化的新設混合所有制經濟中，國有資本是否控股、參股或不參與，可以參照存量產權多元化的做法。

　　引入三種資本：非公有制企業資本、自然人資本、員工持股。一是引入民營資本或外國資本。民營企業或外資企業等非公有制企業可按照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則，通過多種渠道和方式，參與國有企業改制重組或國有企業新投資的項目。二是國內外自然人資本。在公開上市的二級市場上，購買股票的多數是自然人。此外，與企業產業鏈、價值鏈密切相關的外部自然人如供應商、銷售商等，可投入資本參與國企改制重組或新投資項目。三是內部員工持股。員工持股形式通常有企業高管持股、業務骨干(包括中層管理人員、技術骨干、營銷骨干等)持股和全員持股。實行員工持股，可以使企業員工與企業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

　　采取四種方式：改制、上市、交易、引進投資。一是股份制改造。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主要是允許非公有資本參股，進而成為混合所有制企業。二是企業上市。根據企業的具體情況決定整體上市或業務板塊上市。三是產權交易。國有企業產權的出售、國有股權的退出通過產權市場公開交易，是一種比較規范、透明、公平的方式。四是引進戰略投資者。主要有兩類：一類是產業型戰略投資者，其所從事的業務一般與企業生產經營關系密切，投入后一般沒有退出的打算。另一類是股權投資基金等財務型戰略投資者，主要關注資本運作，通常企業上市后便會逐步退出。

　　打破五種界限：所有制、層級、系統、產業、國別界限。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混合指的是不同經濟成分的混合，為此必須打破各種不利于混合的界限。一是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的界限。打破所有制界限，使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更好地融合。二是中央與地方的界限。目前，我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是國家統一所有、各級政府分級管理。發展混合所有制，應打破層級界限，使中央企業與地方企業更好地結合起來。三是系統內與系統外的界限。目前，工業、能源、通訊、除鐵路外的交通運輸等行業屬于國資委系統監管，金融、鐵路、煙草、文化、教育等行業由其他部門監管;中央企業資產占全部國有資產的比重只有31.3%。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必須打破監管系統界限，形成全國一盤棋。四是產業與金融的界限。金融資產數量大、分布廣泛，產融結合是現代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因此，應打破產業界限，使實業與金融有機融合起來。五是國內與國際的界限。國有企業引入國外資本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不僅可以拓寬融資渠道、轉換經營機制，還可以利用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國際市場開拓，從而達到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目的。

　　(文章來源：人民日報;作者：國資委研究中心副主任 彭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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