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有企業需要改革，原因不言自明。據德意志銀行的數據，中國約有15.5萬家國有企業，其中近1/3被中央政府持有，這些企業的利潤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政府補貼。

　　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資深研究員、世界銀行前中國業務局局長黃育川曾撰文稱，截至2012年末，中國國有企業負債是其收入的4.6倍，而民營企業僅為2.8倍。與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8年相比，民營上市公司的債務利潤比下降了5%，而國企上市公司的這個比例則上升了33%。民營企業的營運現金流量與流動負債比為60%，而央企僅為30%。

　　彼得森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Nicholas Lardy認為，市場的作用增大、私營企業崛起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從1978年改革開放零起步，到如今中國產出的逾2/3由私營企業創造，中國實際經濟增長擴張了25倍。同期，幾乎所有的就業增長都是由私企創造的，他們也是推動出口增長的主力軍。

　　國有企業份額收縮的原因在于其入不敷出，依然是經濟增長的拖累。如果中國實施去年宣布的經濟改革，特別是消除國有企業在能源領域的天生壟斷地位，讓市場成為資源分配的決定因素，那么私營企業將取代國有企業。這也將允許中國維持相對高的經濟增長，繼續成為全球增長的領先驅動力。

　　但英國金融時報評論，政府大肆宣傳的國企改革絕不是分析的這么回事。

　　德意志銀行表示，自去年11月十八大三中全會以來，平均每兩天就會有關于國企改革和放松監管的令人矚目的聲明。渣打銀行經濟學家王志浩也說，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經喊了近20年。即便如此，十八屆三中全會依然強調國企是中國經濟“支柱”。

　　麥格理的研究報告也認為，包括中石化在內的大型國企實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只不過是需要為分紅融資，也為未來需要花費巨資的巨無霸項目騰出空間。

　　金融時報認為，即使國企真的正在實行改革，也不意味著中國政府會放棄對這些經濟“命脈”的掌控。較為現實的希望是，中期內，國有企業將逐漸退出競爭性領域，給市場化改革騰出空間。

　　德意志銀行的報告給出了幾點國企改革的方法：

　　10到15年前的國企改革意味著私有化，或者關閉逾15萬家國企。十八大三中全會并未提及私有化。但我們認為，今天的國企改革策略與當時是類似的：改變競爭的環境，并淘汰那些沒有補貼就無法存活的企業。至于如何實現該目標？我們認為，可以從政府提到的“資產管理”公司這里尋到答案。今年7月，國資委選擇了6家中央企業作為改革試點企業，其中中國醫藥集團和中國建材入圍中央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試點;中糧和國投集團入圍中央企業改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這六家國有企業里，有四家(即中國節能環保集團、中國建材、新興際華集團和中國醫藥集團)將進行董事會高級管理人員選聘、業績考核和薪酬管理職權試點。這些資產管理公司料將像新加坡的淡馬錫(Temasek)那樣專業地管理投資組合。參照淡馬錫模式，中國政府正在建立的資產管理公司/控股企業預計會保留，并增持那些經營狀況能夠改善的公司，并放棄那些狀況難以改善的企業。

　　原則上，政府預計會維持具有戰略重要意義的商品和服務領域，或者那些天生壟斷領域的控制權。我們預計，那些在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將被出售。同樣地，10個省市自治區已經宣布建立類似的控股公司/資產管理公司。這讓人想到，大部分國有企業都是由地方政府掌控的（盡管不是通過資產）。資產出售可能為地方政府輸送大量金融資源，我們預計通過該途徑，地方政府能獲得6萬億人民幣資金，這可能明顯降低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一個值得關注的點在于，一些地方政府正把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轉變為地方政府擁有的國有企業，并將其囊括進企業重組中。

　　但盡管政府表示，要將國有企業分為小部分由政府繼續控制的壟斷企業，以及大部分逐漸出讓的競爭性領域的企業，但壟斷/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企業與競爭領域企業間的邊界正變得模糊。舉例而言，盡管政府認為電訊領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但工信部還是向多家民營企業頒發虛擬運營商牌照。類似的，發改委在7月份批準了3家民營企業建立銀行的申請。而在醫療保健領域，政府計劃在2015年底前，將民營醫院在醫療市場占比提升至20%，并放開民營醫院的服務價格。

　　資產出售并不需要將整個公司都出售。中國政府的國企改革主題是“混合所有制改革”，這一小步可能引導改革走向成功，或者一無是處。如果政府不改變對國企的控制，那么資產出售不太可能提升國企的效率。

　　舉例來說，中石化計劃出售30%的成品油零售業務，可能令其有更好的機會提升盈利能力。但僅僅通過出售加油站并不會改變中石化特許經營的模式。

　　更有意思的，或許是更接近中央政府希望國企改革所實現的，是向民營投資開放鐵路。通過吸引私人資本進入鐵路行業，很可能是通過投資新的鐵路線路或其他運作，或者是通過與中國鐵道部合資經營的模式，政府希望不僅僅引入新的資本，還有新的理念，同時開始打破國有企業的壟斷。我們也可以想象類似的模式被引入收費公路、機場等。中央政府事實上已經提出向私人資本開放原油和天然氣勘探和開發。

　　我們注意到，與這些進展相關的是近期發改委頻頻對企業進行反壟斷調查。海外媒體和投資者很大程度上只在海外企業牽涉進反壟斷調查時才會關注該話題，但我們看到了更積極的一面。競爭性領域和天然壟斷領域都有國有企業的身影。無論是汽車零件還是保險領域，發改委反壟斷調查背后傳遞出來的信息是，即使是國有企業，如果他們在競爭性領域運作，也難保不濫用其市場支配力。這些針對壟斷行為的調查可能同樣被當成政府引導公眾關注扭曲市場的國有企業。因為這些國有企業壟斷，所以需要改革。

　　而關于所有制改革，一些企業已經宣布通過在公司架構下轉移資產，從而使上市實體持有更多資產。今年五月份中信集團通過注資中信泰富在香港實現整體上市就是最著名的例子。類似的舉措提升了國有企業的透明度，因為相比于非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公布的財報遠遠更具體，公布頻率也更高。但這是否能增強國企效率取決于管理層是否有動力做出必要的經營運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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