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方系網站之一--21世紀網收百余家企業“保護費”達數億元事件在發酵。著名媒體人、重慶(雷政富)事件、河南洛陽性奴案揭露者紀許光在微博上披露：

　　【獨家：職業操守、人品都沒了!剛得到消息，@21世紀網 特大敲詐案犯罪嫌疑人互咬，導致多名南方系高管及門戶網站內鬼被查。案發后曾有人大叫"全中國的媒體都敲詐，21世紀網有點冤"，這些執筆中國的一線記者腦殘程度已令人震驚。還是被抓記者@31王卓銘 有哲理："看著大家也都不穿褲子，莫名的快感。"】

　　貓財經微博稱，【貓妹消息，21世紀網基本確定關閉。】

　　記者站網更稱：【快訊：據相關人士介紹，21世紀網被吊銷所有網站資質，人員全部遣散，公司注銷！】

　　與此同時，9月12日，《南方周末》刊發文章紀念十年前的“郎顧之爭”，一改《南方周末》之前鼓吹國企私有化、為公知站臺的一貫立場，批鼓吹國企私有化的陣營搞“不爭論”，封殺不同言論，違背鄧小平理論;批某些右翼學者搞極左，罔顧事實，提出的主張脫離中國實際;批公知政治投機、利益代言、漠視不公和道德缺失。該文標題為《“郎顧之爭”十周年祭—關于國企改革理論分歧的思考》。

　　該文分析，我國圍繞著國有企業改革方向的爭論，形成了兩大陣營。其中，堅持“私有化”改革的陣營抬出了“不爭論”，“作為回避過早觸及核心議題的擋箭牌”。該文認為這種做法違背了鄧小平同志提出“不爭論”的初衷。該文認為：

　　【小平同志所說的“不爭論”，是針對某些不涉及原則、立場和方向的具體措施和手段而言，以免無休止的糾纏耽誤了改革發展的時機。對于涉及原則、立場和方向的重大理論問題，小平同志從來都是旗幟鮮明主張“要爭論”的。】

　　【“郎顧之爭”中的國有資產私有化議題，就是一個必須爭論且繞不過的重大理論問題。遺憾的是，“不爭論”被其中一方抬了出來，作為回避過早觸及核心議題的擋箭牌。】

　　該文認為主張私有化的精英們搞不爭論的手段“千奇百怪”，甚至在實踐層面搞違背中央的另外一套：

　　【有人干脆只做不說，根本不給你爭論的機會;有人爭論觀點是一套，實際路徑是另一套。如此這般，千奇百怪。十八屆三中全會主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也正在演變成一些人主張徹底私有化的依據。】

　　該文談及“郎顧之爭”把中國社會分成了對立的兩派—左派和右派，并批評一些右翼學者搞的是極左的一套：

　　【有些學者雖然被歸為右，但是在其行動哲學上卻是極左的一套，即罔顧客觀事實，脫離基本學理邏輯，極力渲染片面的、負面的、不實的數據材料，提出一些根本不適合中國國情和現實可能的建議和主張，并極力揶揄、丑化和壓制爭論對手。】

　　該文談及“郎顧之爭”把中國公知集體推到了前臺：

　　【“郎顧之爭”發端于2004年8月。同年9月，某周刊首次推出公共知識分子概念，并選出“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名單。】

　　并痛批公知：

　　【公共知識分子這個稱呼很快就成為網絡上嘲諷對手的代稱。導致“公共知識分子”聲名狼藉的原因有四點：政治投機、利益代言、漠視不公和道德缺失。在“郎顧之爭”中，某些公共知識分子這樣的表現可謂淋漓盡致。在“郎顧之爭”之后，在國企改革議題上，他們依然將大量缺乏基本立場、理論邏輯、客觀判斷和事實依據的言論訴諸媒體與網絡，讀來既令人憤慨，又使人汗顏。】

　　南方周末原文：

　　“郎顧之爭”十周年祭

　　關于國企改革理論分歧的思考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4106

　　編者按：重提“郎顧之爭”，是因為事涉國企改革的大問題。不遺忘、不回避、不漠視、不懼怕，勇敢地正視矛盾，積極地尋求解決之道，是“郎顧之爭”十年后仍值得再談的原因所在。本文不代表南方周末的觀點，僅供讀者參考，歡迎更多分析文章。

　　推動社會的改革與創新，僅憑激情和感覺是遠遠不夠的。在政治與民眾之間，需要一個充分發育的、具有獨立批判精神的公共知識分子階層，為社會決策提供專業、理性、客觀、系統的理論支撐。

　　爭論，還是不爭論

　　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在復旦大學的一場公開演講中，點名批評格林柯爾董事長顧雛軍在“國退民進”過程中“席卷國家財富”。顧雛軍強硬還擊，由此點燃了一場迅速席卷全國的“郎顧之爭”。

　　爭論從國企改革議題開始，迅速向深處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延伸。爭論的主體從學術圈迅速蔓延至社會各界。代表不同立場的意見領袖高調登場，形成了針鋒相對的兩大陣營。爭論雙方在亮出底牌后，似乎都感到議題的宏大與沉重，及理論準備的不足。顧雛軍戲劇般地鋃鐺入獄成為一個契機，爭論在沒有勝負結局的情況下，極其怪異地戛然而止。此后，爭論，還是不爭論，成為兩大陣營內心的糾結。

　　小平同志所說的“不爭論”，是針對某些不涉及原則、立場和方向的具體措施和手段而言，以免無休止的糾纏耽誤了改革發展的時機。對于涉及原則、立場和方向的重大理論問題，小平同志從來都是旗幟鮮明主張“要爭論”的。這在小平同志的思想理論體系里面有全面準確的表述，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實現理論自覺和理論自信的基本態度。

　　“郎顧之爭”中的國有資產私有化議題，就是一個必須爭論且繞不過的重大理論問題。遺憾的是，“不爭論”被其中一方抬了出來，作為回避過早觸及核心議題的擋箭牌。

　　十年過去了，當初繞著走的巨石卻依然橫亙在我們面前。“不爭論”并沒有使雙方的分歧因時間和形勢的變化而消弭，反而牽涉出更多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分歧一直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大潮底層潛行，長時間地積蓄能量，如今正在強有力地浮出水面，成為當今社會階層利益撕裂、改革共識破裂、政治訴求分裂的最危險因素。

　　如今，“不爭論”正在產生變種。有人把正常的爭論視為“反對國企改革”，企圖通過封殺不同聲音來制造“不爭論”;有人干脆只做不說，根本不給你爭論的機會;有人爭論觀點是一套，實際路徑是另一套。如此這般，千奇百怪。十八屆三中全會主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也正在演變成一些人主張徹底私有化的依據。

　　這場“爭論”遲早還要再來。這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拖延下去，最后的代價將超出所有人的心理預期。與其這樣，還不如來一場干脆的爭論。

　　“郎先生”歸來!“顧先生”歸來!

　　務實，還是務虛

　　“郎顧之爭”的發生，是國企改革的矛盾和問題不斷積累的結果。

　　回顧國企改革的整個歷程，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殘酷的事實：國企改革的理論創新一直滯后于實踐探索。國企改革是在理論準備不充分的情況下強行啟動的。現在回頭看，國企改革的前半段，至少在中國共產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以前，一直處在曲折的“試錯”過程中。十五屆四中全會作出了《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及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的進一步闡述，才逐漸形成了比較完整、科學的行動綱領，基本明確了國企改革的大原則和大方向。但是在此路線方針政策大框架之下，一些重大理論問題仍有待破解，涉及具體的改革細節，仍需要大量的理論充實、完善和創新。

　　一些人對此并不服氣。他們要么直接予以否定，要么進行相反方向的解讀，要么就在具體實踐上另搞一套。于是，理解與認識的分歧借助于理論的滯后，便將實踐上的搖擺和偏差不斷地放大，導致矛盾和問題的不斷積累。

　　理論的滯后又和中國學術界的浮躁有關。在國企改革理論探討中，許多研究成果不過是改革過程與經驗的總結，或他人學術觀點的匯總，以及對舶來品的中國語境表達而已。學術界越來越喜歡“務實”，喜歡在具體操作層面發表宏論。一些學者已然成為“學術明星”。他們拿捏著媒體的喜好，揣摩著大眾的情緒，習慣于就國企改革的某一個枝節問題，從某一個角度發表“靈感式”的觀點，說說而已，說完拉倒。

　　由于“務虛”與“務實”交錯在一起，導致焦點彌散。加上學術界自身的不足，更多的時候是各自表述，對天放空槍，結果誰都沒被打中。你說理論，他說實踐;你說實踐，他說國情;你說國情，他說世界;你說世界，他又說回理論。相互對罵來回繞，東拉西扯一團糟。

　　如果說改革開放前30年重“務實”、重實踐、重“怎么辦”、干起來再說，側重于讓實踐來檢驗真理的話，那么在矛盾已難以調和的當下，應該重“務虛”、重理論、重“怎么看”，看清楚了，再往下走，必須回歸讓真理來指導實踐。在把“道理”說清楚后，讓我們再懷著無比堅定的信心，朝著更加清晰的目標，重新上路。

　　左派，還是右派

　　十年前的“郎顧之爭”，要說有什么后遺癥，就是它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把中國社會分成了對立的兩派。人們把塵封已久的斗爭標簽——左派和右派——翻了出來，分別給兩大陣營的頭面人物貼在臉上。

　　由于絕大多數的人對左和右的準確含義并沒有深入的了解，相互摻雜了對好人、壞人、善人、惡人的角色認證，正常的學理爭辯也帶有了非理性的羞辱成分，甚至人身攻擊。與歷史上大不相同的是，被冠以右，可能還是一種時髦的雅稱，說明你敢說話、有擔當;被稱呼為左，基本上就是罵人了，說明你思想守舊，阻礙歷史前進。如果不幸被定性為極左，你基本上就沒有發言權了。比如某位被歸為左類的著名學者已公開抱怨：“現在的論壇基本上都不邀請我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學者雖然被歸為右，但是在其行動哲學上卻是極左的一套，即罔顧客觀事實，脫離基本學理邏輯，極力渲染片面的、負面的、不實的數據材料，提出一些根本不適合中國國情和現實可能的建議和主張，并極力揶揄、丑化和壓制爭論對手。

　　當下社會存在的左右之分，其實更多的是一種主觀臆想。有這個臆想在先，必定會影響我們對真理的認知，甚至影響我們整個追求真理的過程和手段。

　　真理是沒有左右之分的。它是什么就是什么。找到了真理，把握了真理，就不會有左右的搖擺。

　　也許真有那么一些人、一些團體或一些勢力，對所謂的右有著固執的偏好，但是這并不影響我們與之公平、公開地論戰，也并不影響我們從對手的身上發現尋找真理的線索。

　　因此向中國的學術界和媒體倡議：從此不再以左右自詡或者互封。在追求真理的途中，我們彼此就是不可或缺的對立統一體。

　　“郎先生”不必因左而以為就勝券在握，“顧先生”也不必因右而遮遮掩掩。讓我們回到學術圣壇，回到春秋諸子論戰的環境，為我們各自以為的真理而戰。

　　公知，還是良知

　　十年前的“郎顧之爭”，把中國公共知識分子集體推到前臺。

　　“郎顧之爭”發端于2004年8月。同年9月，某周刊首次推出公共知識分子概念，并選出“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名單。在這個50人名單及以后每年選出的50人名單里，那些在“郎顧之爭”中橫刀立馬的風頭人物赫然在列。

　　然而，公共知識分子這個稱呼很快就成為網絡上嘲諷對手的代稱。導致“公共知識分子”聲名狼藉的原因有四點：政治投機、利益代言、漠視不公和道德缺失。在“郎顧之爭”中，某些公共知識分子這樣的表現可謂淋漓盡致。在“郎顧之爭”之后，在國企改革議題上，他們依然將大量缺乏基本立場、理論邏輯、客觀判斷和事實依據的言論訴諸媒體與網絡，讀來既令人憤慨，又使人汗顏。

　　盡管如此，我仍要在此向全社會呼吁：其一，公共知識分子是一個偉大的稱謂(朱大可語)，請維護對公共知識分子的尊敬;其二，請公共知識分子找回自己的良知，守護這個偉大的稱謂。

　　推動社會的改革與創新，僅憑激情和感覺是遠遠不夠的。在政治與民眾之間，需要一個充分發育的、具有獨立批判精神的公共知識分子階層，為社會決策提供專業、理性、客觀、系統的理論支撐。

　　良知是指人類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識。人類越走向文明社會，良知的力量就越明顯。知識分子作為承載具象文明的人群，先天便具有更強烈的良知意識。

　　如果我們不相信良知的力量，那就真的無可救藥了。

　　中國正處于急劇的轉型時期，知識分子階層也在發生深刻的轉型。知識分子群體又該如何維系自身的良知?公共知識分子的良知又是什么?

　　其一，對歷史負責。要有歷史的負重感，凡事多從歷史的選擇與現實的延續角度思考答案，不可妄下論斷，更不可意氣用事，張口就推倒重來。

　　其二，對人民負責。說到底，學術理論只有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才能得到社會的認可。如果只是為少數人甚至權貴階層服務，那必定為君子所不齒。

　　其三，對學術負責。知識分子之所以有別于普通民眾，就在于其受過專業的學術訓練，能透過現象看到本質，能抽離具體到一般，有著嚴謹的邏輯推導能力，切莫犯下連普通民眾都知曉的邏輯錯誤和常識錯誤。

　　其四，對自己負責。知識分子應該是最珍惜自己名聲和氣節的人群，他們也因此品行而得到社會普遍的尊重。知識分子不能像政客那樣滴水不漏，也不能像市井潑皮那樣隨意罵街。他們應該是有理論，有實際，真性情，敢擔當。

　　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對學術負責，對自己負責。這應該是每一位公共知識分子的良知。在此基礎上展開爭論，不管誰勝誰負，我們離真理就不遠了。

　　最后鄭重呼吁：其一，要以高度的理論自信，營造“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理論探討環境。真理不怕爭論，要在與各種理論的較量中，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并由此教育和團結廣大民眾;其二，要支持和監督媒體在爭論中發揮公正、公平、公開的輿論平臺作用，糾正某些媒體演變為單方面理論流派輿論工具的傾向;其三，既要鼓勵和寬待基于理論層面探討的各種不同意見，更要制止違背憲法的言行。

　　謹此呼吁并建議，表達對“郎顧之爭”十周年的紀念。

　　(作者為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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